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终结贫穷
于是，我们有了检查检查员的检查员，以及制造工具的人，这样检查员才可以检查检查员。人们真正应该做的是，在有人跑过来跟他们说，他们应该努力谋生之前，回到学校，思考无论什么问题。
——理查德·巴克敏斯特·富勒
（Richard Buckminster Fuller，1895—1983）
1997年11月13日，北卡罗来纳州新开了一家赌场，大门正好位于大烟山（Great Smoky Mountains）的南部。尽管天气非常糟糕，赌场的门口还是排起了长龙，人们成群结队地蜂拥而至，赌场老板开始建议大家待在家里。
公众的热情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毕竟，那天开张的并不仅仅是某个狡诈的黑手党开的赌场。“哈拉的切罗基赌场”（Harrah’s Cherokee）一直以来都为东部的切罗基印第安人（the Eastern Band of Cherokee Indians）所有，而且由他们经营，赌场的开张意味着长达10年之久的激烈的政治斗争画上了句号。一名部落首领甚至预言：“赌博将成为切罗基人的劫难。”[1]而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每次都试图阻止赌场开张。
赌场开张后不久，显然，那面积达35 000平方英尺[2]的赌场大厅，以及那拥有超过1 000个房间和100间套房，无数商店、餐馆、游泳池和健身中心的三栋酒店大楼，给切罗基部落带来的不是劫难，而是救济。这里也没有成为有组织犯罪的渊薮。完全不是这样：赌场的利润——2004年为1.5亿美元，2010年增长至将近4亿美元[3]——使部落得以修建新的学校、医院和消防站。但是，这些收入大部分都进了东部切罗基印第安部落的8 000名男女和小孩的腰包。一开始每个家庭的收入为每年500美元，到了2001年，他们从赌场获得的收入迅速增至6 000美元，占一般家庭收入的1/4 ~ 1/3。[4]
不过巧合的是，从1993年起，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教授简·科斯特洛（Jane Costello）就在研究大烟山南部孩子的精神健康问题。参加研究的1 420名小孩每年都要接受精神检查。累积的结果显示，与其他孩子相比，那些贫困家庭长大的孩子更容易出现行为问题。虽然这并不是什么新闻。1855年，学者爱德华·贾维斯（Edward Jarvis）在自己的著名论文《精神病报告》（“Report on Insanity”）中，就指出了贫穷和精神疾病之间的关系。
但是问题依然存在：精神病的起因是什么，又有何影响？科斯特洛研究的这段时间，社会上越来越普遍地将精神问题归咎于个体的遗传因素。如果精神病是天生的，那么每年给精神病患者一大笔钱，就只是缓解他们的症状而已，不是治本。反过来说，精神问题并非人们贫穷的原因，而是结果，那么6 000美元也许可以创造出真正的奇迹。科斯特洛意识到，赌场的到来为这个正在发生的问题提供了独特的机会和新的线索，因为她研究的小孩有1/4来自切罗基部落，其中一半以上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赌场开张后不久，科斯特洛已经注意到自己的研究对象有了巨大的进步。那些已经脱贫的孩子的行为问题减少了40%，与那些从不知贫困为何物的同龄人持平。切罗基人的青少年犯罪率也下降了，同样减少的还有吸毒和酗酒，而他们的学习成绩则显著地提高了。[5]现在切罗基小孩的学习成绩，已经和那些参加研究的非部落小孩不相上下。
赌场开张的10年后，科斯特洛发现，儿童脱离贫困的时间越早，他们青春期的心理就越健康。科斯特洛注意到，年龄最小的那一组孩子的犯罪行为“急剧减少”了。事实上，她研究的这些切罗基小孩现在的表现，比对照组的还要好。
刚看到这些数据时，科斯特洛的第一个反应是不信。“我们原来期望的结果是，社会干预的作用相对较小，”她后来说，“但是这个实验显示，社会干预的作用相当大。”[6]科斯特洛教授得出结论，每年4 000美元的额外补助，使21岁年轻人的受教育程度增加了一年，同时使16岁少年的犯罪机会减少了22%。[7]
但是，最大的改变，在于这笔钱如何帮助父母更好地养育子女。赌场开张前，父母们夏天辛苦地工作，冬天则经常失业，压力很大。这笔新的收入使切罗基家庭可以把钱攒起来，并提前付款。脱离了贫困的家长说，他们现在有更多的时间陪自己的孩子。
但是科斯特洛发现，他们并没有减少工作量。父母们的工作时间和赌场开张前一样。部落成员薇琪·布拉德利（Vickie Bradley）说，最重要的是，这笔钱减轻了家长的压力，现在他们不必再为钱焦虑，而可以将这部分精力用于照顾自己的孩子。这“有助于家长们更好地养育子女”，布拉德利解释道。[8]
那么，什么才是穷人精神健康问题产生的原因呢？是先天还是后天？科斯特洛的结论是，两者都是，因为贫困的压力使那些有遗传因素的人患病的风险增加了。[9]然而这项研究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信息。
那就是基因无法撤销，贫困却可以。
为什么穷人总是做蠢事
一个没有贫穷的世界——这可能是最古老的乌托邦了。但是任何一个认真对待这个梦想的人，肯定不可避免地要回答几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为什么穷人更有可能犯罪？为什么他们更容易变胖？为什么他们更容易酗酒和吸毒？简而言之，为什么穷人会做这么多愚蠢的事情？
