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多个物种？
我们该如何定义“物种”呢？20世纪中叶以来一个广为接受的定义是，对于那些分布广泛的生物群来说，所谓的物种意味着可杂交或具有潜在杂交能力的生物群。换句话说，如果在一起有可能繁殖出下一代，那就肯定是同一种属。对于达尔文而言，他的写作完成于这个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定义被广为接受之前，此时这种人类的共性并不是那么无可置疑的。在小猎犬号旅行接近尾声的时候，达尔文的废奴主张是发自内心的。在那个时代，奴隶制已在英国逐渐被宣布为不合法，但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有关奴隶制去留的争论仍然方兴未艾。很多人都持不同观点，并就人类能否被清楚地划分成边界清晰的各个不同种或亚种展开激烈争论。动植物分类最早是在18世纪早期，由瑞典植物学家卡尔·冯·林奈正式规范下来的。林奈大胆开始了为这星球上的所有生物进行分类的尝试，这是一桩令人望而却步的苦差，但是他却试图把它做得更完善。在所有的创新中，他给我们留下的植物体系的双名命名系统影响最为深远，为生物学家们沿用至今。拉丁文的种属的观念在学校里人尽皆知，就如智人（Homo sapiens）这个概念一样。
林奈认识到所有的人都是同一种属的组成，但是他也会用一些额外的子分类标准来指称他所观察到的人种或人种亚种。这些分类包括非洲人（afer）、美洲人（americanus）、东亚人（asiaticus）和欧洲人（europaeus），还有一类被不当定义的、公然的种族主义类别，他称之为怪物种（monstrosus），包括达尔文描述的火地岛人和其他族群。对于林奈来说，这些人种之间的差异是如此之大，足以赋予这个附加分类以正当性。
达尔文，这位绝无仅有的客观的科学家，注意到人们在划分种族的时候过多地强调外在的特征。在他生命尽头完成的《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这本书里，他写道：“考虑到在不同种族之间存在着的巨大的差异性，我们也必须对经由长时间自我观察习惯形成的善意的歧视做些许让步。”这是个相当重要的洞见，它有助于我们解释后续更多的关于人类起源的种种争论。
19世纪美国赞同奴隶制的团体明显接受了林奈观点的极端部分。这种观点认为人类不同种族间事实上是各自孤立的，具有内在固有的不平等性。这使得人们比较容易视美国正在进行的野蛮压迫行径为正当行为。这种认为人类的不同种族孤立存在并各自发展的理论被称为多源论，多源这个词来自希腊语，意指“很多源头”。这种理论明显与《圣经》里一个亚当和一个夏娃结合产生了人类后代的伊甸园故事背道而驰，因此惹怒了教会。绝大多数的生物学家也反对这种多源论观点，因为他们注意到了人类不同种族之间广泛的杂交性。对于多源论者来说，这些反对的声音很是无力，这在路易斯·阿加西斯，这位瑞士灾变论学家身上得到了检验。根据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的描述，阿加西斯相信那些创作《圣经》的古代人压根对人类这些纷纭复杂的类型不了解，因此他们记载下来的只能是地中海一带的亚当故事。阿加西斯还认为，历史上肯定存在过黑人亚当、蒙古人亚当，当然，还有推测中的美洲人亚当。
虽然绝大多数的生物学家并不认可这种观点，但是这种观点还是通过一些人类学作品保存至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要去解释人类外在多样性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相应地，我们也能够在化石里找到特定模式的记载。近来这种观点最广为人知的拥趸，非美国人类学家卡尔顿·库恩（Carleton Coon）莫属。库恩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了两本颇有影响的著作，《种族的起源》（The Origin of Races）和《人类现存的种族》（The Living Races of Man）。在这两本书里，库恩提出世界上存在着五种清晰的人类亚种：澳大利亚人种、开普人种、高加索人种、刚果人种和蒙古人种。他们从古代的原始人状态各自独立进化成为当前的不同形态。更为旗帜鲜明的是，库恩坚定地认为这些不同的人类亚种处在进化的不同阶段，比如非洲刚果人种就明显处在进化的早期阶段，而且似乎至今还在进化的死胡同里徘徊不前。他宣称欧洲人拥有的世界支配地位是他们在进化过程中体现出的基因优越性的功劳，他甚至还给那些因为担心种族杂交而半夜辗转反侧的人以某种安慰：
种族杂交会严重扰乱一个群体基因和社会的平衡状态。于是，新植入的基因倾向于消失或者是被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除非它们能够提供一种与原来的基因相比较而言更突出的优势。我之所以做这样的声明，既非出于政治的考虑，也非出于经济的考虑，仅仅只是因为要不是上述这种机制的作用，人们是不可能分成白色、黑色、黄色和棕色的。
这可不是一个可以等闲视之的声明，因为他可是美国体质人类学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世界上规模最大也最有影响力的人类学组织）的主席，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和人类学博物馆馆长，还经常在美国流行电视节目中抛头露面。
有意思的是库恩极力把自己和特定政治动机撇清的努力。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体质人类学刚摆脱了一段黑暗的历史，在那时它主动拥抱了政治。正如这种观点的主要支持者之一，阿莱斯·海德路加（AlešHrdlička）在1917年《美国体质人类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创刊号里强调的那样，体质人类学既要研究人类也要服务人类的福祉——它并非简单的“纯”科学。在推进优生学项目，或是拟定移民政策时这门学科的工具属性，海德路加也尝试给一些基金赞助机构施加影响，让他们明白体质人类学并不只是一门晦涩难懂的学科，它自有其应用价值。很显然，有一些人听得太过用心了——马上就根据一些既谙于实用主义之道，又有政治野心的人类学家的建议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