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丰饶之地的大门背后
未来已经在此——
只是分配尚不平均。
——威廉·吉布森
（William Gibson，1948— ）
然后是那种挥之不去的内疚感。
我们在丰饶之地上讨论着陈腐的乌托邦，讨论着白给的钱和15小时工作制时，有几亿人仍然每天只能靠1美元生存。难道我们不该着手解决这个我们时代最大的难题——让地球上的每个人都享受到丰饶之地的快乐吗？
其实，我们已经试了。西方世界每年要花1 348亿美元用于援助外国的发展上面，平均下来一个月要花112亿美元，一秒钟要花4 274美元。[1]过去50年，这个数字已经累计将近5万亿美元。[2]听起来很多是不是？事实上，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花的钱差不多也是这个数。[3]而且不要忘了，发达国家在援助外国的同时，每年要花两倍的钱用于国内的农业补贴。[4]但是，这笔钱确实不少。坦白地说，5万亿美元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了。
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做有用吗？
这就是问题的微妙之处。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只有一个：没有人知道。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根本不知道。相对来说，20世纪70年代是人道主义援助的鼎盛时期。话说回来，那时非洲的情况已经到了非常恐怖的地步。现在我们减少了援助，情况慢慢好转起来。这两者之间有某种联系吗？谁知道呢？没有“拯救生命”义演活动[5]和波诺[6]，情况也许比现在还要糟糕100倍，也许不会。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20世纪西方国家的所有援助有85%被挪作他用。[7]
那么这么做是否一点用处也没有呢？
我们不知道。
我们知道的，自然是经济模型告诉我们的，在纯粹理性这一假设下人类的行为。回顾性调查告诉我们，一座学校、一个乡村或者一个国家得了一大笔钱之后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案例分析向我们讲述了援助是否有效果的感人或者揪心的故事。我们还有直觉。许许多多的直觉。
说着很重法国口音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埃丝特·杜芙若（Esther Duflo），则将一切有关援助发展的研究比拟为中世纪的放血疗法。[8]这种一度非常流行的治疗方法需要将水蛭放在病人的血管上，从而达到平衡病人体液的目的。如果病人恢复了健康，医生便会沾沾自喜。如果病人死了，则显然是上帝的旨意。虽然当时的医生是出于一片好心，但是我们现在知道，放血疗法夺去了数百万人的性命。即使到了亚历山德罗·伏特（Alessandro Volta）发明电池的1799年，为了治疗咽喉炎，乔治·华盛顿总统还是被放了几品脱[9]的血。两天后他就死了。
换句话说，放血是一种比疾病本身还要危险的治疗方法。问题是，这个结论是否同样适用于发展援助？杜芙若教授认为，这两种疗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缺乏基本的科学证据。
2003年，杜芙若帮助麻省理工学院成立了“贫困行动实验室”（Poverty Action Lab）。现在这个实验室一共有150名研究人员，已经在56个国家开展了500多个研究项目。他们的工作完全颠覆了发展援助领域原有的观点。
以前有过一个控制组
我们的故事始于公元前7世纪的以色列，当时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刚刚征服了耶路撒冷，他下令太监头儿将几名以色列贵族押送到宫里来。其中就有以爱国著称的但以理（Daniel）。即将抵达宫殿时，但以理要求太监头儿同意他不吃“国王赏赐的食物”，不喝“国王赏赐的酒”，因为他和同伴有自己的宗教饮食。太监很吃惊地反对了。“我很怕我的主人国王，”他说，“他已经决定了你应该吃什么和喝什么。如果国王发现你的气色比其他的同龄人差，他会杀了我的。”
于是但以理想出了一个计谋。“请在你的仆人身上试验10天：只给我们提供蔬菜和水。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那些吃国王御赐食物的年轻人相比有什么区别，根据我们的面貌再来做决定吧。”巴比伦人同意了。10天后，但以理和同伴们看起来比其他的侍从“更健康，气色也更好”，从那时起，再也没有人强迫他们吃王室的珍馐了，而是只给他们吃蔬菜。证明完毕。
这是第一次有记录的比较实验，实验检验了一个假设是否成立，并使用了一个控制组。几百年后，这些事件将被写进史上最畅销的一本书《圣经》并变得不朽（请参考《圣经·但以理书》1:1—16）。但是还要再过几百年，这种比较研究才会成为科学的黄金准则。今天，我们称之为随机对照试验，或者是RCT。如果你是一名医学研究人员，你的做法会是这样：用摇号的方式将有同样健康问题的一群人分成两组。一组吃你想试验的那种药物，另一组只吃安慰剂。[10]
说到放血疗法，1836年法国医生皮埃尔·路易（Pierre Louis）公布了第一个比较实验，他为一些肺炎患者放了几品脱血，而其他的肺炎患者则一连几天不给他们放水蛭。第一组有44%的人死亡；第二组有25%的人死亡。[11]本质上，路易医生做的是有史以来第一例临床试验，看起来放血疗法的风险相当大。
奇怪的是，直到1998年才进行了第一个对外发展援助的随机对照试验。直到路易医生将放血疗法扫进历史的垃圾桶150多年后，才有一个名叫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的年轻美国教授领悟到，应该在肯尼亚小学生身上检验免费教科书的效果。人们认为免费的教科书有助于减少逃课和提高考试分数——至少理论上如此。大量的学术文献已经说了很多，而就在几年前（1991年），世界银行也积极地建议进行免费教科书的发放计划。[12]
有个小问题。那些早期的研究都没有检查过其他变量。
克雷默投身于这个课题的研究。他与一个人道组织联合，挑选了50所学校，其中25所得到了免费的教科书，另外25所则什么也没有拿到。在一个通信基础设施落后，道路非常糟糕，饥饿每天都在发生的国家进行随机对照试验，困难可想而知，但是4年后，数据出来了。
免费教科书根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考分也没有提高。[13]
克雷默的实验是里程碑式的。从那以后，一种真正的随机化产业便在对外援助的周围发展起来，在这些有着巧妙昵称的“随机试验者”（randomistas）的引导下。这些研究人员受够了直觉、第六感以及象牙塔里的学者思想上对非洲等地苦难人民的争论。随机试验者要的是数字——无可辩驳的数据，一眼就可以看出哪些援助有用，哪些没用。
