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每周15小时工作制
能够聪明地利用闲暇时间是文明最后的产物。
——伯特兰·罗素
（Bertrand Russell，1872—1970）
假如你问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21世纪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他将不得不考虑再三。
闲暇。
1930年夏天，大萧条正在酝酿之中，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马德里做了一次奇特的演讲。他已经听过他的几名剑桥学生对一些新奇观点的意见，现在他决定做一次题为“我们孙辈的经济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es for Our Grandchildren）的浅谈，将这些观点公之于众。[1]
换言之，也就是我们的经济前景。
他访问期间，马德里一片混乱。失业率持续上升，已近失控，法西斯主义正在抬头，苏联则在积极地招募支持者。几年后，一场毁灭性的内战将会爆发。话说回来，闲暇怎么可能是最大的挑战呢？那年夏天的凯恩斯看起来好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我们现在正受到经济悲观情绪的沉重打击，”他写道，“经常可以听到人们说，19世纪以来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已经结束……”这么说并非没有原因。贫穷到处泛滥，国际局势日趋紧张，人类需要“二战”这架杀人机器来使世界工业重新恢复生机。
这座城市的灾难一触即发，而这名英国经济学家却冒险做了一个违反直觉的预测。凯恩斯说，2030年人类将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空闲时间太多了，怎么办？除非政治家犯下“灾难性错误”（例如在经济危机期间实行紧缩政策），否则他预测，一个世纪内西方的生活水平将至少提升至1930年的4倍。
他的结论是什么呢？2030年，我们每周只需工作15个小时。
未来充满了闲暇
凯恩斯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预知未来会有大把的闲暇时光的人。一个半世纪前，美国国父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已经预测，有朝一日人类每天工作4小时就已足够。除此之外，生活将充满“闲暇和快乐”的时光。卡尔·马克思也表达过类似的期待，希望有朝一日每个人都有时间“早上打猎，下午捕鱼，傍晚养牛，晚饭后品头论足……而不必成为猎人、渔夫、牧人或者是批评家”。
大概在同一时期，古典自由主义之父、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则认为，财富增加最大的好处是空余时间多了。密尔反对对手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巧合的是，他也是奴隶制的大力支持者）提出的“工作主义”（gospel of work），而提出自己的“闲暇主义”（gospel of leisure）与之相对。密尔认为，科技应该用来尽量地缩减每周的工作时间。“各种智力培育、道德和社会进步的机会将和以前一样多，”他写道，“生活艺术的改善空间也非常大。”[2]
但是，曾推动19世纪经济爆炸式增长的工业革命却给我们带来了闲暇的反面。1300年，英国农夫为了维持生计，每年需要工作大约1 500个小时，而密尔时代的工厂工人为了生存不得不付出双倍的时间。在曼彻斯特这样的城市，每周工作70个小时——没有假期，没有周末——是正常现象，即便儿童也是这样。“穷人要假期何用？”19世纪末一名英国的公爵夫人感到大惑不解，“他们应该干活！”[3]太多的空闲时间只会使人走上邪路。
然而，大概从1850年开始，一些工业革命创造的繁荣开始向下层阶级渗透。而有钱则意味着有闲。1855年，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石匠最先争取到了8小时工作制。到了19世纪末，一些国家的每周工作时间已经降到了60小时以下。1900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剧作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预测，照这样下去，到2000年，工人一天只需工作两个小时。
雇主们自然反对这么做。1926年，32位杰出的美国企业家被问到对缩减工时的看法时，只有两人表示这个想法不错。另外30人认为，增加空余时间只会导致犯罪率上升、欠债和堕落。[4]然而正是亨利·福特——这位工业巨子，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和T型车的发明者——在这一年首次引入了5天工作制。
人们都说他疯了，后来则纷纷仿效他。
亨利·福特是一名彻头彻尾的资本家，同时又是一位躲在生产线后面的决策者，他发现，缩短工时其实反而增加了工人的产量。他说，空闲时间是个“冷酷的商业事实”。[5]工人休息好了，工作自然更加有效率。而且，工人们从早到晚都在厂里干活，根本没有时间去旅行或者兜风，自然就不会买他的车。就像福特对记者说的，“是时候摒弃那种旧观念了，要知道给工人空闲时间既不是种‘损失’，也不是我们的阶级特权”。[6]
