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美国的窘境
1989年初，铁板一块的苏联阵营在东欧开始显出裂痕。同年11月，柏林墙倒塌，最终苏联自身也走向解体。然而中国似乎国内稳定，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处于自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的最好时期。中国与美国关系的改善尤其显著。两国为挫败苏联对阿富汗的占领相互配合；美国向中国出售了相当数量的武器；双边贸易逐步增长，从内阁部长到海军舰只的交流极为频繁。
仍然执掌苏联的戈尔巴乔夫计划在5月份访问北京。莫斯科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北京提出的三个条件：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苏军从中苏边境回撤；越南撤出柬埔寨。在北京举办的国际会议越来越多，包括当年4月的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会议。该行是一个多边发展组织，三年前中国刚刚加入。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亚行的这次会议为正在演变中的戏剧性事件埋下了伏笔。
1981年，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胡耀邦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1986年赵紫阳接替胡耀邦任总书记后，胡耀邦依然是政治局委员。在1989年4月8日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73岁的胡耀邦突发心脏病。经他的同事现场抢救后，胡耀邦被送往医院。住院期间，胡耀邦心脏病再度复发，于4月15日逝世。
和1976年周恩来去世一样，胡耀邦的去世引发了政治色彩浓厚的悼念活动。不过1976~1989年间，政府放松了对言论的限制。1976年，悼念周恩来的人借批评封建朝代的宫廷政治影射毛泽东和江青；而1989年悼念胡耀邦的示威者则指名道姓抨击他们的批评对象。由于“五四运动”70周年即将来临，气氛本已十分紧张。“五四运动”是1919年中国民族主义者发动的一次运动，抗议中国政府的软弱和《凡尔赛和约》中的不平等条款。[1]
胡耀邦的崇拜者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和挽诗，很多人赞扬这位前总书记热情支持政治自由化，呼吁在今后的改革中将他的精神发扬光大。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学生利用这一机会表达他们的不满。北京的学生团体提出了7项主张并威胁上街示威，直到政府接受他们的要求。其实并不是所有学生团体都支持每项主张。各种各样的不满情绪前所未有地汇集在一起，将局势推向动荡。最初的一场示威逐渐演变成抗议者占据天安门广场并对政府权威提出挑战。
局势迅速升温，无论旁观者还是参与者在月初都不曾料到形势会发展到这一步。5月底，人数不等的各种反政府抗议活动蔓延到全国341个城市。[2]示威者拦下火车，接管了学校，封堵了首都的主要街道。在天安门广场，学生宣布绝食抗议，引起国内外观察家和其他非学生团体的广泛关注，后者开始加入抗议者队伍。中国领导人被迫取消在天安门广场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改在北京机场举行。欢迎仪式规格压低，而且没有公众参加。中国西部边疆的事态发展突显了中国面临的政治挑战。当地的藏人和维吾尔人开始就本民族的文化问题表示不满（比如，当时出版的一本书据说伤害了维吾尔族伊斯兰信徒的感情）。[3]
一旦事态逐渐失控，它往往就会形成自己的发展势头，最初的主要发起人反而成了再也看不懂剧本的剧中人。对邓小平而言，抗议活动勾起了历史上中国人对动乱的恐惧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记忆，无论示威者提出的目标是什么。学者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对这一僵局作了精辟的总结：
学生并不想对他们晓得是一个危险的政权提出致命的挑战。这一政权也不情愿对学生动武。双方有很多共同的目标，也有共同的语言。然而由于沟通不畅和错误的判断，各自将对方逼到越来越不可能妥协的境地。有几次似乎马上就找到了解决办法，但最后关头又溜走了。最初滑入灾难的速度似乎很慢，但随着双方分歧的加深，这一速度随之加快。在已知最终结果的今天，重温这一事件给人们带来的震撼不亚于从真正的悲剧中感受到的震撼。[4]
这里不对导致天安门事件发生的原因作过多分析。每一方根据自己参与这次危机的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原因各持己见。学生骚乱起于要求解决他们感到不满的一些具体问题。然而占据一个国家首都的主要广场，即便完全是和平占据的，同样也是一种策略，以证明本国政府无能并削弱该政府，诱使它草率行事，从而置自己于不利境地。
最终，经过几周的内部争论后，政治局平息了抗议活动。这一切通过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报道了出去，而这些记者本来是来报道戈尔巴乔夫和中国领导人意义重大的会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