随机试验者的领导是谁？她是一名教授，身材娇小玲珑，并且说话带有浓重的法国口音。
一大笔钱和一个好的计划
不久前我还是一名学习发展援助的大学生。我们的指定阅读材料包括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和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的书，两人都是这一领域的主要思想家。2005年，萨克斯出版了一本名为《贫穷的终结》（The End of Poverty，流行歌星波诺为其作序）的书，这名美国教授在书中提出，可以在2025年之前消除极端贫困。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一大笔钱和一个好的计划。请注意，这是他的计划。
伊斯特利在回应中抨击了萨克斯的观点，他指责萨克斯的想法不切实际，且具有浓浓的后殖民主义时代的救世主情结，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能由内而外地发生改变——也就是说，通过地方民主以及，更重要的是，市场来实现。伊斯特利认为，“最好的计划就是没有计划。”
我在检查以前的课堂笔记时，没有看到埃丝特·杜芙若的名字。我对此并不感到特别意外，因为她很好地避开了萨克斯和伊斯特利那种极度夸张的学者姿态。她的心愿，简而言之，就是“剔除做决策时的臆测因素”。[14]
就拿疟疾来说吧。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儿童死于这种疾病，而通过制造、运输、分发并教会人们使用10美元一顶的蚊帐，便可以很好地预防这种疾病。2007年，萨克斯在一篇题为“10美元的解决方案”（“The $10 Solution”）的文章中写道：“我们应该派大批的红十字会志愿者到遍布非洲的几万个村庄去，一边分发蚊帐，一边教他们使用。”
在伊斯特利看来，这一切的结果非常明显。萨克斯和他的好友波诺将会组织一场慈善音乐会，筹集几百万美元的资金，然后将几千顶蚊帐送到非洲去。当地卖纱网的零售商立刻就会歇业，多余的蚊帐很快会被充分利用，做成渔具或者婚纱。“救世主萨克斯”（Sachs the Redeemer）的活动结束几年后，赠送的蚊帐开始变得破烂不堪，而死于疟疾的儿童人数将比以前还要高。
听起有几分道理，是吗？那当然。
但是埃丝特·杜芙若对贩卖理论和听起来颇有道理的东西不感兴趣。如果你想知道分发蚊帐和贩卖蚊帐哪种方法更好，你可以坐在扶手椅上推理，直到筋疲力尽……也可以到外面去做研究。剑桥大学的两名学者就决定这么做。他们在肯尼亚做了一个随机对照试验，其中一组拿到了免费的蚊帐，另一组只拿到一张折扣券。一旦人们必须自己掏钱买蚊帐，销量就降下来了；每顶3美元的蚊帐，只有不到20%的人购买。相反，第一组的几乎所有人都领了免费的蚊帐。更重要的是，无论蚊帐是否免费，90%的时间里蚊帐并没有被挪作他用。[15]
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一年后，参加实验的人可以花2美元再买一顶蚊帐。任何读过伊斯特利著作的人都会认为，曾得到过“免费”蚊帐的那一组现在会不想掏钱，因为他们已经被宠坏了。这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虽然不幸的是，还缺乏某种关键的东西：证据。事实证明，那些得到过免费蚊帐的人购买新蚊帐的可能性，是第一轮中花3美元买蚊帐的人的两倍。
“人们并不习惯接受施舍，”杜芙若简洁地指出，“他们习惯了使用蚊帐。”
这是一个神奇的方法吗？
对经济学来说，这不啻一个全新的方法。随机试验者不考虑模型。他们不相信人类是理性的行为人。相反，他们认为我们是一种喜欢想入非非的生物，有时愚蠢，有时精明；偶尔会害怕，无私或以自我为中心。而且这种方法似乎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
那么为什么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弄清楚这个问题？
怎么说呢，有几个原因。在贫困国家开展随机对照试验非常困难，既昂贵又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当地的组织通常不太愿意合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担心结果将证明他们的工作无效。就拿小额贷款来说吧。发展援助的潮流变来变去，从“善政”到“教育”到21世纪初命运多舛的“小额贷款”。对小额贷款的评估是以我们的老朋友埃丝特·杜芙若的形式进行的，她在印度的海德拉巴（Hyderabad）做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随机控制试验，试验的结果显示，虽然有许多感人的故事，但是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小额贷款在对抗贫困和疾病方面起到什么作用。[16]直接给钱的效果会更好。巧合的是，现金发放可能是研究最广泛的一种对抗贫困的方法。全世界范围内的随机控制试验显示，不论期限长短，也不论规模大小，现金资助都是一种极为成功和有效的手段。[17]
可是，随机控制试验不是万能药。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测量，而且也不是每次都能归纳出试验的结果。谁又说得清在肯尼亚西部和在孟加拉国北部分发免费教科书的效果是不是一样呢？而且还要同时考虑伦理道德的问题。例如在一次自然灾害发生后，你的研究人员向一半灾民提供援助，却对属于控制组的另一半灾民视而不见。从道义上说，这种做法无论如何都值得商榷。然而在谈到发展援助的结构性问题时，这种反对意见却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从来就没有足够的资金解决所有问题，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做任何看起来有用的事情。就跟新药一样：未经试验你永远也不会让它上市。
或者就拿学校的出勤率来说吧。对于如何提高出勤率每个人似乎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应该支付买校服的钱。为学生们先垫付学费。提供免费的午餐。安装抽水马桶。提高公众对教育价值的认知。请更多的老师。等等。这些建议听起来都很有道理。但是，多亏了随机控制试验，我们才知道100美元的免费午餐可以使孩子的教育程度增加2年零8个月——这个数字是免费校服的3倍。说起一些已被证明有效的方法，给患有肠道疾病的孩子做驱虫治疗，已经表明可以使这些孩子的教育程度增加2年零9个月，而治疗费则少得不可思议，只需区区10美元。那些坐在扶手椅上的哲学家是不可能预见到这一点的，可是自从这个结果公布后，数以千万计的儿童接受了驱虫治疗。
