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乌托邦的回归
一幅没有乌托邦的地图是不值得一看的，因为它漏掉了那个人性永远存在的国度。人性一旦存在，它将会寻找并发现一个美好的国度，然后朝着它扬帆驶去。进步就是实现乌托邦。
——奥斯卡·王尔德
（Oscar Wilde，1854—1900）
让我们以一小段历史作为开端吧——
过去，一切都很糟糕。
对于大约99%的世界史来说，99%的人类都是贫穷、饥饿、肮脏、恐惧、愚蠢、病态而丑陋的。直到距今不远的17世纪，法国哲学家布莱士·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1623—1662）还将人生形容为无边的苦海。“人真伟大，”他写道，“因为知道生命悲惨的本质。”同为哲学家的英国人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也同意这种观点，认为人生总的来说“肮脏、粗俗而又短暂”。
然而，过去200年里，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相对于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存在的时间而言，200年只是稍纵即逝的一瞬间，但是几十亿人却突然变得富裕起来，他们营养充足、干净、安全、聪明、健康，有时甚至还很漂亮。1820年的时候，世界上84%的人口仍然生活于极度贫困之中，到了1981年，这个比例降到了44%，而现在，仅仅过了几十年，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10%以下。[1]
按照这种趋势，生命的永恒特征——极度贫困——不久将会被永远根除。即便是我们仍旧称之为穷人的那些人，他们也将过上世界史上从未有过的富足生活。在我生活的国家荷兰，无家可归者现在每天从政府那里领取的救济金，比1950年普通荷兰人的工资还要高，是黄金时期荷兰人的5倍，那时辉煌的荷兰人仍旧统治着全世界。[2]
几个世纪以来，时间仿佛静止不动。历史书上显然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故事，但是生活并没有变得好起来。如果你将一个1300年的意大利农民放进时光机，让他穿越到19世纪70年代的托斯卡纳，他会发现差别并不明显。
历史学家估计，1300年前后意大利人的年均收入大约为1 600美元。大约600年后——经过了哥伦布、伽利略、牛顿、科学革命、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以及发明了火药、印刷术和蒸汽机之后——这个数字……仍然停留在1 600美元。[3]经过了600年的文明，普通意大利人的生活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直到1880年前后，即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发明了电话，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申请了电灯专利，卡尔·本兹（Karl Benz）正在鼓捣他的第一辆汽车，约瑟芬·科克伦（Josephine Cochrane）则正在思考一个可能是迄今为止最聪明的点子——洗碗机，这时我们的意大利农民才被卷入进步的洪流。这一路又是怎样的狂颠乱颤啊。过去200年里，世界人口爆发式地增长，到处是一片繁荣景象。现在的人均国民收入是1850年的10倍。意大利人的平均收入是1880年的15倍。而全球经济呢？现在的全球经济总量是工业革命前的250倍——那时，几乎到处都是贫穷、饥饿、肮脏、恐惧、愚蠢、病态和丑陋的人。
图1 200年的惊人发展
这个图需要花点时间才能看明白。每个圆圈代表一个国家。圆圈越大，说明这个国家的人口越多。下面部分显示的是1800年这些国家的情况；上面显示的是2012年这些国家的情况。1800年的时候，即使是最富裕的国家（例如荷兰、美国），人均寿命也比2012年卫生条件最差的国家（塞拉利昂）要低。换句话说：1800年的时候，所有的国家不仅贫穷，卫生状况也很糟糕，而今天，即使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情况，也比1800年那些最富裕的国家要好［尽管实际上刚果（金）的收入过去200年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确实，越来越多的国家正距离“丰饶之地”，即图的右上方越来越近，现在那里的平均收入高达20 000美元，人均寿命超过75岁。
资料来源：Gapminder.org
中世纪的乌托邦
过去的生活确实非常艰难，因此人们的梦想便是有一天能过上好日子，这种想法合情合理。
其中最生动的，莫过于到处都是牛奶和蜜糖的“安乐乡”了。为了到那里，你必须一路先吃掉3英里[4]长的大米布丁。然而这些努力都是值得的，因为到了“安乐乡”，你将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片乐土之上，河里流着美酒，头上飞着烧鹅，树上长着煎饼，天上掉下来热乎乎的馅饼和糕点。农民、手工艺人和牧师——所有人一律平等，一起在太阳底下休息。
