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欧洲的统一
一位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弗朗科·西莫内（Franco Simone）提醒我们，所谓统一的欧洲不过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幻想。我们认为他也对也不对。这么回答不过是要表明，欧洲一方面是统一的，另一方面又呈现出多样性；经过深入思考，这似乎是个明显的事实。
前面几章叙述了整个欧洲共同承载的许多东西，从宗教、种族思想、科学技术的进步、对革命和社会公平的偏好以及王室的成功诸方面来讲，都是如此。但是，它随时随地都能轻易地打破这一“和谐”，而且只要愿意，就可以恢复潜在的民族多样性。蓬勃而必不可少的民族多样性迅速增长。但是这种多样性同样存在于布列塔尼和阿尔萨斯、法国北部和南部（地中海）、意大利的梅佐焦诺[64]和皮埃蒙特（Piémont）、巴伐利亚（Bavière）和普鲁士、苏格兰和不列颠、比利时的佛拉芒人（Flammands）和瓦隆人（Wallons）之间，或者在加泰罗尼亚（Catalogne）、卡斯蒂利亚（Castille）和安达卢西亚（Andalousie）之间。然而，人们却不能因此否认上述各有关国家民族的统一。
这种民族的统一性同样也不是对现实欧洲的否定。每一个国家都倾向于形成自己的文化世界，而“民族心理学”很高兴能分析这些不同的有局限的文明。埃利·富尔（Élie Faure）或者赫尔曼·亚历山大·凯泽林[65]伯爵曾写过一些颇为引人注目的书，他们在这一方面的看法并不完全是引人误入歧途。不过我们只指出这一点就够了：他们过于贴近地观察清真寺的每一块方砖、每一片瓦——而从高处，拉开一些距离看，能够清楚地看到清真寺的全貌。人们为什么必须断然地在整体和细节之间做出选择？一种现实不必把另一种现实排除在外：两者并不矛盾。
光辉的统一：艺术和精神
我们完全有理由把欧洲共享的某些特征用“辉煌”来形容。正是它们从文化、品位和精神的最高层次上，赋予欧洲文明一种近乎兄弟般的、几乎一模一样的气息，就像它沐浴在单一的、恒定的光芒中那样。
这是否意味着所有欧洲国家拥有完全同样的文明？当然不是。但是欧洲所有的运动，无论来源于它的空间的哪一个点，都有蔓延到整个欧洲的倾向。我们说：仅仅是倾向。某种文化在欧洲的这一部分或者另一部分有可能遭到拒斥或反抗；抑或出现相反的情况，它取得非常大的成功，往往越过欧洲的边界，甚至不再是“欧洲的”文化，而成为世界性的文化，开始属于整个人类。不过，就整体而言，欧洲构成了一个结合得非常紧密的文化整体，很久以来就扮演着与世界其他部分相对的角色。
·艺术与它众多的谐和音：在欧洲，所有的艺术形式都超越了源起的国家向外蔓延，不论它是加泰罗尼亚（那里也许是最早的罗马式艺术风格向外传播的源泉）、法兰西岛（Ile de France）、伦巴第（Lombardie）、15世纪（Quattrocento）的佛罗伦萨，还是提香（Titians）的威尼斯或者印象派的巴黎。
一般而言，在所有建成豪宅、宫殿、教堂的中心，都会出现欧洲各地的艺术家像潮水一样涌来的情景。15世纪勃艮第（Bourgogne）众位公爵和雕塑家克劳斯·斯吕特[66]的第戎，就是无数例子中的一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巡游，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城镇的流派会对邻近城镇的流派产生影响。由一位艺术家开始创作的某幅壁画，可能会由另一位艺术家来完成；某个教堂可能需要一连串建筑师来完成。比如，佛罗伦萨的圣马利亚教堂（Santa Maria del Fiore）就是在后来由大胆的菲利普·布鲁内莱斯基[67]建成圆顶后才告完工的。
王公、富商的奢华无度和兴之所至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没有他们，人们就很难理解，在那个通信速度极慢、手段比今天少得多的年代，艺术何以如此迅速地传播开来。在15和16世纪，被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这样的君主召进王宫的意大利人，实际上是整个欧洲的老师。到了18世纪，法国人则成为古典艺术的传播者，人们甚至在俄罗斯能够见到他们的身影……整个欧洲到处是凡尔赛，到处是法国式的园林！
就是这样，欧洲经历了无数的波浪，甚至巨大的浪潮。浪潮慢慢覆盖了欧洲全部，随后再慢慢消退。请想一想那些获得了巨大成功、风靡整个欧洲的艺术：罗马式艺术，哥特艺术，巴洛克艺术，古典艺术……
每一次，记载这些史实的厚厚的记录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哥特艺术竟持续了三个世纪。在南方，它没有越过布尔戈斯（Burgo）和米兰。真正的地中海精神不喜欢这种艺术。相反，在16世纪，威尼斯却成为哥特式的城市，而且是以其完全特有的方式。巴黎在16世纪中期依然是哥特式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只占据了几个点：建设中的卢浮宫；今天已经消失的马德里宫；弗朗切斯科·普利马蒂乔[68]曾为之工作过、列奥纳多·达·芬奇在那里辞世的枫丹白露。来源于罗马和西班牙的巴洛克艺术是反宗教改革运动（过去，人们称之为“耶稣会艺术”）的杰作，其广泛而强有力的成功始自16世纪。然而，我们同样注意到，它也传播到了新教欧洲，并向东部大大地推进（直至威尼斯、布拉格、波兰）。
在18世纪，法国的建筑艺术用更少的时间就站稳了脚跟。要理解我们法国如此众多的城市（图尔、波尔多）是如何被模仿的，最有说服力的就是原列宁格勒（即圣彼得堡）。圣彼得堡是在空地上建设起来的，没有任何建筑妨碍建筑师的自由发挥，它肯定曾是、现在仍是18世纪最美的城市，也是最好地表达了那一世纪透视、整体概念和林荫路景观的城市。
关于绘画和音乐我们也可以做同样的推想。无论是音乐技艺还是绘画流派，都毫无困难地进入了欧洲的多重循环。
我不知道该如何用短短几行文字讲述欧洲音乐的技巧和器材革新的历史。它的每一个阶段，伴随着历次迅速的普及，都标志着继承的时代，来自远古的乐器，从长笛到竖琴，代代相传。随后是风琴的普及，羽管键琴的出现，小提琴尤其因意大利人的高超技艺得到推广（但是现代的琴弓是在18世纪由一位法国人发明的），当然还有形形色色钢琴的出现，等等。
音乐形式的继承无疑与乐器的发展紧密相连。在中世纪，有伴奏和无伴奏的歌唱统治着音乐界。9世纪出现的复调音乐在抒情歌唱的低音伴奏中使用了风琴。14和15世纪，佛罗伦萨的新艺术（Ars Nova）是一种复调音乐，有多少声部，就加入多少乐器。这种“新艺术”在帕莱斯特里纳[69]的“无器乐伴奏”（a cappella）中臻于完美。
但是声乐很快就要让位于器乐，尤其是在使用弓弦的乐器取得进展之后。这时出现了被称为“室内乐”的音乐会，此为一种专为一组乐器谱写的音乐（比如弦乐四重奏）。起初，这种室内乐指的是与教堂音乐有别的世俗音乐、宫廷音乐。1605年，对萨伏伊的阿马戴乌斯（Amédée de Savoie）来说，恩里克·拉德斯卡（Enrico Radesca）是musique di camera[70]高手；1627年，卡罗·法里纳（Carlo Farina）成为suonatore di violino di camera[71]。室内乐首先是一种交谈形式：它是对话的艺术。意大利是它的摇篮，音乐会也诞生于那里：成组的乐器彼此交谈，随后一种乐器回应整个乐队。阿尔坎杰洛·科莱利[72]是第一位独奏的音乐家，安东尼奥·威瓦尔第[73]则是室内乐的大师。德国人更喜欢奏鸣曲（用两种乐器，有时用一种乐器演奏）。在法国，组曲将好几种舞蹈的韵律节奏非常灵活地结合在一起。
最后，随交响乐一起出现的是大型乐队音乐，这是一种由众多乐器和演奏手段构成的群体音乐，同时也有大量的听众。在18世纪，斯塔米茨[74]家族已经以交响乐形式演奏奏鸣曲。在下一个世纪的浪漫主义时期，音乐朝着扩展乐队的趋势发展，但也赋予独奏和技巧以更加突出的地位（尼科洛·帕格尼尼和弗朗茨·李斯特是独奏的佼佼者）。
我们还应该给16世纪末起源于佛罗伦萨的意大利歌剧一个特殊的位置；歌剧后来逐渐征服了意大利、德意志和欧洲：莫扎特[75]、韩德尔[76]和格鲁克[77]最早写的都是“意大利风格的”歌剧。随后当然是德意志歌剧的出现，应该为它们也保留一席之地。
就绘画而言，它的革命——谈到绘画时几乎可以使用“革命”这个词——遍及整个欧洲。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各种绘画观念显得相互矛盾的时候，所谓的矛盾也是整个欧洲共有的。绘画领域或许可以说有两次大的革命：第一次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当其时，出现了透视法则，绘画空间由平面成为立体，远远早于伽利略和笛卡儿的科学将世界“几何化”起来之前；第二次发生于19世纪末的法国，这次甚至对绘画的内容（substance）提出质疑，导致出现了立体派和抽象艺术。我们提到意大利和法国，只是为了给出事件发生的地点；实际上，如果看看那些伟大的名字和伟大的创新者，就知道革命涉及的是作为整体的欧洲的绘画，而且两次都是如此。事实上，我们今天必须说“西方的绘画”，因为它远已发展到欧洲本土以外。
确实，欧洲的伟大城市，从建筑或博物馆的角度来看，呈现出同样确定的层理和同样的艺术特质。从中我们可以辨认出相似的颜色。如果说这座城市肯定是巴洛克式，那座是文艺复兴式，第三座又是古典式，如果说威尼斯建造了一座奇异的哥特式建筑，帕维亚（Pavie）撰写了一部伦巴第小说，那么所有的欧洲公民总能从中找到他熟悉的东西，找到他立刻就能理解的东西，也就是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哲学也带来了独特的统一信息。欧洲在命运的每一个关键时刻几乎都有某种单一的哲学，或者非常相似的东西。
