24.2 缺乏连贯性的改革趋向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15.2］，各种要素之间具有一种凝合力，相互补充而又彼此吸引。至少作为纯粹的理论原型，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就像是一座所有砖块都紧密粘合在一起的建筑物。
改革破坏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环环相扣的特征，而且没有能力建立新的秩序来替代旧体制。旧的规律只是部分适用，而且新的结构性规律还未能凝合在一起。一切都在流动着，或者说只有一点凝胶。社会充满了没有凝合力的各类要素：它们相互排斥而非彼此吸引。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介绍过许多这类内部矛盾。这里我们会有所重复，以此作为在改革阶段出现矛盾和缺乏连贯性的实际例证。我们将研究几对现象，看一看每对现象中两项内容相互吻合的程度，以及它们之间是否具有凝合力（或出现了什么冲突）。每对现象中的第一项内容均按照图15.1中逻辑顺序进行排序。
当体制对事件的控制逐步减弱时，对思想的控制也减轻了。在对僵化教条进行改革的第一个浪潮期间，党仍然可以自圆其说地提到马克思和列宁：他们并非僵化的教条主义者，他们也反对其他人把自己的思想观点奉为神谕。但问题是，很难再命令人们停止觉醒。过去真诚信仰经典社会主义
体制并且已经成为“训练有素的马列主义者”（党的术语）的官员开始怀疑斯大林犯了错误，或是在他的一两本书里，或是在他提出的某些主张里。于是官员们开始认为斯大林错误地运用了列宁的正确教导，甚至可能是以一种罪恶的方式运用了列宁的思想。在随后的浪潮中，同一批官员们开始怀疑列宁主义的基础。
自由化趋势的一个表现形式是它鼓励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和科学研究人员独自思考并且客观诚实地分析现实。但这会将人们引向何方呢？他们开始追寻探讨所有有害现象产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认知的过程是漫长的，第一个阶段从个人身上找出错误的根源。此时，斯大林和全国形形色色的小斯大林们被认作是坏蛋，他们应该承担全部罪责。下一个阶段是：问题不能只是归咎于个人，也要归咎于特定时期所采取的错误政治路线。再后来，即便这样也不能提供充足的解释。社会主义是好的体制，但迄今为止它所应用的特定版本（特定“模式”）是错误的。放弃的并不应该是社会主义，而是“国家社会主义”（南斯拉夫20世纪50年代的官方观点）、旧的“指令机制”（匈牙利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的官方态度）或者“行政命令体制”（苏联20世纪80年代末的官方看法）。“模式变革”而不是体制改变是必不可少的。
①在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权力集团对改革的顽固抵制最终被来自苏联领导的明确信息所打破。戈尔巴乔夫告诉他们，不能再指望苏联坦克帮助他们镇压任何起义；以前那种对东欧的军事干涉不会再出现。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意识形态有着相当严密的逻辑体系，它依赖于没有丝毫挑战余地的公理，并且由于是公理，也无须证明。举例说，其中一个公理是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出现的任何负面现象都是资本主义的余毒，或者特定个人的错误，或者阶级敌人蓄意破坏的结果，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体制的问题。另一个类似公理是党的领导作用（即党的垄断权力）。党的路线不管发生什么变化，都没有理由去怀疑上述公理的正确性。事实是：愿意改正自身错误才是党英明的标志。但是当进行改革时，却容许怀疑公理，而恰恰导致经典社会主义精心设计的逻辑结构受到挑战。
任何旧原则和旧道德的原理都不可能永远不变。如果意识形态没有出现混乱，那么一个信仰公有制的人怎么可能容忍私营部门甚至鼓励其发展？怎么会一边对计划大肆吹捧同时又决定逐步彻底抛弃它？历来竭力贬低市场却又公开声称要代表市场的利益？从前人们被规劝要做出牺牲和遵守纪律，而在改革过程中，物质主义、“没有报酬连肌肉都懒得动一下”的习惯、享乐主义和接纳“消费社会”的价值观越来越成为普遍接受的东西。公开立誓的革命者所信仰的清教徒主义和禁欲主义此时完全被当成一个奇特的时代错误。
另外两对缺乏连贯性的现象已经在前面的章节中详细讨论过：即官僚和私营部门的共生现象［→19.5］以及政党政治权力、国有制与市场社会主义市场协调机制之间的关系［→21.6］。这里仅仅需要指出这两对关系，以
及它们在引发改革过程的内部矛盾时起到的重要作用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研究改革国家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任何内部矛盾都不可能被彻底清除，也无法逐步得到解决。与此相反，每对矛盾又产生了新的冲突。每个改革国家的历史都充斥临时抱佛脚的急躁情绪：创造新事物的试验在进行，但总有某些领域会出现倒退的现象（或是向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复归），当然它再也无法完全恢复到最初的形式了。由于问题不断增多，领导层总是试图通过否认问题的存在来解决问题，或是在任何其他方法都行不通的情况下，就用强制的方式来解决。
总之，只要还保留着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它本身就具备一定程度上的稳定性和能量。但经历过改革的体制却天生不稳定，在有的地方它只能存在很短的时间，而在某些特定环境下也会允许它存在更长一段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