丰饶之地“安乐乡”里的居民从不吵架。相反，他们聚会、跳舞、喝酒，随随便便跟人上床。
“对于中世纪的人来说，”荷兰历史学家何尔曼·普莱（Herman Pleij）写道，“现代的西欧非常接近真正的‘安乐乡’。你有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供应的快餐、空调，你可以自由恋爱，有不必工作就能获得的收入，还有延长你青春的整容手术。”[5]目前，全世界受肥胖困扰的人要多于饿肚子的人。[6]西欧的犯罪率与中世纪相比，平均下降到了1/40，假如你拥有合法的护照，你将受到一个强大的社会安全网的保护。[7]
也许这也是我们最大的问题：现在，那个关于乌托邦的中世纪旧梦正在变得一文不值。没错，我们可以消费多一点，获得更多的保障——但是污染、肥胖和“老大哥”的负面影响正越来越大。对于中世纪的空想家来说，丰饶之地是幻想中的天堂——用何尔曼·普莱的话讲，是“逃避尘世苦难的方式”。但是假如让那个1300年的意大利农民形容一下我们的现代社会，他第一个想到的词无疑将是“安乐乡”。
事实上，《圣经》中的预言正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一应验。那些中世纪被视为奇迹的东西现在已经稀松平常：盲人看得见，瘸子能走路，人死而复生。例如阿格斯II型仿生眼，就是以将芯片植入大脑的方式，帮助原生性眼病患者恢复部分视力的。例如“里沃克”（Rewalk），则是以一套机器腿帮助截瘫病人再次行走。再比如1983年灭绝的胃育蛙，澳大利亚科学家利用原有的DNA，已经成功使其复活。塔斯曼尼亚虎是这个研究团队的下一个目标，他们的工作是整个更大的“拉撒路计划”（Lazarus Project，得名于《圣经·新约全书》中拉撒路死而复生的故事）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科幻故事正在变成现实。第一批无人驾驶的汽车已经上路。即使现在，3D打印机正大量打印出完整的胚胎细胞结构，而那些大脑植入芯片的人也正按照自己的意愿指挥着机器手臂。另外一个事实是：1980年以来，1瓦特太阳能的价格已经下跌了99%——这并非印刷错误。如果我们幸运的话，也许不用过多久，3D打印机和太阳能电池板就能使卡尔·马克思的理想（一切生产资料皆由民众掌控）变成现实，而无须发生流血革命。
很久以来，丰饶之地都是一小部分西方富裕精英的专属，但那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自从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以来，已有7亿中国人脱离了极度贫困。[8]非洲同样正在迅速摆脱经济落后的坏名声；目前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10个国家当中，非洲就占了6个。[9]截至2013年，全球70亿人口中，就有60亿人用上了手机。（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只有45亿人用上了抽水马桶。）[10]而从1994年到2014年，全世界的网民人数则从0.4%跃升到了40.4%。[11]
类似的情况还有健康——它也许是丰饶之地所做的最大承诺，现代文明的威力已经超出了我们祖先最狂野的想象。就在富裕国家不得不满足于每周增加2天的人均寿命时，非洲的人均寿命却以每周4天这样的速度在增加。[12]世界人口的平均寿命从1990年的64岁，提升到了2012年的70岁[13]——是1900年的2倍还要多。
饥饿的人口也在减少。在我们的丰饶之地，天上也许不会掉下烧鹅，但是营养不良的人数却比1900年减少了不止1/3。每天摄入热量低于2 000卡路里的人数也从1965年的51%降到了2005年的3%。[14]从1990年到2012年，有超过21亿的人最终喝上了清洁的饮用水。与此同时，发育不良的儿童人数下降了1/3，儿童死亡率不可思议地下降了41%，产妇死亡率则降低了一半。
疾病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可怕的天花曾是历史上的头号杀人凶手，如今已完全绝迹。小儿麻痹症也差不多消失了，2013年的患病人数据说比1988年下降了99%。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孩子接种了疫苗，不会再患以前那些普通的疾病。例如，全世界的麻疹疫苗接种率从1980年的16%，跃升至了今天的85%，而死亡率则在2000—2014年下降了超过3/4。自1990年以来，肺结核的死亡率几乎下降了一半。自2000年以来，疟疾的死亡人数下降了1/4，2005年以来艾滋病的死亡情况也是如此。
有些数据看起来好得令人难以置信。举个例子，50年前，有1/5的儿童无法活到自己的50岁生日。而今天呢？这个数字只有1/20。1836年，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内森·迈尔·罗斯柴尔德（Nathan Meyer Rothschild）死了，他的死因仅仅是因为抗生素尚未面世。最近几十年来，预防麻疹、破伤风、百日咳、白喉和小儿麻痹症的疫苗便宜得出奇，它们每年挽救的生命，比20世纪死于战争的人数还要多。[15]
