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量丰裕的间接影响
化石燃料能源的使用给这个世界的空气、水和土壤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对于人类的健康而言也是如此。除此之外，仅仅是廉价能源的这一事实（这里的廉价是用以往的标准衡量）就造成了形形色色的环境变化。廉价能源，以及使用廉价能源的机器，造就了木材砍伐和农业耕种以及其他行当的新生。大体上，廉价能源拓展了有经济回报的活动范围，由此扩大了这些高耗能活动的规模或强度。
想一想森林采伐吧。1960年以来，全世界森林采伐的剧增尤其在潮湿的热带雨林地区，造成了现代历史上的一大环境变迁。正是廉价的石油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假如伐木工仅使用斧头和手锯，假如他们只能利用畜力、通过水路运送原木，他们所能砍伐的山林将远远不及他们已经完成的那么多。伐木工使用的链锯以汽油为动力，这使工人在伐木时更有效率，其效率是那些使用斧头和横割锯的工人的百倍，乃至千倍。从20世纪90年代起，貌似“来自另一个星球的昆虫”的大型柴油动力机械把树干从根部剪断，由此，人们脚不沾地便可在森林里砍伐木材。[1]
石油对农业的改造甚至更具根本意义。20世纪80年代，北美大草原上，一个人只要拥有一辆大型拖拉机，再加上满满一缸的燃料，一天便可耕种110英亩（50公顷）土地；70年前，与此相当的工作量则需要55个人和110匹马方可完成。有了这种机械化，北美洲和欧洲的农田里便不再需要马匹和工人。在1920年，美国投入了近1/4的播种面积，用于种植供马食用的燕麦；到了1990年，这种耕地的面积几乎为零。在亚洲部分地区，拖拉机也改变了农业的面貌，如今那里有500多万台拖拉机（非洲或许拥有20万台）。[2]
机械化只是廉价能源带给农业的最为明显的改变。氮肥的大量使用也依赖廉价能源。全球天然气产量中约有5%用于生产肥料。有许多杀虫剂是以石油为化工原料的。灌溉也是如此，尤其当需要从蓄水层中泵出水时，更得依靠廉价能源。所有这些现代农业的实践都具有深远的生态影响，而它们全都离不开廉价能源。
在其他一些领域，廉价能源也改变着人类和自然之间互动的规模、强度及其对环境的影响，这些领域包括采矿、渔业、城市规划和旅游业。没有廉价能源的帮助，人们便不可能只为了找寻几克的黄金，便用机器碾过无数的澳大利亚山景。拖网渔船也不可能用数英里宽的渔网刮平海底。像多伦多和悉尼这样的城市也不可能如现在这般，蔓延过郊区的田园山水，贪婪地吞噬森林和农田。也便不会有数百万的北美人固定飞往诸如科苏梅尔之类的地方，或数百万的欧洲人固定飞往塞舌尔，抑或数百万的日本人飞往塞班岛或关岛——所有这些地方在过去40年里都因为大众旅游而得到了改变，这些改变既有环境上的，也有经济和社会上的。在这些例子和许多其他的例子中，相关的廉价能源通常来自化石燃料，但是假如能从任何来源廉价地得到能源，山脉、鱼类、森林、农田和海滨仍会出现大致相同的结局。能源对环境的间接影响是由能源的大规模利用、能源储量的丰富和能源成本的低廉造成的，而不是由能量来源的任何特殊属性造成的。[3]
尽管不可能指望厘清所有这些形塑了人类世的力量与进程，但是从几乎任何一种视角来看，能源似乎都位于这个新时代的核心。1945年以来的能源用量如此之巨，令先前的用量都不免相形见绌。化石燃料、原子能和水电的独特性质令其通过污染、辐射、水库和诸如此类的方式给生物圈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廉价能源将新的影响力赋予了人类，人们可以利用它建功立业、快速远行、发家致富，以及不知不觉地改变了环境。几乎每一个能够利用廉价能源的人都这么做了。
[1]引文来自加拿大的一位伐木工人阿恩斯特·库雷利克（Arnst Kurelek），引自R.C.Silversides, Broadaxe to Flying Shear: The Mechanization for Forest Harvesting East of the Rockies (Ottawa: National Museu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97),107。
[2]Manfred Weissenbacher, Sources of Power: How Energy Forges Human History (Santa Barbara, CA: ABC-CLIO,2009),452.
[3]有关这方面的例子，见A.P.Muñoz, R.S.Pavón, and L.Z.Villareal, “Rehabilitación turística y capacidad de carga en Cozumel,” Revista iberoamericana de economia ecológica 11(2009): 5363; S.Gössling et al., “Ecological Footprint Analysis as a Tool to Assess Tourism Sustainability,”Ecological Economics 43(2002): 199-211（这是关于塞舌尔的一个有趣的案例，因为当地政府在努力保护群岛环境的同时，还从旅游业中获得税收）；G.M.Mudd, “Gold Mining in Australia: Linking Historical Trends and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Sustainability,”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icy 10(2007): 629-644; M.Cryer, B.Hartill, and S.O’Shea,“Modification of Marine Benthos by Trawling: Generalization for the Deep Ocean?,” Ecological Applications 12(2002): 1824-1839; Lawrence Solomon, Toronto Sprawls: A History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7); John Sewell, The Shape of the Suburbs: Understanding Toronto’s Sprawl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