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关于尼克松总统及其基本收入法案的离奇故事
那些无法牢记过去的人，注定将重蹈覆辙。
——乔治·桑塔亚纳
（George Santayana，1863—1952）
历史并非一种随时可以为日常生活带来便利的学科。没错，回顾过去可以帮助我们合理地看待我们的痛苦和磨难，从水龙头漏水到国债。毕竟，过去的一切几乎都更糟糕。但是我们身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距离过去似乎也越来越遥远。我们和陌生世界的鸿沟越来越大——这个我们无法理解的世界。“过去是个陌生的国度，”曾有小说家这样写道，“那里的人做的事情和我们完全不同。”[1]
即便如此，对于我们目前的苦恼，我依然认为历史学家可以提供的不只是眼界。那些我们称之为过去的异国，也使我们得以越过现在的地平线，看到自己以前的样子。既然可以追踪到20世纪70年代基本收入的兴衰史，我们为什么还要大谈特谈无条件的基本收入理论呢？
无论我们是在追逐新梦，还是在重拾旧梦，只有回顾过去我们才能前进。那是唯一一个抽象变为具体的地方，从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到了丰饶之地，并在那里生活了。过去给我们上了简单而关键的一课：事情可以很不一样。我们的世界并不是某个公理演变的结果。我们的现状很可能只是一些琐碎但却关键的历史转折的结果。
历史学家不相信进步和经济学的定理；这个世界并非为抽象的力量所支配，而是由一些坚持自己想法的人所支配。因此，过去不仅使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它还刺激了我们的想象力。
斯宾汉姆兰的阴影
假如有一个故事可以证明事情可以很不一样，贫穷并非不可避免的罪恶，那么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英国的斯宾汉姆兰。
事情发生在1969年夏，那个给我们带来“爱情与和平运动”和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摇滚和越战，马丁·路德·金和女权主义的60年代末。那是一个一切似乎皆有可能的年代，连保守的总统也想强化福利制度。
理查德·尼克松并非最有可能实现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旧梦的候选人，然而有时候历史具有奇怪的幽默感。这个1974年因“水门事件”而被迫辞职的人，却在1969年差一点为每个贫困家庭无条件发放一笔收入。这将是“战胜贫困”计划（War on Poverty）向前迈出的一大步，每个家庭一年将收到4次每次1 600美元的援助，这笔钱大概相当于2016年的10 000美元。
有个人开始意识到这将导致什么结果——未来金钱将被认为是一项基本权利。马丁·安德森（Martin Anderson）是总统的顾问，他竭力反对这个计划。安德森极为推崇作家安·兰德（Ayn Rand），后者认为乌托邦应该以自由市场为中心，而基本收入的概念则完全与安德森信奉的小政府和个人责任背道而驰。
因此他发动了攻势。
就在尼克松准备公布计划的同一天，安德森递给他一份简报。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这6页关于150年前发生在英国的某件事的案例报告，起到了不可思议的作用：它完全改变了尼克松的想法，并且因此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报告的题目是“关于‘家庭保障体系’的小故事”，内容几乎全部摘自社会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经典著作《大转型》（The Great Transofrmation，1944）。在书中的第七章，波兰尼描绘了世界上最早的福利体系之一——英国在19世纪初实行的斯宾汉姆兰制度。这个制度和基本收入计划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在波兰尼看来，这种制度具有极大的毁灭性。它不仅使穷人变得更加懒散，降低了他们的生产力和工资，还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它引发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丝毫不亚于‘生存权’，”波兰尼写道，“并有效阻止了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建立，直到1834年这种制度废除为止。”结果，斯宾汉姆兰制度导致了“大众的赤贫”，按照波兰尼的说法，这些人“几乎不成人形”。他认为，基本收入计划引入的不是最低而是最高工资标准。
在这份提交给尼克松的简报的最上方，引用了西裔美国作家乔治·桑塔亚纳说过的一句话：“那些无法牢记过去的人，注定将重蹈覆辙。”[2]
尼克松惊呆了。他召集了主要顾问，命令他们弄清150年前英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给他看了西雅图和丹佛试点计划的初步结果，那里的人显然并没有减少工作。此外，他们还指出，斯宾汉姆兰更像是尼克松接手的这个“烂摊子”，社会支出的混乱事实上使民众陷入了贫困的恶性循环。
尼克松的两名主要顾问——社会学家和后来的参议员丹尼尔·莫伊尼汉（Daniel Moynihan）以及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都提出，收入的权利业已存在，即便“这种法律权利一直遭到社会不遗余力的玷辱”。[3]根据弗里德曼的说法，贫穷仅仅意味着你手头很紧。仅此而已。