显然，许多疾病仍在肆虐——癌症是其中之一，但我们即使在这方面也取得了进展。2013年，著名的《科学》（Science）杂志报道了一种利用免疫系统对抗肿瘤的方法，并称之为当年科学领域最大的突破。那一年，人体干细胞第一次复制成功，这标志着人类非常有希望攻克线粒体疾病，包括一种糖尿病的治疗方法。
有些科学家甚至认为，第一个活着庆祝自己1 000岁生日的人已经出生。[16]
图2 疫苗的胜利
资料来源：世界卫生组织
自始至终，我们都在变得更加聪明。1962年，多达41%的儿童没有上学，而今天这个数字降到了10%以下。[17]在大多数国家，智商平均值每10年就上升3 ~ 5个百分点，这主要归功于营养和教育条件的改善。也许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变得如此文明，因为过去10年是世界史上最和平的10年。位于奥斯陆的和平研究所（Peace Research Institute）的报告称，1946年以来，战争造成的伤亡人数已经降低了90%。谋杀、抢劫等犯罪率也在减少。
“富裕社会的犯罪率正在减少，”《经济学人》（Economist）不久前的报告称，“罪犯依然存在，但是正在变得越来越少，而且年纪也越来越大。”[18]
图3 战争在减少
资料来源：奥斯陆和平研究所
荒凉的天堂
换言之，欢迎来到丰饶之地。
生活是多么美好，几乎每个人都变得富裕、安全而且健康。但是我们却少了一样东西：每天早上起床的理由。因为，你终究无法使天堂有一分一毫的改善。早在1989年，美国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已经指出，我们已经抵达了一个生命业已退化为“积累金钱，没完没了地解决技术和环境问题，以及满足消费者各种复杂需求”这样一个时代。[19]
让我们的购买力再增加一个百分点，或者是将我们的碳排放量削减一些；也许是个什么新玩意儿——这就是我们的视野所及之处。我们生活于一个富裕而过剩的时代，但是却极为凄凉。我们“没有艺术，也没有哲学”，福山说，剩下的只有“无休止地照看人类历史这座博物馆”。
奥斯卡·王尔德说，一旦抵达丰饶之地，我们的目光将会再次凝视远方，并且再次扬帆起航。“进步是实现乌托邦的方式。”他这么写道。但是远处的地平线却是一片空白。丰饶之地被包裹于一片浓雾之中。我们不仅没能肩负起使富裕、安全而健康的生活变得有意义这一历史使命，反而亲手埋葬了乌托邦。没有一个新的梦想可以取代它，因为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比现在更好的世界。事实上，许多富裕国家的人民相信，孩子未来的生活将不如他们的父母。[20]
但是我们这个时代，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真正危机，并不在于我们没能过上好日子，甚至不在于我们以后的生活可能会变得更糟糕。
完全不是这样，真正的危机是我们无法想象出一种更好的生活。
蓝图
我不打算预测未来。
我试着开启未来。打开我们的心灵窗户。当然，乌托邦反映得更多的，往往是憧憬它的那个时代，而不是它真正可能的样子。美好的“丰饶之地”为我们描绘了中世纪生活的方方面面。真是悲惨至极。或者应该这么说，几乎每个地方的每个人都生活得异常悲惨。毕竟，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版本的乌托邦。[21]
简单的欲望孕育出简单的乌托邦。如果你饥肠辘辘，那么你的梦想将是赴一场丰盛的晚宴。如果你冷得发抖，那么你的梦想将是拥有一个熊熊的火炉。年老体衰时，你幻想着青春永驻。所有这些愿望都反映在以前的乌托邦之中，那时的生命依旧肮脏、粗俗而又短暂。“地球上没有任何可怕的东西，也没有疾病”，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诗人特拉西德斯（Telecides）这么幻想着，假如需要什么，那个东西自然就会出现。“每条小河都流淌着美酒……鱼儿会自动跑到你家里来，自己烤熟，然后平躺在餐桌上。”[22]
但是，在进一步讨论之前，让我们先区分一下乌托邦思想的两种形式。[23]第一种是最为人所知的乌托邦计划。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等伟大思想家，甚至席卷整个哲学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都在想方设法颠覆这种乌托邦。他们基本上成功了；他们给那片人间天堂下的判语至今被奉为圭臬。
没有抽象的理想，有的只是无法容忍任何异议的不变的规则。意大利诗人托马索·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写的《太阳城》（The City of the Sun，1602）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他的乌托邦，确切地说，应该是反乌托邦中，个人财产被严厉禁止，每个人都必须爱其他人，一旦发生斗殴，将会被判以死刑。私生活受政府控制，包括生育。例如，聪明的人只能跟愚蠢的人上床，胖子只能跟瘦子一起睡。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打造一个满意的中间值。而且，每个人都受到一个庞大的告密者网络的监督。一旦违反规定，罪犯将受到口头恐吓，直到他们承认自己所犯的罪行，并且甘愿受罚，任由他人向其投掷石子。