不到10年，那些原先怀疑他的人都被他说服了。20年前还在警告缩短工时会毁了经济的美国全国制造业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现在则骄傲地宣布，美国是世界上工时最短的国家。那些刚刚获得空闲时间的工人，不久将驾着他们的福特小轿车经过全国制造业协会的广告牌，牌子上写着“美国人的方式无与伦比”。[7]
“机器操作员”
一切证据似乎表明，那些伟大的人，从马克思到密尔到凯恩斯到福特，最后都被证明是对的。
1933年，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每周30小时工作制的立法议案。虽然在工业界的压力下，这个提案在众议院触礁了，但是缩短工时却一直是工会争取的头号目标。1938年，保护每周5天工作制的立法终于获得通过。第二年，民谣歌曲《巨石糖果山》（Big Rock Candy Mountain）爬升至各排行榜的榜首。这是一首描绘乌托邦的歌曲，歌中唱道：“母鸡都下荷包蛋”，香烟长在树上，而“那个发明工作的浑蛋”，则被吊死在高高的树上。
“二战”以后，人们的空闲时间持续稳定地增长。1956年，时任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向美国人民保证，“不久的将来”，他们一周将只需工作4天。他认为，美国已经到达“平稳的繁荣期”，必然将缩短工时。[8]不久之后，所有的工作将由机器完成。这样将可以腾出“大量的娱乐空间”，一名英国教授热情地说，“人们可以超越日常生活的藩篱，沉浸在白日梦、艺术、戏剧、舞蹈，以及一百种其他的消遣方式之中。”[9]
凯恩斯的大胆预测已经成为老生常谈。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参议院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计划，到2000年，将每周的工作时间降至仅仅14小时，一年至少有7个星期的假期。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是一家非常有影响力的智库，他们预测，未来只要2%的人就可以制造出社会所需的一切。[10]工作不久将变成精英人士的专利。
1964年夏，《纽约时报》要求伟大的科幻小说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sac Asimov）对未来做一番猜测。[11]50年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阿西莫夫在某些方面非常谨慎：2014年，机器人“既不普及也不是太好”。但是在其他方面，他的期望却很高。汽车将在空中游弋，以及整个城市将建在水下。
说到底，只有一件事令他担心：四处蔓延的无聊。他写道，人类将“基本上”变成“机器操作员”，这将“在心理、情绪和社会上产生严重的后果”。2014年，精神病学将成为最大的医学专业，因为数以百万的人将发现自己在“强制休闲”的大海上漂浮。“工作，”他说，“将成为词典中最光荣的一个词。”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时代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开始对此表示担心。普利策奖获得者科学家塞巴斯蒂安·德·葛拉齐亚（Sebastian de Grazia）告诉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我们有理由担心……闲暇时间，强制性的闲暇时间，将会带来烦躁、无聊、懒散、堕落，同时增加个人暴行。”1974年，美国内政部（U.S.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发出警告说：“被许多人视为天堂缩影的休闲很可能成为未来最令人困惑的一个问题。”[12]
尽管顾虑重重，但是大家对历史最终将采取的进程，却没有什么疑义。1970年前后，社会学家信誓旦旦地说着即将“结束的工作”。人类将迎来一场真正的休闲革命。
乔治和简
他们是乔治和简·杰特逊（George and Jane Jetson）夫妇。他们正派诚实，和两个孩子一起住在奥比市（Orbit City）的一套大公寓里。乔治在一家大公司做“数字指标操作员”；简是一个传统的美国家庭主妇。乔治老是做一些与工作有关的噩梦，并为此苦恼不已。谁能埋怨他呢？他的任务就是不时地按一下按钮，而他的老板斯贝斯利先生（Mr. Spacely）——生得矮矮胖胖，还留着让人印象深刻的大胡子——却是个脾气暴躁的家伙。
“昨天，我干了整整两个小时！”乔治在第无数次噩梦醒来之后抱怨地说。妻子简感到非常震惊。“哼，斯贝斯利以为他开的是什么工厂？是一家血汗工厂 ?!”[13]
奥比市的平均工作时间是每周9个小时。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只存在于电视上，存在于“20世纪未来主义最重要的一件作品”——《摩登家族》（The Jetsons）一剧中。[14]这部1962年面世的电视剧将时间设在了2062年；从本质上说，这部剧是《摩登原始人》（The Flintstones）的未来版。由于不停地重播，《摩登家族》已经伴随了好几代人的成长。
事实证明，50年后，创作者们对2062年做的许多预测都已经变成现实。家务机器人？有了。晒黑床？有了。触摸屏？有了。视频通话？那还用说。但是在其他方面，我们依然距离奥比城很远。那些会飞的汽车何时能够腾空而起？城市的自动人行道也不见踪影。
但是最令人失望的是什么呢？闲暇时间的增长并没有如期而至。
被遗忘了的梦
