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大气
有些环境变化与食品生产并无直接关联。在这些案例中，人口压力起到的作用较难得以具体说明。例如，试想一下二氧化碳的累积吧，它是大气中最重要的温室气体。在过去的200年间，碳排放来自两大源头，化石燃料的使用（约占75%）和森林的焚烧（约占25%）。人口增长无疑提高了化石燃料的需求量并助长了对世界森林的侵蚀。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人口增长导致碳排放量的增加。但问题在于，数量几何？
如同我们在随后更详细地看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在工业革命之后有所上升。到1945年为止，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达到约310ppm[1]，在2014年超过了400ppm。在那期间，碳排放量（不是浓度）增加了8倍左右。所以，可以做出近似的估算，考虑到同一时期的人口增加了2倍之多，或许可以推测出人口增长造成了约37.5%的二氧化碳累积量。
但是，那也只能作为近似的估计才得以成立。在阿富汗，人口呈高速增长，但它的碳排放量却微乎其微，还不到整个英国的2%。人口增长所导致的碳排放主要取决于它发生在何地。不仅英国新增的一个人比阿富汗新增的一个人导致更多的碳排放量，而且喀布尔（更有可能使用较多的化石燃料）的一名阿富汗人和偏远山村的一名阿富汗人所造成的碳排放量也存在着差异。并且，人口增长出现的时间也很重要。在那些富裕的国家，从1980年起，能源效率计划、远离富碳煤的燃料转换、限制工业化和其他发展意味着新增的每一个人的影响比20世纪50年代新增的每一个人的影响要更小一些。对于1975-1996年间而言，倾向于数学分析的学者发现人口增长是碳排放背后的主要动力，但是，有趣的是，在非常贫穷和非常富裕的国家几乎都不是这样。悲哀的真相是，最终并没有一种可靠的方法来计算人口增长对碳排放量的影响。[2]
有时人口无足轻重
尽管碳排放的重要案例令人难以捉摸，但却容易找到环境变化的某些例子，根据它们可以肯定地说，人口增长几乎无足轻重。1945年以来，捕鲸业已致使多种鲸鱼——例如，蓝鲸、灰鲸、座头鲸——濒于灭绝，但这与人口因素之间的关联微乎其微。捕鲸大国——挪威、冰岛、日本和苏联——的人口增长率都很低，并且这些国家的捕鲸者是出于对一种长期存在的文化偏好的响应，出于这种文化，当这些国家面临人口增长的时候，人们情愿去获取鲸肉，也不愿寻找更多的粮食。
平流层的臭氧层侵蚀几乎全然出现于1945年以后，它在实质上和人口增长也没有什么关系。有一些化学物质释放会破坏平流层中的臭氧，以氯氟烃（CFCs）为主，它主要被用于制造绝缘材料、制冷剂、气溶胶喷射剂和溶剂。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地区，很少出现氯氟烃排放。在农业中使用的仅有的破坏臭氧的物质是一种被称为甲基溴的杀虫剂，它主要用在像加利福尼亚那样的一些地方，目标在于像草莓和扁桃树之类的高端作物，人们对这些作物的要求完全关乎口味的提升和运输能力的改进，与人口增长几乎没有关系。
最后再举一个例子，从1945年起足够频繁的环境灾难和人口增长之间并无可识别的关系。1976年，在塞韦索（Seveso）附近发生了一起重大的工业事故，剧毒物质二噁英在米兰以北的乡村地区广为散布，事故发生区域的人口增长率极低。博帕尔（Bhopal）是一座拥有百万人口的城市，位于印度中部。1984年，在史上最严重的工业事故中，从联合碳化物公司（Union Carbide）的一座化学工厂中向博帕尔喷出了40吨致命的异氰酸甲酯，这次事故造成了数千人死亡，还有很多人因此患病。它也和人口增长无关。[3]切尔诺贝利灾难发生于1986年。核反应堆的存在是为了供电，这次事故的发生是由于设计缺陷和人为失误所致。20世纪80年代乌克兰的人口增长因素可以忽略不计。
移民和环境
同人口增长一样，移民对环境的影响也是时移世易的。村民蜂拥至城市可谓1945年以来的最大规模的移民，它带来了无数的环境后果。从一座城市移民到另一座城市的后果要小得多，除非新城市在先前人口稀少的地方拔地而起。然而，从一个乡村地区移民到另一个乡村地区，则常常会造成深远的环境变化。
1945年以后的几十年是移民的时代。有数千万人从一国移居至另一国。[4]甚至更多的人在自己的国家内部进行迁移，尽管通常是移到崭新的环境中去。数百万的美国人从“铁锈地带”移居至“阳光地带”，尤其是向着佛罗里达、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进发。圣安东尼奥市（San Antonio）在1940年还只有25万人口，到2010年则拥有近150万人口，跻身为美国第七大城市。[5]像菲尼克斯和拉斯维加斯这样的城市则从无名小卒发展成为重要的大都市，它们蔓延至周边的沙漠并且吸走了周边许多英里范围内的可用水。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居民在家中和工作场所使用空调，电力密集型生活应运而生，这助长了额外的化石燃料消耗，促使建造更多用于发电的大坝，尤其是在已经被透支的科罗拉多河之上建造大坝。