事后看来，任何一个读康帕内拉小说的现代读者都将感到心寒，因为它令人联想到法西斯主义和种族屠杀。
正确地提问
但是，乌托邦思想还有另外一条几乎被遗忘了的道路。如果说前面那张蓝图是幅高分辨率的图像，那么这个乌托邦就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它没有为我们提供解决方法，而是给我们指出了大致的方向。它没有给我们套上紧身衣，而是鼓励我们做出改变。它知道，正如伏尔泰所说的，完美是优秀的敌人。正如一名美国哲学家所说的，“任何一位严肃的乌托邦思想家，在想到这幅蓝图的含义时，都会感到不安”。[24]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英国哲学家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才写了一本关于乌托邦的书（并创造了乌托邦这个词）。莫尔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幅蓝图，让每个人都严格遵守，他的乌托邦主要是对不顾人民群众死活、一心追求穷奢极侈的贪婪贵族的控诉。
普遍认为，过于严肃地看待乌托邦是非常危险的。“你必须热情地相信它，同时又能看到自己信仰的可笑之处，并嘲笑它。”哲学家和研究乌托邦的权威专家莱曼·托尔·萨金特（Lyman Tower Sargent）如是说。乌托邦就像幽默和讽刺一样，突然打开了心灵的窗户。而这是至关重要的。随着人和社会的日益老化，他们变得越来越安于现状，自由成了牢笼，真理成了谎言。现代的信念——或者更糟糕，那种认为无物可信的现代信仰——使我们看不到那些每天仍然包围着我们的短视和不公。
举几个例子：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富有，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工作却越来越辛苦？我们完全有能力彻底消除贫困，为什么仍有几百万人生活艰难？为什么你的收入60%以上取决于你所诞生的这个国家？[25]
乌托邦没有给我们现成的答案，更别说解决方法了，但它们却提出了真正的问题。
宏大叙事的消亡
可悲的是，今天我们甚至无法在醒来之前开始做梦。有句老话说，梦想常常会变成梦魇。乌托邦是滋生冲突、暴力，甚至大屠杀的地方。乌托邦最终变成了反乌托邦；事实上，乌托邦就是反乌托邦。“人类进步是个神话。”还有一句老话是这么说的。然而，我们却造出了中世纪的天堂。
没错，历史上充斥着许多恐怖的乌托邦形式，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就像每种宗教都会酝酿出几个狂热的教派一样。但是假如有一名宗教狂热分子煽动使用暴力，我们是否该取缔整个宗教？那么为什么要消灭乌托邦主义呢？是否我们应该干脆停止做梦，不再去幻想一个更好的国度？
不，当然不是。然而目前的情况正是如此。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变成了同义词，只在消费者信心上有所区别。关于另一个世界的激进思想简直不可想象。对社会的期望急剧消逝，只给我们留下一个冷冰冰的事实，那就是没有乌托邦，一切只剩下技术统治。政治已经淡化为问题管理。选民们摇摆不定，并非因为政党之间的分歧太大，而是因为几乎无法将它们区分开来，现在右翼和左翼的区别只在于一两个百分点的所得税税率。[26]
我们从新闻媒体中知道，政治是一场游戏，赌的不是理想，而是事业。我们看到，在学术界，每个人都忙着写书和出书，而没有空阅读和辩论。事实上，21世纪的大学简直就是一座工厂，我们的医院、学校和电视网络也一样。最重要的是实现目标。无论是经济、收视率还是发行量的增长——质量确实正缓慢而稳步地被数量所取代。
有一股力量在推动这一切前进，它有时被称为“自由主义”，这是一种几乎已被掏空的思想。现在最重要的是“做你自己”和“做你喜欢的事”。自由也许是我们的最高理想，然而我们的自由已经成了一种空洞的自由。由于害怕任何形式的说教，道德已经成为公开辩论中的一个禁忌。毕竟，公共舞台应该保持“中立”——但它的表现却从未如此专断。我们在每个街角，都会遇到使我们酗酒、狂欢、借钱、购物、辛苦、紧张和诈骗的诱惑。无论我们如何地高谈言论自由，我们的价值观却与那些付得起黄金时段广告费的企业所鼓吹的恰恰非常接近，这不禁令人生疑。[27]一个政党或者教派对我们和孩子的影响，哪怕只有广告的几分之一，我们也会起来反抗。可是因为那是市场经济，因此我们保持了“中立”。[28]
政府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排解纠纷。假如你不是一名温顺的公民，没有心甘情愿地按照那张蓝图指定的方向走，那么当局将非常乐于使你乖乖就范。它们的手段都有哪些？控制、监督和镇压。
与此同时，福利国家的注意力正逐渐从我们不满的原因转移到那些症状上。我们生病了会去看医生，情绪低落的时候会去找治疗师，超重了会去找营养师，犯罪了会去监狱，失业了会去找就业指导专家。所有这些服务均要价不菲，但是却没有什么效果。美国的医疗成本全球最高，然而许多地方的人均寿命实际上却在下降。