至少欧洲一直存在着一种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年）乐于称之为“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反映了那一时代社会的需求。这无疑是因为，在整个西方，在任一特定的时刻，都有一个单一的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不论笛卡儿的哲学是否属于上升的市民阶层的或缓慢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哲学，它都肯定地主导着、充斥着古典的欧洲。无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或者不是（但怎么可能不是呢？）上升的工人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哲学，或者说工业社会的哲学，它明显先是主导着西方，然后是世界。直至最近，欧洲和世界都还根据支持它或反对它的立场而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种哲学的统一以国家与国家之间无限的联系为前提。
让我们列举德国哲学的两个重要时刻：（1）从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的《纯粹理性批判》出版（1781年）到黑格尔之死（1889年）；（2）从埃德蒙·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年）到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年）。不考虑德国这些思想家每部著作的大量法文、英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俄文等等语言的译本，就无法理解他们的重要性。纳入欧洲生活的德国哲学思想的两个重要运动，是依靠这些译本才得以发扬光大的。
需要注意的是存在主义的例子，正是经由让-保罗·萨特和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通过法文所做的阐述，存在主义才被推向世界其余地区，尤其是拉丁美洲。
·对于自然科学而言，不存在任何问题：从最初取得成功开始，就是严格意义上的泛欧洲特征的。
很难将这种或那种发明归功于欧洲的某一个国家，因为很多发明是在欧洲各地、依据学者各自感兴趣的程度同时得到开发的，欧洲的所有科学家相继参与了发明的不同阶段。
无论列举哪一个例子都说明了这一点。比如亚历山大·科瓦雷（Alexandre Koyré）刚刚出版的关于开普勒革命的著作（1962年）。约翰·开普勒（Johann Kepler，1571—1630年）属于一个智慧的群体，其中有他的前辈（首先是哥白尼），有他同时代的人（首先是伽利略），还有他的学生。如果我们在地图上画上他们的出生地和主要活动地点，那么整个欧洲将被涂满黑点。
医学、生物学、化学都逃脱不了这个规律。这些学科，即使在一个极有限的时段内，都不能说是德国的、英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波兰的……它们一直是欧洲的。
·与此相对，至于与人相关的特殊科学，即社会科学，则与哲学相似，表现出的特征是发源于特定的国家，而后迅速传播到欧洲其余地区。
社会学最早起源于法国；最近50年来的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在英国或盎格鲁-撒克逊地区（即英美）取得了成功；地理则主要是德国人和法国人（弗里德里希·拉采尔[78]和保罗·韦达-拉布拉歇[79]）的成就。在19世纪，历史学主要受德国和一个伟大的名字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de Ranke，1795—1886年）的统治：德国的历史编纂学令整个欧洲的历史编纂学带有它那博学和细致构建的特征。今天的情势远没有这么简单，但欧洲历史编纂学——已成为真正的世界历史编纂学——依旧以唯一的和相同的律动前进。其中，一个法国学派占据着统治地位，它来自亨利·贝尔（Henri Berr）、亨利·皮雷纳、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亨利·欧塞（Henri Hauser）和乔治·勒费弗尔的理论，建立在弗朗索瓦·西米昂（François Simiand）这样的经济学家和譬如莫里斯·阿尔布瓦克斯（Maurice Halbwachs）这样的社会学家的理论基础上。
·文学方面表现出来的统一迹象最少。与其说有一种欧洲文学，倒不如说有多种民族文学，它们之间一方面存在着众多的联系，另一方面存在着强烈的对比。
这一领域的统一最不理想（幸好如此），文学——散文、小说、戏剧——建立在使不同民族的文明迥然相异的东西上，包括语言、日常生活、对痛苦和欢乐的反应方式，还有爱、死亡、饮酒、工作、思考等等的方式。通过他们的文学，各个民族重新化身为人，成为可以分析的个人，而且多亏这一特性，我们甚至可以对它进行心理分析。
这些文学之间当然也存在显著和持久的整合情况：文学自有其时尚新潮。比如在19世纪，在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之后出现的浪漫主义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随后浪漫主义为社会现实主义所替代……“影响”成为一种无止境的相互作用——流派的影响、个人的影响——不停地由一部作品来影响另一部作品。但同样明显的是，每部文学作品都沉浸在其特殊的社会和精神环境里，植根于完全属于个人的经验。我们几乎不能说存在一个民族文学的统一，那又怎么好大谈特谈欧洲文学的统一呢？
不是还有另一个巨大的障碍，即语言的障碍吗？任何翻译都无法充分传达一种文学体验。欧洲所有大语种都在其他语种面前掩藏起部分财富，即便其中的一种语言能战胜其他语言，构成某种通用语，就像往昔的拉丁语和18世纪的法语！……伏尔泰在从圣彼得堡到巴黎各王室受到的礼遇，唯有法兰西语言的强势地位可以解释得了。今天，至少在科学上，回归唯一的语言是可能的（这实际上创建了一种带有国际技术术语的人工的通用语言），但在文学领域行不通，更何况文学日甚一日地成为大众的语言。18世纪法语的“国际化”归根结底只存在于少数精英阶层。
·应当维护欧洲在文化上的统一性，还是需要完善它？
这种既有成功也有不足的统一的文化，是否足以促使欧洲做出打破疆界的决定？这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倡导欧洲在政治上统一的那些人，特别关心通过推行经过深入思考的教育改革而能达到的统一效果。入学资格的协调一致使得转赴其他大学继续深造成为可能，同时（原则一经确立）也可以创办一个或几个欧洲大学和开创欧洲研究生活。
实际一些说，这必然要强调现代人道主义，后者向欧洲所有活的语言完全敞开，难道不是这样吗？
坚实的统一：经济
欧洲长久以来陷于单一经济的罗网中；在任一特定时代，它的物质生活都围绕着特权和影响的中心进行。
在中世纪后期，一切都汇聚于威尼斯，又从那里向四周传播开来。至现代之初，经济重心一度在里斯本，后来移至塞维利亚，或不如说，在后者和安特卫普之间摇摆不定，直至16世纪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随后，在17世纪初，阿姆斯特丹的商业霸主地位得以建立，直到18世纪初叶。之后是伦敦的商业中心地位，这一地位一直持续到1914年，甚至到了1939年。乐队总是需要有一个指挥的。
这些经济重心在其飞速发展之际总是非常有效的，不仅欧洲的经济生活被吸引到这里，同时还伴随着更广袤世界的经济生活。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欧洲，伦敦不仅是信贷、海运保险和再保险的巨大市场，而且还是美洲小麦、埃及棉花、马来西亚橡胶、邦卡（Bangka）和比利敦（Billiton）的锡、南非黄金、澳大利亚羊毛、美洲和中东石油等等的巨大市场。
·欧洲很早就成为一个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物质和地理整体：灵活的货币经济，再加上围绕欧洲的海岸线、纵横交错的河道以及运输和驮畜通道构成的活跃的流通。
人们依靠役畜很早就取道布雷纳山口（Brenner，通往威尼斯方向）、哥塔尔山口（Gothard）与辛普隆山口（Simplon，通往米兰方向）并经由塞尼山口（Mont-Cenis）征服了阿尔卑斯山的天然屏障。在当时的日常用语中，人们很奇怪地用“大车”来指称活跃在这条穿越阿尔卑斯山的运输线上的骡队，它们使意大利经济得以向欧洲的北方和西北方辐射，那里渴望意大利奢华的纺织品和黎凡特（Levant）的产品。16世纪，由于车队运输、河运和穿越阿尔卑斯山脉的“大车”运输在那里的会合，里昂的商业和交易市场空前繁荣起来。
19世纪中叶铁路的出现，最终打破了欧洲大陆的僵硬局面和惰性，致使一种物质富裕、交往迅捷的文明传播开来，兴盛的工业和商业城市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这段长长的历史中，有两个例子可以形象地揭示欧洲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尽管它们并不能说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首先是威尼斯的大型商业船队（mude）。在15世纪，这一商业船队的网络主要在地中海地区，但有些船只航行到远至伦敦和布鲁日（Bruges）；而穿越布雷纳山口的通畅的陆路由北方直通威尼斯，德意志商人在那里拥有庞大的货栈，此即位于里雅尔托桥（Rialto）附近的Fondego dei Todeschi（德意志人的基地）。