在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移民改变了雨林，这种改变至少同美国和中国的移民对干旱土地的改变差不多。其中，国家政策再一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包括巴西和印度尼西亚在内的许多国家，经常鼓励并补贴人口的迁移。不仅如此，国家强制或鼓励移民参加特定的活动，而它们恰巧就造成了严重的环境后果。
亚马孙河流域的面积相当于得克萨斯州的9倍，是印度的近两倍，几个世纪以来，外来者将其视为一个有待开发的且无序扩张的财富和资源的宝库。橡胶繁荣（约1880-1913）证明了能够开发出多少财富，这诱惑着世人。亨利·福特孜孜以求地要将亚马孙河流域的自然转化为金钱，但是，即便像他这样精明且足智多谋的商人也无法完成此任。福特曾经试图建造一个橡胶种植园的帝国，称为福特兰迪亚，他的尝试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却因他的想法的不切实际与当地条件的不适宜，尤其是遭到橡胶树真菌的妨碍，终告失败。当福特的孙子于1945年变卖已经荒废的福特兰迪亚之时，亚马孙河流域仅留下约3万名居民。[6]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巴西政府针对巴西境内的亚马孙河流域实施了另外一项建设方案，约占亚马孙河流域的2/3。在干旱的巴西东北部，政府——在1964-1985年期间的军人政权——打算减轻这里的贫困（并且缩小土地改革的周期性压力）。它还希望向该国的边境地区移民，把忠诚的巴西人迁移到那里，在设想中，这片世界面积最大的潮湿的热带森林蕴藏着自然的财富，它希望能调动这些自然财富。不久，成千上万英里的公路刺穿了森林，数百万的移民涌入这个区域。他们砍伐并焚烧一片片的森林，主要是为了在新清理出的土地上养牛。亚马孙河流域的部分地区愈发成了养牛者的土地，那里不再有树木。该地区大多数土壤都营养贫乏，因此，牧场主通常会发现，在若干年的放牧之后，他们需要再次出发，继续砍伐和焚烧更多的森林，才能确保他们的牛群仍然有草可吃。从20世纪90年代起，种植大豆的农场主越来越重要，他们也发现了相同的情形。到2010年为止，1970年森林区域中约15%~20%的面积已经被清理为草地或田地，不过，清空森林的比率却在迅速下降。在巴西政治和全球环境政治中，亚马孙河流域的森林砍伐问题已然成了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7]
1949年，印度尼西亚成为一个并不稳定的独立国家。大多数人口和所有的领导层都住在肥沃的火山岛——爪哇岛上。其余大多数岛屿的土壤较为贫瘠，人口也比较稀少，岛上的居民通常是少数民族，他们并不喜欢接受爪哇人的统治。印度尼西亚以前的殖民统治者荷兰人曾经实行了小规模的移民计划。1949年，独立之后的印度尼西亚统治者在荷兰人的计划的基础上采取了所谓的移居方案。军政府（如同他们在巴西的同行一般）希望约5000万名政治上可靠的爪哇人可以去其他岛屿重新定居，尤其是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实行这项计划的目的在于缓解爪哇岛上的人口压力和减轻贫困，获得外岛的自然资源，以及让当地人陷入爪哇人的汪洋大海之中，后者向来是忠于政府的。
亚马孙盆地中的一块雨林，为了变成农田而被清场伐木，巴西，2009年。1965-2012年，亚马孙河流域的森林面积缩减了约15%~20%。（©Ton Koene/视觉无限公司/考比斯）
到1990年为止，当移居方案停止之际，约有不到500万名爪哇移民接受了外岛免费土地的诱惑。他们发现以自己的水稻种植技巧，在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贫瘠的土地上，是种不出足以振奋人心的稻谷的。直到1984年，政府还颁布法令，规定他们只应该种植水稻。他们和亚马孙河流域的牧场主一样，不得不频繁迁移到新的土地上，在迁移的同时焚烧森林，以便获取烧成灰烬的林木中贮藏的营养物质。爪哇人常常以为，消除一个令他们感觉迥然不同的生活环境是令人欣慰的，但是，他们原本就来自一座森林被彻底砍光了的岛。他们的努力加快了印度尼西亚的森林砍伐速度，从1970年到2000年，印度尼西亚的森林砍伐是全世界森林破坏中最为严重的。[8]
这些大规模的移民和与此相似的其他一些因素结合在一起，让环境发生了相当大量级的改变。在范围上，这些改变主要是局部或地区性的，尽管任何地方的森林砍伐都明显地增加了整个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负载。尽管影响范围有限，移民引发的环境变化，较之温室气体的积累或气候变化而言，通常是非常彻底的且具有更多的后果——至少目前看来是这样。
移民，通过将人口重新安置在其他地方，使他们在那里能够过上远超以前的能量密集型的生活，也促进了全球温室的升温。数千万人离开中美洲或加勒比海地区前往美国和加拿大，或是离开北非前往西欧，再或是离开南亚去往波斯湾。他们成功地在新家园里生活，就新的生活方式被采用的程度而言——开车、利用化石燃料为他们的住所供暖或制冷——他们的迁移增加了全球能源消耗量，并因此促进了温室气体的累积与这个星球的暖化。
从1945年到2015年的这一时间段，是世界人口史上渐趋高潮的阶段。这一时间段——相当于人的一生——是史无前例的。如果说人口增长与环境变化有着重大关系，那么，它必然是在这几十年间发挥了这样的作用。
