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的转变
在1945年，世界上大多数人口还生活在消费驱动、高能耗和物质密集型的全球经济影响范围之外，但是现在，它却成了全球大部分地区的特征。接下来70年的故事是关于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融入这个经济体之中的故事。只有北美洲从战争中崛起，这种状态使其能够迅速回到和平时期的消费经济。战争本身几乎摧毁了西欧和日本的经济，战前二者的消费者发展水平都低于美国和加拿大。但是，这些经济体也迅速转变为大众消费主义，它始于20世纪50年代“黄金时代”的发端。在更为晚近的时候，世界其他地区也开始融入这一经济当中。或许，最重要的是南亚、东南亚和东亚的国家，从“四小龙”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开始。这些小型的经济体利用低人力成本和其他优势，以出口导向战略服务于世界上更富裕的地区。它们的成功引得该区域的其他国家纷纷仿效。中国大陆是后来的参与者里面最大和最重要的一个。在20世纪70年代末，它开始了转型，从集权型、集中型、自给自足型的经济体转变为一个结合了一些关键市场经济特征的经济体，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选择开始产生一些引人瞩目的结果。东欧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将不得不等到1989-1991年的变革，才开始向消费社会转型。拉丁美洲和非洲也越来越融入全球贸易和投资，结果却喜忧参半，消费主义仅仅取得了有限的扩张。
经历了战后最初艰难的几年，西欧的经济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之下，欧洲的精英可以致力于围绕消费者驱动型的增长重新设计其经济的相关流程，并致力于增进欧洲大陆的政治和经济一体化。它们在两个阵线都获得了成功。西方联盟的欧洲主要经济体——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在1950年后发展迅速，这归功于多方面因素的结合，分别是政府引导和刺激经济发展的活动、高储蓄和投资率、熟练的劳动力和充分利用富裕程度极高的美国市场。经济活动也由于廉价能源的普及而得以增强，特别是其中的石油，它为欧洲经济在战后向高消费社会转型打下了基础。1973年以后，西欧的经济体遭遇了相当大的困难，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拜上涨的油价所赐。但是，在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的几十年里，欧洲的政治家和布鲁塞尔的官员设法在欧盟内部将欧洲大陆的经济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有助于巩固21世纪经济的持续增长。[1]
日本遵循了相似的发展轨迹。1945年时凋敝的日本经济，在美国占领下很快反弹到战前的生产水平。截至20世纪50年代初，受到朝鲜战争导致的美国军事合同的刺激，日本经济顺利增长。紧接着的20年里，该国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平均每年增长8%。日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受到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高水平的储蓄和投资率以及政府和大企业在经济政策和技术发展上的紧密合作——例如，通过强大的通商产业省（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MITI）。在1973年以后，日本的发展放缓，几乎其他各地皆如此，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它的发展仍然高于欧洲和美国。日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从大众消费主义中得到反映。在战后的几十年间，从几乎没有大型耐用消费品，到拥有大多数具有高消费经济特征的商品，典型的日本家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1957年只有3%的日本家庭拥有一台电冰箱。到1980年为止，几乎所有的日本家庭都拥有了电冰箱。1957年，20%的家庭拥有一台电动洗衣机，并且只有7.8%的家庭拥有一台电视机。1980年，洗衣机和电视机在几乎所有的日本家庭里都已齐备。汽车拥有率也出现猛增：1970年时为22%，仅在10年之后，就增至57%。到1980年的时候，日本已经加入了大众消费俱乐部。[2]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复兴证明了美国消费文化的吸引力。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欧洲人对其大陆的“美国化”要么心存恐惧，要么欣然接受，但是在战后时代，欧洲大陆上的美国文化和经济实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欧洲享有的广泛繁荣使得更多人消费美国出口的产品和服务。甚至更为严重的是，大量的欧洲人有欲望和方法去接近高耗能的、物质密集型的美国生活方式，这具体体现在汽车、家用电器、郊区的独立式住宅和日常消费品中。这种经历也不局限于西欧。
日本人也有自己版本的美国化，在战后占领时期，他们直接接触到了美国文化。日本的工人在奇迹的几十年里挣得了更高的工资，因而他们急切地要得到所谓的地道美式的时尚、食物、娱乐和服装。广告商发现了日本人对美国产品的这种爱好，于是便迎合消费者的需求定制其信息和产品。像意大利人和英国人一样，日本人发现了反映美国做法的新的消费方式。例如，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超级市场找到了进入日本城市的方法，大约在20年后，24小时便利店和快餐店也是如此。应当指出的是，美国化是一种解释模式，它已经为历史学家争辩了几十年。如今，学者们认为历史上美国文化在海外的生产、传播和接受是高度复杂的、非线性的，而且是不断进化的。尽管如此，仍有理由指出，这是激发世界各地消费者欲望的关键因素。[3]