另一个例子：在16世纪，以塞维利亚为中心，金钱和汇票在欧洲各地之间频繁流通和传送。实际上，在交换和支付过程中从一个地方流向另一个地方的几乎就是同样的钱款。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欧洲不同地区几乎在相同的时刻会出现相同的经济循环节奏。16世纪，因为来自美洲的大量贵金属突然涌入，西班牙的物价开始飞涨。这次通货膨胀覆盖了整个西欧，甚至影响到了莫斯科这个在经济上仍然非常原始的地区的中心。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整个欧洲生活以同样的步伐前进或者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一条始自吕贝克或者汉堡，穿过布拉格、维也纳，远及亚得里亚海的线，将欧洲从经济上分为发达的西部和落后的东部，农民的境况已经向我们揭示了这一点。这一区别不久将会被抹去，但还没有成为现实。
进而言之，甚至在繁荣兴盛的西欧内部，也存在着较为富裕的中心——所谓“发达的地区”，它们被不那么发达的地区分割开来，后者中有一些是落后或“欠发达”的地区。直至今天，几乎在欧洲所有国家里，一些地区依旧落后于总体，因为新的投资总是自然而然地被最活跃的中心吸引过去。
实际上，如果没有电压（voltage）或发展水平的区别，没有领导潮流的地区和被引导的地区，就不可能有贸易流通，也就不可能出现共同的经济，在经济上互相依赖。发达与欠发达之间是互相补充的，彼此依靠。为了简单形象地说明问题，我们可以以法国银行业发展的历史为例证。19世纪后半叶，法国银行业有了飞跃发展。这应归功于法国外省和农村地区储蓄和游资或半游资姗姗来迟的流通。马上从这一现象中获益的是银行，比如成立于1863年的里昂信贷银行（Crédit Lyonnais），而且它们注定要变得非常强大，但曾经提供了这些资金的落后地区不久就感受到反冲力，其经济发展受到刺激，并与国家总体的生活联系在了一起。
·共同市场的开端：尽管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地区经济或国家经济，但这一经济联系长久以来就将欧洲聚合起来。我们可否建立一个协调的统一体，使所有的部分都依赖这个整体？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们做出了一系列尝试来解决这个问题。在种种尝试中，共同市场是最成功的一个，尽管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的选择。
无疑，一切都源自1945年战后欧洲的悲惨状况：彻底的崩溃威胁着世界的平衡。由此就产生了最早的建设性措施：在伦敦建立欧洲统一委员会（1947年5月）和马歇尔计划（1947年7月3日）。马歇尔计划考虑到了各种动机，一方面是政治的、军事的，另一方面是经济的、文化的和社会的。欧洲——某种欧洲——就这样开始重建起来。
目前阶段，我们只想谈论经济问题。从这一点看，欧洲贸易自由联盟[80]
即欧共体七国遇到的挫折（有位记者曾形容它为“遇难者”），打开了通往“欧洲六国”——即通常我们所说的共同市场的道路和未来；共同市场在当时为欧洲六国，它实际上把欧洲共同体分成了三个法律实体：1955年根据巴黎条约创办的C.E.C.A.[81]，C.E.E.[82]和Euratom（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后两者都是1957年3月25日的《罗马条约》的产物。这还只是部分解决办法，但如果欧洲真能建立共同体，加上土耳其、希腊、丹麦、爱尔兰、瑞士、奥地利和英国的加入要求，这些办法将从深度和广度两方面展开。（但即使到了20世纪末，欧共体也没有把整个西欧包括在内，更别说全部欧洲了。）
（1962年本书撰写时）所有加入的请求还只是停留在提出阶段（这些纲领起草于1962年2月）。共同市场有着明显的成长机会（即使它被禁止扩展“到乌拉尔地区”），有望占据古典欧洲的全部空间。在要求加入共同市场的这些国家中，英国的申请至关重要。
因而，通过对欧洲共同市场的研究，我们可以估测一下实现欧洲经济的统一究竟有多少机会。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型，换句话说共同市场的成型，是历经艰苦的协商达成《罗马条约》（1957年3月25日）的结果，其复杂的条款于1958年1月1日正式生效。
这还只是一个简短的实验，对它做出判断时要审慎。
近四年来，欧共体六国的经济获得了不可否认的强力增长，这既得益于有利的世界局势，也得益于欧共体自身最初的各项措施引起的同样有益的反应。边界的逐渐开放也明显是一种加速器，相关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这一实验命运攸关的地方仍在未来。《罗马条约》及各会员国政府随后做出的一些决策规定了一系列陆续采取的步骤。问题产生了：迄今采取的在纸上规划了美好未来的步骤，预示了一种经济统一体，它们对未来会是个好兆头吗？
和悲观的预兆相反，欧共体六国的工业（包括法国的工业，人们曾经担心它们比其竞争对手德国要脆弱）都非常好地适应了共同市场。它们进行了结构的调整，包括有利于大企业发展的合并的趋势，例如法国的雷吉·雷诺（Régie Renault）、佩希讷集团（Péchiney）、圣-高本（St.-Gobain）……另外，还要着手进行转产，比如在煤炭部门，一些效益差的矿井应该被关闭。重组尽管很痛苦，却是必要的。
确实，如果现在只有工业，协议和契约就很容易。以目前的技术水准，工业相对于干预和计划而言具有明显的可塑性。同样，建立在货币一致与彼此支持基础上的信贷也没有困难。欧洲货币刚刚经历了相对长期的稳定和团结，至少美元暂时不再是国家储备中除黄金外的唯一标准货币。
因而，这些可以说是共同市场出现后有益的一面。但是阴影同样存在：政治（我们很快会谈到）上的阴影，还有经济上的阴影。
经济上的阴影包括：（1）共同市场在欧洲范围内的地理界限；（2）在欧洲之外的界限，即它与世界其余地区的关系；（3）进行棘手的农业改革时出现的各种内部问题。
六国的欧洲无疑是不完整的。西部还有重要的空白。向东则遇到“铁幕”这一障碍，它后面实际上正在形成另一个共同市场，即C.O.M.E.C.O.N.（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最大的问题还是英国加入的可能性，英国在1961年提出了申请，但还存在困难。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了和年轻的欧洲联合在一起，英国必须严格提防依旧将其附着于英联邦（Commonwealth）的联系，并抛弃旧日的帝国和享有优先地位的经济制度。这就从经济角度提出了问题，尤其是要征得英联邦各国的同意；从心理上讲，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等于为历史上最辉煌的皇家企业画上了句号。
同样重要的还有共同市场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问题，尤其是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关系问题。根据新的经济秩序，北非（狭义的北非，不包括埃及和利比亚）各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法国为轴心。共同体的对外关系问题还包括与英联邦的未来关系问题。此外是自1962年出现的与美国市场的关系问题：这是个可以吞噬小小共同市场的“巨大的”大西洋市场。因此人们可以说：欧洲是第一步，大西洋是第二步，整个世界是第三步。但这只会让人陷于狂热的乐观主义。所有这些问题同样也存在于政治方面，而且解决起来丝毫不会更为容易。
另一方面，首要的经济问题，同时也是共同市场未来的主要价值问题，在于其内部的农业问题。它们极其复杂。
这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进程带动着根深蒂固而奇妙的欧洲农业世界，但根据数字显示，农业的生产率相当一般。
相对于1.6亿的总人口，欧洲六国有大约2500万农业人口（包括家庭）。曾任荷兰前农业部长、时任负责农业政策的欧共体副主席的曼斯霍尔特（M.Mansholt）先生最近宣称，将来800万农业人口将转移至非农业岗位。
实现农业现代化实际上是为了提高劳动者的单位效率，减少农业人口。这么做的前提在于两点：提高效率要求推广机械化，以及总的农业收入不会落后于欧洲整体的经济节奏增长。
膨胀的经济中增长的成分必然是工业和服务业。收入的增长在发达的国家里不会再度导致对食品的部分需求。我的收入增加了，我会买汽车、无线电报机、书籍、服装，我会旅行、去剧院，但我不会增加对面包、肉食的消费，我们还希望不会增加葡萄酒和烧酒的消费。
总之，为了使农业收入以与国家其他部门同样的节奏增长，三分之一的农民需要在1975年以前离开土地，随后农民要以少量的人数生产更多的产品。农业人口每年递减的速度应该是4%，现在，英国是2%，法国是1.5%。按这个速度，英国需要22年、法国需要27年才能完成预想的转化。这一估算尚未考虑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在农业人口最多的意大利（450万农民），人口减少实际上意味着令农业工人失业：农业结构几乎没有变化，尽管在登记册中有农业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记录。