这些问题过于尖刻？也许吧。但是请看一看统计资料：穷人经常借钱，没什么存款，经常吸烟，不太运动，喜欢喝酒，而且吃得不太健康。如果你给他们提供金钱管理方面的培训，那么穷人往往是最后一个报名的。如果看到招聘广告，简历写得最糟糕的往往是穷人，面试时着装最不专业的往往也是他们。
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曾经说过，贫穷是一种“人格缺陷”。[10]虽然很少有政治家说出这么极端的话，但是这种认为解决方法在于个人的观点却并不罕见。从澳大利亚到英国，从瑞典到美国，都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是认为贫穷是一个人们必须自己克服的问题。没错，政府可以鼓励他们——利用一些提高认识的政策、刑罚，以及最重要的——教育，使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事实上，如果存在一个解决贫困的万全之策的话，那么这个东西就是高中文凭（或者是大学文凭，那就更好了）。
但是就只有这些吗？
如果穷人确实没有办法自己进步怎么办？如果所有的鼓励、所有的知识和教育都丝毫不起作用怎么办？如果所有那些善意的引导反而使情况更加糟糕怎么办？
环境的力量
这些问题都很尖锐，但是，提出这些问题的并不是一般的人；他就是埃尔德·沙菲尔（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最近，他和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塞德希尔·穆来纳森（Sendhil Mullainathan）一起，发表了一个颇具革命性的关于贫穷的新理论。[11]这个理论的要点是什么？是环境。
沙菲尔的抱负可不小。他想建立一个全新的科学领域：对稀缺的研究。但我们不是已经有了吗？是经济学吗？“那些我们已经有了很多，”我与沙菲尔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旅馆见面时，他笑着说，“但我的兴趣在于稀缺的心理，这方面的研究出人意料地少得可怜。”
就经济学家而言，一切都围绕着稀缺这个词转——毕竟，即使最大的买家也买不了所有的东西。但是，稀缺的观念却并非无所不在。一份空空如也的日程表，给人的感觉跟一个排得满满的工作日就非常不一样。稀缺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当人们感觉到一样东西稀缺时，他的行为也会变得不同。
那样东西是什么并不重要；是缺时间也好，缺钱、缺朋友、缺食物也好——这些全部都和“稀缺心理”有关。而这也会带来好处。有过匮乏感的人非常善于处理自己的短期问题。穷人们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在短期内使收支平衡，同理，过度劳累的首席执行官们也能够开足马力，直到达成协议。
你一刻也无法摆脱贫困
尽管如此，“稀缺心理”的缺点还是大过优点。稀缺使你的注意力集中于眼前匮乏的东西，5分钟后即将开始的会议，或者是明天必须支付的账单。长远的观点被抛到了九霄云外。“稀缺吞噬着你，”沙菲尔解释道，“你无法将注意力放在那些对你同样重要的其他事情上。”
可以将之比喻为一台同时运行10个复杂程序的新电脑。电脑将变得越来越慢，老是出错，最终完全死机——并不是这台电脑不好，而是因为它必须同时处理太多的任务。他们做蠢事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生愚蠢，而是因为在他们生活的环境下，每个人都会做蠢事。
诸如“晚饭吃什么”和“这笔钱可以坚持到周末吗”是最令人大伤脑筋的问题。沙菲尔和穆来纳森称之为“心理带宽”（Mental bandwidth）。“如果你想理解穷人，请想象你自己正身在别处，”他们写道，“自我克制听起来像是个挑战。你很容易感到分心和烦躁不安，而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这就是稀缺——不管是时间还是金钱——会导致不理智决定的原因。
尽管忙碌的人和生活于贫困线以下的人之间存在着关键的区别，但是在一刻也无法摆脱贫困这一点上两者完全相同。
两个实验
那么具体说来，有多少愚蠢的人是贫困造成的呢？
“我们的结果相当于智商在13 ~ 14，”沙菲尔说，“这和一夜没睡或者醉酒的结果差不多。”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本来可以在30年前就弄清楚这些问题的。沙菲尔和穆来纳森并没有依靠脑部扫描等复杂方法。“经济学家对贫穷研究了很多年，心理学家对认知局限研究了很多年，”沙菲尔解释说，“我们只是把两者并在了一起。”
这一切始于几年前在一个典型的美国商场做的一系列实验。购物者被拦下来，问如果他们不得不付修车费，他们会怎么做。一些人的修车费是150美元，其他人有的修车费高达1 500美元。他们会选择一次性付清、贷款、加班，还是延缓修车？就在购物者认真思考的当儿，实验者为他们做了一次认知测试。在修车费不太贵的情况下，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得分差不多。但是当修车费高达1 500美元时，穷人的分数就要低得多。一想到重大的财务挫折，他们的认知能力便大打折扣。