20世纪80年代，减少工作时间的行动慢慢地停止了。经济增长换来的不是更多的休闲时光，而是更多的物质。在澳大利亚、奥地利、挪威、西班牙和英国这类国家，工作时间完全停止了减少。[15]事实上美国的工作时间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就在这个国家立法通过40小时工作制的70年后，仍有3/4的劳动力每周工作超过40个小时。[16]
但这并不是全部。即使在那些个人工作时间下降的国家，留给家庭的时间却变得越来越少。为什么？这一切都与过去几十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有关：女性革命。
未来主义者从未预见到它的到来。别忘了，2062年的简·杰特逊依然是一名顺从的家庭主妇。1967年，《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预测，机器人的应用将使21世纪的男人可以和妻子在家里的沙发上共度几个小时。[17]没有人会猜到，2010年1月，自从男人参加“二战”以来，女性首次成了美国劳动力的主体。
1970年她们对家庭收入的贡献只有2%～6%，现在这个数字已经高达40%。[18]
革命发生的步伐快得令人头晕目眩。如果加上无报酬的工作，那么欧洲和北美妇女干的活比男人还要多。[19]“我奶奶没有选举权，我妈妈没有，我也从来没有过。”一名荷兰喜剧女演员做了有力的总结。[20]
随着妇女涌现劳动力市场，男人的工作应该开始减少（而将更多时间花在烹饪、清洁和照顾家人上）。
图8 工作场合中的妇女，1970—2012
资料来源：OECD
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真正发生。20世纪50年代，一对夫妇一周的工作时间加起来为5~6天，现在则接近7天或者8天。与此同时，养育孩子耗费的时间却越来越多。调查显示，无论哪个国家，父母在自己子女身上花的时间都越来越多。[21]事实上，现在美国的职业妇女在自己孩子身上花的时间，要比20世纪70年代的家庭妇女多。[22]即使荷兰公民——这个世界上工作时间最短的国家的公民——也感觉到，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工作、加班、看护和教育的压力在不断增加。1985年，这些工作每周占用的时间为43.6小时；到了2005年，则增加到48.6小时。[23]3/4的荷兰劳动者感到时间上压力过大，1/4的人经常加班，8个人中便有1个患上职业倦怠症。[24]
图9 我们的工作时间持续减少（截至1980年）
自从19世纪以来，人均年工作时间一直呈直线下降的趋势。但是1970年之后，由于参加工作的妇女人数增加，这些数字变得具有误导性。结果便是，留给家庭的时间越来越少，尽管，一些国家工人的劳动时间仍在减少。
资料来源：国际劳动组织
另外，工作和休闲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分开。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的一项研究表明，拜现代科技所赐，欧洲、亚洲和北美的经理和专业人士现在每周“工作，或者‘监控’工作和保持待机模式”的时间长达80～90小时。[25]韩国的一项研究则表明，智能手机使员工每周的工作时间平均增加了11个小时。[26]
可以肯定地说，伟人们的预测并没有完全实现。事实上根本就不可能完全实现。阿西莫夫说2014年“工作”将成为我们词典中最光荣的一个词，他可能说得没错，但是个中原因却完全相反。我们并没有无聊到死；我们是干活干到累死。大批心理学家和精神病专家与之搏斗的，不是不断进展的倦怠感，而是像流行病一样不断蔓延的压力。
我们早已过了凯恩斯预言实现的时间。2000年前后，法国、荷兰和美国这类国家的财富已经是1930年的5倍。[27]然而我们今天最大的挑战并不是闲暇和无聊，而是压力和不安。
玉米片资本主义
那是一个“以美好生活代替了金钱”的地方，一名中世纪诗人在描绘传说中的丰饶之地——“安乐乡”时热情地写道：“睡得最多的人，挣的也最多。”[28]“安乐乡”节日一个连着一个，无休无止：复活节、五旬节、圣约翰节和圣诞节各休四天。那些想工作的人会被锁在地窖里。连“工作”这个词都不能说出口，说了便是严重的犯罪。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世纪的人可能比我们今天更接近丰饶之地的理想——知足、懒惰。1300年前后的日历上依然充斥着各种假期和节日。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朱丽叶·斯格尔（Juliet Schor）估计他们一年的节日不会少于1/3。西班牙的节假日达5个月之多，实在令人震惊，而法国的节假日则接近6个月。大部分农民只要挣到自己的生活所需，就不再工作了。“生活的节奏非常慢，”斯格尔写道，“我们的祖先可能并不富裕，但是却有大把的空闲时间。”[29]
那么时间都去哪儿了？
道理其实很简单，真的。时间就是金钱。经济增长的结果，不是产生更多的空闲时间，就是产生更多的消费。1850—1980年，我们两方面都获得了增长，但是从那以后，便主要是消费的增长。即使是在实际收入不变，贫富差距异常严重的地区，消费热潮也在持续增长，虽然是赊账消费。
而这正是有人提出反对缩短工时的主要原因：我们负担不起。更多空闲时间是个美好的理想，但是这个理想太昂贵了。如果我们全都减少工作，我们的生活标准将会崩溃，福利制度也将不复存在。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20世纪初，亨利·福特做了一系列实验，结果表明工人每周工作40个小时，产量达到最高。如果工人每周的工作时间增加20个小时，那么前4个星期将会产生盈利，但是4个星期之后，产量将会下降。
