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经济与自然
技术改良也使战后时期经济的快速增长成为可能。自从工业革命兴起之初，频繁的技术创新就成了这个时代的特征。在公共和私人投资的驱动下，科学研究及其技术被应用于战后世界，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助推力。卫星和因特网等一些战后时期的发明是全新的，其他一些则仅仅是对早先的设计做出的改进。普通的船运集装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二战”以前，远洋航行的货船装载的货物奇形怪状，需要大批的装卸工花上大量的时间去装卸。然而，战后的航运商开始改进集装箱，这个装置在战前已经被发明出来了，但却没有得到广泛应用。集装箱的巨大优势在于它能够预先将奇形怪状的货物打包进一个标准化的箱子里，这样，吊车司机就能够以快得多的速度将箱子进行装卸，而无须码头工人协助。这大大地提高了装运的效率，从而大大降低了成本。1965年以后，集装箱就成了装运工业制成品货物的标准运输工具，而且很可能比所有自由贸易协定加在一起更能促进国际贸易。最终，集装箱同铁路和公路运输系统以及信息技术相结合，可以对数百万个集装箱分别进行实时追踪。截至2000年，世界上约有670万个集装箱在发挥着作用。集装箱化成功缩短了运送货物的时间，它被证明对东亚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崛起尤其重要，东亚实际上同它们的市场之间远隔重洋。[1]
战后的技术革新也创造出新型的环境困难。19世纪的科学和技术发展已经制造出了一系列的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化合物和有害物质。但是，通常在20世纪期间，特别是在战后时期，对人造物质的使用才大大增多。实验室快速大量地生产出不计其数的新型化学制品，从家用清洁剂到工业润滑油再到农用杀虫剂、除草剂和杀真菌剂。当时的人们对于这么多新物质可能具有的健康危害和环境后果并没有什么意识，因此，许多化学物质最初并未经过预防性试验或未经规制，就被投入了使用。直到20世纪60和70年代，随着大众环保运动的出现，情况才开始有所转变。[2]
塑料制品的生产和使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以天然材料为基础的聚合物（由连接而成的简单分子链组成的分子化合物），比如纤维素，是在19世纪后期发明的。合成聚合物是在1900年后不久被创造出来的。随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它们被更大规模地制造并销售。在20世纪50和60年代期间，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使得诸如美国的杜邦公司和英国的帝国化学工业公司这样的大型化学公司可以创造出大量经过改良的合成聚合物，使其得以迅速增殖。在1960年以前的几十年里，如果说存在焦虑的话，塑料制品的生产和使用似乎只造成有关环境影响的些许焦虑。那一时期的典型情况是，人们并无太多保留地接受了这种形式的科技成果。例如，1959年发表于美国《科学通讯》的一篇文章滔滔不绝地谈论了聚合物研究。作者写道，聚合物将“为导弹和航天器以及汽车车身”提供“更轻盈、更坚固的组件，要比目前使用的更为坚固”。作者遵从了（男性的）专业知识可以克服任何困难的一般信仰，提出任何难题都能通过“相信重大进展正在被取得”的“技术人”加以解决。对塑料技术的掌握与社会进步之间的联系被认为是必然的，环境方面的考虑仍然微乎其微。在20世纪中期，全球塑料制品生产激增。全球产量从1930年时的不足5万吨上升到1950年时的200万吨，甚至10年以后的600万吨。新型塑料制品充斥市场。塑料替代了已有货品中使用的玻璃、木材和纸张之类的材料，或许成为大量的新型消费品中的关键物质。[3]
如此大量地生产一定意味着，塑料开始在世界生态系统之中显露出来。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时候，随着大众环保运动开始改变人们对于在环境中引入人工物质的观念，先前关于塑料制品的愉快故事变得阴郁起来。观察者们开始报告令人不安的塑料制品倾倒现象，特别是把它们倾倒在全世界的河流和海洋之中。1971年，挪威探险家托尔·海尔达尔（Thor Heyerdahl）出版了一本书而引起轰动，书中包含了大西洋像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场的观点。这本书的主题是关于海尔达尔的纸莎草船“拉神号”和“拉神二号”[4]在1969年至1970年间的跨大西洋航行，航行的构思和目的类似于1947年的“康-蒂基号”[5]在太平洋上的探险，正是那次探险让作者远近闻名。他在跨大西洋航行中看到，海洋里已经缀满了石油和各种各样的垃圾，尤其是塑料。海尔达尔说，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大西洋比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曾经航行其上的太平洋要脏得多得多。