在这样的条件下，欧洲的农产品价格在国际市场上根本没有竞争力，美国和加拿大的剩余产品源源不断地以低价涌入，因为有政府补贴，价格甚至比在它们的内部市场还低。只有在得到海关保护、免受国际市场的冲击之后，欧洲农产品的价格才能高于国际市场。
共同市场的另一个严重问题在于不同国家的产品和农业价格的巨大差异。
法国是生产过剩的国家，它的剩余产品（尤其是谷物）只能以国际价格进入流通领域。这迫使政府不得不以内部价格购买，再亏本转卖到国外。1961年，法国的小麦和大麦卖到了中国，冷藏肉卖到了苏联……意大利的水果、蔬菜以及荷兰的奶制品和法国一样过剩。相反，德国需要进口许多农产品，但它从共同市场以外的地区购买，同时不情愿失去作为这些进口对等物的出口之机。
每个国家的农业价格各不相同，因为生产率不同，政府的保护意愿和实际给予农民的保护也不一样。比如，谷物价格最低的是法国，最高的是德国，奶制品价格最低的是荷兰，等等。按照共同的农业政策，到底应该把价格维持在什么样的水平上呢？
最后，既然农业必须实行现代化，代价会很昂贵，谁来承担这笔可观的开支呢？布鲁塞尔会议（1962年1月14日）采取的解决方法是由整个共同体承担。这个方案对工业构成其经济主体的德国不利。但如果第一阶段的农业政策不能确定下来，那些农业在经济中居主导地位的国家——法国、意大利、荷兰——将拒绝进入第二个工业化阶段。彼此达成一致是极其艰难的事（整整经过了200小时的谈判），在布鲁塞尔，人们甚至开始为共同市场本身的命运担忧。一位记者笑着说：“欧洲愉快地吞掉了钢、煤炭和原子，却在蔬菜和水果面前退却了。”
协议商定了期限：初期措施只能于1962年7月开始实施。政府和农业工会明白，今后只能前进不能倒退，而且时间紧迫。
按照设想，在附加了不同价格水准的补贴税后，农产品可以自由流通。这个原则必然会导致对惯例、监督和规章进行调整。需要预见到所有这些矛盾。同时，还要在六国的共同边界制定统一的关税系统，按照联盟各个成员的关税平均数计算，否则内部的平衡将被不合法的壁垒打破……
一个统一的关税体系，Zollverein（关税同盟），就这样成形了，成为共同经济的保障。人们会停留在这个阶段吗？不会。由此又产生了政治体系统一的问题。
临时的统一：政治
在建立欧洲统一问题上，文化会立即答应，经济差不多答应，相反，政治却有所保留。后者有它自己的原因。一些原因是好的，一些是不那么好的，一些则是错误的。一些原因建立在旧的已经过时的（19世纪的）考虑上，另一些则建立在非常现实的甚至“预见性的”考虑上。
事实在于，整个欧洲长久以来处在同样的政治游戏之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在不冒迷失危险的情况下逃脱出去。但这个游戏不会使欧洲实现政治上的统一；相反欧洲被分成几组，每组的成员经常发生变化，阻止霸权将其法律强加于其他成员国家之上是通行的规则。
这肯定不是出于对他人自由道义上的尊重：实际上每个国家都自私地为自己打算，追求其一己的利益。除非它玩得太好，太过于成功，不然或早或晚总有一天它会发现，其他国家在联合起来反对它。
这就是“欧洲平衡”的总体原则。1962年的欧洲能真的放弃这个古老的手法吗？
·19世纪虽然在不断地玩着这种政治游戏，但既没有发明“欧洲平衡”，又没有发明“四国同盟”，也没有发明“权力平衡”。
实际上，这个强制的体系可以上溯到很多世纪以前。这不是那些大使们精确计算出来的结果，也不是他们的主子的发明，正好相反，这种为人们部分地意识到的自发的平衡感早已存在于政客们的头脑里了。
基本规则总是相同的。一个国家表现得过于强大（比如1519—1522年弗朗索瓦一世统治下的法国），即便是假象，它的邻居们还是涌向天平的另一侧，加大另一个秤盘的砝码，以使强国保持相应的分寸，做事更为明智。弗朗索瓦在帕维亚（Pavie）的战败（1525年）和被俘证明人们搞错了：太过强大的人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Quint）。人们于是涌向天平的另一边，并邀请土耳其加入到这一方，作为新的砝码。
各国力量的不断增长使得这些不完备的计算越来越危险。唯有英国可以在它的岛上不被惩罚地实践力量的平衡：它处在这种持续的平衡游戏之外，满足于用金钱和军队，尤其是它的金钱来维持平衡。它在很长时间内反对法国人，自动地与法国的敌人结盟。但如果德国变得过于强大（1871年它战胜了法国，因为当时英国和英国背后分裂的欧洲没有进行干预），尤其是1890年以来它的经济飞速发展，人口迅速增长，于是就有了英法协约，然后是法俄联盟。处在对手包围中的德国，确实强大到根本不怕被如此对待，但还没有强大到让其对手信服其不可动摇的优势。最终的结果就是战争爆发了。
现实的世界同样处在一个控制着从欧洲到整个星球的“平衡”的魔法之中。世界分成两个阵营，“东方”和“西方”，处在两者之间的中间派力图走第三条路，这条路只有在它们拥有实力时才是可行的。这肯定是一种旧的体系，一种旧的齿轮传动系统，在很长的时间里以平衡的失灵给整个世界造成威胁，就像历史上欧洲频繁罹受这种平衡失灵之苦那样。
·以暴力实现统一总是以失败告终：这一单调历史的唯一教训就是，无论是谁，暴力永远不足以从整体上掌控欧洲。
不必上溯至查理大帝，我们只需要稍稍看看查理五世（1500—1558年）就可以了。他也许是谋求欧洲霸权的诸多不幸的候选人中最不令人仇恨、最可亲的一位。他的梦想是这样的：征服基督教世界，用他的威势保护基督教国家，反对伊斯兰异教徒和新教教徒。在查理五世的头脑里，“帝国理想”（idée impériale）根源于历史上有名的西班牙十字军东征。
这位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什么都不缺：军队、令人钦佩的将领、狂热的信徒；他得到了像富格家族（les Fugger）这样的大银行家的支持；他拥有举世无双的外交手段，有对海域的控制，最后还有来自美洲的“财富”。在他的统治下，西班牙成为分发产自美洲的金银的宝库，这一方面符合商业利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政治的急需。他是不是像某位学者宣称的那样在与法国的斗争中失败了呢？既是也不是。是，因为他的任何成功都不足以令他控制法兰西辽阔的领土（以当时通信的速度，或者可以说通信的缓慢），而法国处在他治下诸国的中心。1529年，他与法国签订了一份和平协约（《康布雷和约》）。后来，他在与信奉新教的各德意志邦国的斗争中失利（1546年，1552—1555年），并以武力对抗土耳其穆斯林：穆斯林不仅威胁着维也纳，而且骚扰西班牙海岸，直至直布罗陀以远地区。
实际上，正是四国同盟利用一切手段战胜了查理五世，包括与土耳其素丹的联盟。
路易十四只是在17世纪经济局势恶劣的时候控制了欧洲。这一时期出现了向传统势力的倒退，这种倒退后来被法国利用。当时（直至1683年科尔贝尔[83]死去）法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其资本主义仍处在原始阶段，刚刚起步。当世界经济开始复苏时，也许是自1680年左右开始，局势急转直下：早在1672年，荷兰的洪水泛滥即已使法国军队无法靠近阿姆斯特丹；1688年，奥兰治的纪尧姆[84]登上了英国王位，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大不列颠的主宰；1692年，海军上将德·图尔维尔（de Tourville）率领的舰队在瑟堡半岛东海岸附近水域的拉乌格（La Hougue）战役中遭到惨败。在规模庞大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法国既无力与其所有敌手抗衡，也无力夺取伊比利亚半岛以及西班牙所属美洲的财富。
拿破仑的传奇不是也归于同样的失败命运吗？一方面他取得了众多的胜利，但另一方面是特拉法尔加（Trafalgar）无可挽回的失败（1805年）！当法国的征服活动限于欧洲大陆时，尽管面积非常广，但英国可以在无边无际的海面上铺展开它的力量。只要100—150只木船就可以封锁住加莱海角[85]，1805年时法国人还以为可以“横跨”过去；墨西拿（Messine）海峡的情况也是这样。因而，当那不勒斯归属法国人或缪拉[86]时，西西里一直是波旁王朝的避风港。
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也是这样，在它周围聚集了一个可以与它所带来的威胁相抗衡的同盟：这一同盟包括了世界的大多数。
·共同市场与政治统一：今日欧洲政治的统一是否已经不再需要暴力，而是通过各有关成员国的共同意愿达成？一个计划已经确定成型，它激起了人们明显的热情，同时也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困难。
我们已经列举了其中一些困难：尤其是，西欧是唯一的参加者（必须建立“包括欧洲其他部分”的整体欧洲）；随后还有，如果说它的统一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影响着世界的平衡，却也在欧洲以外引起了问题。一位银行家宣布（1958年11月14日）：“在世界的某些部分，有人担心欧盟会对第三国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简言之，它要做出选择：选择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热带产品，而不要拉丁美洲的产品……
但首要的困难是来自内部的和制度性的。这绝不是一个协定或妥协就能轻易解决的。
“欧洲国家”的政府有没有可能，用戴高乐将军的话说，做出牺牲其部分神圣主权的让步？
早在1950年8月8日，安德列·菲利普就在欧洲议会上宣称：“一年来，为了避免冲突，我们的大会接受所有的妥协。结果呢？什么都没有做。如果我们不能马上聚在一起创建真正的欧洲，舆论会对我们不感兴趣。”8月17日，还是这位政治家威胁要“创建另一个欧洲”。