沙菲尔和同伴们纠正了商场调查中所有可能产生的变量，但是有一个因素他们却无法解决：回答问题的富人和穷人并不是同一批人。理论上，他们可以做完穷人的实验后，再做一遍富人的。
沙菲尔在8 000英里之外的印度乡村维拉普拉姆（Vilupuram）和特鲁瓦纳马来（Tiruvannamalai）找到了他的答案。这里的条件非常完美；碰巧这个地方的蔗农收割后一次性得到他们年收入的60%。这意味着他们一年中有一段日子过得非常富足，而余下的时间则非常贫穷。那么，他们在实验时是怎么做的呢？当他们相对较穷的时候，他们的认知测验分数非常低，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变笨了——别忘了，他们还是同样那批印度蔗农——而纯粹是因为他们的心理带宽变窄了。
国民心理总带宽
“消除贫困有着巨大的好处，我们至今仍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沙菲尔指出。事实上，他建议，除了计算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也许也是时候开始考虑我们的国民心理总带宽了。心理带宽越大，意味着更好地抚育孩子、更加健康，以及生产力更高的雇员——凡是你想得到的，全部都有。“消除稀缺甚至能够降低成本。”沙菲尔说。
这正是大烟山南部发生的事情。洛杉矶大学的经济学家兰德尔·亚基（Randall Akee）预计，赌场发给切罗基小孩的资金最终削减了他们的开支。根据亚基的保守估计，消除贫困实际上赚的钱，比赌场花在减少犯罪、护理设施和复读生方面的开销加起来还要多。[12]现在，让我们把这些结果推向整个社会。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英国一年花在贫穷儿童身上的开销高达290亿英镑，当时约合440亿美元。[13]根据研究人员的说法，消除贫困的政策“基本上能够收回成本”。[14]
有超过1/5的美国儿童在贫困中长大，无数研究已经表明，反贫困措施实际上是削减成本的工具。[15]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授格雷格·邓肯（Greg Duncan）预计，使一个美国家庭脱离贫困平均一年需要大约4 500美元——少于切罗基赌场的支出。这笔花在每个小孩身上的投资，最后的回报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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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时间增加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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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节约3 000美元的福利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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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所得增加50 000～100 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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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税收收入增加10 000～20 000美元
邓肯教授估计，消除贫困的措施“在穷孩子中年时可以收回成本”。[16]
但是，要解决这么大的问题，需要制订一个庞大的方案。一项2013年的研究估计，美国贫困儿童的花费一年高达5 000亿美元。跟富裕家庭的孩子相比，贫困家庭长大的孩子最后会少上两年学，每年少工作450个小时，身体全面患病的风险则增加两倍。研究人员说，教育上的投入并不能真正帮到这些孩子。[17]他们必须先走出贫困。
最近，有学者综合分析了201个针对理财教育有效性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与此类似：这些教育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18]并不是说没有人学到东西——穷人从那里出来会变得更聪明，这是肯定的。但是这么做并不够。“就像教会一个人游泳，然后把他扔进汹涌的大海。”沙菲尔教授哀叹道。
当然，教育并非完全毫无意义，但是也只能帮助他们管理自己的心理带宽，事实上，他们的心理带宽已经深陷福利制度的官僚泥潭而无法自拔。你也许会想，所有的文书和规定，都是为了剔除那些不是真正的穷人。然而实际情况却刚好相反：穷人——那些带宽已经负担过重，最急需帮助的人——却最不可能向山姆大叔开口求助。