然而，大众消费主义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同样还有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担心遭到西方的包围并希望赶上和最终超越苏联，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做出了迅速发展工业的决策。毛泽东相信，中国共产党通过卓越的组织能力和参与大规模动员的意愿，可以获得力量推动中国几乎一夜之间从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强国。1949年以后，中国开始了工业化，到毛泽东逝世的1976年为止，工业化进程既扩大了该国的经济，也使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尽管初始水平很低）几乎翻了一番。[4]不过，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苏联的情况那样，中国也为此在人与环境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1960年左右，苏联的经济状况似乎比中国更好。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它开始显示出具有重大结构性问题的迹象。不断强调重工业和军事开支，构成了对消费经济的损害，它赋予了中央计划者、军方和大型国家生产者而不是个人消费者以更大的权力。苏联的经济因此得以生产出大量的产品，包括若干种类的消费品，但是这些产品却很少能够满足消费者的偏好。这个体系很少激励厂长节约利用能源和材料，也几乎没有给劳动者努力工作提供什么激励。不仅如此，尽管拥有杰出的科学家，苏联经济却似乎无法跟上西方技术进步的步伐，至少在开始重塑全球经济的计算机等领域如此。在农业领域，集体农场被证明是非常低效的。农民获准为自己耕种的那些小块土地则更为高效，因为农民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地里的产品。大型的农业计划，像赫鲁晓夫的“荒地开垦”计划（1956-1963），浪费了无数包括土壤和淡水资源在内的宝贵资源。所有这些之外，苏联还面临着诸如长期酗酒那样的阻碍经济发展的严重的社会问题。[5]
在20世纪70年代，尽管存在这些问题，苏联的领导人却不愿意进行任何认真的改革。部分原因源自这个体系表面上的成功。20世纪60年代，苏联发现了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矿藏，它们成为苏联经济发展的支柱。这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收入，在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石油禁运导致全球燃料价格飙升之后尤其如此。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石油价格保持高位，苏联由此得以掩饰制度缺陷。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某些西方国家，被迫对重工业部门进行痛苦的重组，苏联对此却无动于衷。老年化的苏联领导层，由在斯大林时代长大成人的男性主导，也拒绝重新考虑该国日益艰难的地缘政治地位。冷战给这个国家加上了军费开支的重担，就防卫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而言，苏联的开支比西方国家的要大得多。苏联的势力范围促使这个问题出现。东欧既从资源中受益，同时也耗尽了资源。与西方联盟不同的是，苏东集团是通过强制而非其他方式结合起来的，就像发生在东柏林和波兰（1953年）、匈牙利（1956年）和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的事件所表明的，也像稍晚一些的诸如波兰团结工会的大规模抵抗运动所再次证明的那样。[6]
到了20世纪80年代，苏联陷于绝望的困境之中。在80年代中期，全球石油价格暴跌夺去了该国的意外之财，暴露了苏联经济的明显弱点。1985年3月，54岁的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撤换了克里姆林宫的保守派，事情随后似乎变得更加光明起来。长期以来，戈尔巴乔夫已经认识到苏联体系的缺陷，他迅速着手进行了一项计划，发起根本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改革。公开化放开了苏联的政治体系，给予信息交换以自由。重建改革旨在重塑经济。戈尔巴乔夫也寻求和西方建立新的关系，其中包括大幅削减核武器，这一决定既因为戈尔巴乔夫认识到军费开支是苏联经济缺陷的一个主要部分，也是出于缓和冷战紧张局势的愿望。虽然这些改革在众多领域产生了积极的结果，但在总体上却适得其反。关于国家腐败无能的报道不断出现，苏联民众则普遍对此报以冷嘲热讽和愤怒。公开化对该国周边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者有所裨益。1989年，在戈尔巴乔夫允许进行东欧革命之后，苏联自身的政治完整也不复存在。更糟的是，经济改革证明只是折中措施，没能重振经济。刺激消费主义和向国有企业引入利润动机的尝试，被体制的官僚主义惯性和久已有之的腐败大大抵消。[7]
因此，戈尔巴乔夫改造苏联的努力成功了，但并非以他所期望的方式。他打算通过改革来振兴社会主义，但这却是苏联体制的终结。1991年苏联解体，代之而生的是一系列的新兴共和国。在20世纪90年代，所有这些国家都经历了非常艰难的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那些原属于苏联集团的国家也是如此，尽管波兰等国经历了相当高的增长。苏联的核心俄罗斯，遭到了最严重的打击，部分由于它掌管了大量的过时的重工业工厂，其中大部分工厂都不具备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能力。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还为许多其他问题所困扰，其中包括精英们将国家剩余的大部分财富改由自己亲手掌握。俄罗斯经济崩溃，在这10年里足足下滑了40%，但由于报道的不充分和该国庞大的黑市，并没有人真正知道经济下滑的真实程度如何。[8]
中国走上了一条更为成功的道路。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中国经历了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在内的一系列动荡，使这个国家精疲力竭。中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变得孤立，无异于雪上加霜。中国同苏联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不断加深，导致苏联在1960年撤出援助，预示着共产主义世界中最大、最重要和军事力量最强大的两个政权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苏联撤出援助也有效地切断了中国同其余的政治和经济同盟国之间的联系。在20世纪70年代初，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中国和西方大国在那时都开始寻求机会，以对全球地缘政治做出调整。美国敌对的对华政策已经持续了20年。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抓住了1958-1960年间中苏分裂提供的有利条件，美国和中国开始建立外交关系。中国重新融入全球经济不得不再等上5年，直到毛泽东于1976年逝世。他的继任者，寻找能让中国处于休眠中的经济再次复兴的方法，开始了改革，其中包括向外资和外贸开放该国东部沿海的地区。[9]
