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音的消失
今天当你访问法国时，法国人对他们语言的热爱会让你印象深刻。作为国家语言官方守护者的法兰西学院像鹰一样监督着法语的说和写，以应对外来影响的挑战。然而，就在150年前，也就是差不多六代人之前，居住在法国的人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真正讲法语，大多数人讲当地方言和其他语言。在大约同一时间的意大利，估计有不到10%的人会说意大利语。奥地利首相克莱门斯·冯·梅特涅（Clemens von Metternich）当时讽刺说，意大利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种“地理表达”。如果把语言当成一个因素的话，这显然正确无疑。
19世纪的欧洲是一个新思想和运动的旋涡所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工业化、殖民扩张，所有这些都将对我们“现代”世界观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新思想最重要的表现之一是民族主义的兴起，也就是创建欧洲现代政治版图，并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深远影响。
19世纪以前，欧洲被划分为独立的封邑、王国和公国，生活远比今天更“本土”。人们效忠于地方统治者，他们的生活围绕着本地区事件展开。这也反映在他们的婚姻模式上，这种模式往往是高度本地化的。在欧洲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一对新人的出生地往往只相隔几千米，这导致了血缘婚或家族内婚的程度较高。这些地域特征也延伸到语言。例如，虽然现代法国只有一种官方语言，受到学术界宗教式的保护，但在18世纪末，有许多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或几千年前的地方语言，巴斯克、布列塔尼、奥克坦、科西嘉、阿尔萨斯都是不同的语言实体。例如，布列塔尼语就是一种与威尔士语和盖尔语，而不是与法语关系更密切的凯尔特语言，尽管它的通用区域是法国西北海岸布列塔尼半岛。使用这些地方性语言的人认为自己拥有独特的身份认同，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之为族群，这些族群最终要被纳入法国国家创建的过程中来。
随着民族主义在欧洲兴起，语言被新兴的统一国家当作打造国家认同的工具。政府通过突出一种语言并使其凌驾于其他语言之上的方式寻求文化的统一。从18世纪开始，英语就是英国首选的书面语言和政府官方用语，但生活在英国的许多人只会说与英语关联不大的语言。其结果是以牺牲凯尔特语为代价，把英语当作母语的人数增加。凯尔特马恩岛语（Manx），当地人称其为Ghailckagh，是马恩岛的本土语言。在1874年还有1.2万人使用本土语，但到了20世纪初仅余4000人。最后一位以马恩岛语作为母语的人于1974年去世，如今，马恩岛语仅作为一种活化石被几百名狂热爱好者保留下来。
在19世纪，强制性民族语言教学以及国家兵役制度对官方语言的推广普及有助益，在几代人后，民族语言趋近于形成。国家成功转型为单一语言制国家。语言和国家进行角力的最好案例之一来自德国。格林兄弟——雅各布和威廉以编纂欧洲孩子在童年时期就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而闻名于世。也许很多人不知道，雅各布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语言学家，他阐明了日耳曼语演变过程中发生的声音变化规律。例如，古印欧语系单词里的b在日耳曼语中一律改成了p，等等。格林兄弟的作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给讲日耳曼语的民族带来了一种团结感。在语言学研究中，这一方面是在阐明和整理日耳曼语言的统一性和历史，作为国家语言标准创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这些童话故事也记录了日耳曼人的民间文化，以保留和塑造他们的民族身份。日耳曼人正处于“日耳曼民族”的形成过程中，格林兄弟作为知识分子，也参与了这个新的民族国家的建设。
在欧洲民族主义兴起的这段时期里，通过语言达成历史识别及认同的模式逐渐发展起来，但是只是一种简单的判断：语言趋向于定义文化，而文化又与其语言密不可分。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在于，“创造”一种语言需要很长的时间——大约500～1000年才能发展出有别于其他民族语言的语言。例如，罗曼语族已经有大约1500年的历史了，它们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拉丁语作为罗马帝国通用语言的时代。今天，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加泰罗尼亚语和罗曼什语（瑞士格劳宾登州使用）都可以通过一个共同的语源与罗马人的语言发生关联。其他语言，比如巴斯克语，与其周边的语言分离开来的时间更长。但是，无论哪种情况，语言反映出来的都是长期文化隔离的最终结果。
当我们失去一门语言的时候，我们也就丢失了我们历史的某一部分概貌。如果巴斯克语言灭绝了，我们将失去与欧洲的前印欧语的唯一联系。如果塔吉克斯坦那将近2000个说雅格诺布语的人完全融入讲塔吉克语的多数人口中去，他们的子女也不再学习雅格诺布语，那么我们就会失去与丝绸之路时代相关的鲜活联系。在每一桩语言死亡案例中，我们都失去了我们文化历史的一部分。特别是那些还没有来得及研究和记录的语言的消亡，这种情形在当今比比皆是，会让我们失去那段再难重现的历史时光。
今天，全世界将近半数的人口说着15种最常见的语言。其中一些语言，如英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是通过殖民主义传播的。其他的则是农业驱动下的人口增长导致了使用者数量的增长，汉语和印地语就是两个最好的例子。然而，即使在这些情况下，民族（国家）语言的创建也有助于这些语言取得优势地位。显而易见，有几种语言的使用正在变得越来越广泛。尽管我们的语言学家识别出了6000多种不同的语言，全世界90%的人使用的是排名前100的语言，但显然，大多数语言只在很小的群体中使用。
绝大多数这些语言的未来不容乐观。正如讲雅格诺布语和马恩岛语的人口越来越少一样，类似的情形会一再发生，大多数语言都将消亡。这些注定要消失的语言中的绝大多数都只是在很小规模的群体中使用，这些群体会逐渐被更大的群体吸收或是驱散。我们在第一章中提到过的达尔文所记录的火地岛人使用的亚格汉语（Yaghan），作为欧洲殖民主义的受害者，可能已经灭绝了。语言学家丹尼尔·内特尔斯（Daniel Nettles）和苏珊娜·罗曼（Suzanne Romaine）估计，到21世纪末，世界上一半以上的语言有可能以将近每两周一种语言的速度消亡。据语言学家估计，公元1500年全世界有着1.5万种语言，由此看来，我们已经失去了曾经存在过的半数以上的语言多样性。
但是，你可能会想，这本书的重点是要通过对我们基因组的研究来讲述我们的历史，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关心民族主义的兴起和语言的消亡呢？这是因为，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所揭示的那样，语言往往与遗传模式相关。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多样性的减少能给我们透露出有关基因组现状和未来的哪些信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