11年之后，1962年1月10日，比利时外交部长保罗-亨利·斯帕克（Paul-Henri Spaak）在农业协议签订（14日）的前夕（当时他还无法预测到这一点）于布鲁塞尔宣布：“一切的一切促使我相信，没有超国家精神（supranationalité），就不可能有统一和有效的欧洲。所谓‘各国的欧洲’是一个狭隘的概念，远远不够……我活一天，就要为一致的原则和否决权斗争。几个星期之前，我在联合国，亲眼看到了苏联行使否决权的情景。最近我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了相同的经历；在关于德国和柏林的问题上，某一个国家的态度阻挡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采取坚决和建设性的态度。现在在议会大厦进行的关于农业问题的一切讨论无法改变我的观点。我从所有的争论中看不到集体精神。每个国家都在保卫本国农民的利益……如果该死的一致原则并不存在，那么六国会议的会谈会进展得更快……我们面前呈现的欧洲只是对外政策意义上的欧洲。我们除了制造混乱之外还做了些什么？比如五个国家可以在中国问题上持一致意见，而第六国使所有的决定泡了汤……我于是在想，在这方面放弃超国家精神是不是一件好事。”
所有这些论据都不错。但在一个非常有分歧的会议上，多数原则不一定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大多数可以是交易和集体妥协的产物，即某些与会成员所说的“走廊谈话”之类的东西；它们与其说产生了一种协调的或公正无私的政策，倒不如说是就否决权进行讨价还价。主要的问题在于，目前欧洲国家的政治倾向在至少几个深层的根本问题上存在多少协调一致的可能性。否则，“欧洲权力平衡”的棘手问题将会在新的共同体大厦里再度出现！
但愿统一是自由决定的结果，这是参加者们一而再再而三重复的话题。
一位德国商人宣称（1958年），无论是拿破仑的欧洲还是希特勒的欧洲，都不是最佳的解决办法。“建立在武力上的统一，一旦统治国的控制松弛下来，只会引起爆炸。顺带说一句，我们今天眼下就有一个很好的典范：通过《华沙条约》集结在俄罗斯权力周围的各国（原文如此），尤其在经济和政治上更着眼于俄罗斯的利益（原文如此）。”
在数以百计的言论中，这句话把问题挑明了。对于当下很多人而言，目标在于集合欧洲或欧洲的“剩余部分”来对抗苏联的威胁。这明显是美国的政策，即用作防卫苏联的“盾牌”的政策。1951年12月15日讨论舒曼计划[87]时，法国议会主席保罗·雷诺（Paul Reynaud）的立场非常明确：“请回想一下，五角大楼放弃只在比利牛斯山脉保卫欧洲的政策，应归功于艾森豪威尔将军，他不断强调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国家想要建设整个欧洲。如果舒曼计划遭到拒绝，你们一定要从中吸取教训。”
面对这种在政治上甚至军事上进行明显算计的精神，我们可以想象另一种因为更现实所以更合理的精神。请看看身为欧洲议会参议员的安德列·阿曼戈（André Armengaud）在1960年2月的著名演讲中是如何给问题定位的吧。在他眼里，欧洲陷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起飞和世界各地昔日遭到欧洲国家殖民的各民族获得大解放之间，至于前者，“所有古典经济学家都认为”诞生于1917年10月彼得格勒的社会主义经济“没有明天”，因而欧洲也必须以革命的方式，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把自己组织起来。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资本主义的利益——资本主义经济创造了为“少数人利益”的制度，更是为了使劳动力得到最佳的使用。换句话说，来个急刹车，掉头再走吧。
图17 两个欧洲
这种不以自己的利益而是以人类能从中获得的好处作为问题定位标准的智慧，在东西方之间引起了关于什么是解决20世纪人类社会问题的最好方法的竞争，这种智慧有机会让人倾听吗？
这不仅仅是欧盟能否实现、能否生存下去的问题，也是欧盟能否被掌握世界霸权的两个集团接受的问题。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可能会对欧盟的经济要求或其可能的政治取向感到不安。虽然德国接受了疆界的修改，但以它现在的繁荣发展速度，它会带来一个平静的欧洲还是一个富于侵略性的欧洲？这个新欧洲是否同意为解决世界不发达地区的发展问题——在整个世界的命运密不可分的今天，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依赖于这一改善——做出自己的贡献？或者，它是没有能力抓住未来，并继续相信民族主义的自我利益仍具有意义，同时“欧洲的民族主义”能够在过去欧洲各民族国家不得不祛除的地方继续进行下去，抓住旧的野心不放吗？简而言之，这是一个对富于创造性的、旨在谋求和平的欧洲，还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仍在制造各种为我们太过熟悉的压力的欧洲？
·这一问题实际上触及了事物的根本：欧洲文明对于明天的世界还有可能做些什么？
是否可以说这是欧洲建设者最不关心的一个问题呢？他们关于海关、产品价格的理性的讨论，就像他们互相做出的最宽宏大量的让步，只涉及算计的精神。这些讨论似乎从未超出技术的层面，很高级的技术层面，是由精通计划和指导经济的著名专家们进行的。当然，谁也不能否认，这些是不可或缺的。
但这些人的计算在另一些人的热情和不乏智慧的疯狂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后者曾缔造了欧洲的昨天和往昔。欧洲的集体意识可能仅仅建立在这些数字上吗？会不会正相反，避开数字，以不可预知的方式超越这些数字呢？
让人感到担心的是，欧洲值得发扬的理想文化却在日程表上退居末位。人们既不关心绝对信仰，也不关心某种理念；没有人关心法国大革命和社会主义表面的死水下仍在流动的深层的活水，没有人关心宗教信仰的活水。如果欧洲不依靠古老的力量——这一力量曾经缔造了欧洲，而且还在起着深刻的作用，一句话，如果人们忽视各种各样有活力的人道主义，欧洲将不成其为欧洲。
它实际上别无选择：或者依靠人道主义，或者有一天，人道主义会打乱欧洲的发展，并战胜它。各民族的欧洲是一个美好的口号，但还需要人们努力去实现。
1966年附言
欧洲六国没有像理性的支持者甚至对它的诞生保持热忱的支持者希望的那样迅速地老去。在这件事上做错了的英国不想付出代价；1963年1月由戴高乐将军发起的吸收英国加入的谈判中断，这显然是一个失败，虽然这种失败可能是临时的，但代价沉重。
如果欧洲六国尽可能大量地联合合作者，它不会是明日的“世界第三力量”。1963年土耳其被吸收进来，但在吸引西班牙、奥地利时问题出现了，面临此问题的可能还有丹麦，以及非洲、尼日利亚……
经济方面的困难变得越来越清晰，但逐渐得到解决。农业的欧洲慢慢出现（分别于1962年1月14日和1963年12月23日达成协议，尽管不无困难；1964年12月15日达成谷物的共同协定，也同样不无困难）。牛肉和奶产品的价格问题尚未解决。然而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经济为组成联盟做好准备，促使国家和政府开始了不可逆转的进程。由此政治问题紧急出现了：机构的融合，超国家权力机构的创立，欧洲议会和政府。
同样还需要为共同的农业基金制定规则。由于这个问题，但同样也是由于“委员会的权力”问题，1965年6月至1966年1月出现了“六国”产品方面的严重危机。1966年1月31日，各方达成了协议。但是法国不同意讨论把重要的国家利益交由多数决定这一问题。显然，新的欧洲排除了狭隘和审慎的国家主义，唯有法国没有做出榜样（可惜！）。
1981年的欧洲（保罗·布罗代尔的笔记）
1978年，米兰博科尼大学（Université Bocconi）建议布罗代尔领导的人文科学之家建立一个协会，“对欧洲的统一造成的问题进行明晰和建设性的研究”。三年后，即1981年，在米兰，费尔南·布罗代尔在一次致词中说，他热情地接受上述建议，“深信该提议值得尝试，它应该被尝试，它应该现在就由我们来尝试。这首先有两个原因”。
“欧洲——尤其是人们说还很‘小’的这个欧洲，即使它一下子长大了，从六个增加到了九个，问题也越来越多——欧洲对我而言，既不是一个显著的事实，甚至，也不是一个信念，充其量是一个在我们面前隐约显露的、有形的事实，一个脆弱的、不确定的、可能是临时的事实，而且肯定是含混的：既是自由也是约束，我们必须逐个来证明。我们学会在其中生存，归根结底与其说是不错不如说是糟糕。我们已经知道它所有的弱点和所有的自私，而它既不能掩饰，也不能克服。但我们也知道它给我们带来的一切东西，甚至还有它的失败，会令我们失去什么。也许已经太晚了，就像吕西安·费弗尔所想的那样。无论如何，我们感谢他改变了我们面临问题的论据和维度，感谢他用崭新的语言清晰地提问。现在，该我们来直面讨论了（既然我们的行动已经开始），我们有最优秀的专家加入或参与，他们形容自己是‘科学的’或者像‘开业医生’，来自欧洲的各主要国家。
“除了第一个原因，我还想再说一个无疑更为个人的原因。我一直这样认为并支持这个想法，如果人文科学必须统一到历史学之下，那么只有当它可以成功地成为它本来应该的样子时，即一种当下的科学，它才可能做到。13—18世纪资本主义在很多人眼中无疑还只是萌芽，历史学家就专注于它的出现并表示肯定，因而我很难不对我们面临问题的持续性着迷。就好像经济和国家至今仍在进行的一场赛跑，其中经济总是面临被国家追上的威胁，不过到今天经济一直保持领先——可能，在我们眼中，今天更是——又重新领先。胜利既来之不易，当然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但是经济允许自己避开人们想强加给它的规则，或者，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把游戏规则变得对它有利。对我而言，这就像是16世纪的游乐庙会或者17世纪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我们眼皮子底下发生的，外行只看到表象，都不会让我惊奇，而只会令我心醉神迷。我预祝会议圆满成功，并向组织者和参加者致敬。我还要向加斯帕里尼（Gasparini）、博科尼以及整个意大利和欧洲致意，亲爱的欧洲正在成形。”