其他人将他的实验更进一步。1930年12月1日，正当大萧条肆虐之际，玉米片巨头W. K. 凯洛格（W. K. Kellogg）决定在自己位于密歇根州巴特克里克（Battle Creek）的工厂引入6小时工作制。这个做法取得了绝对的成功：凯洛格可以增加300名雇员，同时大幅减少41%的事故发生率；而且，员工的生产率得到了显著提升。“这对我们来说并非只是一个理论，”凯洛格骄傲地对当地报纸说，“单位生产成本降低了，我们可以支付和原来8小时工作制一样的报酬。”[30]对于凯洛格和福特而言，缩短工时确实能够带来好处。[31]但是对于巴特克里克的居民而言，却不仅仅是带来好处这么简单。当地的报纸说，巴特克里克的居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真正的闲暇时光”。[32]父母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孩子。他们有更多的时间阅读、修整花园和参加体育运动。教堂和社区中心突然挤满了人，因为巴特克里克的居民现在有时间过市民生活了。[33]
近半个世纪之后，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也发现了玉米片资本主义的好处，虽然是不经意间。当时正值1973年年底，他束手无策之时。物价屡创新高，政府开支急速攀升，而工会却坚决不肯做任何妥协。好像嫌事情还不够多似的，矿工们决定举行罢工。结果造成能源极度短缺，英国人只好关闭了取暖器，穿上了最厚的毛衣。12月来了，就连特拉法加广场的圣诞树也没有点亮。
希思决定采取激进的方式。1974年1月1日，他实行了每周三天工作制。除非电力供应恢复正常，否则工人一周只能用三天的电。钢铁巨头们预测，工业产量将下降一半。政府部长们担心会引发大灾难。1974年3月，重新恢复5天工作制之后，政府官员们开始着手统计损失的总额。他们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损失总计6%。[34]
福特、凯洛格和希思都发现，产量和长时间的工作并非息息相关。20世纪80年代，苹果公司的员工穿的T恤上写着“热爱每周90小时的工作”。后来，生产力研究专家发现，如果他们的工作时间减少一半，人们也许可以早一年用上开创性的麦金托什电脑（Macintosh computer）。[35]
种种迹象表明，在现代知识经济中，连一周工作40个小时都太多了。研究显示，那些经常需要用到创新能力的人，平均一天的工作效率不超过6小时。[36]世界上那些拥有大量创意人才和高素质人口的富裕国家，已经削减了大部分的工作时间，这并非巧合。
几乎为一切问题的解决方法
最近有个朋友问我：降低工作量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我想反过来问他：有什么问题不能通过降低工作量来解决呢？
压力？已经有无数的研究表明，那些工作量减少的人对自己的生活更为满意。[37]最近，德国的研究人员在职业妇女中做了一次调查，要求把“完美的一天”定量化。结果她们把大部分时间（106分钟）都花在了“亲密关系”上。“社交”（82分钟）、“休息”（78分钟）和“吃东西”（75分钟），花的时间也不少。垫底的是“育儿”（46分钟）、“工作”（36分钟）和“通勤”（33分钟）。研究人员冷静地说：“为了使幸福的生活最大化，工作和消费（可以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跟现在比可能会变小。”[38]
气候变化？全世界都减少工作时间的话，21世纪将可降低一半的二氧化碳排放量。[39]工作时间越短的国家，其生态足迹也越少。[40]减少消费始于减少工作——或者应该说，以闲暇的方式消费我们的繁荣。
意外事故？加班是很要命的。[41]工作时间越长，犯的错误越多：疲劳的外科医生容易出现纰漏，睡得太少的士兵也很难瞄准目标。从切尔诺贝利（Chernobyl）到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事实证明，管理者过度劳累时，通常都会犯下致命的错误，从而导致灾难的发生。过去10年引发了最大灾难的金融业，一直陷于加班的困境中，这绝非偶然。
失业？你显然无法把一份工作简单地分成若干小份。劳动市场不是抢座位游戏，人人都可以坐在任何一张椅子上，我们只需把座位派发出去。但是，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人员发现，工作分担——由两名兼职员工共同分担原来一名全职员工的工作量——对解决最后的危机大有好处。[42]尤其是在失业率飙升，供大于求的经济衰退期，工作分担能有效减轻打击的力度。[43]
妇女解放？那些工作时间较短的国家，始终位居性别平等的前列。主要问题在于更加合理地分配工作。只有当男人也做家务，包括做饭和清洁卫生时，妇女才有全面参加更广阔经济活动的自由。换句话说，妇女解放是男人的问题。这些变化，并非仅仅依靠单个男人的选择，立法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没有一个国家男女之间的差别像瑞典这么小，瑞典有一套真正完善的育儿和陪产假制度。
而陪产假尤为重要：那些孩子出生后在家待几个星期的男人，将会花更多的时间在妻子、孩子，以及家里的炉灶上。而且，这种效果将会持续——你听好了——他们一生。挪威的研究显示，那些休过陪产假的男人，帮妻子洗衣服的可能性增加了一半。[44]加拿大的研究结果显示，男人们将会在家务和孩子身上花更多的时间。[45]陪产假就像一具特洛伊木马，能够真正扭转争取两性平等斗争的局面。[46]