市场和商业利益一直以来均享有完全的自由。食品工业为我们提供了满是盐、糖和脂肪的便宜的垃圾食品，使我们很快就得去找医生和营养师。越来越多的工作被高速发展的科技所糟蹋，我们不得不又去面见就业指导专家。而广告则鼓励我们花口袋里没有的钱去买些我们并不需要的垃圾，目的只是为了让那些我们受不了的人眼前一亮。[29]然后我们可以去找营养师，伏在他的肩膀上痛哭。
这就是我们今天生活在其中的反乌托邦。
被宠坏的一代
这并不是说——我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它一点好处也没有。事实远非如此。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现在的孩子正在太多的宠溺之下苦苦挣扎。圣迭戈州立大学（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的心理学家珍·特文格（Jean Twenge）深入研究了现在和过去年轻人的态度，她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年轻人的自尊心有了显著的提升。年青一代认为自己比以前更聪明、更负责，也更有魅力。
特文格解释说：“这一代的每个小孩都被告知‘你想做什么都可以。你是独一无二的’。”[30]我们在自恋中长大，然而一旦进入这个充满了无数机会的庞大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却输得很惨。世界原来既冰冷又严酷，充满了竞争和失业者。世界不是迪士尼乐园，你无法对着星星许个愿，然后看到所有的梦想成真，这是个激烈竞争的社会，如果你不能达标，那么只能怨你自己。
自恋掩盖了变幻莫测的人世，这丝毫不足为奇。特文格还发现，几十年来，我们的胆子变得越来越小。她比较了1952年和1993年的269个案例后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生活于北美的普通小孩，比20世纪50年代初的精神病患者还要焦虑。[31]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抑郁甚至已成为青少年最大的健康问题，到2030年将成为世界头号疾病。[32]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以前从未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去看精神病医生。以前从未有这么多人早早便对自己的职业感到倦怠。而我们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大口大口地吞下抗抑郁药。我们一再将失业、不满、抑郁等集体问题归咎于个人。假如成功是一种选择，那么这就是失败。失业了？你应该更加卖力地工作。生病了？你的生活方式肯定不太健康。不开心？吃点药吧。
20世纪50年代，只有12%的年轻人同意“我是独一无二的”这句话。现在这个数字是80%[33]，而事实上，我们正变得越来越相似。我们都在读同一本畅销书，看同一部大片，穿同一款运动鞋。我们的祖父母仍然在服从家族、教会和国家的规定，而我们却被媒体、营销和家长式的政府所包围。然而就在我们变得越来越相似时，我们却离大集体的时代越来越远。教徒和工会成员的人数正在暴减，而左右翼之间的传统界线已经不再有什么意义。我们关心的只是“解决问题”，好像政治可以外包给管理顾问似的。
果然，有些人在试着重新燃起人们对发展的信心。我们时代的文化典范竟然是些书呆子，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他们发明的应用软件和小玩意代表了经济增长的希望。“我们这一代人中，最聪明的都在琢磨如何才能使人们点击广告。”脸书（Facebook）的一名前数学天才最近抱怨说。[34]
为了避免出现任何误会，有必要在这里澄清一下：资本主义打开了通往丰饶之地的大门，但是光有资本主义并不足以支撑它。发展已经变成经济繁荣的同义词，但21世纪将要求我们想出其他的方法，来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西方的年轻人大部分已经进入一个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技术统治时代，但是为了寻找新的乌托邦，我们将不得不再次回到政治。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为我们的不满感到振奋，因为不满远非冷漠。全世界的人都患上了思乡病，都在想念那个从未存在过的过去，这说明我们仍然怀有理想，即使我们亲手将其埋葬了。
进步始于一种与经济无关的东西：关于美好生活的智慧。我们不得不像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00年前提倡的那样，认为“价值高于手段，喜欢好的，而不是有用的东西”。[35]我们必须考虑未来。必须让民意测验和充满坏消息的无情的新闻报道停止消费我们的不满。必须想出其他的办法，形成新的集体。必须超越这种束缚我们的时代精神，承认我们拥有相同的梦想。