实际上，许多直觉都在随机控制试验的证据面前败下阵来。传统的经济学家会说，穷人自己会去治疗寄生虫病，因为好处非常明显——再加上人类与生俱来的理性。然而这种观念是错误的。杜芙若几年前在《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她在文中讲述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笑话，是说一个经济学家在街上看到了一张百元美钞，但他非常理性，没有把钞票捡起来，因为谁知道会不会是张假钞呢？
对杜芙若这样的随机试验者而言，人行道上简直都是百元美钞。
三个“I”
是时候结束杜芙若所说的发展援助中的三个I：空想（Ideology)、无知（Ignorance）和惰性（Inertia）了。“我一开始并没有很多见解和主张，”几年后她在一次采访中说道，“我认为——应该对事情进行评估——我强烈地认为应该这么做。我对结果从来没有感到不满。我还没有遇到过自己不喜欢的结果。”[18]许多不切实际的准慈善家可以从这种态度中学到很多。杜芙若是一个榜样，她使我们知道，应该如何将宏大的理想与强烈的求知欲结合起来，从而避免成为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
可是。
可是，无论发展援助的效果多么好，依然只是杯水车薪。一些大的问题，例如如何建设民主，或者什么是国家繁荣的要素，这些问题都不是随机控制试验回答得了的，更不要说扔点钱就想解决问题了。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所有这些聪明的研究上时，我们已经忘了，对抗贫困最有效的方法不在这里，而是在经济食物链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测，贫困国家在偷税漏税上的损失，是他们所接受的外国援助的3倍。[19]那些针对避税天堂的措施，举个例子，可能就比单纯出于一片好心的援助方案更管用。
我们甚至可以扩大想象的空间。想想看，有一个措施可以消除所有的贫困，将每个非洲人的生活水平都提高到西方国家的贫困线之上，同时还为我们多挣几个月的工资。想想看。我们会采取那个措施吗？
不会。当然不会。毕竟，这项措施已经存在多年。这个最好的计划从未实施过。
我说的是开放边界。
自由流通的不仅仅是香蕉、衍生品和苹果手机，而是所有东西——技术工人、难民，和那些追求更好生活的普通人。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明白了一个痛苦的道理，那就是经济学家并不是预言家（经济学家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曾调侃道，经济预测的唯一目的是为星象学描绘一幅更清晰的图），但是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观点却显示出惊人的一致。4个不同的研究已经表明，根据全球劳动力市场流动性的大小，“全球生产总值”预计将增长67%～147%。[20]开放边界将有效地使全世界的财富增加一倍。
一名纽约大学的研究人员因此而得出结论，认为我们正将“万亿面额的美钞撒在路旁”。[21]威斯康星大学的一名经济学家认为，开放边界将使普通安哥拉人的年收入大约增加10 000美元，而尼日利亚人的年收入则将增加22 000美元。[22]
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为发展援助的那点小事——杜芙若的那些100元美钞——争论不休呢？我们只需把丰饶之地的各个门打开，事情就会迎刃而解。
65 000 000 000 000美元
这听起来就跟其他的计划一样，有些骇人听闻。可是话说回来，就在一百年前，世界各国的边界还是开放的。“护照这东西只会增加老实人的烦恼。”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小说《八十天环游地球》（A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1874）里的侦探对苏黎世的英国领事说。“你知道签证没用，不需要护照，对吧？”当主人公斐利亚·福克（Phileas Fogg）要求盖章时，领事说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边界大部分只存在于纸上。护照非常罕见，而且那些签发护照的国家（像俄国和奥斯曼帝国）都被认为是野蛮之国。另外，19世纪的科技奇迹、火车，也为永远消除边界做好了准备。
接着爆发了战争。为了阻止奸细，而且每个人都需要为战争做准备，于是突然之间边界便被封锁了。在1920年的一次巴黎会议上，国际社会有史以来第一次达成了使用护照的协议。现在，任何人想重走一遍斐利亚·福克走过的路，都需要申请几十份签证，经过数百个安全检查站，并接受无数次的搜身。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只有3%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出生地以外的国家。
奇怪的是，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流通，除了人。商品、服务和股票在地球上纵横交叉。信息自由流通，维基百科可以使用300种语言，而且越来越多，而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则可以轻易地查到得克萨斯州的约翰正在自己的手机上玩什么游戏。
没错，我们仍然存在一些贸易壁垒。例如，在欧洲我们对口香糖设置了关税壁垒（每公斤1.2欧元），美国对进口的活山羊征税（每头0.68美元），[23]但是假如我们取消了这些壁垒，全球经济也只会增长几个百分点。[2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假如取消现有的资金限制，将可释放高达650亿美元的资金。[25]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兰特·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t）看来，这些只是小钱。他认为开放边界，让劳动力自由流动，将会大大地增加财富，具体地说，是增加1 000倍。
用数字表达就是：65 000 000 000 000美元。用文字表达就是：65万亿美元。
边界歧视
当然，经济增长并不是万灵丹，但是在丰饶之地的门背后，经济增长仍然是进步的主要动力。在那些经济落后的地区，依然有无数张嘴需要喂养，无数的孩子需要教育，以及有无数的房子需要建造。
从伦理道德方面来讲，也应该开放边界。假设得克萨斯州的约翰快要饿死了，他向我要吃的东西，但是被我拒绝了。如果约翰死了，我是不是有错？可以说，我只是听任他死去，这当然不是什么善举，却也称不上谋杀。
现在设想一下，约翰并没有向我要吃的，而是跑到市场上去，那里有很多愿意以商品换劳务的人，他可以为人家干活，以此换取食物。这一次，我雇了几个膀大腰圆的坏蛋拦住他的去路。几天后，约翰活活地饿死了。
我还能声称自己是清白的吗？