人口老龄化？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希望在退休后继续工作。当30多岁的年轻人正忙于工作、家庭责任和抵押贷款之时，老年人却在努力地争取被雇用，虽然工作对他们的健康有好处。这么说来，除了在两性之间更平等地分配工作之外，我们还必须在几代人之间分配工作。那些刚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很可能会一直干到80多岁。作为交换，他们可以不必每周工作40小时，而是30小时，或者20个小时。“我们在20世纪重新分配了财富，”一位著名的人口统计学家曾说，“我认为21世纪伟大的再分配将发生在工作时间上。”[47]
不平等？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恰恰是那些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一边是穷人为了糊口，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一边是富人发现休假“贵”，因为他们的时薪涨了。
19世纪的富人总是拒绝干活。认为干活是农民的事。活干得越多就越穷。从那时开始，社会风气就变坏了。如今，过度的劳累和压力是社会地位的象征。抱怨要做的事情太多，通常只是为了使自己显得既重要又有趣而已。在那些贫富差距日益严重的国家，自由时间肯定很快就会等同于失业和懒惰。
增长的烦恼
将近100年前，我们的老朋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又做了一个令人吃惊的预测。凯恩斯知道，1929年股市的暴跌并不意味着整个世界经济的终结。生产商依然能够制造出跟去年一样多的商品；只是对许多产品的需求已经枯竭。“我们的痛苦并非源于老年性的风湿病，”凯恩斯写道，“而是增长过快带来的烦恼。”
80多年来，我们面临的都是这同一个问题。问题不是我们太穷，而是有报酬的工作太少了。实际上，这是个好消息。
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开始为我们有史以来最大的挑战做准备：如何消磨掉大把的休闲时光。15小时工作制显然仍是个遥远的梦。凯恩斯预测，到2030年，经济学家的作用将变得很小，“和牙医同个级别”。但是现在我们距离这个梦想似乎比任何时候都要远。经济学家主宰了媒体和政治领域。而缩短工时的梦想则遭到了践踏。几乎没有一个政客愿意支持它，即便压力和失业率飙升到了创纪录的水平。
然而凯恩斯并没有疯。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工作时间一直在缩短，他只是推算了一下这种始于1850年左右的趋势的未来而已。“当然，这一切将会逐渐地发生，”他说，“而不是像灾难一样瞬间发生。”想象一下，休闲革命在21世纪再次掀起狂潮。即使在经济增长缓慢的情况下，到2050年，我们这些丰饶之地的居民依然可以做到每周工作少于15个小时，挣的却与2000年一样多。[48]
假如真的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现在就该开始准备了。
国家战略
首先我们必须问问我们自己：这是我们想要的吗？
碰巧民意调查人员已经问过我们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是的，我们非常想要。我们甚至愿意用宝贵的购买力去换取多一点的自由时间。[49]然而必须注意的是，近来工作和休闲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起来。工作现在经常被视为一种爱好，甚至是我们身份的关键。社会学家托斯丹·凡勃伦（Throstein Veblen）在他那本著名的《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1899）一书中，仍然将有闲形容为精英阶层的标志。但是过去那些被定义为闲暇的东西（艺术、体育、科学、看护、慈善），现在则被归入工作的范畴。
显然，我们的现代丰饶之地依然存在着大量工资很低的劣质工作，而那些报酬不错的工作却常常被认为没有什么特别的用处。然而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不工作做辩护。恰恰相反。是时候让妇女、穷人和老年人有机会做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好工作了。每一个美好的人生，稳定而有意义的工作都起着关键的作用。[50]同样道理，强制休息——被炒鱿鱼——则意味着人生的灾难。心理学家已经证明，长期失业对生活的影响，要大于离婚或者是失去另一半。[51]时间能治愈一切，除了失业。因为你靠边站的时间越长，就陷得越深。
然而不管工作对我们的生活如何重要，世界上的人，从日本到美国，全都在渴望减少工作时间。[52]美国科学家曾在雇员中做过调查，想看看他们是愿意多拿两个星期的薪水，还是愿意多放两个星期的假，结果发现有两倍多的人选择了空余时间。英国的研究人员也曾做过类似的调查，他们问雇员是希望中彩票，还是希望工作可以少一点，结果又是有两倍多的人选择了减少工作。[53]
所有的证据显示，我们不能一日没有相当数量的空闲时间。减少工作可以为我们提供其他方面的带宽，例如家庭生活、社区参与和娱乐，这些对我们同样非常重要。那些工作时间最短的国家，志愿者和社会资本也最多，这并不是巧合。