然而1969年的夏天过去了很久，斯宾汉姆兰的阴影却一直盘踞在人们心头。尼克松总统改变策略，使用了一套全新的辞令。他原来的基本收入计划几乎没有规定人们必须工作，现在他开始强调有偿工作的重要性。约翰逊总统在任时已开始了关于基本收入的辩论，当时专家们纷纷表示失业将会成为一种流行病，现在尼克松则说，失业是一种“选择”。尼克松谴责大政府主义思想的抬头，尽管他计划给1 300多万美国人（其中90%为贫穷的工人）发放现金。
“尼克松打算为美国人民提供一种新的社会福利，”历史学家布莱恩·斯蒂恩斯兰德（Brian Steensland）写道，“但他没有为他们提供一种新的理念，以获得他们的理解。”[4]确实，尼克松将自己的进步思想包裹在保守的言辞之中。
我们也许会问，尼克松总统是怎么做的呢？
有个小小的插曲，可以解释这一切。这一年的8月7日，尼克松告诉莫伊尼汉，自己正在阅读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和政治家伦道夫·丘吉尔勋爵（Lord Randolph Churchill，温斯顿的父亲）的传记。“保守党和自由主义政策，”尼克松说，“改变了世界。”[5]尼克松总统希望创造历史。他认为自己正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应该抛弃旧制度，使数百万贫困工人脱贫，并在反贫困战争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简而言之，尼克松将基本收入视为保守政治和进步政治的终极联姻。
他需要做的，就是说服参议院。为了使共和党同僚放心，同时减轻大家对斯宾汉姆兰事件的担心，尼克松决定给自己的提案加上一个附加条款。任何无业的基本收入受益者，必须向劳工部登记。白宫认为这条规定不会有什么效果。“我才不管那条该死的工作规定，”尼克松私下里说道，“但是为了获得1 600美元，必须这么做。”[6]
第二天，尼克松总统在电视讲话中公布了自己的提案。假如“福利”必须和“工作福利”捆绑在一起，基本收入法案才能获得国会的通过，那么就捆绑吧。尼克松意料不到的是，自己那番与穷人和失业者中的懒惰现象做斗争的讲话，最终使全国都起来反对他的基本收入法案和整个福利制度。[7]这名保守派总统梦想着以进步领导的形象载入史册，然而却失去了一个难得的推翻陈规陋习的机会，这个刻板的观念源于19世纪的英国，那便是对穷人懒惰的迷信。
为了驱除这种刻板的观念，我们必须问一个简单的历史问题：斯宾汉姆兰究竟发生了什么？
历史的讽刺
让我们重新回到1795年。
法国大革命给欧洲大陆带来的震撼和冲击已经持续了6年。英国社会的不满也已达到沸点。两年前，一个名叫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的年轻军官在法国南部的土伦（Toulon）战役中粉碎了英军的封锁。如果这还不算太糟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已经连续两年农作物歉收，并且没有任何希望能够从欧洲大陆进口粮食。粮食的价格不断上涨，革命的威胁像一团浓雾，越来越逼近英国海岸。
在英国南部一个地区，人们意识到镇压和宣传再也无法抑制公众的愤怒。1795年5月6日，斯宾汉姆兰的地方长官聚集在斯宾（Speen）的一个乡村酒馆开会，同意进行彻底的改革，为穷人提供援助。具体地说，就是为“所有勤劳穷苦的人和他们的家人”发工资，使他们达到最低生活水平，具体金额将视面包的价格而定，并向每个家庭成员发放。[8]家庭的人口越多，收入也越高。
这并不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公共援助方案，甚至不是英国的第一个公共援助方案。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期间（1558—1603）的《济贫法》（Poor Law）引进了两种援助方式——一种给那些值得帮助的穷人（长者、儿童和残疾人），一种给那些必须强迫才能工作的人。第一类人被安置在救济院。第二类人被拍卖给地主，并由当地政府补助，使他们的工资达到约定的最低标准。斯宾汉姆兰制度泯灭了这种差别，就像150年后尼克松渴望做的那样。从那时起，穷人就是穷人，每个穷人都有权利得到救助。
这个制度很快就在英国南部流行开来。首相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甚至准备使其成为国家法。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饥饿和苦难消失了，更重要的是，将暴动扼杀在了萌芽状态。但是就在这一时期，一些人对帮助穷人的做法是否明智产生了疑问。大约10年前，1786年牧师约瑟夫·汤森（Joseph Townsend）在《济贫法论》（Dissertation on the Poor Laws）一书中已经警告过，“只有饥饿才能激励和鞭策他们努力工作，但是我们的法律却说，他们不应该饿肚子”。另外一名牧师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则引申了汤森的观点。1798年夏，就在工业革命的前夕，他描绘了进步之路上“在他看来无法逾越”的“巨大障碍”。他的前提有两个：人类生存需要食物；男女之间的激情根深蒂固。