几个周边经济体已经向中国展示了资本主义的优点。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20世纪70和80年代的“四小龙”经济体，已经在从事以制成品出口为重点的发展战略。从20世纪60年代起，这些经济体已经开始从良好的战略环境中受益。冷战确保美国对该地区的中国台湾、日本、菲律宾和韩国等地予以持续关注，还确保美国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援助。约在同时，富裕世界的公司前来寻找低工资投资机会。日本公司首开先河，成为该地区最重要的外部经济力量。在“四小龙”方面，则是寻找方法吸引外部投资，它们提供若干条件，其中就有廉价的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再加上稳定的却经常是不民主的政治。“四小龙”经济体发展迅速，冶金和电子工业之类的工业部门在世界上取得重要地位。“四小龙”经济体的平均工资有所上涨，因此该地区有着更低工资标准的其他国家现在可以吸引到外国投资者。由此，这一进程在诸如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之类的东南亚经济体得到复制。
到20世纪90年代为止，中国也完全参与其中。中国的领导层巧妙地将该国引领到一个可以从出口贸易获益的位置上，利用它庞大、工资低廉的人口去吸引来自所有发达国家的大量外资。从那时起，中国经济就成了日本黄金时代的真实写照，只是规模要比日本经济大得多。从1995年起，非常高的经济增长率、不断上涨的人均财富、不断提高的技术能力和不断扩大的消费市场就成了中国的特征。与其他成功故事一样，国家对于中国事业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领导层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还显示出它能够保持对国家的严格控制。[10]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结构中处于劣势地位，并因而深受其害，它们在全球经济中依靠出口初级产品来换取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时代遗留的产物，当时帝国列强在其殖民地投资的只不过是像种植园和矿山这样的耗费自然资源的企业。20世纪40-60年代，在非殖民化席卷全球后，用初级产品交换制成品的模式仍在继续。出售原材料并非经济繁荣的秘诀。除了其他方面之外，它可以迅速毁灭一个发展中经济体的自然资源基础，长远来看则会逐渐动摇自身的根本。而且，富裕世界对这些产品的需求起伏不定。在相隔半个地球的远方，消费者不断变化的偏好对整个国家的财富有着强烈的影响。从香蕉到铜再到可可，产品的国际价格大幅波动，带给生产国经济以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彻底的逆转。[11]
发展中世界的政治领导层奋力去寻找避免初级商品陷阱的方法。进口替代是一种解决方案，亚洲国家、非洲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都在实行这种方案。这一对策基于一种理论，即全球贸易系统性地歧视穷国。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保护本国的制造业从而免遭来自富裕世界的竞争，以建立它们自己的国内制造业基础。经过了许多试验，这一策略证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成功的。不过，亚洲“四小龙”所使用的那种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难以效仿的，因为它们不能吸引复制“四小龙”经验所必需的高水平的外国投资。许多贫穷国家也无法像新加坡和香港之类的经济贸易中心那样，从地理位置上受益良多。[12]
非殖民化以后，非洲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尽管仍保持在每年2%左右，但还是落后于其他国家。然而在1973年之后，非洲大陆遇到了更加严重的困难。非洲的问题变得严峻起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3-1988年期间几乎没有增长。问题主要有：外部债务水平高，官员腐败猖獗，教育系统摇摇欲坠，政局不稳定，包括几次内战在内。非洲的交通运输系统证明是经济发展的特殊阻碍。这块大陆上的很大一部分地区也面临着严峻的社会问题，包括高文盲率和公共卫生危机，比如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俗称艾滋病。这些都无法鼓励外国投资。人口红利对东亚的人均增长非常重要，但是很明显，由于非洲的生育力在通常情况下一直保持旺盛，所以非洲享受不到人口红利。但是，像其他地区一样，非洲曾经是，现在也是一个参差不齐的所在。诸如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和科特迪瓦这些国家，比其他国家要更加富裕和稳定一些。
拉丁美洲在战后时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黄金时代再次见证了相对稳健的人均经济增长（每年约2.5%），这主要基于世界上对于矿产、石油、小麦、牛肉、咖啡、蔗糖和其他初级产品的不断增长的需求，也基于受保护行业的早期成功。然而，1973-1998年间，增长率跌至1%左右。对许多拉丁美洲国家而言，通货膨胀和沉重的外债很快便成为它们的主要问题。拉丁美洲社会内部显著的经济不平等限制了工业品国内市场出现的范围，并且拉丁美洲制造业几乎没有哪个部分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到20世纪90年代为止，经济停滞驱使大多数国家步智利之后尘，并且以更加开放的市场和较少的国家指导再次进行试验。这有助于出口贸易从越来越高的产品价格（2000年以后）和与此相关的中国经济对原材料和食品的强烈需求中获利。[13]
尽管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十年到另一个十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但快速增长是1945年以后的世界经济的显著特征。廉价能源、技术变革和市场整合都有助于产生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人均增长。在1945年之后的65年间生活的人们所经历的一切，在他们之前是没有连续的哪三代人经历过的，就连一丁点儿类似的经历也没有过。这一惊人的增长，提高了数十亿人的消费水平，还增强了其余大多数人的消费愿望。
[1]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1: 131-134; Rondo Cameron and Larry Neal, A Concis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from Paleolithic Times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367-370.关于廉价石油在战后欧洲的影响，见Christian Pfister,“The Syndrome of the 1950s,” in Getting and Spending: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nsumer Societ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Susan Strasser, Charles McGoven, and Matthias Judt(Cambri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359-377。