现在我们知道自己希望减少工作，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我们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不能单纯地走过去转动按钮，将工作时间调整为每周20小时或是30小时。减少工时首先应该重新成为政治理想。然后，我们才能一步一步地减少工作量，用金钱换取时间，同时将更多的金钱投资在教育上，形成一套更有弹性的退休制度，以及陪产假和育儿假的制度。
一切应该从逆向激励开始。目前，雇主付给一名员工加班费，要比雇用两名兼职员工便宜。[54]这是因为许多劳动成本，例如医疗保险福利，是按人头而不是按工作时间交的。[55]这也是我们作为个人无法单方面决定开始减少工作的原因。这么做的话我们可能会失去身份地位，错过工作机会，而且最后可能连工作也一并丢掉。员工之间则互相监视：谁的工作时间最长？谁的考勤最优？工作日下班时，几乎每个办公室都可看到一脸疲倦的员工坐在自己的工位上，漫无目的地浏览陌生人的脸书主页，等待第一个同事下班离开。
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需要集体行动——公司层面的，或者更好是国家层面的。
美好的生活
要是我在写这本书时跟人家说，我讨论的是21世纪最大的挑战，他们立刻就会兴趣盎然地问，我写的是恐怖主义吗？是气候变化吗？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吗？
当我开始谈起休闲的话题时，他们的失望显而易见。“那岂不是整天都在看电视？”
我想起了19世纪那些严厉的牧师和推销员，他们认为给平民百姓选票或者体面的工资没用，甚至连给他们空闲的时间都没用，他们支持每周70小时工作制，认为这是对抗酒精的有效手段。然而讽刺的是，正是在经常加班的工业城市，才有越来越多的人沉迷于杯中物。
现在我们生活于一个不同的时代，但是故事却没变：在那些加班成性的国家，例如日本、土耳其，当然还有美国，人们喜欢看电视简直到了荒谬的程度。美国人一天要花5个小时在电视上，加起来一辈子要看9年电视。美国儿童看电视的时间也占到他们上学时间的一半。[56]
然而真正的休闲既非奢侈也非罪恶。它对我们的大脑非常重要，就像我们的身体不能缺少维生素C一样。世上没有一个人在临死之前会想，“要是我在办公室多干几个小时就好了，或者是，要是我再多看一会电视就好了”。没错，想拥有大量的空闲时光并非易事。21世纪的教育不仅应该培养人们成为合格的劳动力，还应该（这点更加重要）教会人们如何生活。“人们在空闲时不会感到无聊，”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932年写道，“因此他们不会只想要那种被动而乏味的娱乐活动。”[57]
我们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只是需要时间。
[1] John Maynard Keynes,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 (1930),Essays in Persuasion. http://www.econ. yale.edu/smith/econ116a/keynes1.pdf.
[2] John Stuart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 (1848), Book IV, Chapter VI. http://www.econlib.org/library/Mill/mlP61.html.
[3] 引自伯特兰·罗素的文章，“In Praise of Idleness” (1932). http://www.zpub.com/notes/idle.html。
[4] Benjamin Kline Hunnicutt, “The End of Shorter Hours,” Labor History (Summer 1984), pp. 373–404.
[5] 同Benjamin Kline Hunnicutt, “The End of Shorter Hours,” Labor History (Summer 1984), pp. 373–404.
[6] Samuel Crowther, “Henry Ford: Why I Favor Five Days’ Work With Six Days’Pay,” World’s Work. https://en.wikisource.org/wiki/HENRY_FORD:Why_I_Favor_Five_Days’_Work_With_Six_Days’_Pay.
[7] Andrew Simms and Molly Conisbee, “National Gardening Leave,” in: Anna Coote and Jane Franklin (eds), Time on Our Side. Why We AllNeed a Shorter Workweek (2013), p. 155.
[8] “Nixon Defends 4-Day Week Claim,” Milwaukee Sentinel (September 25,1956).
[9] Jared Cohen, Human Robots in Myth and Science (1966).
[10] Hillel Ruskin (ed.), Leisure. Toward a Theory and Policy (1984), p. 152.
[11] Isaac Asimov, “Visit to the World’s Fair of 2014,” New York Times (August 16,1964). http://www.nytimes.com/books/97/03/23/lifetimes/asi-v-fair.html.