约翰的故事就是我们打着“劳动力除外”招牌的全球化故事。[26]由于边界的原因，几十亿人被迫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在丰饶之地他们的价格要高得多。边界是世界史上产生歧视的最大原因。国内的贫富差距与界限森严的全球公民之间的贫富差距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今天，8%最富的人口拿着全世界一半的工资，[27]而其中最富的1%则拥有超过一半的全世界财富。[28]最穷的10亿人口只占总消费额的1%；最富的那10亿人则占到了72%。[29]
从国际角度看，丰饶之地的居民不仅富有，而且是非常富有。那些在贫困线上挣扎的美国人已经属于全世界最富有的14%人口；而那些拿中等工资的，则属于全世界最富有的4%人口。[30]越往上去，比例越不对称。2009年，在信贷紧缩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投资银行高盛集团给员工发放的奖金，仍然相当于全球2.24亿贫困人口收入的总和。[31]仅仅8个人——全球最富有的那8个人——所拥有的资产，就相当于全球半数最贫困人口的资产总和。[32]
没错，8个人的财富比35亿人的加起来还要多。
图13 哪些国家最富有？
这张图显示了那些国民生产总值最高的国家。国土的面积越大，说明其富裕程度越高。
资料来源：Sasi Group，谢菲尔德大学（University of Sheffield，2005）
我们的位置红利
那么，几百万人跑去敲丰饶之地的大门，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发达国家，雇员必须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如果你想得到一份工作，你就不得不听钱的话。可是当大批适应力超强的劳动力从发展中国家向我们涌来时，我们一时间会认为他们是经济上的寄生虫。那些寻求庇护的人，只有证明自己在家乡受到宗教或者出身迫害后，才被允许居留。
如果你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件事真是荒唐透顶。
以一名蹒跚学步的索马里幼童为例。她有20%的可能性在5岁之前死去。现在来做个比较：美国前线士兵的死亡率，在南北战争期间是6.7%，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1.8%，在越南战争期间是0.5%。[33]但是，假如我们发现幼童的母亲并不是“真正的”难民的话，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将那名索马里幼童遣送回去，让她回到儿童死亡率极高的索马里前线。
19世纪时，贫富差距依然是一个阶级问题；现在，则是一个位置问题。“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以前的战斗口号，是在全世界的穷人都差不多同样悲惨的情况下提出的。但是现在，正如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指出的：“‘无产阶级团结’这个词已经死了，因为已经不再存在‘全世界无产者’了。”[34]丰饶之地的贫困线要比安乐乡的榛莽之地高出17倍。[35]要是和世界上最穷的人相比，就连那些靠救济过活的美国人，也生活得跟王公贵族一样。
然而，我们的愤怒大部分还是针对自己国内的不平等现象。我们为男女同工不同酬感到气愤，我们为美国的白人挣得比黑人多感到气愤。可即便是20世纪30年代高达150%的种族收入差距，与我们的边界所造成的不平等相比，也显得黯然失色。一个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墨西哥人所挣的钱，是他那些仍生活在墨西哥的同胞的两倍多。
图14 儿童死亡率最高的地方是哪里？
这张图显示了儿童死亡率（5岁以下）最高的一些地区。国土的面积越大，说明儿童的死亡率越高。
资料来源：Sasi Group（谢菲尔德大学）和Mark Newman（密歇根大学），2012
同样的工作，即使技术水平、年龄和性别相同，美国人也要比玻利维亚人挣几乎多两倍的工资。要是跟一个条件相仿的尼日利亚人相比，这个差距则是8.5倍——这个数字还是根据两国的购买力调整过的。[36]
“美国边界对内在生产力相同的劳动者的影响，比任何一种测量过的工资歧视（性别、种族，或者族群）都更严重。”三名经济学家如是说。这是一种全球性的种族隔离。21世纪的真正精英，是那些出生在正确国家而不是那些出生在正确家庭或者正确阶级的人。[37]可是这些现代精英对自己的幸运却几乎一无所知。
篡改谬论
跟增加移民机会比起来，埃丝特·杜芙若的驱虫治疗简直就是儿戏。开放边界，哪怕只是开一条小缝，也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对抗贫困最有力的武器。然而可悲的是，这个观点一再受到一些陈旧谬论的反驳。
（1）他们都是恐怖主义者。
如果你平时看新闻，那么你这么想也不能怪你。因为新闻报道的是今天发生的事（最新消息：巴黎发生恐怖袭击），而不是每天都发生的事（最新消息：全球气温上升了0.000 05℃），许多人认为恐怖袭击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威胁。可是从1975年到2015年，美国人每年被外国人或者移民杀害的概率只有1/3 609 709。在这41年中，整整30年没有一个美国人死于这类袭击事件，除了死于“9·11”事件的2 983人之外，另有41人被出生于外国的恐怖分子杀死，平均每年一个人。[38]
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一项对145个国家人口流动情况的最新调查显示，移民其实有助于减少恐怖事件的发生。“移民从一个国家迁往另一个国家时，同时也带去了新的技能、知识和视角，”首席研究员写道，“如果我们相信经济发展与极端主义的减少密切相关，那么我们就应该寄希望于增加移民，从而产生积极的效果。”[39]
（2）他们都是罪犯。
这么说并没有事实依据。巧合的是，那些在美国开始新生活的人与本地居民相比，犯罪率更低，也更少进监狱。即便1990—2013年非法移民的人数增加了2倍，达到了1 100多万，犯罪率却急剧减少。[40]英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几年前，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研究人员发现，在那些有大量东欧移民的地区，犯罪率有明显的下降。[41]
那么移民的孩子又会是什么样子呢？与那些根在美国的人相比，他们在美国走上犯罪道路的可能性更低。欧洲的情况则另当别论。以我的祖国荷兰为例，摩洛哥移民的孩子更经常触犯法律。当然了，我们会问，这到底是为什么？长期以来，由于政治正确的规定，这个问题的研究一直被列入禁忌。但是2004年，鹿特丹第一次开始了深入调查种族与年轻人犯罪之间联系的扩展性研究。10年后，结果出来了。种族背景与犯罪之间的相关性恰恰为零。没有关系，一点关系也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报告说，年轻人犯罪的根源，在于孩子成长的社区环境。在那些贫穷的社区，荷兰儿童参加犯罪活动的可能性，一点也不比少数族群的孩子低。[42]
