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能的奇特经历
原子能与其他能源利用形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有一个生日：1942年12月2日。那一天，在芝加哥大学橄榄球场看台下的一间经过改造的壁球室里，意大利流亡物理学家恩里克·费米目睹了首次可控的核反应。原子内部的键的力量使得人类所能获得的其他能量来源都相形见绌。一把铀能够产生的能量比一卡车煤能够产生的能量还要多。这种惊心动魄的力量首先用于炸弹，造出了成千上万颗原子弹。1945年8月，美国为了对付日本使用了其中两颗原子弹，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结束。
不久，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便接踵而至。到了1954年，第一座核反应堆开始运营，为莫斯科附近的小型输电网供电。从1956年到1957年，在英国和美国，比这大得多的反应堆投入运转。20世纪50年代中期，原子能的前景看似光明而广阔。科学家预见了由原子能提供动力的火星之旅。美国的一位官员预测电力将很快会因为“太便宜而无须加以测算”。在美苏两国，梦想家想象利用核爆炸来实施巨型工程，例如，开凿一条新的巴拿马运河或粉碎来势汹汹的飓风。[1]在许多国家，核技术得到了巨额的补贴——尤其是美国的一项法律确定了针对核设施提起的诉讼的最大限额，这个限额设定得比较低，由此才能购买保险，否则无人会为这些核设施提供保险。从1965年到1980年，核电站的发电量在世界上所占的份额从不足1%提高到了10%，到了2013年，该数字达到了13%。
那些拥有科学资源和工程资源但是化石燃料储量却相对贫乏的国家最彻底地转向了原子能。到2010年的时候，法国、立陶宛和比利时有超过一半的电力依靠原子能提供；日本和韩国约有25%；美国约有20%。
在20世纪70和8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事故，对原子能未来前景的乐观预期萎缩了。20世纪50和60年代，民用反应堆发生了大大小小几十次事故，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苏联。但是，这些事故却被严加保密。1979年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三哩岛（Three Mile Island）的事故引起了公众的仔细审视。在核事故过去之后，它所造成的后果是比较小的，但事故仍被公之于众，近距离地审视就会发现情况要糟糕得多。它起到的作用是把美国的公众舆论拉向远离核能的方向。[2]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公众一般都不太会关注这个问题，只是在每个拥有核工业的国家，灾难才会激发反核运动和监督组织的出现。公众对于核安全的忧虑引起了改革、更加严厉的控制以及更高的建造和运营成本。1986年3月，英国精英杂志《经济学人》发表意见，“原子能工业仍然同巧克力工厂一样安全”。[3]四个星期以后，在苏联的切尔诺贝利（今属乌克兰），一座运营三年的反应堆容器发生爆炸。接踵而至的大火释放出来的放射性烟羽，比大约41年前笼罩在日本广岛和长崎上空的放射性烟羽还要多数百倍。接连多日，由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政府试图对此秘而不宣，并且拒绝对当地的人们发出警告，没有告知他们在户外活动或饮用牛奶都是有危险的（从草到牛再到牛奶是放射性的一种传播途径）。放射性尘埃随风在欧洲上空传播并最终少量地落到了北半球的每一个人的身上。约有83万名士兵和工人（“切尔诺贝利清理者”）被逼迫参加清理工作；有28人很快因辐射身亡，另有几十人也在不久之后死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有成千上万的清理者不幸死去，比精算表推算出的还要多数千人。由于家园遭到了污染，约有13万人永久地迁居别处；他们离开了这片废弃的区域，在长达至少200年的时间里，这里聚集着的放射性强度都将属于不安全的级别。只有一些勇敢而固执的人仍然居于此地。
自那时起，切尔诺贝利隔离区变成了实际上的野生动物保护区，野猪、驼鹿、鹿、狼、鹳、鹰和其他生物遍布其中。它们在放射性等级被视为对人类不安全的区域游荡——因为捕食和饥饿的危险，野生动物很少能活到可以得肿瘤的年纪。但是，从甲虫到野猪，所有的物种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患肿瘤、加速老化和基因突变的比率。“这个区域”——当地人的称呼方式——的植物也显示出了很高的突变率。目前研究的一小部分土壤微生物也是如此。因为人体平均含有约3千克的细菌、病毒和微型真菌，它们被切尔诺贝利做出的改变可能会显示出对人类饶有趣味的影响。在1986年的灾难发生之后，这个区域成为古怪的生物矛盾体：因为没有了人类的日常活动，诸如割草、除草、铺路和狩猎，这里有了大量的野生动物和复苏的植被，从而比周边区域更加富饶——但同时，恰恰因为发生了事故，这里的野生动物和植被都没有别处的来得健康。[4]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对于人类健康的影响仍然富有争议。在灾难过后的数年间，癌症的发病率迅速上升，儿童的甲状腺癌尤为如此，直到2004年，这或许导致了4000例额外的病例。如果不是政府试图掩盖这场事故，伤亡人数可能会少得多。这一点已得到普遍认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对于健康全部的影响究竟如何，还是颇富争议的。