[12] 引述见：Daniel Akst, “What Can We Learn from Past Anxiety Over Automation?” Wilson Quarterly (Summer 2013). http:// wilsonquarterly.com/quarterly/summer-2014-where-have-all- the-jobs-gone/theres-much-learn-frompast-anxiety-over- automation/。
[13] 这一幕见《摩登家族》第一季，第19集。
[14] 引述自：Matt Novak, ‘50 Years of the Jetsons: Why the Show Still Matters,’Smithsonian (September 19, 2012). http://www .smithsonianmag.com/history/50-years-of-the-jetsons-why- the-show-still-matters-43459669/ 。
[15] Sangheon Lee, Deirdre McCann, and Jon C. Messenger, Working Time Aroundthe World. Trends in Working Hours, Laws and Policies in a Glob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2007). http://www .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 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104895.pdf.
[16] Rasmussen Reports, “Just 31% Work a 40-Hour Week” (December 13, 2013).http://www.rasmussenreports.com/ public_content/lifestyle/general_lifestyle/december_2013/ just_31_work_a_40_hour_week.
[17] Wall Street Journal Staff, Here Comes Tomorrow! Living and Working in the Year 2000 (1967).
[18] Hanna Rosin, “The End of Men,” Atlantic (July/August 2010). 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0/07/ the-end-of-men/308135/2/.
[19]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21 Hours. Why a Shorter Working Week Can Help Us All to Flourish in the 21st Century, p. 10.
[20] 引述见：Mirjam Schöttelndreier, “Nederlanders leven vooral om te werken,”De Volkskrant (January 29, 2001)。
[21] D’Vera Cohn, “Do Parents Spend Enough Time With Their Children?”,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January 2007). http://www.prb.org/Publications/Articles/2007/ DoParentsSpendEnoughTimeWithTheirChildren.aspx.
[22] Rebecca Rosen, “America’s Workers: Stressed Out, Overwhelmed, Totally Exhausted,” Atlantic (March 2014). http://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4/03/ americas-workers-stressed-out-overwhelmed-totallyexhausted/284615/.
[23] Netherlands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Nederland in een dag. Tijdsbestedingin Nederland vergeleken met die in vijftien andere Europese landen (2011).
[24] Dutch National Working Conditions Survey (Nationale EnquêteArbeidsomstandigheden) 2012. http://www.monitorarbeid.tno.nl/ dynamics/modules/SFIL0100/view.php? l_Id=53.
[25] Derek Thompson, “Are We Truly Overworked? An Investigation – In 6 Charts,”Atlantic (June 2013). http://www .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3/06/are-we-truly- overworked/309321/.
[26] Yoon Ja-young, “Smartphones leading to 11 hours’ extra work a week,” KoreaTimes. http://www.koreatimes.co.kr/www/news/ biz/2016/06/488_207632.html.
[27] 根据网站http://www.gapminder. org得出的结论。
[28] 引述见：Herman Pleij, Dromen van Cocagne. Middeleeuwse fantasieën over het volmaakte leven (1997), p. 49。
[29] Juliet Schor, The Overworked American. The Unexpected Decline of Leisure(1992), p. 47。值得注意的是，猎人和采集者的工作时间可能更少。考古学家估计他们每周的工作时间不会超过20个小时。
[30] Benjamin Kline Hunnicutt, Kellogg’s Six-Hour Day (1996), p. 35.
[31] 亚当·斯密在他的经典著作《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写道：“那些工作适度从而能够长期工作的人，不仅最长寿，每年的工作量也最大。”
[32] Kline Hunnicutt, Kellogg’s Six-Hour Day (1996), p. 62.
[33] “二战”期间，凯洛格暂时恢复了8小时工作制，但是战争结束后，大部分员工投票要求恢复6小时工作制；直到凯洛格玉米片工厂的经理有权自己制定工作时间之后，他们才一个接一个地将工作时间调回到8个小时。但是在艾奥瓦大学的Benjamin Kline Hunnicutt教授看来，是工作和消费必须向邻人看齐的外部压力，最终破坏了6小时工作制。不管怎么说，直到1985年，最后530名玉米片工厂才放弃了他们的6小时轮班制。
[34]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21 Hours, p. 11.
[35] 最近一项对20世纪早期以来独立工作实验的分析表明，自主和约束比我们的工作时间重要得多。那些能够自主安排时间的人积极性更高，表现也更加出色。请参考：M. Travis Maynard, Lucy L. Gilson, and John E. Mathieu,“Empowerment – Fad or Fab? A Multilevel Review of the Past Two Decades of Research,” Journal of Management (July 2012). http://jom.sagepub.com/content/38/4/1231。
[36] Sara Robinson, “Bring back the 40-Hour work week,” Salon (March 14, 2012).http://www.salon.com/2012/03/14/bring_ back_the_40_hour_work_week.