接下来进行的一个个研究一再验证了这个结果。事实上，如果你调整了性别、年龄和收入，你会发现种族和犯罪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而且，”荷兰研究人员在一篇最近发表的文章中写道，“相对于本地人口而言，庇护移民实际上存在代表人数过低的问题。”[43]
没有人关心这些发现。新的政治正确认为，犯罪和种族是息息相关的。
（3）他们会破坏社会凝聚力。
2000年，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做了一个研究，研究的结果显示，族群的多样性会破坏社区凝聚力，这似乎是个非常不利的事实。具体地说，是他发现人们变得不太相信对方，也不太愿意结交朋友和参加义务劳动。普特南从令人震惊的30 000次访谈中得出一个结论：总的来说，族群的多样性使人们“像乌龟一样把头缩了进去”。[44]
这个结果令普特南震惊不已，他推迟了好几年才将结果公之于世。2007年，当普特南的研究结果最终公布时，其作用——果然不出所料——就像扔了颗炸弹一样。普特南的研究被誉为21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研究之一，并无数次地被报纸杂志所引用，直到今天，普特南还是那些质疑多元化社会好处的政治家必然会提到的名字。
只有一个问题。普特南的发现几年前被推翻了。
近来对90项研究的回顾性分析显示，族群多样化和社会凝聚力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联系。[45]不仅如此，普林斯顿大学的玛丽亚·阿瓦斯卡尔（Maria Abascal）和纽约大学的迪莉娅·巴尔达萨里（Delia Baldassarri）还发现，普特南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没有将非洲裔美国人和拉美人不管生活在什么地方，信任度都较低的事实考虑进去。[46]要是考虑了这一因素，普特南的惊人发现将瞬间化为乌有。
如果族群多样化不是造成现代社会缺乏凝聚力的罪魁祸首，那么罪魁祸首又是什么呢？答案非常简单：贫穷、失业和歧视。“破坏信任度的不是多样化的社群，”阿瓦斯卡尔和巴尔达萨里得出结论，“而是不同社群的人们所面临的窘境。”
（4）他们会抢走我们的工作。
我们以前就听过这种言论。20世纪70年代，当大量的妇女突然涌入劳动力市场时，报纸上便出现了铺天盖地的预测，说廉价的劳动妇女将取代男性，成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人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认为就业市场就跟抢座位游戏一样。其实不是这样。职业妇女、资历比较老的职场人士或者移民是不会抢走男性、年轻人或者工作努力者的饭碗的。事实上，他们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劳动人口越多，意味着消费也越多，需求也越多，工作也越多。如果我们坚持要把就业市场比作抢座位游戏，那也是那种随着椅子增多，新的派对迷也不断出现的版本。[47]
（5）廉价的移民劳工会降低我们的工资。
为了反驳这一谬论，我们来看看移民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Immigration Studies）——一个反对移民的智库的一项研究成果——他们发现移民实际上对工资毫无影响。[48]另一个研究表明，新移民的到来甚至使当地劳动力的工资有所回升。[49]勤奋努力的移民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从而使每个人的薪水都增加了。
这并不是全部。世界银行对1990—2000年做的一项分析显示，移居外国的居民对欧洲的工资有消极的影响。[50]吃亏最大的是那些技术水平不高的工人。同一时期到欧洲定居的移民的生产力和受教育程度均高于一般水平，甚至促使那些技能不高的当地居民奋起直追。此外，还有一种常见的雇用移民的方式，就是将工作外包给其他国家。讽刺的是，这么做确实会拉低薪酬。[51]
（6）他们太懒了，根本就不工作。
没错，为了使人们在丰饶之地得到休息，我们付出的代价可能比他们来之前的薪水要高，但是没有证据显示移民比当地居民更喜欢申请援助。那些社会保障体系完备的国家，移民所占的比例也不高。事实上，如果将收入和职位考虑进去，你会发现移民其实很少利用公共援助。[52]总的说来，移民的净值几乎完全是正数。在匈牙利、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和英国这些国家，移民所交的家庭税甚至比当地居民还要高。[53]
仍不放心吗？国家还可以决定不给移民申请政府援助的权利，或者是过若干年后再给，又或者是等他们交了例如50 000美元的税之后再给。假如担心他们政治上构成威胁，或者是不肯融入社会，你也可以设立类似的限制因素。你可以对他们进行语言和文化测试。也可以不给他们选举权。如果他们找不到工作，你可以遣返他们。
不公平是吗？也许吧。可是完全不让他们进来不是更加不公平吗？
（7）他们不会回去的。
一个有趣的悖论：开放边界加速了移民的回归。[54]以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边界为例。20世纪60年代，数百万的墨西哥人越过边界，来到美国，但是最后有85%的人返回了家乡。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9·11”以后，美国一侧的边界已经高度军事化，2 000英里长的边境墙上布满了摄像头、感应器和无人机，另外还有20 000名边境巡逻员。现在，只有7%的墨西哥非法移民被返回墨西哥。
“我们每年要花数十亿美元纳税人的钱，用于加强有害无益的边界执法——这么做适得其反，”一名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说，“移民们相当理性，一旦成本和风险增加，他们就会减少过境的次数。”[55] 2007年，滞留美国的墨西哥非法移民达到了700万人——为1980年的7倍，也就不足为奇了。
赶快行动起来，脱贫致富
即使没有边境巡逻队，许多人也会留在原来的地方生活。毕竟，大多数人对祖国、家乡和家人都有强烈的感情。而且，旅行是很贵的，在那些贫穷的国家，只有极少数人付得起移民的费用。抛开经费不谈，最近的一次调查显示，如果有机会，有7亿人希望搬到其他的国家居住。[56]