结果，一整套计划几乎无人使用。“一些奖学金只有30%的合格者申请，”沙菲尔说，“虽然一个又一个的研究表明，这类高达数千美元的奖学金可以使一切都变得不同。”经济学家看到这些奖学金后会想：既然申请奖学金是合理的做法，那些穷学生肯定会去申请。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奖学金的果实落在了稀缺思维的狭隘视野之外。
白给的钱
那么应该怎么做？
沙菲尔和穆来纳森有了几个可能的解决方法，例如，向穷学生施以援手，帮助他们写申请财政援助的所有文书，或者是提供一种会亮灯的药盒，以提醒他们按时吃药。这种解决方法名为“推一把”。“推一把”受到我们这片现代丰饶之地的政治家的极大欢迎，主要原因是它们的成本几乎为零。
但是，老实说，“推一把”真的有用吗？“推一把”是一个时代的缩影，那时政治的主要任务就是消灭症状。“推一把”也许可以使贫困稍微得到缓解，但是当你把镜头拉远了看，你会发现它们完全没有解决问题。再回到那个计算机的比喻，我问沙菲尔：当你可以通过加内存的方式，很容易便解决问题时，为什么还要不停地摆弄软件呢？
沙菲尔的眼神有点茫然。“噢！你的意思是直接发更多的钱？没错，那么做很棒，”他笑道，“但是鉴于明显的局限性……美国根本就不存在你们阿姆斯特丹的左翼政治。”
然而，只有钱是不够的；还有分配的问题。“稀缺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沙菲尔说，“它可以建立在收入不足的基础上，但是同样可以建立在过度的期望之上。”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如果你想要更多的钱、时间、朋友，或是食物，你就会感到稀缺。而你希望得到的东西，很大程度上由你周围的人所决定。正如沙菲尔所说的，“西方社会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是这方面的一个主要障碍”。如果许多人都在买最新的智能手机，那么你也想要一部。只要不平等继续加剧，国民心理总带宽将会继续萎缩。
不平等的诅咒
但金钱是幸福和健康生活的关键，不是吗？
没错。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只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年5 000美元左右时，人均寿命便会或多或少地自动增加。[19]然而一旦饭桌上有了充足的食物，屋顶不漏水，饮用水清洁，经济增长就不再是领取福利的保证了。从这时起，平等成了一个更准确的预报器。
以下面的图为例。纵轴显示的是社会问题指数，横轴显示的是每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结果证明这两个变量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而且，全球最富有的超级大国（美国）竟然和国民生产总值不到自己一半的国家（葡萄牙）一起，双双位居社会问题高发国的榜首。
图4
社会问题指数（图中以纵坐标表示）包括人均寿命、文化水平、儿童死亡率、谋杀率、囚犯人数、少女怀孕率、抑郁率、社会信任度、肥胖率、吸毒和酗酒率，以及社会流动性与阶级固化的对比。
资料来源：Wilkinson and Pickett
“对发达国家而言，经济增长已经尽其所能地改善了物质条件，”英国研究员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说，“随着你拥有的东西越来越多，每增加一件……对你的幸福的贡献都变得越来越小。”[20]但是，如果我们将横坐标的收入换为收入差距，这个图将发生戏剧性的变化。美国和葡萄牙将瞬间同时出现在图的右上角。
图5
收入差距（图中以横坐标表示）指的是国内最富和最穷的20%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资料来源：Wilkinson and Pickett
不管你研究的是抑郁、倦怠、吸毒、高辍学率、肥胖、儿童不快乐、过低的选举投票率，还是社会和政治不信任度，这些问题每次都指向同一个罪魁祸首：收入差距。[21]
但是请等一等。现在连那些最穷的人过得都比几百年前的国王要好，有几个很有钱的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实在太大了。因为这和相对贫穷有关。不论一个国家多么富有，一提到收入差距，总是令人非常扫兴。现在的富国穷人和几百年前的穷人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因为那时到处都是穷人。
就拿欺凌来说吧。那些收入差距悬殊的国家，发生欺凌的现象也更多，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差异非常明显。或者，用威尔金森的话来说，“社会心理后果”导致了在收入差异较大的社会，人们会花更多的时间担心别人的看法，从而降低了关系的质量（如表现为对陌生人的不信任和身份焦虑）。由此产生的压力，反过来成了疾病和慢性健康问题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
好吧——但是跟财富均等相比，我们不是更应该关心机会均等吗？
事实上，两者都很重要，而且这两种不平等的形式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看一眼全球排名：贫富不均的情况一旦加剧，社会流动性必然会下降。坦白地说，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比美国更难实现美国梦了。任何一个白手起家，想成为百万富翁的人，都应该到瑞典碰碰运气，因为那个地方的人，即使生来贫穷，也有着光明的未来。[22]