也许到了那时，我们也可以超越自己，重新审视这个世界。我们将看到，以前那种不错的发展仍在欢快地向前迈进。我们将看到，我们生活于一个辉煌的年代，一个饥饿和战争正逐渐减少，人均寿命正急剧飙升，到处一片欣欣向荣的年代。但是我们也将看到，我们——人口中最富有的10%，5%，或者1%——还有多少事情可做。
回归乌托邦
是时候重新思考乌托邦了。
我们需要一颗新的北极星，一幅新的世界地图，地图上重新有一块遥远的未知大陆——“乌托邦”。我指的并不是那种乌托邦狂热分子试图强行向我们灌输的神权政治或五年计划——他们只会使真正的人屈服于狂热的梦想。想想看：“乌托邦”这个词同时有“安乐之乡”和“乌有之乡”的意思。我们需要的，是一些激发我们想象力的另类视野。而我确实认为这样的视野不止一个；毕竟，存在互相冲突的乌托邦，正是民主的生命力所在。
跟往常一样，我们的乌托邦刚开始规模很小。梦想家们在很久以前，便按照自己的节奏为我们铺下了今天文明的基石。西班牙修道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1484—1566）便主张拉丁美洲的殖民者与当地居民地位平等，并尝试建立一个人人都过上舒适生活的殖民地。工厂主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支持英国的工人解放，他付给工人合理的工资，并且严禁体罚，他的棉纺厂经营得非常成功。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甚至相信男女平等。（这也许跟他一半的作品都是由妻子写的有关。）
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没有这一代代天真的梦想家，我们将仍旧贫穷、饥饿、肮脏、恐惧、愚蠢、病态而丑陋。没有乌托邦，我们将失去方向。并不是说现在有多糟；事实正好相反。但是，假如我们没有任何变得更好的希望，我们的人生将一片荒芜。“人类需要的，不仅仅是为了自身幸福的各种享受，还包括希望、事业和变化。”[36]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曾经这么说过。他在其他地方继续写道：“我们应该期待的，不是一个完美的乌托邦，而是一个活跃着想象力和希望的世界。”[37]
[1] 极度贫困的意思是每天的生活费少于1.25美元，这个金额只能保证不被饿死。请参考：François Bourguignon and Christian Morrisson, “Inequality among World Citizens: 1820–1992,”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2002). http://piketty.pse .ens.fr/files/BourguignonMorrisson2002.pdf。
[2] 荷兰的无家可归者每年可以从政府那里领取大约10 000美元的救济金。衡量了购买力和通货膨胀的影响之后，20世纪50年代荷兰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7 408美元（根据gapminder.org的数据）。1600—1800年，这个数字介于2 000和2 500美元之间。
[3] 请参考以下历史学家提供的数据：Angus Maddison, J. Bolt, and J. L. van Zanden, “The First Update of the Maddison Project; Re-Estimating Growth Before 1820,” Maddison Project Working Paper 4 (2013). http://www.ggdc.net/maddison/ maddison-project/home.htm。
[4] 1英里约合1.609千米。——译者注
[5] Herman Pleij, Dromen van Cocagne. Middeleeuwse fantasieën over het volmaakte leven (1997), p. 11.
[6]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Obesity and overweight,” Fact sheet No. 311(March 2013).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 factsheets/fs311/en/.
[7] Manuel Eisner, “Long-Term Historical Trends in Violent Crim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3), table 2. http://www.vrc .crim.cam.ac.uk/vrcresearch/paperdownload/manuel-eisner- historical-trends-in-violence.pdf.