[37] 对此问题的概述，请参考：Nicholas Ashford and Giorgos Kallis, “A Fourday Workweek: A Policy for Improving Employment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in Europe,” European Financial Review (April 2013). http://www.europeanfinancialreview .com/?p=902。
[38] Christian Kroll and Sebastian Pokutta, “Just a Perfect Day? Developing a Happiness Optimised Day Schedule,”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February 2013). http://www.sciencedirect .com/science/article/pii/S0167487012001158.
[39] David Rosnick, Reduced Work Hours as a Means of Slowing Climate Change(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http://www.cepr.net/documents/publications/climate-change- workshare-2013-02.pdf.
[40] Kyle Knight, Eugene A. Rosa, and Juliet B. Schor, “Reducing Growth to Achieve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The Role of Work Hours.” http://www.peri.umass.edu/ leadmin/pdf/ working_papers/working_papers_301-350/4.2KnightRosaSchor.pdf.
[41] 有研究显示，一旦工作时间过长，实习医生诊断的出错率将是平时的5倍。Christopher P. Landrigan et al., “E ect of Reducing Interns’ Work Hours on Serious Medical Errors in Intensive Care Units,” New England Journal ofMedicine (October 2004). http://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oa041406。还有大量的研究证明，过度劳累对身体不好。请参考以下的综合分析：Kate Sparks et al., “The Effects of Hours of Work on Health: A Meta-Analytic Review,”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August2011).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 j.2044-8325.1997.tb00656.x/abstract。
[42] Jon C. Messenger and Naj Ghosheh, “Work Sharing during the Great Recession”(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http:// 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 ---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187627.pdf.
[43] 已经走出危机的德国显得比欧洲其他国家更加强大。在德国，这种方法挽救了几十万个工作岗位。还可参考：Nicholas Ashford and Giorgos Kallis, “A Four-day Workweek.” http://www.european nancialreview. com/?p=902。
[44] Andreas Kotsadam and Henning Finseraas, “The State Intervenes in the Battle of the Sexes: Causal E ects of Paternity Leav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ovember 2011).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49089X11001153.
[45] Ankita Patnaik, ‘Merging Spheres: The Role of Policy in Promoting DualEarner Dual-Carer Households,’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2014 Annual Meeting. https://www .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55698124_Merging_Separate_ Spheres_The_Role_of_Policy_in_Promoting_‘DualEarner_ Dual-Carer’_Households.
[46] Rutger Bregman, ‘Zo krijg je mannen achter het aanrecht,’ De Correspondent.https://decorrespondent.nl/685/Zo-krijg-je- mannen-achter-hetaanrecht/26334825-a492b4c6.
[47] Niels Ebdrup, “We Should Only Work 25 Hours a Week, Argues Professor,”Science Nordic (February 3, 2013). http:// sciencenordic.com/we-should-onlywork-25-hours-week- argues-professor.
[48] Erik Rauch, “Productivity and the Workweek.” http://groups.csail.mit.edu/mac/users/rauch/worktime.
[49] 如想了解各个国家对此问题的态度，请参考：Robert Skidelsky and Edward Skidelsky, How Much Is Enough? The Love of Money and the Case for the Good Life (2012), pp. 29–30。
[50] 对此问题的概述，请参考：Jonathan Gershuny and Kimberly Fisher,“Post-Industrious Society: Why Work Time Will Not Disappear for Our Grandchildren,” Sociology Working Papers (April 2014). http://www.sociology.ox.ac.uk/working-papers/post- industrious-society-why-work-time-will-notdisappear-for-our- grandchildren.html。
[51] Richard Layard, Happiness (2005), p. 64. 还可参考：Don Peck, “How a New Jobless Era Will Transform America,” Atlantic (March 2010). 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 archive/2010/03/how-a-new-jobless-era-willtransform- america/307919/。
[52] Juliet Schor, “The Triple Dividend,” in: Anna Coote and Jane Franklin (eds),Time on Our Side. Why We All Need a Shorter Workweek (2013), p. 14.
[53] Carl Honoré, In Praise of Slow (2004), Chapter 8.
[54] Schor, The Overworked American, p. 66.
[55] 请把培训费、退休计划、失业保险和医疗保健的成本计算在内（在美国尤其要考虑最后一项）。近年来，许多国家的“时间成本”都提高了。请参考：Schor, “The Triple Dividend,” p.9。
[56] Nielsen Company, “Americans Watching More TV Than Ever.” http://www.nielsen.com/us/en/insights/news/2009/ americans-watching-more-tv-than-ever.html. See also: http: //www.statisticbrain.com/television-watching-statistics.
[57] Bertrand Russell, In Praise of Idleness (1935, 2004), p.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