费尔南·布罗代尔
[1] 指查理大帝。——中译者
[2] 意大利语，意为肥胖者，转指富人。——中译者
[3] 拉丁文，直译是“在内”。——中译者
[4] 拉丁文，直译是“在内及额外（的东西）”。——中译者
[5] 让·博丹（Jean Bodin，1530—1596年）：法国政治哲学家，以其理想政府学说著称。在这一政府中，民主的君主政体在国王与议会之间取得平衡，同时这一政体还拥有以神圣的权力为基础，并且只受到自然法则限制的绝对立法权力。主要著作为《共和六书》（1576年）。——中译者
[6] 意大利语，有“道德”“能力”等意。——中译者
[7] 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1404—1472年）：意大利艺术家、文艺理论家、建筑师，还从事数学、制图学和密码学研究，著有《论绘画》《建筑学十书》等。——中译者
[8] 意为万能之人、多面手。——中译者
[9] 列霞白利法（loi Le Chapelier）：或译制帽法。1791年法国制宪会议通过的法令，承认制帽工作的联合行动是合法的。此法令到1884年被废除。——中译者
[10] 法文术语，意思是“自由放任”和“许可”。——中译者
[11] 拉丁文，意思是“必要的条件”“不可或缺的事物”。——中译者
[12] 拉丁文，大意是说“人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中译者
[13] 阿列克塞·德·托克维尔（Alexisde Tocqueville，1805—1859年）：法国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1848—1852年）当选制宪会议议员，并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著有《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等。——中译者
[14]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00—1864年）：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认为哲学是各学科原理的综合，将进化论引入社会学，提出“适者生存”说。主要著作有《社会学研究》《生物学原理》和《综合哲学》等。——中译者
[15] 圣托马斯·阿奎那（Saint Thomas d’Aquin，约1225—1274年）：中世纪意大利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其哲学和神学被称为“托马斯主义”。《神学大全》是其代表作。——中译者
[16] 亨利·蒙泰朗（Henri Montherlant，1896—1972年）：法国小说家和剧作家。以自我为中心，鼓吹刚强的美德，主要作品有小说四部曲《少女们》《可怜的妇女》《善良魔鬼》和《女麻风病人》，剧本《马拉泰斯塔》和《内战》等。——中译者
[17] 该词具有双关含义，既指“地区”，又指“打谷场”。——中译者
[18] 纯洁派（les Cathares）：是12和13世纪流行于西欧的一个基督教异端派别。信奉新摩尼派二元论，宣传善恶二元并存，物质世界为恶。曾形成严格的组织，有各级神长、礼拜仪式和系统教义，对斋戒等有严格规定，崇尚遁世苦修。13世纪遭到镇压，被迫转入地下，70年代后衰落，15世纪初最终绝灭。——中译者
[19] 詹森派（Janséniste）：是天主教的一个非正统的派别，主要倡导人是荷兰天主教神学家、曾任伊普鲁主教的詹森（1585—1638年），17和18世纪出现于法国、低地国家和意大利。认为反宗教改革运动在反对新教的同时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分强调人的责任而贬低天主的主动性。17世纪中叶遭罗马教皇谴责，一度被取缔。现仅存在于荷兰。——中译者
[20] 十字架的圣约翰（1542—1591年）：西班牙天主教奥秘神学家、诗人、教义师。曾改革隐修院制度，参与建立赤足加尔默罗会，并任高职。——中译者
[21] 圣特蕾莎（Sainte Thérèse，1515—1582年）：天主教奥秘神学家，著名女信徒，倡导加尔默罗会改革，要求修女完全与世隔绝，以便认真思念上帝的律法，祈祷忏悔以“尽为人类罪恶补偿之责”。曾于1567年在阿维拉成立加尔默罗会改革派的第一所女隐修院—圣约瑟女隐修院。——中译者
[22] 波特罗亚尔：法国天主教西多会女隐修院，建于1204年左右，位于凡尔赛以南。因此处环境对身体不利而于17世纪20年代迁往巴黎，不久成为詹森主义和文学活动中心。1709年隐修院解散。巴黎的波特罗亚尔女隐修院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曾用作监狱，19世纪改作妇产医院。建筑物现保存良好。——中译者
[23] 塞维尼侯爵夫人（Mme de Sévigné，1626—1696年）：法国女作家，其书信为书简类作品中划时代的典范。生于勃艮第，由舅父抚养成人。1644年与H.德·塞维尼结婚，进入宫廷社会的女才子界。其最重要的文学成就是与其女儿的通信，文笔节奏明快，不拘于形式，描述了当时的新闻、上层社会的奇闻逸事和她自己日常生活的细节，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中译者
[24] 圣查斯丁（Saint Justin，约100—165年）：即殉教者查斯丁，基督教早期教父，生于巴勒斯坦，本为异教徒，后改奉基督教。135年后不久开始在罗马宣讲其宗教哲学。他第一次把基督教义同希腊哲学结合，并奠定历史神学的基础。认为上帝安排历史，历史是上帝所设计的救世过程，各个历史时期都是导向超自然的历史长河的一部分。主要作品有《护教文》和《与犹太人特里风谈话录》等。——中译者
[25] 圣安布罗西（Saint Ambroise，约339—397年）：古代基督教教父，出生于罗马，曾任罗马帝国行省总督。374年被米兰市民拥戴为主教，始受洗礼入教，接受圣职，任主教时以擅弄政治权术著称。熟悉当代希腊著作，并用新柏拉图派哲学解释《圣经》的寓意。——中译者
[26] 德尔图良（Tertullien）：古代基督教著作家、雄辩家，在使拉丁语（而不是当时通行最广的希腊语）成为教会语言和西方基督教的传播工具方面做出了贡献，许多神学词语系由他制订或由他推广，是一位重要的基督教思想家。他约于155—160年间出生于非洲迦太基城。著述甚丰，主要有《护教篇》《驳赫莫金尼斯》《论基督的肉体复活》《论灵魂》和《论洗礼》等。——中译者
[27] 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约1483—1553年）：法国作家、人文主义者，代表作为长篇小说《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中译本译作《巨人传》），文风粗野幽默、讽刺尖刻，反映了新兴中产阶级的要求。——中译者
[28] 蒙田（Michel Eyquemde Montaigne，1533—1592年）：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思想家、散文作家，持怀疑论立场，从研究自己扩大到研究人，反对经院哲学和基督教的原罪说。主要作品为《随笔集》。——中译者
[29] 伊拉斯谟（ Erasmus，1469—1536年）：荷兰人文主义者，北方文艺复兴运动中的重要人物。首次编订附有拉丁文的希腊文版《圣经·新约》，代表作为《愚人颂》。——中译者
[30] 波利比乌斯（Polybe，约公元前200—约前118年）：或译波利比阿，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生于希腊阿卡狄亚，曾随罗马将军西庇阿到西班牙和北非。他以长达40卷的《通史》确立了自己的不朽名声，该巨著叙述了自汉尼拔的西班牙战争到彼得那战争（公元前220—前168年）罗马主宰世界的历史。——中译者
[31] 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年）：瑞士杰出的文化艺术史家。曾在柏林大学学习艺术史，通过绘画和建筑艺术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后获巴塞尔大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几个大学专门讲授艺术史，包括自古希腊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整个欧洲文化史。代表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文化》（1860年），分析了当时的生活状况、政治气氛及显要人物的思想。另著有《君士坦丁大帝时代》《意大利文艺复兴史》和《世界史观》等。——中译者
[32] 托马斯·普拉特尔（Thomas Platter，1499—1582年）：瑞士作家和人文主义者，以其自传闻名。经历过多年苦难生活，曾在苏黎世聆听过茨温利的教导，熟悉希腊、拉丁和希伯来文化。后移居巴塞尔，教授希伯来文。其自传完成于1576年，叙述他与艰难困苦进行斗争的经历。——中译者