[8] World Bank, “An update to the World Bank’s estimates of consumption povert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2012).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POVCALNET/ Resources/Global_Poverty_Update_2012_02-29-12.pdf.
[9] J.O.’s, “Development in Africa: Growth and other good things,” Economist (May 1, 2013). http://www.economist.com/blogs/baobab/2013/05/development-africa.
[10] UN News Centre, “Deputy UN chief calls for urgent action to tackle global sanitation crisis” (March 21, 2013). http://www.un.org/apps/news/story.asp?NewsID=44452.
[11] 根据互联网实时统计（Internet Live Stats）的数据。见：http://www.internetlivestats.com。
[1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2000年出生的非洲人的平均寿命预计为50岁。2012年出生的为58岁。http://www.who.int/gho/mortality_burden_disease/life_tables/situation_trends_text/en/。
[13]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http://apps.who.int/gho/data/view.main.700?lang=en。
[14] 每人每天摄取的热量从1990年的2 600卡路里增加到了2012年的2 840卡路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则从2 180卡路里增加到了2 380卡路里）。Miina Porka et al., “From Food Insufficiency towards Trade Dependency: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Global Food Availability,” Plos One (December 18,2013). http://www.ncbi .nlm.nih.gov/pubmed/24367545。
[15] Bjørn Lomborg, “Setting the Right Global Goals,” Project Syndicate (May 20,2014).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 .org/commentary/bj-rn-lomborg-identifiesthe-areas-in-which-increased-development-spending-can-do-the-most- good.
[16] 其中一位是剑桥大学的Audrey de Grey，她以此为主题，在TED大会上做了一次演讲：http://www.ted.com/talks/aubrey_ de_grey_says_we_can_avoid_aging。
[17] Peter F. Orazem, “Challenge Paper: Education,” Copenhagen Consensus Center(April 2014). http://copenhagenconsensus .com/publication/education.
[18] “Where have all the burglars gone?” Economist (July 18, 2013). http://www.economist.com/news/briefing/21582041-rich-world- seeing-less-and-less-crimeeven-face-high-unemployment-and- economic.
[19]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http://ps321.community.uaf.edu/files/2012/10/Fukuyama-End-of-historyarticle.pdf.
[20] Andrew Cohut et al., Economies of Emerging Markets Better Rated During Diffcult Times. Global Downturn Takes Heavy Toll; Inequality Seen as Rising,Pew Research (May 23, 2013), p. 23. http://www.pewglobal.org/files/2013/05/Pew-Global-Attitudes-Economic-Report-FINAL-May-23-20131.pdf.