它确有重大关系。只是，它并非一贯如此，并非各地皆然，也并不一定会以清晰明确的方式呈现出来。对于某些形式的环境变化而言，就像西非的森林砍伐那样，人口增长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对于其他形式的环境变化而言，例如捕鲸，人口增长在其中的作用并不突出。在人类事务中，人口增长属于正常现象，它从来不是任何事情发生的唯一原因，但它却总是同其他因素一起，共同发挥作用。
移民亦如此。在1945年后的几十年里，人口长途迁移的比率呈上升趋势。这也带来了环境上的后果，尤其是当人们从一种环境迁移到另一种迥异和陌生的环境之中时。他们惯常的行为方式，不论是种植水稻还是养牛，常常在新家园里带来无法预料的和戏剧性的环境后果。
环保主义者忧心忡忡地指出人口增长是环境变化的主要原因，如今已有50余年了。那种主张通常是合理的，但是它却远远达不到普遍真理的程度。通过将“环境”的概念剖析至特定的生物群落和进程，能够对这种大而化之的命题再有所推进。假以50多年之时日，如果人口学家是对的，且人口增长已经放缓至零或者接近于零，我们将对它之于环境变化的意义持更加坚定的观念，这既是对于一般情况而言，也是具体针对1945-2015年间这个生机勃勃的时代而言。让我们期待没有巨大的生态灾难干预其中，否则它将使得这个分析变得复杂。
[1]ppm即parts per million，表示百万分率，在本书中表示单位体积大气中的污染物的浓度。——译者注
[2]Anqing Shi,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Pressure on Global Carbon Emissions,1975-1996:Evidence from Pooled Cross-Country Data,” Ecological Economics 44(2003): 29-42.John R.McNeill, 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 (New York: Norton,2000),272-273，有更进一步的探讨。1751-2004年期间仅来源于化石燃料使用的碳排放量历史数据，可从该网页查询：http://cdiac.ornl.gov/trends/emis/em_cont.html。
[3]这座化工厂制造杀虫剂，供印度农业所用。尽管有人或许会辩称，由于印度的人口增长才有了这座工厂，但这无法解释事故发生的原因，而这场事故是因为疏于维护才发生的。最近的记述可在这本书中看到：Suroopa Mukerjee, Surviving Bhopal: Dancing Bodies, Written Texts, and Oral Testimonials of Women in the Wake of an Industrial Disaster(London: Palgrave,2010),17-40。
[4]Dirk Hoerder, Cultures in Contact: World Migration in the Second Millennium (Durham, 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02),508-582.
[5]Char Miller, On the Border: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San Antonio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2001).
[6]Greg Grandin, Fordlandia: The Rise and Fall of Henry Ford’s Forgotten Jungle City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2009).
[7]最近的一份评估是P.M.Fearnside, “Deforestation in Brazilian Amazonia: History, Rates,and Consequences,” Conservation Biology 19, no.3(2005): 680-688。也可参见Michael Williams, Deforesting the Eart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460-481。在2008年以后，出口中国大豆数量的激增造成亚马孙河流域森林砍伐率的急剧下降，因为所有可用的投资都被用于掘翻戈亚斯州（Goias）和位于亚马孙河流域以南其他州的热带稀树草原。参见巴西空间研究所（Brazil’s Institute for Space Research, INPE）的网页：www.inpe.br/ingles/news/news_dest154.php。
[8]Peter Dauvergne, “The Politics of Deforestation in Indonesia,” Pacifc Afairs 66(1993-1994):4997-518; J.M.Hardjono, “The Indonesian Transmigration Schem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6(1988): 427-438.伐木业、种植园农业和许多其他行业快速推动了印度尼西亚的森林砍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