[33] 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 de la Mirandole，1463—1494年）：意大利学者和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曾在博洛尼亚、帕维亚学习，并访问巴黎和佛罗伦萨。他从希腊、希伯来、阿拉伯和拉丁的各类作家中搜集了900篇论文，为它们辩护，但其中13篇被斥为异端。其《论人的尊严的演讲》（1486年）吸取了其他哲学的精华。——中译者
[34] 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1407—1457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保守思想的批判家和杰出的雄辩家。在帕维亚大学教授修辞学时出版《论快乐》，为伊壁鸠鲁辩护，攻击斯多葛主义。1440年，完成其最重要的著作《论君士坦丁的赠礼》，认为教皇所称的得自君士坦丁的赠礼实为后人伪造。另著有《论自由意志》《优雅拉丁语》和《新约全书集注》等。——中译者
[35] 萨卢塔托（Lino Coluccio Salutato，1331—1406年）：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早年，在波洛尼亚学习法律，1375年起任佛罗伦萨首相，直至去世。——中译者
[36] 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1380—1459年）：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文学家、政治家。曾发现许多古典拉丁文手稿，为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学者之一。主要作品有《论吝啬》《论命运》和《论令名》等。——中译者
[37] 蓬波纳齐（Padouan Pomponazzi，1462—1525年）：意大利哲学家。曾在帕多瓦大学攻读哲学和医学，后在该校教哲学。精通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及其注释者的著作，并按人文主义精神加以解释。主要著作有《咒文论》《命运论》和《辩护书》等。——中译者
[38] 萨沃纳罗拉（Savonarole，1452—1498年）：意大利基督教宣教士、改革家和殉教者。1475年加入多明我会，后任佛罗伦萨圣马可女隐修院讲师。提出整顿教会，通过鞭笞它使它获得新生。曾对佛罗伦萨的洛伦佐进行攻击并抨击罗马教廷。1498年被教会法庭判处绞刑和火刑。——中译者
[39] 菲奇诺（Marsilio Ficin，1433—1499年）：意大利哲学家、神学家和语言学家。曾任佛罗伦萨柏拉图学园的主持人，后出任神职。他对柏拉图和其他古典希腊作家作品的翻译和注释促进了佛罗伦萨柏拉图主义的复兴，影响欧洲思想达两个世纪之久。主要作品有《柏拉图的神学》《论基督教》和《生活三书》等。——中译者
[40] 乌尔里希·冯·胡滕（Ulrich von Hütten，1488—1523年）：德国法兰克尼亚骑士和人文主义者，以爱国者、讽刺诗文作者和路德事业的拥护者著称，为《蒙昧者书简》第二卷的主要撰稿人。——中译者
[41] 茨温利（Zwingli，1484—1531年）：瑞士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曾在巴塞尔、伯尔尼和维也纳学习，后受神职，博览教父著作。1518年任苏黎世大教堂民众司铎，两年后获准宣讲“真正经义”。1523年发表六十七条论纲，鼓吹取消神职人员独身制，改革礼拜仪式等。著有《论洗礼》，认为洗礼象征上帝与信徒立约。他在圣餐礼问题上与路德发生严重争执。1531年作为随军牧师死于战场。——中译者
[42] 奥科兰帕迪乌斯（John Oecolampade，1482—1531年）：德意志人文主义者、布道师和教父著作研究家。曾在海德堡大学求学，后移居巴塞尔，协助伊拉斯谟编订希腊文本《新约》。他在该城圣马丁教堂用三种语言布道，听讲者甚众。所著《论正确解释主的话》等书支持茨温利的观点，反对路德，鼓吹圣餐只是基督受难的纪念而不是受难的重演。——中译者
[43] 米歇尔·塞维图斯（Michel Servet，1511?—1553年）：西班牙医生、神学家。1531年发表《论三位一体论的谬误》，攻击正统教义。1546年他把其观点扩充写成《恢复基督教义的本来面目》，将手稿呈送给加尔文。但同为改革家的加尔文在他1553年到日内瓦时把他逮捕，并在审讯中力主把他处死，罪名是犯有异端罪，就三位一体论和洗礼提出了谬误观点。同年10月27日他被处死。塞维图斯还发现了人体血液循环现象。——中译者
[44] 此指加尔文。——中译者
[45] 贵格会（Quakers，震颤派）：原意为“震颤教徒”，是教友会（the Society of Friends）会员的绰号。该教派的创始人是英国宗教领袖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1624—1691年）。——中译者
[46] 卫斯理兄弟（约翰·卫斯理，1703—1791年；查理·卫斯理，1707—1788年）：基督教卫斯理宗（循道宗）的创始人。1729年两兄弟与科克汉、摩根等人在牛津大学林肯学院成立宗教研究小组，因强调遵守正道而被诨称为循道宗。1735年该组织解散。后来约翰在英国各地宣讲自己的宗教经验，1739年建成循道派团体。——中译者
[47] 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1714—1770年）：英国基督教圣公会传教士。在牛津大学时与卫斯理兄弟结为挚友，1738年应邀与他们一起到北美佐治亚殖民地传教，并曾在十三州不少地方和英伦三岛各地布道。他在北美殖民地宗教“大觉醒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译者
[48] 弗隆德运动（la Fronde）：或译投石党运动，系路易十四未成年期间，即1648—1653年，在法国发生的一系列内战，得名于巴黎儿童不顾当局的禁令在街上玩耍用的投石器（fronde），为抵制王权、反对专制政府运动的一部分。此为法国大革命之前对君主制权威的最后一次严重挑战。——中译者
[49] 格拉古（Tiberius Sempmnius Gracchus，公元前169/前164—前133/前106年）：古罗马护民官（公元前133年），倡导农业改革，恢复个体小农阶级，后在元老院里敌对派别的暴乱中丧生。其弟盖约·格拉古也因倡导改革而丧生。——中译者
[50] 弗朗索瓦·巴贝夫（François Babeuf，1760—1797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早期政治宣传家和鼓动家。1788年开始从事政治宣传活动，1790年曾一度被捕。获释后创办《皮卡第通信》，提倡激进的土地改革纲领。后又曾两度（分别在雅各宾派当政时期和热月派当政时期）被捕。提出平分土地和平均分配收入的学说。1796年因策划起义再次被捕，后被处死。——中译者
[51] 奥古斯特·布朗基（Auguste Blanqui，1805—1881年）：法国革命社会主义者。1827年开始参加学生示威，反对复辟后的波旁王朝。认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要建立民众政府，首先必须组成纪律严明的秘密团体。撰写过《武装起义教程》，主办《祖国在危急中》等报刊。普法战争爆发后，呼吁巴黎人民团结起来反抗入侵者。巴黎公社爆发后当选为公社主席。因从事革命事业，在其一生中，他有33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中译者
[52] 奥康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约1285—1347年或1349年）：英国方济各会修士、哲学家、神学家、政论家，被认为是晚期经院哲学家中唯名论的创始人。他一方面偏爱逻辑，强调对人的自然理性和人的本性的巨大信赖，另一方面又维护上帝的至高地位，认为唯有上帝的恩惠才能拯救人类。主要著作为《七十日集》等。——中译者
[53] 让·比里当（Jean Buridan，1300—1358年）：法国亚里士多德派哲学家、逻辑学家和光学与力学方面的科学理论家。曾随奥康姆研究哲学。认为意志可以自由推迟理性的判断。——中译者
[54] 尼古拉·奥勒姆（Nicholas Oresme，约1325—1382年）：法国天主教主教、亚里士多德派学者和经济学家。曾翻译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著有《天体论》《天空与世界之书》《货币论》和《占卜之书》等。其著作为现代数学和科学的发展，为法国散文，尤其是科学词汇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中译者
[55] 安培（Andre Marie Ampère，1775—1836年）：法国物理学家，电动力学奠基人之一。制定安培定律，首创电磁学理论。主要著作为《由实验导出的电动力学现象的数学理论文集》等。——中译者
[56] 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1749—1827年）：法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因研究太阳系稳定性的动力问题而被誉为法国的牛顿。1796年出版《宇宙体系论》，提出了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关于行星系起源的星云假说。另著有《天体力学》《概率分析理论》等。——中译者