通常会从广岛和长崎的幸存者的经验进行推断的流行病学家，大胆地做出许多关于切尔诺贝利可能的死亡率的判断。一个被称为切尔诺贝利论坛的联合国机构联合体于2006年估算出与切尔诺贝利有关的死亡人数为9000人，相关病患达20万人，这些总数在其发言人看来是可靠的。根据专家的看法，这些数据位于整个伤亡数据值域较低的那一端。更为晚近一些，来自俄罗斯科学院和白俄罗斯辐射安全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报告了一连串的潜在危害。例如，他们注意到，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的几个月内，整个欧洲受到辐射的人群中存在着早衰现象和衰老迹象，以及唐氏综合征发生率、婴儿出生体重偏低和婴儿死亡率的激增。到1994年为止，在乌克兰超过90%的切尔诺贝利清道夫患有疾病，80%的撤离者和76%的其父母曾遭受过辐射的儿童也是如此。如此之多的人遭受着免疫系统削弱的影响，以至于保健人员称其为“切尔诺贝利艾滋病”。受到危害最大的人群有：因为居住在切尔诺贝利附近而遭受了高剂量辐射的人、切尔诺贝利清理者和1986年4月以后的几个月中出生的婴儿——在那个特殊的春天，子宫成了一个特别危险的地方。这些研究者根据苏联被辐射地区升高的死亡率计算出，到2004年为止，切尔诺贝利事故已经在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造成了约21.2万人死亡，并且估算，事故还在全世界导致了将近100万人的死亡。这些数据接近值域的较高一端。但是，由于对死亡原因的评判本身就存在困难，以及苏联有意伪造了切尔诺贝利清理者们的健康档案，因而再也无人知晓切尔诺贝利事故的人员损失情况。[5]
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发生与世界石油价格的暴跌出现于同一时期，这让建造核电站的生态逻辑和经济逻辑突然间似乎就不那么具有说服力了。原子能产出的电力在世界上所占的份额虽曾一度上升得很快，但在接下来的20年中却趋于平稳。
切尔诺贝利事故对原子能工业的激冷效应（chilling effect）持续了数十年，但并非永久。1987年，意大利曾通过一项反对原子能的全民公决；2009年，它便被废除。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尤其在中国，导致当局建造了更多的核电站。截至2010年，全世界（44个国家）约有440座核电站在运转，其中有20座在中国，10座在俄罗斯，5座在印度，另有约50座在建。原子能几乎不产生温室气体的事实，使得它在许多认真对待全球暖化问题的人那里颇有市场，但他们并未顾及安全方面的考量、对于政府补贴的依赖问题和至今仍未解决的如何处理危险核废料的问题。截至2010年，美国已经累积了约6.2万吨核废料，且已无处可放。[6]根据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的说法，一万年以后，这个问题会自行得到解决，因为燃料将不再会对人类的健康造成威胁。截至2010年，虽然引起了环保焦虑和为了市场竞争而需要补贴，原子能还是从切尔诺贝利的废墟上复活，几乎在世界各地都变得政治可行起来。
接下来便是福岛。[7]2011年3月，一场里氏震级9.0的强烈地震引发了海啸，冲向日本东北部海岸。排山倒海的巨浪——约有14米高——猛烈撞击着海岸，导致约2万人死亡，而且，就这次海啸所造成的破坏程度而言，它可能成为世界历史上代价最高昂的自然灾难。
福岛第一核电站是世界上最大的核电站之一。它从1971年开始运营，并且在1978年的地震中幸免于难。福岛核电站由东京电力公司（TEPCO）经营。但是在2011年，海浪轻而易举地便越过了防浪墙，而该防浪墙修建得还不足以抵御只有这次的一半那么高的海浪。6座正在运转中的反应堆关停，发电机和蓄电池失灵，电站失去了所有的电力，由此也失去了向反应棒——即使当反应堆不运转的时候，它也会产生高温，这是由裂变产物的持续衰变造成的——泵送冷水的能力。大火和爆炸接踵而至。三座反应堆熔化。东京电力的工人把反应棒浸入海水中，以期能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这次海啸过后第一个月内泄漏到环境中的辐射量约为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的10%。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几十名工人承受了巨大的辐射量。
