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牙塔之外
19世纪以来人类学“作为一门以研究人类整体、人类整体的各组成部分，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己任的科学”逐渐发展起来。
比起其他任何人，法国人保罗·布罗卡（Paul Broca）——正是他给出了这个定义——更有资格作为体质人类学这门现代学科的创建者。布罗卡是人类颅骨测量专家，他提出的测量法能够测出人类颅骨形态的最小差异，这些差异可以被用来预示一些天生的潜力。正是基于这些细微差异，布罗卡提出了一种更精细的人类划分标准。通过那些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教科书的推广，布罗卡测量法让科学界精神振奋。很快每个人都想测量自己的颅骨。
在英国，一个名为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的业余科学家成为布罗卡最早的支持者。高尔顿从祖上那里继承了一笔数量可观的遗产，能够资助一系列的研究项目，其中就包括统计学和生物学。很快，他就迫不及待地去测量人类身体上大大小小的部分，力图从科学的角度为人类多样性做一些标准化的分类。这样的举动注定是要失败的，要不是误读了达尔文自然选择的理论而使得他的观点如一剂烈酒，高尔顿的尝试有可能被描述为“不过是一位狂热者醉心于人类的分类”。
正如我们更早时候观察到的那样，达尔文并不是一个“坚定”的种族主义者。他和常人一样都倾向于抱有小小偏见，但是从他有关这个主题的为数不多的表述来看，我们能推导出这样的结论：他坚信按照人类生物学上的发展潜能来看，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平等的，无优劣之分。但是对于他的很多支持者来说，事实并非如此。例如，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发明了“适者生存”这个概念，并在一系列被广泛阅读的著作和文章里大量使用这个概念来证明19世纪晚期英国固有的社会阶级划分的合理性。如果一个社会内在的阶级区分能够得到科学解释的话，那么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原因？和维多利亚时代对分类的痴迷结合起来后，这种看法从“强权即公理”的传统观念跃升为一种文化差异必然能够用科学的手段定义的想法，对于优生学运动随后的发展有很大的助益。
这个运动的初衷是好的。优生学事实上意味着“好的出生”（谁能够反对这个呢？），在一定程度上，它在历史上一直存在。《塔木德》（Talmud）这本古代犹太法典的汇编就鼓励男人卖掉他所有的财产，换成聘礼去迎娶一位学者的女儿，这样他们的后代才会很聪明（和学者的女儿们约会当然不会太便宜）。然而，只有到了19世纪末期，优生学才真正“腾飞”。之所以如此，原因很复杂，但是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自我完善的追求，对新的科学领域比如遗传学的兴趣，以及体质人类学研究所带来的规模可观的新数据有关系。
作为对高尔顿的纪念，1907年英国成立了优生学教育学会。它阐明自己的目标是通过对“合适的”个体的有选择的养育来促进人类基因库的改良。优生学运动很快就在美国风靡一时，在美国，人们早先就倾向于接受这样的理论，认为通过运用科学知识确实能达成自我完善。很快，“优秀家庭”评比成为美国各州的州集会的共有特色项目，人们围绕最优秀家庭的荣誉称号和奖金展开激烈竞争。优生学也横扫了欧洲大陆，在那里，它更为黑暗的分支打着德国种族政策的旗号出现了。
尽管优生学一开始是作为致力于社会启蒙的社会运动出现的，但它的目标很快堕落了，在1910年至1920年前后的美国，它被当作对那些被认为智力低下的人进行强制性绝育的科学依据。在那些受种族主义影响而极其严苛的移民测试和限额分配政策实施的背后也找得到优生学的身影（19世纪20年代，那些来自东欧的绝望、贫苦的移民绝大多数不识字，却被要求在抵达美国纽约埃利斯岛的移民检查站时拥有一定的阅读能力）。纳粹分子在20世纪40年代对犹太人、吉卜赛人、同性恋者和其他被假定为劣等的群体采取的系统性灭绝政策同样有着优生学原则运用的科学根据。在证明“有用”的竞赛中，体质人类学远远跑到了前面。
纳粹令人发指的暴行被大白于天下，也难怪库恩要努力在自己的写作中与政治目的保持距离。即使是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美国盛行的种族隔离氛围下，建设某种基于体质人类学新发现的政治行动也会揭开一道刚刚开始愈合的伤疤。相反，他将人类种族间的差异呈现为一种对世界的客观的、科学的观察，好坏皆如此。他似乎是想说，如果你不喜欢消息本身，不要责怪把消息捎来的信使。但是他宣称自己的结论完全基于对手边证据的客观评估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从来没有人真的验证过他的基因假说。我们的基因对人类种族差异说了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