[2]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1: 139-141; Yasukichi Yasuba, “Japan’s Post-war Growth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Japan,1945-1995, vol.1,From Occupation to the Bubble Economy, ed.Steven Tolliday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2001),3-16.
[3]关于理论上的美国化，见Richard Kuisel, “Commentary: Americanization for Historians,”Diplomatic History 24, no.3(Summer 2000): 509-515。大量关于欧洲的美国化的文献，参见Emanuella Scarpellini, “Shopping American Style: The Arrival of the Supermarket in Postwar Italy,” Enterprise and Society 5, no.4(2004): 625-668; Detlef Junker, “The Continuity of Ambivalence: German Views of America,1933-1945,” in Transatlantic Images and Perceptions: Germany and America since 1776, ed.David Barkley and Elisabeth Glaser Schmid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1997),243-263; Richard Kuisel, Seducing the French: The Dilemma of Americanization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 Frank Costigliola, Awkward Dominion: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lations with Europe,1919-33(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4)。关于美国文化对日本消费主义的影响，见Penelope Franks,The Japanese Consumer: An Alternative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Japa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151-162; Yasuba, “Japan’s Post-war Growth,”1314。关于美国和东亚消费主义的概括论述，见James L.Watson, Golden Arches East:McDonald’s in East Asi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4]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vol.2, tables 5a,5b,5c (pp.542-543,552-553,562-563).
[5]Kotkin, Armageddon Averted, chap.1; Cameron and Neal, Concise Economic History,372373.关于东欧的自然和民族的集体化的影响的探讨，见Katrina Z.S.Schwartz, Na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after Communism: Globalizing the Ethnoscape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2006); Arvid Nelson, Cold War Ecology: Forests, Farms, and People in the East German Landscape,1945-1989(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5)。
[6]Kotkin, Armageddon Averted,10-17,48-53.
[7]同上，第3章。
[8]同上，第5章；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1: 155-161。
[9]Ho-fung Hung, “Introduction: The Three Transformat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 in Chin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Capitalism, ed.Ho-fung Hung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9),10-11; Osterhammel and Petersson, Globalization,115-116.
[10]Giovanni Arrighi ,“China’s Market Economy in the Long Run,”1-21; Ho-fung Hung,“Introduction,”6-13; John Minns, “Wold Economies: Southeast Asia since the 1950s,” in The Southeast Asia Handbook, ed.Patrick Heenan an Monique Lamontagne (London: Fitzroy Dearborn,2001),24-37.
[11]关于香蕉贸易，见Marcelo Bucheli and Ian Read, “Banana Boats and Baby Food: The Banana in U.S.History,” in From Silver to Cocaine: Latin American Commodity Chains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World Economy,1500-2000, ed.Steven Topik, Carlos Marichal, and Zephyr Frank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6),204-227.
[12]Osterhammel and Petersson, Globalization,128-130: Minns, “World Economies.”
[13]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1: 151-155 and table 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