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及其大同的理念
革命者一般都个性突出、坚韧不拔。鲜有例外，他们都是起初在政治环境中处于劣势，而最后取得成功的，那是因为他们具有独特的领袖气质和个人魅力，能够激起群众的昂奋情绪，并能利用对手因开始走下坡路而产生的惶恐心理。
闹革命往往是为了某项具体的事业，一旦成功，便建章立制，形成新秩序。毛泽东所宣称的“大同”只是一种模糊的愿景，与其说是政治制度的重建，不如说是精神上的涅槃。
在中国历代皇帝中，毛泽东最欣赏的是秦始皇，这并非偶然。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建立统一政体，结束了战国时代。人们通常认为他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人。毛泽东还写诗赞扬秦始皇：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
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返文王。[1]
毛泽东是自中国统一以来第一位奉行消灭旧势力、打破旧传统的执政者。他认为破除古老腐朽文化的遗产会使中国重新焕发青春，即使有时需要使用暴力手段。正如他在1965年对法国哲学家安德烈?马尔罗所说：
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和习惯必须破除，中国现在还不是无产阶级国家，但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文化和习惯……思想、文化和习惯要在斗争中产生，只要复辟的危险还存在，斗争就必须继续。[2]
毛泽东曾经发愿，中国将要像原子一样将旧秩序彻底打破，同时动员人民爆发巨大的能量，推动中国取得更大的成就。
现在我们的热情已经动员起来。我们的国家正被激情的洪流所席卷。有一个很好的比喻：我们的国家就像一个原子……当它的原子核被粉碎时，释放出来的热能将产生巨大的力量。我们将能做到原来做不到的事情。[3]
作为这个进程的一部分，毛泽东发起了对传统思想的全面批判：儒家传统思想推崇天下大同，推崇中庸之道，追求平衡温和；任何改革都是渐进的，是对旧有价值观念的“恢复”。传统的中国尊古崇文；毛泽东则向中国传统的艺术、文化和思维方式宣战。然而，在很多方面，毛泽东所表现的正是他所谓的辩证矛盾体的化身。他公开地激烈反对儒家思想，却广泛涉猎中国历史典籍，喜爱引经据典。他提出“继续革命”的理论，但当中国的国家利益需要时，他可以不愠不火，从长计议；他采取的战略是利用国内和国际秩序中的“矛盾”形成的，但这一战略的最终目标，即他所谓的大同，却来自儒学。
因此，毛式治国方略是把儒家传统思想所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虽然他宣称在治国的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但却不可避免地依靠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制度，包括治理方法上带有的一些封建色彩，把治国等同于德化教育，革命他所深恶痛绝的繁复的官僚体系——毛泽东几次起来把这种体系打碎了，但随后又不得不重新建立起来。
毛泽东感到他的特殊使命就是奋斗不止，带领人民经过一次又一次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人民经历浴火重生，得到完全净化：
被推翻，例如眼前国民党反动派被我们所推翻，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被我们和各国人民所推翻，对于被推翻者来说，这是痛苦的，不堪设想的。对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则不是什么被推翻的问题，而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4]
在传统中国，皇帝一直是万物大同的核心。皇帝德威并势，身负维系天下，调和天、地、人的重任。在中国人心中，皇帝“教化”叛乱的四夷，使其归依；皇帝位于儒家等级制度中的最高点，为天下苍生指派各自合适的位置。
正因为此，直到近代，中国从未实行过西方意义上的“进步”。推动中国人入世的动力是改造世界——变乱世为治世的理念。孔子就宣布他的使命是在礼崩乐坏的社会中克己复礼，使天下重回盛世。
毛泽东认为他自己的作用正好相反。大同理想只有经历长期痛苦的过程才能实现，在这一过程中，谁都可能成为牺牲者。根据毛泽东对历史的解读，儒学使中国积弱；它宣扬的“和”是一种奴役。要进步就必须经过相互矛盾的力量间一系列残酷的较量，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如果这些矛盾体自己不现身，共产党及其领导者就必须继续革命，如有必要，甚至与自己斗争。
1958年，在称为“大跃进”的全国经济集体化运动开始时，毛泽东提出了他关于中国不断前进的设想。他说，每一波革命行动都是一场新革命的前奏，需要加快这种新斗争的到来，这样人们才不至于松懈，满足于已有的成就：
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5]
革命干部群众要接受越来越困难的考验，斗争的间歇要越来越短。毛泽东写道：“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
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6]
然而，一个永不安定的国家如何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一员？如果继续革命的理论不打折扣地完全实行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动荡不已，甚至可能陷入战乱之中。重视稳定的国家会联合起来反对它。但如果它试图构建一个对别国开放的国际秩序，或加入现存的国际秩序的话，那么与献身于继续革命的人的冲突就在所难免。这个难题困扰了毛泽东一生，最终也没能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