当然，开放边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也不应如此。毫无限制的移民肯定会损害丰饶之地的社会凝聚力。但是我们的确需要记住一件事：在这个贫富差距已经失控的世界，移民是对抗贫穷最有力的工具。你问我们是怎么知道的？经验。在19世纪50年代的爱尔兰和19世纪80年代的意大利，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滑，大多数穷苦的农民被迫离开了家园；1830—1880年，10万名荷兰人也离开了自己的祖国。他们的目光全都投向了大洋彼岸那块似乎有无穷机会的土地。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美国，正是在移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世界上数以百万的人正生活在名副其实的露天监狱里。全球四3/4的边界墙和围栏都是2000年后才设的。印度和孟加拉国边境是绵延几千英里的铁丝网。沙特阿拉伯把整个国家都用栅栏围起来。尽管欧盟（European Union）正陆续开放成员国之间的边界，但是与此同时却拨款数百万欧元，用以拦截地中海上那些脆弱的小船。这个政策根本阻挡不了潮水般涌来的移民，但却使人贩子的生意异常红火，数以千计的人因此而失去了性命。今天，柏林墙已经倒塌了20多年，可是从乌兹别克斯坦到泰国，从以色列到博茨瓦纳，全世界的隔离栏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57]
人类如果总待在一个地方的话，是不会进步的。我们的血液中，流淌着酷爱旅行的因子。往上回溯几代人，我们会发现，几乎每个人的家谱中都有移民。看看现在的中国，20年前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潮，导致了几亿中国人从农村涌向城市。不管移民的破坏性有多大，历史已经一再证明，迁徙是发展最强大的驱动力之一。
打开大门
让我们回到前文，西方国家一年要花1 348亿美元用于对外援助，平均下来一个月要花112亿美元，一秒钟要花4 274美元。这个数字听起来似乎很庞大，其实不然。全世界用于发展援助的资金，加起来只有欧洲一个小国（例如荷兰）医疗保健上的支出那么多。美国人普遍认为，联邦政府将国家预算的1/4用在了对外援助上，然而真实的数字还不到1%。[58]与此同时，丰饶之地的大门一直紧闭着，禁止通行。几亿人挤在围城外面，就跟以前的穷人一样，猛敲着大门。《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第13条规定，人人都有权离开自己的国家，但却没有保证人人都有迁移到丰饶之地的权利。而那些申请庇护的人很快就会发现，这个程序充满了繁文缛节，令人发疯，看不到希望，其难度比申请公共援助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你如果想到安乐乡去，你要做的不是吃掉几英里长的米饭布丁，而是填写如山的表格。
也许再过100年左右，当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些边界线时，会像我们现在看待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制度一样。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如果我们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就绕不过移民的话题。即使只打开一条小缝也会有很大帮助。世界银行的科学家说，只要发达国家多接受3%的移民，全世界的穷人就会增加3 050亿美元的收入。[59]这个数字是所有发展援助总和的3倍。
约瑟夫·卡伦斯（Joseph Carens）是开放边界的主要倡导者，他在1987年写道：“自由迁徙可能无法立刻实现，但是应该成为我们努力的目标。”[60]
[1] OECD, “Aid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rebounds in 2013 to reach an all-time high” (April 8, 2014). http://www.oecd.org/ newsroom/aid-todeveloping-countries-rebounds-in-2013-to- reach-an-all-time-high.htm.
[2] Owen Barder, “Is Aid a Waste of Money?” Centerfor Global Development (May 12, 2013). http://www.cgdev.org/blog/ aid-waste-money.
[3] Linda J. Bilmes, “The Financial Legacy of Iraq and Afghanistan: How Wartime Spending Decisions Will Constrain Future National Security Budgets,” Facult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March 2013). https://research.hks.harvard.edu/publications/getFile. aspx?Id=923（也可参看第二章）。
[4] 这是2009年的统计数字。请参考：OECD, “Agricultural Policies in OECD Countries” (2009). http://www.oecd.org/tad/ agricultural-policies/43239979.pdf。
[5] “拯救生命”义演活动（Band Aid），1985年，在英国伦敦和美国费城同时举行的一场义演，旨在筹集资金，援助发生大饥荒的埃塞俄比亚。发起者为著名摇滚歌星鲍勃·吉尔道夫（Bob Geldof）。——译者注
[6] 波诺（Bono），爱尔兰乐队U2的主唱，同时也是一名环保主义者和热心公益、慈善事业的人，曾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译者注
[7] Dambisa Moyo, Dead Aid (2009), p. 39.
[8] 杜芙若在TED大会上的演讲请参看此处：http://www.ted.com/talks/esther_-duflo_social_experiments_to_fight_poverty。
[9] 1品脱（英）大约相当于568毫升。——译者注
[10] 我们并没有在《但以理书》中看到这种随机性。现代的研究通常也是“双盲实验”，意思是医生和病人都不知道谁在吃哪种药。
[11] Alfredo Morabia, “Pierre-Charles-Alexandre Louis and the evaluation of bloodletting,”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March 2006). http://www.ncbi.nlm.nih.gov/pmc/ articles/pmc1383766/pdf/0158.pdf.