[21] Lyman Tower Sargent, Utopian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2010), p. 12.看看佛教对丰饶之地是怎么描写的吧：“每当他们饿了想吃东西时，只需把这种米放在一块大石头上，石头立刻就会冒出火焰，将他们的食物煮熟。”
[22] Ian C. Storey (trans.), Fragments of Old Comedy, Vol. III: Philonicus toXenophon. Adespota. Loeb Classical Library, 515 (2011), p. 291. https://www.loebclassics.com/view/telecides-testimonia_fragments/2011/pb_LCL515.291.xml.
[23] Russell Jacoby, Picture Imperfect. Utopian Thought for an Anti- Utopian Age (2005)。还可参考我最近写的一本书（荷兰语）De geschiedenis van de vooruitgang (2013) ，我在书中讨论了Jacoby对两种乌托邦思想的区分。
[24] George Kateb，引述见：Lyman Tower Sargent，Utopianism. A Very ShortIntroduction（2010），p. 107。尽管如此，任何人看了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都会感到既惊讶又不适。托马斯·莫尔更多地将乌托邦描绘成一个完全的专制社会，居民即使犯一点小错，也会被卖为奴隶。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对中世纪的农民来说，所有这一切就像是一缕清风，这一点非常重要。与当时盛行的刑法诸如绞刑、肢解和火刑比起来，服苦役已经是从宽处理了。但是同时应该注意的是，许多评论家感受不到莫尔文中的讽刺语气，因为他们读的不是他的拉丁语原作。举个例子，带我们游览莫尔的乌托邦的导游，名叫“希斯拉德”（Hythlodaeus），翻译过来就是“胡言乱语者”。
[25] Branko Milanovic, “Global Inequality: From Class to Location, from Proletarians to Migrant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September 2011). http://elibrary.worldbank. org/doi/book/10.1596/1813-94505820.
[26] 关于美国，请参考：Bryan Caplan, “How Dems and Reps Differ: Against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Library of Economics and Liberty (September 7, 2008).http://econlog.econlib.org/ archives/2008/09/how_dems_and_re.html。关于英国，请参考：James Adams, Jane Green, and Caitlin Milazzo, “Has the British Public Depolarized Along with Political Elites? An American Perspective on British Public Opin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April 2012). http://cps.sagepub.com/content/45/4/507。
[27] 请参考：Alain de Botton, Religion for Atheists (2012), Chapter 3。
[28] 我的意思是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一再有研究表明，所有发达国家的绝大多数民众关心的是物质、个人，以及粗俗的现代文化。美国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希望社会“从贪婪和过度转向一种更加关注价值、社会和家庭的生活方式”。引述见：Richard Wilkinson and Kate Pickett,The Spirit Level. Why Equality Is Better for Everyone (2010), p. 4。
[29] 根据电影《搏击俱乐部》（Fight Club），可持续发展学教授Tim Jackson，以及几百种不同引述的解析。
[30] 引述见：Don Peck, “How a New Jobless Era Will Transform America,” Atlantic(March 2010). http://www.theatlantic.com/ magazine/archive/2010/03/how-anew-jobless-era-will-transform-america/307919/。
[31] Wilkinson and Pickett, The Spirit Level, p. 34.
[3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ealth for the World’s Adolescents. A second chance in the second decade’ (June 2014).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112750/1/WHO_ FWC_MCA_14.05_eng.pdf ?ua=1.
[33] Wilkinson and Pickett, The Spirit Level, p. 36。北美的年轻人尤其关心这一点，然而这种趋势在其他发达国家也很明显。
[34] 引述见：Ashlee Vance, “This Tech Bubble Is Different,” BloombergBusinessweek (April 14, 2011). http://www.business- week.com/magazine/content/11_17/b4225060960537.htm。
[35] John Maynard Keynes,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 (1930),Essays in Persuasion. http://www.econ .yale.edu/smith/econ116a/keynes1.pdf.
[36] Bertrand Russell,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1947), p. 14.
[37] Bertrand Russell, Political Ideals (1917), Chapter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