“当我花了101天的时间在‘康-蒂基号’上，我的鼻子和海平面几乎持平，也未曾见过这样的东西，”他写道，“［‘拉神号’船上的］我们所有人都清楚，人类实际上正在污染最重要的水源，我们星球上不可或缺的过滤装置——海洋。”几年之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科学家们承担了一项关于加勒比海和大西洋西部的大规模研究，证实了海尔达尔所言不虚。[6]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尽管人们对保护环境免遭塑料侵害予以新的关注，塑料的使用却并未减少。塑料的应用范围和一般用途超越了环境问题，结果到了2000年的时候，世界上每年生产约1.5亿~2.5亿吨塑料（有多种估计），重量约为1950年的75~125倍之多，或许是1930年的3000~5000倍之多。[7]尽管在某些地方有一些环保法规，塑料仍然在全世界的海洋中累积，且不提它的垃圾填埋地（从全球来看，在21世纪初，塑料大约构成了全部垃圾的10%）。
在21世纪初期，科学家和海员报告了塑料传说中的一项新的和可怕的变异，它由在全世界海洋上蔓延的巨大的漂浮垃圾堆构成。在这些集合体中有这样一坨大型的“塑料粥”在夏威夷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之间的太平洋上缓慢旋转，其中包含了人们在过去60年里生产的塑料制品中的很大一部分，显然，其中大部分来自日本。（无人知晓它究竟有多大，但是截至2010年，有些估计认为它有得克萨斯州面积的两倍那么大。）大多数环流由微小的塑料碎片、浸湿的石化碎屑组成。但是，也有橡皮艇和皮划艇，注定了无休止的漂流航行，就像昔日“飞翔的荷兰人”[8]那样。南太平洋、印度洋以及大西洋的北部和南部有属于它们自己的、较小块的漂浮塑料。尽管科学家还不知道海洋塑料会如何影响海洋生物，但是，海鸟和海洋哺乳动物被塑料缠作一团，还经常吃塑料，这已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所有最近被检查过的北海的海鸟体内都含有塑料，加拿大北极地区的海鸟有1/3也是这种情况。小片塑料进入了海洋的食物网，在诸如逆戟鲸和金枪鱼这样的顶级捕食者的体内聚集。幸运的是，大多数塑料是没有毒性的，只有少数有这种危险。某些鸟类已经学会使用塑料片做巢。现在还只是塑料进入历史的初期，但是化学家已经预料到，海洋垃圾堆容纳的东西将持续数百年或数千年，因此海洋的动植物群将长期受到一种新的选择压力——对于塑料的适应性。[9]
塑料的历史表明，技术驱动的经济变革对环境造成了巨大影响。但是，技术、经济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却常常要比塑料的例子所显示的更为复杂。比起之前的技术，新技术可能偶尔会对环境具有较小的破坏性。另一方面，如果经济增长吞没收益，这样的技术创新可能没有净环境效益。像冰箱那样的电器的历史，可以恰当地说明这一矛盾。
现代冰箱技术可以追溯至20世纪初期，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当一种廉价且显然无害的制冷剂氯氟烃在实验室中被发现之后。这一发现是令冰箱价格在美国迅速下降的关键因素，甚至在“二战”以前，有半数的美国家庭就已用上了这种家电。战后，富裕世界的大众消费主义使得这种家电的销售在数十年间猛增。在20世纪70和80年代，氯氟烃正使地球臭氧层变薄的事实真相大白，这一发人深省的见解导致了1987年《蒙特利尔议定书》的签署。在此之后，世界上最大的冰箱制造商发起了“绿化”家电的运动，把冰箱当作绿色环保的产品加以销售。在20世纪90年代，它们逐步淘汰了氯氟烃，同时，其他的制冷剂进入了市场。它们还开始设计和制造这样的家电：使用更少的材料，能源利用更加高效，含有更少的有毒化学物质，以及更加可回收利用。此外，公司还同监管机构和非营利组织合作，创建环境标准和性能基准。所有这些活动都产生了实际效果：2002年生产的一台典型的冰箱所消耗的能源较之于1980年生产的一台冰箱几乎少了80%。与此同时，全球冰箱销售在此期间有所增加。发展中世界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家庭，购买了他们的第一批冰箱，而富裕世界的一些家庭则得到了他们的第二批或第三批产品。事实上，改良后的冰箱的环境收益成为主要制造商的市场营销战略的关键部分，并且促进了全球销售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冰箱为人们所使用，这提升了能源消耗总量。最终，即便每台冰箱的能源消耗降低五成，也都被冰箱使用量的增长抵消了。在中国，冰箱用电占电力总需求的15%。如今，在全球层面，家用电器是电力消费的巨头。[10]
2009年10月，从北太平洋环流中清除出来的一堆垃圾。20世纪具有独创性的化学造就了前所未有的耐用的塑料，但是许多塑料制品却最终归于世界上的海洋中，几十年来它们随波浮沉。（UIG，通过盖蒂图片社）
