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生态和异议
在战后时代，持异议者出现了，他们看出了全球经济中所包含的生态后果和社会不公。在许多种批评之中，有两组可兹说明。第一组批评属于生态经济学的范畴。其核心思想曾经是而且仍然是：全球经济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而地球生态系统是有限的和不可增长的。在这一领域，热力学定律是基本概念。根据热力学第一定律，能量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尽管第一定律暗含着宇宙处于永久稳定状态，但第二定律却非如此。相反，它指出物质和能量从最初的集中和较为有力的状态（低熵）退化到分散和较为衰弱的状态（高熵）。因此，尽管第一定律意味着宇宙总能量将总会相同，但第二定律意味着能量不可避免地朝向一种不太有用的形式变化。将这两个定律应用于人类活动的生态经济学家提出，不可能存在任何一个依靠无限增长的系统，因为它终究会耗尽地球上数量有限的低熵物质和能量。与此同时，也为了同样的理由，任何一个这样的系统将会用高熵的废物对地球造成污染。对于生态经济学家而言，唯一的问题在于这一过程将耗时多久。[1]
尽管生态经济学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具有重要的思想根源，但直到20世纪60和70年代，一个连贯的思想体系才围绕这些洞见联结起来。这一联结部分是由于一批经济学家的开创性的工作，他们精通自己所从事的领域，该领域痴迷于经济增长，但他们本人却对此持有不同的见解。这些人中间包括了罗马尼亚裔移居国外的尼古拉斯·杰奥尔杰斯库——勒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生于英国的肯尼思·伯尔丁（Kenneth Boulding）和美国人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他们都在美国的大学工作。这一联结还有部分是由于公众环保运动的出现，它在20世纪70年代为这一原本鲜为人知的智力练习提供了一些牵引力。直到20世纪80年代，一个拥有自我意识的研究领域才出现，它将自己定义为“生态经济学”。到那个十年结束的时候，该领域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分支机构遍及世界许多国家的国际协会，创办了一份专业杂志，还有向外界介绍这一领域的关键文本。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该领域得到迅速的发展。学者们为这个领域增添了理论基础，并且发展出了用来衡量经济表现的替代性方法，将为了增长而付出的社会和生态成本囊括其中。1977年发表于《自然》杂志的一项著名的研究试图估算不可或缺的生态“服务”的总经济价值，如授粉、养分循环、遗传资源和土壤形成之类。所有这些都由地球免费提供给人类，却没有在市场上定价。作者估计这17种服务每年价值33万亿美元。尽管这项研究由于试图给自然定价而引来批评意见，但它已经表明了这样一种观点：全球环境为人类提供了大量隐藏的和被低估的益处。[2]第二组批评属于可持续发展的范畴。尽管它与生态经济学有着重要的思想关联，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主要还是在学术界之外逐步形成的，在无数的国际论坛中被从业者、外交官以及社会和环境活动家充分讨论。因此，它是最终进入了主流思维的一种政治理念。自其发端以来，关于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大部分表述就结合了两大思想：其一，战后时代运行的全球经济是社会不公正的，对于全世界的穷人而言更是如此；其二，主要由于发达国家的消费模式使然，全球经济恐怕要超过生态极限。除了这些基本内容之外，这一观念已经被无数次地加以重新定义。
与生态经济学一样，人们可以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根源追溯至19世纪，但是它的直接起源却在最近的几十年。在20世纪70年代举行的许多环境和发展会议上，特别是在联合国的倡议下召开的会议上，这一范式同财富、贫困和生态之间的基本联系就出现了。随着布伦特兰委员会（以委员会主席、挪威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的名字命名）为联合国发布的一份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的出版，可持续发展这一术语在1987年开始流行起来。它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满足当前需要而不危害后代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成为这一概念的典型表述。布伦特兰报告也有助于在1992年的里约地球峰会上及随后的国际谈判中，让可持续发展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表达。[3]
不过，尽管这些和其他批评非常严肃，在21世纪之初，全球经济的运作方式仍与1945年以来的情况大体相同。发展中世界的数十亿人力求达到富裕世界的人们所享有的舒适程度，而后者则试图增加其财富。这些渴望从底层加强了战后全球经济发展的连续性。1945年以后的几十年间，包括大部分日本人和西班牙人，以及相当多的巴西人和印度尼西亚人在内，有数亿人达到了他们的祖先曾经难以想象的消费水平。尽管还有数十亿人在旁观，它仍然代表了人类历史的重大转变。在某些方面，所有这些都等同于伟大的进步，因为它使许多人摆脱了贫困。但是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对地球的总体影响变得实在太过明显，而且那种经济严重依赖像化石燃料和矿物之类的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21世纪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于，人们是否可以改变消费类型和消费模式，以适应一个有限的生态系统。[4]
[1]Martinez-Alier,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 chap.2; Ramachandra Guha and Juan Martinez Alier, Varieties of Environmentalism: Essays North and South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chap.9; Herman E.Daly, “Steady-State Economics versus Growthmania: A Critique of the Orthodox Conceptions of Growth, Wants, Scarcity, and Eficiency,” Policy Sciences 5, no.2(June 1974): 149-167.
[2]Robert Costanza et al., “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al Capital,”Nature 387(May 15,1997): 253-260; Robert Costanza, “Ecological Economics: Reintegrating the Study of Humans and Nature,” Ecological Applications 6, no.4(November 1996): 978990; Kenneth Arrow et al., “Economic Growth, Carrying Capacity, and the Environment,”Ecological Applications 6, no.1(February 1996): 13-15; Herman E.Daly, “On Economics as a Life Sci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6, no.3(May-June 1968): 392-406; Kenneth E.Boulding, “Economics and Ecology,” in Future Environments of North America: Being the Record of a Conference Converned by the Conservation Foundation in April,1965, at Airlie House, Warrenton, Virginia, ed.F.Fraser Darling and John P.Milton (Garden City, NY: Natural History Press,1966),225-234.
[3]David Satterthwaite, Barbara Ward and the Origin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ondon: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2006); Susan Bake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ew York: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2006);Lorraine Elliott, The Global Politics of the Environment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4); Robert Paehlke, “Environmental Politics, Sustainability and Social Science,”Environmental Politics 10, no.4(Winter 2001): 1-22;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In Defence of the Earth: The Basic Texts on Environment: Founex-Stockholm-Cocoyoc(Nairobi: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1981).
[4]有关这一问题的杰出的诠释，见Ramachandra Guha, How Much Should a Person Consume?Environmentalism in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6),chap.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