不要误解我的意思——贫富不均并非苦难的唯一根源。它是一个结构性因素，助长了许多社会问题演变，同时又与其他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因素联系在一起。而且，实际上，没有了一定程度的贫富不均，社会将无法运转。我们仍然需要一定的刺激才会去工作，去努力拼搏和出人头地，而钱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动力。没有人想生活在一个补鞋匠和医生赚一样多的社会。或者应该说，没有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冒着生病的危险。
然而现在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贫富不均的程度都远远超出了合理的范围。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公布的一份报告称，贫富差距过大，甚至会抑制经济的增长。[23]也许最有趣的发现是，当贫富差距过大时，富人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同样会变得更容易抑郁、多疑，以及遇到其他各种各样的社交难题。[24]
“收入差距，”两名杰出的科学家在研究了24个发达国家之后说，“使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得不开心，即使我们已经进入小康社会。”[25]
假如贫穷依然是社会常态
这并非无法避免。
没错，2 000年前，拿撒勒的耶稣（Jesus of Nazareth）说常有穷人和我们同在。[26]但是那时几乎所有的工作都和农业有关。生产力低下，农业的产出不足，无法使每个人都过上舒适的日子。就这样，直到18世纪，贫穷都是现实生活的一个方面。“穷人如影随形：他们提供了必要的对比。”法国医生菲利普·埃凯（Philippe Hecquet，1661—1737）写道。按照英国作家亚瑟·扬（Arthur Young，1741—1820）的说法：“除了傻子，人人都知道，必须让下等人一直穷下去，否则他们就要偷懒。”[27]
历史学家将这种理念称为“商人本性”——那种认为有人失去就有人得到的观念。以前的现代经济学家认为，国家的繁荣，只能依靠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想方设法维持高出口率。拿破仑战争期间，这种思想导致了一些荒谬的事情发生。例如，英国非常乐意向法国出口食品，但是却严禁出口黄金，因为英国的政治家凭主观臆断认为，跟缺少食物相比，缺少金条的敌人将垮得更快。
如果你问一名商人有什么小窍门，他会跟你说压低工资——越低越好。廉价的劳动力增强了你的竞争力，从而促进了出口。用著名经济学家伯纳德·德·曼德维尔（Bernard de Mandeville，1670—1733）的话说，就是“很明显，在一个不允许蓄奴的自由国度里，最可靠的财富来源于大量辛苦劳作的穷人”。[28]
没有比曼德维尔更离谱的了。现在我们知道钱能生钱，不管你说的是人还是国家。亨利·福特（Henry Ford）知道这一点，因此才在1914年大幅提高了员工的工资，否则他们怎么买得起汽车？“贫穷是人类幸福的大敌；它必然毁灭自由，使一些美德变得不切实际，另外一些则极难实行。”1782年，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如是说。[29]与许多同龄人不同的是，约翰逊知道贫穷不是缺乏品格，而是缺乏金钱。
居者有其屋
劳埃德·彭德尔顿（Lloyd Pendleton）是犹他州无家可归者特别工作组（Utah’s Homeless Task Force）的负责人。21世纪初，他突然醒悟过来。犹他州境内的流浪汉数量近于失控，成千上万人睡在桥下、公园和城市的街道上。警察和社会福利部门都忙不过来，彭德尔顿对此感到厌倦。他还有一个计划。
2005年，犹他州发动了一场针对流浪汉的战争，他们不是像平时那样，使用电棍和胡椒水，而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他们的目标是什么？是让全州的流浪汉都回家。他们的策略呢？则是免费公寓。彭德尔顿找了17名最凄惨的街头露宿者，先从他们开始。两年之后，他们全都有了住处，于是他开始逐步扩大范围。有犯罪记录，吸毒成瘾，债务缠身——这些全都没有关系。在犹他州，居者有其屋已经成为一项权利。
这个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毗邻的怀俄明州街头流浪汉的数量增加了213%，而犹他州的长期流浪人员却减少了74%。这一切都发生在政治极端保守的犹他州。茶党（Tea Party）多年来在犹他州都有大批的追随者，而劳埃德·彭德尔顿并不是真正的左翼。“我在农场长大，在那里学会了辛苦地劳动，”他回忆说，“我常常让这些流浪汉去找份工作，因为在我看来，他们需要的就是这个。”[30]
当在会上听到完整的财务报告时，这名前负责人改变了态度。实际上，赠送免费住房一举给州预算带来了一笔意外之财。犹他州的经济学家预计，一名街头流浪汉一年要花费政府16 670美元（为其提供社会福利、警力、诉讼费等）。相比之下，一套公寓再加上专业咨询，只需花费11 000美元。[31]