[12] Jessica Benko, “The Hyper-Efficient, Highly Scientific Scheme to Help the World’s Poor,” Wired (December 11, 2013). http:// www.wired.com/2013/11/jpal-randomized-trials/.
[13] Paul Glewwe, Michael Kremer, and Sylvie Moulin, “Textbooks and Test Scores:Evidence from a Prospective Evaluation in Kenya” (December 1, 1998). http://www.econ.yale. edu/~egcenter/infoconf/kremer_paper.pdf.
[14] 引述见：Ian Parker, “The Poverty Lab,” New Yorker (May 17, 2010). http://www.newyorker.com/reporting/2010/05/17/ 100517fa_fact_parker。
[15] Jessica Cohen and Pascaline Dupas, “Free Distribution or Cost-Sharing?Evidence from a Malaria Prevention Experiment,”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October 2008). http://www.nber .org/papers/w14406.pdf.
[16] 请参考：Abhijit Banerjee, Esther Du o, Rachel Glennerster, and Cynthia Kinnan, “The miracle of micro nance?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evaluation”(May 30, 2009). http://economics.mit .edu/files/4162。杰弗里·萨克斯也从杜芙若那里受了打击。几年前他曾请杜芙若为自己的“千禧村”计划做评估，这个计划使撒哈拉南部的13个非洲地区成了大师思想的试验场。杜芙若说现在做一次彻底的随机控制试验已经太晚了，从此以后便再也没有收到萨克斯的来信。随后一个名叫妮娜·蒙克（Nina Monk）的记者花了数年时间研究“千禧村”计划，并于2013年发表了一本广受好评的书。她的结论是什么呢？这个计划花费不菲，但是收效甚微。
[17] Christopher Blattman and Paul Niehaus, “Show Them the Money: Why Giving Cash Helps Alleviate Poverty,”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4). https://www.foreigna airs.com/articles/show-them-money.
[18] 引述见：Parker, “The Poverty Lab”。
[19] Angel Gurría, “The global dodgers,” Guardian (November 27, 2008). http://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08/nov/27/comment-aid-developmenttax-havens.
[20] Michael Clemens, “Economics and Emigration: Trillion-Dollar Bills on the Sidewalk?”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p. 85. http://www.cgdev.org/sites/default/ les/1425376_ le_ Clemens_Economics_and_Emigration_FINAL.pdf.
[21] Michael Clemens, “Economics and Emigration: Trillion-Dollar Bills on the Sidewalk?”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p. 85. http://www.cgdev.org/sites/default/ les/1425376_ le_ Clemens_Economics_and_Emigration_FINAL.pdf.
[22] John Kennan, “Open Border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http://www.nber.org/papers/w18307.pdf.
[23] 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Tariff Download Facility.” http://tariffdata.wto.org/Default.aspx?culture=en-us.
[24] Kym Anderson and Will Martin, “Agricultural Trade Reform and the Doha Development Agenda,” World Bank (May 2005). http://elibrary.worldbank.org/doi/abs/10.1596/ 1813-9450-3607.
[25] Francesco Caselli and James Feyrer, “The Marginal Product of Capital,” IMF.http://personal.lse.ac.uk/casellif/papers/MPK. pdf. Also see: Lant Pritchett, “The Cliff at the Border,” in: Ravi Kanbur and Michael Spence, Equity and Growthin a Globalizing World (2010), p. 263. http://www.hks.harvard.edu/fs/lpritch/Labor Mobility – docs/cliff at the borders_submitted.pdf.
[26] 约翰的故事原型，请参考：Michael Huemer, “Citizenism and open borders.”http://openborders.info/blog/ citizenism-and-open-borders。
[27] Branko Milanovic, “Global Income Inequality by the Numbers: in History and Now,”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http://heymancenter.org/files/events/milanovic.pdf.
[28] Richard Kersley, “Global Wealth Reaches New All-Time High,” Credit Suisse.https://publications.credit-suisse.com/tasks/render/file/?fileID=F2425415DCA7-80B8-EAD989AF9341D47E.
[29]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nowledge Platform, “A New Global Partnership: Eradicate Poverty and Transform Economies Throug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3), p. 4. http:// www.un.org/sg/management/pdf/HLP_P2015_Report.pdf.
[30] 我是用www .givingwhatwecan.org网站上提供的方法计算出来的，用这种方法你可以将自己的财产和全世界的人口做比较。
[31] Branko Milanovic, “Global income inequality: the past two centur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next century” (Autumn, 2011). http://www.cnpds.it/documenti/milanovic.pdf.
[32] “Just 8 men own same wealth as half world,” Oxfam (January 16, 2017). https://www.oxfam.org.uk/en/pressroom/ pressreleases/2017-01-16/just-8-men-ownsame-wealth-half- world.
[33] Nicholas Hobbes, Essential Militaria. Facts, Legends, and Curiosities About Warfare Through the Ages (2004).
[34] Milanovic, “Global Income Inequality by the Numbers.”
[35] 2015年，美国单人家庭的贫困门槛大约是980美元一个月，而世界银行设立的贫困线则只比57美元一个月高出一点点儿，美国的贫困门槛几乎要比极端贫困高出17倍。
[36] Michael A. Clemens, Claudio E. Montenegro, and Lant Pritchett, “The Place Premium: Wage Differences for Identical Workers Across the US Border,”Harvard Kennedy School (January 2009). https://dash.harvard.edu/bitstream/handle/1/4412631/ Clemens Place Premium. pdf?sequence=1.
[37] 贫穷国家的绝大多数“富”人实际上并不住在自己的祖国。每天挣超过10美元，并被包括在海地统计数据之内的海地人，实际上有4/5住在美国。搬家是摆脱贫困的最佳途径。即使那些留在原处的人也因此而获益：2012年，移民一共汇了4 000亿美元回自己的祖国——几乎是对外援助总额的4倍。
[38] Alex Nowrasteh, “Terrorism and Immigration: A Risk Analysis,” Policy AnalysisCato Institute. https://www.cato.org/ publications/policy-analysis/terrorismimmigration-risk- analysis.
