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新千年
江泽民任期结束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转折点。之前，中美对话的首要话题是中美关系本身，而江泽民作为领导人是美国的最后一位对话对象。在此之后，双方的兴趣开始有所交集，如果说信念还不一致的话，做法上却已经形成合作共处的模式。中国和美国不再拥有共同敌人，但也没有形成共同的世界秩序观。前一章提到，江泽民在与我们的那次长时间谈话中显然深思熟虑，这阐明了一个新的现实：美国和中国之所以认为彼此需要，是因为两国都太大，不可能被他人主导；太特殊，不可能被转化；太相互依赖，承受不起彼此孤立。除此之外，还有可以达成的共同目标吗？希望达成什么结果？
新千年象征着新的双边关系的开始。中国和美国的新一代领导人上台主政：中国方面是以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为首的“第四代领导人”，美国方面是乔治?W?布什政府以及2009年开始的奥巴马政府。双方对之前几十年的颠簸起伏都怀着矛盾心理。
胡锦涛和温家宝以前所未有的观点看待管理中国发展、确定国际角色的任务。他们也是在中国毫无争议地崛起为大国之后首批承担国家重任的人。
胡温二人都亲身经历过国家的虚弱，见识过复杂的国内挑战。20世纪6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所有大学都被关闭，胡锦涛和温家宝是在此之前最后一批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的学生。胡锦涛在清华大学（红卫兵活动的中心）就读，他留校任政治辅导员和研究助理，亲眼看到了各派之间争斗导致的混乱，而且有时还成为斗争的目标。[1]后来毛泽东决定制止红卫兵捣乱破坏，派这一代年轻人去农村劳动。胡锦涛也难逃这种命运，他被派往中国最荒凉的地区之一甘肃省，在一座水电站工作。温家宝刚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也接到了类似的分配，被派往甘肃参加采矿工程，一干就是十多年。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遥远的西北边陲，胡温二人在党内的职务一步步提升。胡锦涛升任甘肃省团委书记，温家宝则成为省地质局的副局长。在那个动荡和革命的年代，两人都凭借坚定的意志力和出类拔萃的能力脱颖而出。
胡锦涛再一次被提拔是在北京的中央党校。1982年，他受到了时任党总书记胡耀邦的关注。胡锦涛1985年被提升为中国西南地区贵州省委书记，他当时43岁。[2]他在贵州这个有大量少数民族的贫困省份的工作经历，为他获得再次任命作好了准备。1988年，他被任命为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温家宝是1982年被调回北京工作的，在中共中央的岗位责任越来越重要，成为连续三任中国领导人值得信任的高级助手。
胡锦涛和温家宝都亲身经历过1989年的风波，因此到2002~2003年担任国家最高领导时，他们已经对中国的复兴有了与众不同的看法。他们在严酷而不稳定的边陲得到了历练，在1989年事件时担任中层领导，深刻意识到中国国内挑战的复杂性。在长期持久的国内增长、成功进入国际经济秩序之后，他们掌舵的中国已经无可置疑地成为世界大国，影响力遍及全球每个角落。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让中国人能够重新找到其历史优势。但是像其他中国领导人时常暗示的那样，邓小平时代是试图弥补失去的时间。在这个时期，有一种特别吃力的感觉，人们对中国的失策也有一种几乎无辜而窘迫的情绪。江泽民表现出毫不动摇的自信和温和，但他执掌的中国仍在从国内危机中复苏，努力重新获得国际地位。
直到世纪之交，邓小平和江泽民时期的努力才结出果实。胡锦涛和温家宝主政的中国已经不再感觉受制于向西方技术和体制学习。中国已经足够自信，可以拒绝甚至巧妙地嘲讽美国的改革训诫。它现在可以按照实际力量而非长远潜力、最终战略角色来实施外交政策。
运用实力达到什么目标呢？北京最初的策略大多是渐进的、保守的。江泽民、朱镕基通过谈判让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完全参与国际经济秩序。胡锦涛和温家宝的中国首先追求常态和稳定——在官方的表述中，目标是建立“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国内议程是集中精力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和谐。因为众多民众既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也感受到了难以适应的不平等。外交政策避免采取剧烈动作，慎重应对国外要求中国发挥更大国际领导作用的呼吁。中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包括与美国的良好关系），获得原材料以确保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即便已经跻身经济超级大国行列，中国依然对发展中国家情有独钟，这也是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遗产。
新一届美国政府也象征着同样的代际变化。胡锦涛和布什都旁观了20世纪60年代国家的创伤经历：中国是“文化大革命”，美国是越南战争。胡锦涛得出结论，社会和谐应是他主政期间的指导方针。布什在苏联崩溃的余波中上台，美国的必胜主义者认为，美国有能力重塑世界的面貌。小布什毫不犹豫地打起美国价值观旗帜，实施外交政策。他热情洋溢地谈论个人自由和宗教自由，访问中国时亦是如此。
布什的自由议程所规划的是非西方社会极其迅速的演变，然而，在外交实践中，布什克服了历史上美国在布道方式与实用手段之间的模棱两可。他没有通过理论建设来做到这一点，而是明智地调整了战略重点。他从不质疑美国对民主体制和人权的承诺；同时，他也关注国家安全，认为如果没有国家安全，任何道义目标都只能是空谈。尽管在美国内部辩论中被批评支持单边主义，但布什在与中国、日本、印度等以国家利益考虑为重的国家打交道时，成功地改善了与它们的关系，成为美国有建设性的亚洲政策的范本。布什担任总统期间，中美这两个大国实事求是地对待对方，任何一方都不奢望对方支持自己的所有目标。在国内治理等问题上，双方的目标并不相容，但双方依然在足够多的领域找到了利益契合点，培养出越来越深的伙伴关系意识。
2003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提议就以“台湾”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举行全民公投，华盛顿和北京的立场逐渐拉近。这样的举动将违背美国在三个联合公报中的承诺，于是布什政府官员向台北转达了反对意见。2003年12月温家宝访问华盛顿时，布什重申坚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并补充说华盛顿“反对中国大陆和台湾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决定”，暗示提高台湾政治地位的公投得不到美国的支持。温家宝以相当直白的语言表明希望和平统一：“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我们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努力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4]
这一新合作的原因之一是“9?11”恐怖袭击把美国的战略重心再次从东亚转移至中国和西南亚，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开辟战场，执行打击恐怖主义网络的计划。中国不再是国际秩序的革命性挑战者，而开始关注全球恐怖主义对自己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特别是新疆。中国马上谴责“9?11”袭击，提供情报和外交支持。伊拉克战争前夕，中国在联合国显然比美国的一些欧洲盟国还不愿对抗美国。
然而在更为根本的层面上，中国和美国对如何应对恐怖主义开始产生分歧。对美国向伊斯兰世界出兵、布什政府明确宣称推动民主化转型等做法，中国依然只是勉强旁观。对于国家同盟以及外国政府的构成，北京依然愿意不加道德判断地调整立场。它主要关注的是继续获得中东的石油，以及（塔利班倒台之后）保护中国对阿富汗矿产资源的投资。这些利益得以实现之后，中国并不质疑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的行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还欢迎这些行动，因为这代表美国的军事力量移出东亚）。
中美交往的范围标志着中国在地区和世界事务中重新确立了重要角色。中国追求平等的伙伴关系，这不再是一个弱者不自量力的要求，而是日益成为由经济和金融实力支撑的现实。同时，在新的安全挑战和不断变化的经济现实的推动下，以及政治经济影响相对变化之下，两国都在就国内目标、世界角色以及相互关系进行彻底的辩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