然而，政府却从最初就大大低估了这场灾难的严重性，最终设立了一个禁区，它以发电站为中心，延伸到周边20千米。约有35万人迁往较为安全的地带。只不过，究竟该去往哪里，一开始似乎很难有具体的指向。政府也正式确定，位于南方约200千米远的东京的供水系统受到了辐射的影响，对婴儿是不安全的。东京电力公司和日本政府都因其缺乏准备和不诚实遭到了猛烈谴责。[8]
少量的放射性物质在北半球上空飘散，污染了北美洲的牛奶，并在各地引发了不安的情绪。德国政府宣布关闭本国的一些年代久远的反应堆，还有一些国家宣布对自己的核安全程序进行检查。中国虽然比大多数国家距离灾难发生地点更近，但依然保持着核电站建设的既定步伐。
日本国内的情绪朝向支持原子能的反方向涌动，并且该国的全部54座反应堆在灾难发生之后停工14个月，此后，只有两座反应堆恢复了运转。几乎没有地方社区愿意接受一座随时可能爆炸的核电站在当地安家落户。为了弥补由此导致的电力缺乏，日本增加了一半的化石燃料进口，大大增加了能源成本。发生于福岛核电站附近的这次海啸能否长久地抑制人们对于原子能的狂热，仍有待观察。
[1]James Fleming, Fixing the Sky: The Checkered History of Weather and Climate Contro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
[2]J.Samuel Walker, Three Mile Island: A Nuclear Crisi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
[3]March 29,1986, issue of The Economist.
[4]A.V.Yablokov, V.B.Nesterenko, and A.V.Nesterenko, “Consequences of the Chernobyl Catastrophe for the Environment,”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181(2009):221-286.对动物造成的影响超越了切尔诺贝利隔离区的范围。例如，瑞典驼鹿体内的放射性是平时的33倍（1988年前后）。同前，第256页。
[5]Jim Smith and Nicholas Beresford, Chernobyl (Berlin: Springer,2005); A.B.Nesterenko, V.B.Nesterenko, and A.V.Yablokov, “Consequences of the Chernobyl Catastrophe for Public Health,”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181(2009): 31-220.
[6]核废料被储存在混凝土和钢铁容器里面，主要位于反应堆所在处。正如海上倾倒一样，深地质存储陷于政治难题。参见提倡发展核电站的原子能研究所（Nuclear Energy Institute）的网站，www.nei.org/keyissues/nuclearwastedisposal/factsheets/safelymanagingusednuclearfuel/。
[7]《环境史》杂志2012年4月的一期刊发了有用的数据和观点，尤其是Sara Pritchard,“An Envirotechnical Disaster: Nature,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at Fukushima,” EnvironmentalHistory 17(2012): 219-243。也可参见J.C.MacDonald, “Fukushima: One Year Later,”Radiation Protection Dosimetry 149(2012): 353-354和Koichi Hasegawa, “Facing Nuclear Risks: Lessons from the Fukushima Nuclear Disast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Japanese Sociology 21(2012): 84-91。
[8]关于从内部人员的视角如何看待这些错误，参见Yoichi Funabashi and Kay Kitazawa,“Fukushima in Review: A Complex Disaster, a Disastrous Respons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68(2012): 9-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