[1]Vaclav Smil, Transform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Technical Innovation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221-224.
[2]John McCormick, Reclaiming Paradise: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Movement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9),55-56,69-71.
[3]Smil, Transform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123-130; Peter Clark, “Versatile Plastics for Future,”Science News-Letter 76, no.24(December 12,1959): 402-403.
[4]拉神是古埃及神话中的太阳神。——译者注
[5]康-蒂基是印加人的太阳神的古名。——译者注
[6]John B.Colton Jr., Frederick D.Knapp, and Bruce R.Burns, “Plastic Particles in Surface Waters of the Northwestern Atlantic,” Science 185, no.4150(August 9,1974): 491-497; “Oily Sea and Plastic Waters of the Atlantic,” Science News 103, no.8(February 24,1973): 119; Thor Heyerdahl, The Ra Expeditions (New York: Doubleday,1971),209-210,235,312（引文在第209页）。
[7]Smil, Transform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123.
[8]飞翔的荷兰人是传说中一艘幽灵船的名字，它注定在海上漂泊航行，无法返回家乡。——译者注
[9]P.G.Ryan, C.J.Moore, J.A.van Franeker, and C.L.Moloney, “Monitoring the Abundance of Plastic Debris in the Marine Environment,”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Biology)364(2009): 1999-2012; D.K.A.Barnes, F.Galgani, R.C.Thompson, and M.Barlaz,“Accumulation and Fragmentation of Plastic Debris in Global Environment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iology)364(2009): 1985-1998; Lindsey Hoshaw, “Afloat in the Ocean, Expanding Islands of Trash,”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0,2009, D2; Richard C.Thompson et al., “Lost at Sea: Where Is All the Plastic?,” Science 304, no.5672(May 7,2004):838.也可另见更加通俗的探讨，Curtis Ebbesmeyer and Eric Scigliano, Flotsametrics and the Floating World (New York: HarperCollins,2009),186-221。
[10]Peter Dauvergne, The Shadows of Consumption: Consequences for the Global Environment(Cambridge, MA: MIT Press,2008),99-131; Smil, Transform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41;Catherine Wolfram, Orie Shelef, and Paul J.Gertler, “How Will Energy Demand Develop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17747(2012),at www.nber.org/papers/w177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