这些数字非常清楚。现在，犹他州正在逐渐消灭长期流浪人员，它将成为美国成功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个州，同时还将节省一大笔钱。
一项崇高的事业是如何走偏的
解决流浪人员问题，要好过仅仅管理他们，贫穷也一样。[32]这个名为“住房第一”的策略已经传遍全球。要是回到2005年，你不可能在阿姆斯特丹或者鹿特丹的闹市区走而看不到流浪汉。在火车站附近，流浪人员的问题尤为严重，同时也花费了巨额的公共开支。结果，当劳埃德·彭德尔顿在犹他州推出他的计划时，荷兰几大城市的社会工作者、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也聚集在一起，探讨如何解决荷兰的这个问题。他们制订了一个行动计划。
预算：2.17亿美元。
目标：让所有的流浪人员回家。
地点：先在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The Hague）和乌得勒支（Utrecht）实施，再向全国推广。
策略：心理辅导，以及给每个人都提供免费住房。
时间：2006年2月——2014年2月。
这是一次完完全全的胜利。仅仅过了几年，大城市中的流浪汉问题就减少了65%。吸毒的人也减少了一半。受益者的心理和生理健康都得到显著的改善，公园的长椅终于空了出来。截至2008年10月1日，这个计划已经使将近6 500名无家可归者回了家。[33]更重要的是，社会的财政收益是原来投资的两倍。[34]
接着出现了财政危机。不久，预算削减了，房子收回的现象也多了起来。2013年12月，就在行动计划结束之前的三个月，荷兰国家统计局（Statistics Netherlands）公布了一份令人沮丧的报告，无家可归者的人数正创历史新高。现在，荷兰大城市的街头露宿者比计划开始前还要多。[35]这个问题正在大把大把地消耗财政开支。
具体花了多少呢？2011年，荷兰卫生部委托研究机构对此进行调查。最终的报告计算了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援助的成本（包括免费住处、援助计划、免费的海洛因和预防服务），并得出结论，在无家可归者身上投资获得的回报最高。荷兰用于消灭流浪汉的每一欧元，都为社会福利、警力和诉讼费节约了2 ~ 3倍的费用。[36]
“救济是一种最好的方法，而且花费要低于露宿街头。”研究人员得出了这个结论。而且他们只计算了政府节约的开支，一旦无家可归者的问题解决了，城市的商业和居民也将受益。
简而言之，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援助，是一种多赢的政策。
宝贵的一课
政治家在许多问题上分歧严重，但无家可归不应该是其中之一。因为这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而且，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还能腾出资金。如果你很穷，那么你的主要问题就是没钱。如果你无家可归，那么你的主要问题就是没有房子。说到房子，欧洲空置房屋的数量是无家可归者的两倍。[37]在美国，空置房屋的数量则是流浪人员的5倍。[38]
令人悲哀的是，我们没有努力治病，而是继续选择消除症状，警察四处追赶流浪人员，医生的处理方式只会使无家可归者再次回到街上，社会工作者给溃烂的伤口贴上创口贴。一名犹他州的前负责人证明了另外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劳埃德·彭德尔顿已经在努力说服怀俄明州，希望他们也开始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房子。“这里有我的兄弟姐妹，”他在怀俄明州卡斯珀（Casper）的一次会议上说，“当他们感到痛苦时，我们也同样感到痛苦。因为我们的血脉紧紧连在一起。”[39]
如果这则信息还不足以触动你的道德感的话，想一想金钱吧。因为不论我们谈论的是荷兰的流浪、印度的蔗农，还是切罗基的小孩，消除贫困都不仅是一件对我们的良心有益的事，还是一件对我们的荷包有益的事。科斯特洛教授因此冷静地指出，“这是给社会上的宝贵一课”。[40]
[1] Jessica Sedgwick, “November 1997: Cherokee Casino Opens”（November 1, 2007). https://blogs.lib.unc.edu/ncm/index.php/2007/11/01/this_month_nov_1997/.
[2] 1平方英尺约合0.092 9平方米。——译者注
[3] James H. Johnson Jr., John D. Kasarda, and Stephen J. Appold, “Assessing the Economic and Non-Economic Impacts of Harrah’s Cherokee Casino, North Carolina” (June 2011). https://www .kenan-flagler.unc.edu/~/media/Files/kenaninstitute/UNC_ Kenan Institute_Cherokee.pdf.