[39] Nicola Jones, “Study indicates immigration not to blame for terrorism.”http://www2.warwick.ac.uk/newsandevents/ pressreleases/study_indicates_immigration/.
[40] Walter Ewing, Daniel E. Martínez and Rubén G. Rumbaut, “The Criminalization of Immig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Immigration Council SpecialReport (July 2015). https://www .americanimmigrationcouncil.org/research/criminalization- immigration-united-states.
[41] Brian Bell, Stephen Machin, and Francesco Fasani, “Crime and Immigration:Evidence from Large Immigrant Waves,” CEP Discussion Paper No 984. http://eprints.lse.ac.uk/28732/1/dp0984.pdf.
[42] F.M.H.M. Driessen, F. Duursma and J. Broekhuizen, “De ontwikkeling van de criminaliteit van Rotterdamse autochtone en allochtone jongeren van 12 tot 18 jaar,” Politie & Wetenschap (2014). https://www.piresearch.nl/ les/1683/driessen+e.a.+ (2014)+de+ontwikkeling+van+de+criminaliteit+van.pdf.
[43] Godfried Engbersen, Jaco Dagevos, Roel Jennissen, Linda Bakker and Arjen Leerkes, “Geen tijd verliezen: van opvang naar integratie van asielmigranten,”WRR Policy Brief (December 2015). http://www.wrr.nl/publicaties/publicatie/article/geen-tijd- verliezen-van-opvang-naar-integratie-van-asielmigranten-4/.
[44] Michael Jonas, “The downside of diversity,” The Boston Globe (August 15,2007). http://archive.boston.com/news/globe/ ideas/articles/2007/08/05/the_downside_of_diversity/.
[45] Tom van der Meer and Jochem Tolsma, “Ethnic Diversity and Its Effects on Social Cohes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July, 2014). http://www.annualreviews.org/doi/abs/10.1146/annurev- soc-071913-043309.
[46] Maria Abascal and Delia Baldassarri, “Don’t Blame Diversity for Distrust,”New York Times (May 20, 2016). http://www.nytimes. com/2016/05/22/opinion/sunday/dont-blame-diversity- for-distrust.html?_r=1.
[47] 通常移民做的都是那种本国居民认为有失身份的工作。随着人口的老龄化，丰饶之地的居民很快就会发现，有无数的工作根本找不到人做。那么为什么要让我们这些作用很大的企业家、工程师、科学家和学者去做看护工、清洁工和收番茄呢？这些工作完全可以由外来劳工来做。即使有人因此需要转业，也只是暂时出现的局部现象。另外，大多数移民承担的，都是以前其他移民所做的工作。
[48] George Borjas, “Immigration and the American Worker. A Review of the Academic Literature,” Center for Immigration Studies (April 2013). http://cis.org/sites/cis.org/files/borjas- economics.pdf.
[49] Heidi Shierholz, “Immigration and Wages: Methodological advancements con rm modest gains for native workers,”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February 4,2010). http://epi.3cdn. net/7de74ee0cd834d87d4_a3m6ba9j0.pdf。还可参考: Gianmarco I. P. Ottaviano and Giovanni Peri, “Rethinking the Effect of Immigration on Wages.” http://www.nber.org/papers/w12497。
[50] Frederic Docquiera, Caglar Ozden, and Giovanni Peri, “The Wage Effects of Immigration and Emigration,” OECD (December 20, 2010). http://www.oecd.org/els/47326474.pdf.
[51] Tyler Cowen, Average Is Over. Powering America Beyond the Age of the Great Stagnation (2013), p. 169.
[52] Corrado Giulietti, Martin Guzi, Martin Kahanec, and Klaus F. Zimmermann,“Unemployment Benefits and Immigration: Evidence from the EU,”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October 2011). http://ftp.iza.org/dp6075.pdf.关于美国的情况，请参考：Leighton Ku and Brian Bruen, “The Use of Public Assistance Bene ts by Citizens and Non-Citizen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Cato Institute (February 19, 2013). http://object.cato.org/sites/cato.org/files/pubs/pdf/ workingpaper-13_1.pdf。
[53] OEC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utlook,” p. 147. http:// www.globalmigrationgroup.org/sites/default/ les/Liebig_and_ Mo_2013.pdf.
[54] Mathias Czaika and Hein de Haas, “The Effect of Visa Policies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Dynamics,” DEMIG project paper (April 2014). http://www.imi.ox.ac.uk/publications/wp-89-14.
[55] Doug Massey, “Understanding America’s Immigration ‘Crisis,’” Proceedings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September 2007). https://www.amphilsoc.org/sites/default/files/ proceedings/1510304.pdf.
[56] Gallup, “700 Million Worldwide Desire to Migrate Permanently.” http://www.gallup.com/poll/124028/700-million-worldwide-desiremigrate-permanently.aspx.
[57] Dick Wittenberg, “De terugkeer van de Muur,” De Correspondent. https://decorrespondent.nl/40/de-terugkeer-van-de-muur/1537800098648e4.
[58] Dylan Matthews, “Americans already think a third of the budget goes to foreign aid. What if it did?”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8, 2013).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nk/wp/ 2013/11/08/americansalready-think-a-third-of-the-budget-goes- to-foreign-aid-what-if-it-did/.
[59] Terrie L. Walmsley, L. Alan Winters, S. Amer Ahmed, and Christopher R.Parsons,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the Movement of Labour Using a Model of Bilateral Migration Flows,” World Bank. https://www.gtap.agecon.purdue.edu/resources/ download/2398.pdf.
[60] Joseph Carens, “Aliens and Citizens: The Case for Open Borders,” Review ofPolitics (Spring 1987). http://philosophyfaculty.ucsd .edu/faculty/rarneson/phil267fa12/aliens and citizens.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