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受争议的水电事业
从产量的角度来看，水电可与原子能相媲美。从争议和悲剧的角度来看，二者也相去不远。人类自古以来就利用水力碾磨谷物，18世纪以来，人们还利用水力为工厂提供动力，但是直到1878年，才运用流过涡轮的水来发电。从1890年到1930年，欧洲和北美洲建造起成百上千座的小型水电站。美国——苏联紧随其后——率先在20世纪30年代建造了大型水电站。这些庞然大物同核电站一样，成了精湛技艺和现代性的象征。1947-1964年执政的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常常把水电站大坝称作“现代印度的神庙”。在1945年之后，整个世界继续沉浸在建造大坝的狂热之中，这种狂热在20世纪60和70年代达到了顶点，那时为止，在发达国家，大部分的优良选址上都修建了大坝。
水电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对于工程师而言，它能够随时提供电力（除非遇到足以致使水库干涸的大旱），这是水电的优势所在。被俘获的水是潜在的能源，它只需待在原地不动，无需成本即可使用（蒸发率高的地区除外，就像埃及的阿斯旺水坝的水库纳赛尔湖一样）。此外，水库还具备多种用途，它可用作灌溉水源、休闲景点或是渔场。对于环保主义者而言，虽然他们常常发现大坝有很多地方令人反感，但是，它们在运营过程中不会排放温室气体，这便是水电站的魅力所在。大坝的修建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即便将所有方面都纳入考量范围，从气候变化的角度来看，水电也许还是最好的发电形式，而且毫无疑问，它比用化石燃料发电要好太多了。
可是，水电也有许多缺点。大坝可能带来重大事故，一次溃坝所引起的饥荒和传染病可能导致十多万人死亡。除了极端情况，也存在着更加普遍的情况，某些设计不佳的大坝可能会因为淤泥充塞水库，致使其有效使用寿命只有10年或20年的时间，其中的大多数都位于中国。有时，水库的出现也形成了对珍贵美景的一种亵渎，巴西为了与巴拉圭在伊泰普大坝上开展合作而致使一个国家公园被淹没就是一个例证。伊泰普大坝修建于巴拉那河之上，从1982年开始运营。它的发电站是世界第二大的。有一些水库则导致考古宝藏被从地表抹去，埃及的阿斯旺大坝和土耳其建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上的那些大坝尤为如此。有许多考古文物埋葬在上升的水面之下，就算有“打捞考古学（salvage archeology）”加以挽救，一般也只能救出其中一小部分的文物。[1]
筑坝最能引发政治动荡的一个方面在于人口的迁移。水库占用了大片空间——约相当于整个意大利的两倍那么大。位于加纳和俄罗斯的一些大型水库的面积则等于塞浦路斯或康涅狄格州的面积。在全世界，约有4000万~8000万的人口——仅印度一国就有2000万人——不得不为水库让路，在某些罕见的情况下，人们并未得到任何的预警，他们只能为了生存而四散奔逃。[2]在多个案例中，居住在有着湍急河流的山区的少数民族，是为了他们国家的其他地方所需的电力的利益而被重新安置的那一群人。[3]
在印度，（为了灌溉和电力）筑坝构成了该国1947年独立以来的发展规划的重要部分。到了20世纪80年代，农民抵制筑坝成了广泛的运动。在印度这个国家，抵制极少会使它的雄心发生转变。但是，在印度西部讷尔默达河（Narmada River）上建造大坝，却引发了大型的抗议活动、政治骚乱和漫长的诉讼。讷尔默达计划包括大大小小数千座大坝，它们的建造始于1978年。来自地方的阻力主要由搬迁居民而起，它在20世纪80年代变得更加有组织，还成功地和国际环保组织进行接触并获得了支持。1993-1994年，印度建坝的长期支持者世界银行撤销了对它的支持。外国的批评引燃了印度民族主义的烈火。印度的小说家和演员也涉足其中，这里面既有支持继续筑坝的，也有反对继续筑坝的。但是，印度最高法院却站在了政府和工程师一边，筑坝工程还在继续进行，因此又有约10万印度人——在印度，他们被称为“被驱逐者”——为了讷尔默达水库的修建而不得不搬迁。[4]
到1980年的时候，当欧洲和北美洲已经穷尽其开发水电的最佳选址之际，世界其他地区仍在飞速地建造大坝。1950年以后，世界上兴建的大型水坝半数出自中国。从1991年到2009年，中国建造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水利设施——长江三峡大坝。虽然三峡大坝的主要功能是防洪防汛，但是，三峡大坝也说明了水电属于环境权衡的选择——没有了它，中国每年将会多烧数千万吨的煤炭。
2000年4月4日，新德里的美国大使馆附近，拯救讷尔默达运动的成员举行示威，反对美国公共事业公司奥格登能源集团。水电几乎不产生污染，但通常却得为此建造水库，这将迫使当地人背井离乡，正如在印度的讷尔默达河之上一系列大坝的相关例子中所反映的那样。（盖蒂图片社）
截至2015年，在非洲和南美洲，由于电力市场的不景气，大量的水电未得到开发，因此，仍然存在着发展水电的巨大可能性。尽管存在着人口迁移和其他问题，对于气候变化的忧虑却增加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剩余的水电开发机会并不会无人问津。
[1]关于水电开发的相关争议，参见R.Sternberg, “Hydropower: Dimensions of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oexistence,”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 12(2008): 1588-1621。
[2]印度北方邦的里亨德大坝（The Rihand Dam in Uttar Pradesh, India）兴建于1954-1962年。E.G.Thukral, Big Dams, Displaced People: Rivers of Sorrow, Rivers of Change (New Delhi:Sage,1992),13-14.
[3]A.G.Nilsen, Dispossession and Resistance in India: The River and the Rage (London:Routledge,2010).
[4]Satyajit Singh, Taming the Water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rge Dams in India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John R.Wood, The Politics of Water Resource Development in India: The Narmada Dams Controversy (Los Angeles: Sage,2007); Nilsen, Dispossession and Resist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