[57] 勒让德（Adrien-Marie Legendre，1752—1833年）：法国数学家，在椭圆积分和大地测量方面均有突出贡献。代表作为《几何基础》《椭圆函数论》和《数论》等。——中译者
[58] 毕奥（Jean Baptiste Biot，1774—1862年）：法国物理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与萨伐尔共同提出了关于磁场的毕奥-萨伐尔定律，此为现代电磁理论的基本部分。后发现在化学分析中非常重要的非破坏性判明蔗糖水解程度的方法，从而创立了偏振技术。著作甚多，主要有《物理天文学初阶》等。1856年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中译者
[59] 柯西（Augustin-Louis Cauchy，1789—1757年）：法国数学家，在数学分析和置换群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他对数学的伟大贡献还在于引进了清晰的和严格的方法。主要著作有《皇家综合工科学校分析教程》《无穷小分析教程》和《无穷小分析的几何应用教程》等。他在天文学和光学方面也有较突出的成就。——中译者
[60] 阿格里科拉（Georg Agricola，1494—1555年）：16世纪德意志采矿和冶金学者、作家，被誉为矿物学之父。所著《金属学》于1556年他去世后出版。——中译者
[61] 托马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1663—1729年）：英国工程师和发明家。他发明的大气式蒸汽机是瓦特蒸汽机的前身。——中译者
[62] 在英国叫作chintz，源自印地语chint。—英译者
[63] 英译者梅因在此补充了下列内容：“或用英国的术语，国民储蓄、政府贷款或财政部债券。”——中译者
[64] 梅佐焦诺（Mezzogiorno）：指意大利南部地区，尤其是指罗马所在纬度以南地区，包括撒丁岛和西西里岛。——中译者
[65] 赫尔曼·亚历山大·凯泽林（Hermann Alexander Keyserling，1880—1946年）：德国社会哲学家，著有《一位哲学家的旅行日记》《不朽》《创造性的认识》等。他研究哲学的方法主要是非学院式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流行一时。——中译者
[66] 克劳斯·斯吕特（Claus Sluter，约1340/1350—1406年）：荷兰早期雕塑家之一，其写实主义风格作品既充满活力又宏伟壮观，对北欧15世纪画家和雕塑家影响很大。主要作品有《摩西之泉》《耶稣受难》等。作品主要是在第戎完成的。——中译者
[67] 菲利普·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1377—1446年）：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建筑师。早期建筑作品有佛罗伦萨的育婴堂，其拱廊被认为是文艺复兴式建筑的最早实例。他最大的成就是完成了佛罗伦萨大教堂的穹顶。此教堂1296年开始兴建，14世纪中期完成了中堂，并开始建造东墙复杂的八角形体。但如何在此庞大的八角形体上建造穹顶这一难题，直到1418年才由布鲁内莱斯基完成。穹顶于1420年动工，1436年完成（穹顶小亭不在内）。1434—1437年，他设计了佛罗伦萨的圣马利亚教堂，许多评论家认为它代表他的作品开始步入成熟阶段。应当说明的是，布罗代尔在正文中所述事实似指佛罗伦萨大教堂而不是圣马利亚教堂。——中译者
[68] 弗朗切斯科·普利马蒂乔（Francesco Primticcio，即Le Pirmatice，1504—1570年）：意大利风格主义画家、建筑师，曾任枫丹白露首席画师。——中译者
[69] 帕莱斯特里纳（Palestrina，1525—1594年）：全名乔瓦尼·皮耶路易吉·达·帕莱斯特里纳，16世纪中叶最著名的作曲家。其作品以精神品质和技巧完美著称，一生创作了大量高水准的宗教和世俗音乐，包括不同风格的105首弥撒曲（4—8声部）、250余首经文歌、68首奉献曲、12首连祷曲、35首圣母颂和许多牧歌等。——中译者
[70] 此处原为意大利语，意为“室内音乐”。——中译者
[71] 此处原为意大利语，意为“室内小提琴音乐家”。——中译者
[72] 阿尔坎杰洛·科莱利（Arcangelo Corelli，1653—1713年）：17世纪意大利主要小提琴家、作曲家。创造了自己的小提琴演奏风格和大协奏曲的形式，其小提琴奏鸣曲也成为后来发展的典范。主要作品有《大协奏曲》（作品第六号，由两把小提琴和大提琴协奏）、《12首奏鸣曲》（作品第五号，为小提琴、低音大提琴或古钢琴而作）。——中译者
[73] 安东尼奥·威瓦尔第（Antonio Lucio Vivald，1678—1743年）：生于威尼斯，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和指挥。一生创作了43部歌剧，虽音乐品质很高，但因宣叙调过多、剧本较为沉闷而不受现代人欢迎。其宗教音乐显示了高超的威尼斯复调传统，但也多半不为世人所知。最受人欢迎的是其器乐作品，计有450多首协奏曲和73首奏鸣曲。——中译者
[74] 斯塔米茨（Stamitz）：是捷克一个擅长音乐创作的家族。第一位斯塔米茨名叫约翰（1717—1757年），他创立了交响乐作曲家的曼海姆乐派，把曼海姆管弦乐团的精确性和表现幅度提高到当时无可比拟的水平。其风格的一个标志是渐强与渐弱的管弦乐效果，另一特点是采用“叹息式”留音法。他的两个儿子也是著名的音乐家：卡尔·菲利普（1745—1801年）以中提琴和抒情古提琴演奏家著称，J.A.斯塔米茨（1754—约1809年）则创作了大量器乐作品。——中译者
[75] 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1791年）：奥地利作曲家，音乐奇才，5岁开始作曲，主要作品有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唐璜》《魔笛》及大量交响曲、协奏曲和室内乐等。——中译者
[76] 韩德尔（George Frederick Haendel，1685—1759年）：德国作曲家，后移居英国。一生创作歌剧、清唱剧70余部及大量康塔塔、声乐曲等，代表作有清唱剧《弥赛亚》、管弦乐曲《水上音乐》等。——中译者
[77] 格鲁克（Christoph Willibaldvon Gluck，1714—1787年）：德国作曲家，曾任维也纳宫廷歌剧指挥。倡导歌剧革新，主张音乐服从戏剧的要求。代表作有歌剧《奥菲欧与欧律狄刻》《阿尔西斯特》等。——中译者
[78] 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年）：德国地理学家和人种学家，对这两门学科对现代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他首次提出“生存空间”的概念，认为人种与其生成的空间环境有关。主要著作有《人类史》《人文地理学》《地球与生命》《政治地理学》和《美国政治地理研究》等。——中译者
[79] 保罗·韦达-拉布拉歇（Paul Vidaldela Blache，1845—1918年）：是一位对现代地理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法国地理学家。一生研究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成为法国人文地理学的奠基人。认为人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改造环境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主要著作有《法国地理概观》和《法国东部》、论文集《人文地理学原理》等。——中译者
[80] 法文缩写为A.E.L.E.，英文缩写为EFTA。——中译者
[81] 欧洲煤钢联营的法文缩写（英文缩写为ECSC）。——中译者
[82]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法文缩写（英文缩写为EEC）。——中译者
[83] 科尔贝尔（Jean Baptiste Colbert，1619—1683年）：法国政治家，路易十四时期的财政大臣、海军大臣，大力振兴法国工商业，扩大其国际贸易，保护关税，发展海军，致力于建立法国在欧洲的霸权。——中译者
[84] 奥兰治的纪尧姆：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来自荷兰奥兰治家族的威廉（Quillaumed’Orange，1650—1702年）。威廉本为尼德兰联合省执政（1672—1702年），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被邀请出任英国国王（1688—1702年），与其妻玛丽二世共同执政。任内接受议会通过的《权利法案》，确立了英国君主立宪制度。——中译者
[85] 加莱海角（Pas-de-Calais）：即英美人所说的多佛尔海峡。——中译者
[86] 缪拉（JoachimMurat，1767—1815年）：拿破仑手下大将，法国元帅，曾统率法国骑兵屡建战功，并任那不勒斯国王（1808—1815年）。1815年被奥地利军队俘获，后被处死。——中译者
[87] 舒曼计划：简称C.E.C.A.，即欧洲煤钢共同体舒曼计划。——中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