[4] 18岁以下小孩的收入由基金会保管，等他们成年后再发给他们。
[5] Jane Costello et 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verty and Psycho- pathology. A Natural Experimen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October2003). http://jama.jamanetwork. com/article.aspx?articleid=197482.
[6] 引述见：Moises Velasquez-Mano , “What Happens When the Poor Receive a Stipend?”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8, 2014). http://opinionator.blogs.nytimes.com/2014/01/18/ what-happens-when-the-poor-receive-a-stipend/。
[7] William Copeland and Elizabeth J. Costello, “Parents’ Incomes and Children’s Outcomes: A Quasi-Experiment,”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January 2010). http://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891175/.
[8] 引述见：Velasquez-Mano , “What Happens When the Poor Receive a Stipend?”科斯特洛认为，真正产生作用的是现金补助——而不是新的设施（学校、医院），因为切罗基人生活的改善明显始于收到钱的那一刻，此时新设施还远远没有建起来。
[9] Costello et 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verty and Psycho- pathology,” p.2029.
[10] Richard Dowden, “The Thatcher Philosophy,” Catholic Herald (December 22,1978). http://www.margaretthatcher.org/ document/103793.
[11] Sendhil Mullainathan and Eldar Shafir, Scarcity: Why Having Too Little MeansSo Much (2013).
[12] Velasquez-Mano , “What Happens When the Poor Receive a Stipend?”
[13] Donald Hirsch, “An estimate of the cost of child poverty in 2013,” Centre for Research in Social Policy. http://www.cpag .org.uk/sites/default/files/Cost of child poverty research update (2013).pdf.
[14] Donald Hirsch, “Estimating the costs of child poverty,” 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 (October 2008). http://www.jrf.org.uk/ sites/files/jrf/2313.pdf.
[15] 请看这个例子：Harry J. Holzer et al., “The Economic Costs of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ubsequent Effects of Children Growing Up Poor,”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January 2007).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poverty/ report/2007/01/24/2450/the-economic-costs-of-poverty。
[16] 这些数字都经过四舍五入，只取整数。请参考：Greg J. Duncan, “Economic Costs of Early Childhood Poverty,” Partnership for America’s Economic Success, Issue Brief #4 (February 2008). http:// ready-nation.s3.amazonaws.com/wp-content/uploads/ Economic-Costs-Of-Early-Childhood-Poverty-Brief.pdf。
[17] Valerie Strauss, “The cost of child poverty: $500 billion a year,” WashingtonPost (July 25, 2013). http://www.washingtonpost. com/blogs/answer-sheet/wp/2013/07/25/the-cost-of-child- poverty-500-billion-a-year/.
[18] Daniel Fernandes, John G. Lynch Jr., and Richard G. Netemeyer, “Financial Literacy, Financial Education and Downstream Financial Behaviors,”Management Science (January 2014).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333898.
[19] 意思是预期寿命。当然，在任何一个国家，富人和穷人的健康往往有着天壤之别。然而这并不会减损经济增长很快将停止影响人均寿命这一事实。
[20] 引述见：Rutger Bregman, “99 problemen, 1 oorzaak,” De Correspondent.https://decorrespondent.nl/388/99-problemen-1oorzaak/14916660-5a5eee06。
[21] 也可参考：Brian Nolan et al., Changing Inequalities and Societal Impacts in Rich Countries: Thirty Countries’ Experiences (2014)。这份由200多名研究人员在整个欧洲、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和韩国所做的重大研究报告发现，贫富不均与幸福感下滑、社会流动性、选举投票率，以及对社会地位的强烈渴望有很大关系。犯罪与社会参与的相关性不是很明显；贫穷比不平等的负面影响更大。
[22] 讽刺的是，在德国和挪威这些贫富差距不大的国家里，人们是最不可能依靠个人贷款获得成功的。相反，在美国，人们不太可能［像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的结果显示的那样］将自己的成功视为幸运或者环境的产物。
[23] Jonathan D. Ostry, Andrew Berg, and Charalambos G. Tsangarides,“Redistribution, Inequality, and Growth,” IMF (April 2014).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sdn/2014/sdn1402.pdf.
[24] Wilkinson和Pickett的发现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但是在The Spirit Level一书出版以前，已经有许多论文验证了他们的观点。2011年，约瑟夫·朗特里基金会对他们的证据做了一次独立的分析，结果发现，关于贫富不均与社会问题之间的相关性，确实存在广泛的科学共识。而且，最重要的是，还有大量的数据证明这种因果关系。请参考：Karen Rowlingson, “Doesincome inequality cause health and social problems?” (September 2011). http://www.jrf.org.uk/sites/files/jrf/inequality-income-social- problems-full.pdf。相反，在那些福利制度实施更为广泛的国家，富人和穷人往往更加幸福，遇到的社会问题也更少。关于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请参考：Patrick Flavin, Alexander C. Pacek, and Benjamin Radcliff,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the Size and Scope of Government on Human Well- Being,” Social Forces (June 2014). http://sf.oxfordjournals.org/ content/92/4/1241。
[25] Jan-Emmanuel De Neve and Nattavudh Powdthavee, “Income Inequality Makes Whole Countries Less Happ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January 12, 2016).https://hbr.org/2016/01/ income-inequality-makes-whole-countries-less-happy.
[26] 请参考《圣经·马太福音》26:11、 《马可福音》 14:7和《约翰福音》12:8。
[27] 引述见：Emily Badger, “Hunger Makes People Work Harder, and Other Stupid Things We Used to Believe About Poverty,” Atlantic Cities (July 17,2013). http://www.theatlanticcities.com/ jobs-andeconomy/2013/07/hungermakes-people-work-harder- and-other-stupid-things-we-used-believe-aboutpoverty/6219/。
[28] Bernard de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or, Private Vices, Publick Benefit(1714).
[29] Samuel Johnson, Letter to James Boswell, 7th December 1782.
[30] 引述见：Kerry Drake, “Wyoming can give homeless a place to live, and save money,” Wyofile (December 3, 2013). http://www.wyofile.com/column/wyoming-homelessness-place-live-save-money/。
[31] 佛罗里达州的一项研究显示，住在街上的每个流浪汉一年要花费31 000美元，而如果给他们提供住处，再给配一名社会工作者，则州政府只需花费10 000美元。科罗拉多州的一项研究统计的数字分别为一年43 000美元和17 000美元。请参考：Kate Santich, “Cost of homelessness in Central Florida? $31K per person,” Orlando Sentinel (May 21, 2014). http://articles.orlandosentinel.com/2014-05-21/news/os-cost-of- homelessnessorlando-20140521_1_homeless-individuals-central- orida-commission-tulsa。以及Scott Keyes, “Colorado Proves Housing the Homeless Is Cheaper Than Leaving Them on the Streets,” Think Progress (September 5, 2013)。http://thinkprogress.org/economy/ 2013/09/05/2579451/coloradohomeless-shelter。
[32] Malcolm Gladwell为此写了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请参考：http://gladwell.com/million-dollar-murray。
[33] Birgit Kooijman, “Rotterdam haalt daklozen in huis,” Binnenlands Bestuur(August 28, 2009). http://www.binnenlandsbestuur.nl/ sociaal/achtergrond/achtergrond/rotterdam-haalt-daklozen-inhuis.127589.lynkx.
[34] Plan van aanpak Maatschappelijke Opvang Fase II, “Van de straat naar een thuis.” http://www.utrecht.nl/ leadmin/uploads/ documenten/5.sociaalmaatschappelijk/Zorg_voor_sociaal_ kwetsbaren/ocw_Plan_van_Aanpak_MO_fase2_ samenvatting_1_.pdf.
[35] 根据《行动计划》（Action Plan，2006），4个主要城市大约有10 000名流浪人员。到了2009年，这个数字锐减到了6 500左右，但是到了2012年，这个数字反弹到了12 400。请参考：Statistics Netherlands Statline, “Daklozen; persoonskenmerken.”http://statline.cbs.nl/StatWeb/publication/?VW=T&DM=SL NL&PA=80799NED&LA–L。
[36] Cebeon, “Kosten en baten van Maatschappelijke opvang. Bouwstenen voor effectieve inzet van publieke middelen” (2011). http://www.opvang.nl/site/item/kosten-en-baten-van-maat-schappe-lijke-opvang-bouwstenen-voor-effectieve.
[37] Ruper Neate, “Scandal of Europe ’s 11m empty homes,” Guardian (February 23, 2014). http://www.theguardian.com/ society/2014/feb/23/europe-11mempty-properties-enough- house-homeless-continent-twice.
[38] Richard Bronson, “Homeless and Empty Homes – An American Travesty,”Huffington Post (August 24, 2010). http://www .huffingtonpost.com/richardskip-bronson/post_733_b_692546 .html.
[39] 引述见：John Stoehr, “The Answer to Homelessness,” American Conservative(March 20, 2014). http://www .theamericanconservative.com/articles/theanswer-to- homelessness。
[40] 引述见：Velasquez-Mano , “What Happens When the Poor Receive a Stip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