他的结论是什么？人口的增长将永远超过粮食的生产。虔诚的马尔萨斯认为，禁欲是阻止天启四骑士（the Four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将战争、饥荒、瘟疫和死亡散向人间的唯一方式。实际上，马尔萨斯认为，英国正处在一场类似于黑死病那样的灾难边缘，1349—1353年，英国有一半的人口死于那次瘟疫。[9]
无论如何，对穷人进行援助，注定将带来恐怖的后果。斯宾汉姆兰制度只会鼓励人们结婚生子，越快越多越好。马尔萨斯的好友，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相信，基本收入同样将导致人们的工作量减少，粮食产量进一步降低，从而火上浇油，使英国大地掀起一股法国式的革命狂潮。[10]
1830年夏末，预料之中的起义终于爆发了。全国上下数以千计的农场劳动者一边高喊“不给面包就得流血”的口号，一边破坏地主的收割机，要求对方发放基本生活工资。当局进行了残忍的镇压，逮捕、监禁和驱逐了2 000名肇事者，剩余的则判处死刑。
伦敦的政府官员意识到应该做点什么。国家对农民的工作环境、农村的贫穷状况和斯宾汉姆兰制度本身进行了调查。1832年春，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政府调查开始了，调查人员进行了数百次采访，大量的数据最终被编成了一份13 000页的报告。最重要的内容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斯宾汉姆兰是个灾难。
这次皇家调查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的成员认为，基本收入导致人口爆炸、工资减少、不道德行为增加……事实上，是英国工人阶级彻底退化的根本原因。然而幸运的是，就在废除基本收入制度之后，他们马上写道：
1．穷人又变得勤劳起来。
2．他们养成了“节俭的习惯”。
3．“要求工作”的人增多了。
4．他们的工资“总体而言得到了提升”。
5．他们中“草率而不幸的婚姻”减少了。
6．他们的“道德和社会状况全面得到提升”。[11]
皇家调查委员会的这份报告流传很广，并且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很长时间以来，它都被认为是新兴的社会学的权威资料来源，这是政府首次为了做出复杂的决策而系统地收集资料。
甚至30年后，卡尔·马克思写作他那部巨著《资本论》（Das Kapital，1867）时，也引用了这份报告的资料，作为谴责斯宾汉姆兰制度的依据。济贫，他说，是雇主想出来的一个策略，他们为了使工人的工资保持最低而将责任推到当地政府的头上。马克思跟他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样，认为古老的济贫法是封建历史的遗留。将工人阶级从贫穷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需要一场革命，而不是基本收入。
那些评价斯宾汉姆兰的人都获得了极高的权威，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每个人都将其归结为历史的失败。直到20世纪，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等著名的思想家还在谴责它。[12]斯宾汉姆兰成了政府好心办坏事的极佳例子。
150年后
然而完整的故事并不是这样的。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学家再次研究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斯宾汉姆兰报告时发现，许多内容甚至在数据收集之前就已写成。发出的问卷调查，认真填好的只有10%。另外，这些问题具有主导性，答案的选择都是事先确定好的。而且受访人员几乎没一个是真正的受益者。就这样，证据主要来自当地的上层人物，尤其是牧师，这些人普遍认为穷人正在变坏，而且越来越懒。
这份大部分内容为编造的皇家调查报告，成了更加苛刻的新《济贫法》实施的基础。甚至有人说，调查委员会的总干事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调查开始前“脑子里就已经有了这个法案”，但他很精明，知道应该先获得证据。而且，查德威克还有一种“可敬的才能”，想说什么，就能让目击者说什么，就跟那“用一双鞋就能做出一锅美味炖肉的法国厨师”一样。[13]
调查人员对分析资料的事几乎毫不关心，虽然“为了使自己的‘发现’显得更有分量一些，他们确实加上了详尽的附录”，两名现代的研究人员说。[14]他们的方法跟20世纪六七十年代加拿大和美国进行的那些严谨的实验（见第二章）相比，不可能有什么不同。那些实验既具有开创性，同时又非常缜密，但是却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而皇家调查委员会的这份伪报告，却在150年后依然设法改变了尼克松总统的行动方针。
最近的研究表明，斯宾汉姆兰制度实际上取得了成功。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爆炸的说法是错的，他的理论主要以不断增加的童工需求为基础。当时的儿童就像行走的扑满，他们挣的钱成了父母的生活补贴。即便是现在，人们一旦脱离了贫困线，出生率马上就会下降，因为他们找到了投资未来的其他方式。[15]
李嘉图的分析同样有错。斯宾汉姆兰制度并不存在贫困陷阱，即使收入增加了，雇用劳动者仍然可以拥有津贴——至少是一部分。[16]因此，基本收入制度并不会造成贫困，然而却只有在那些问题已经异常尖锐的地区才会实施。[17]农村的骚动实际上是1819年决定恢复战前的金本位制引发的，这个建议是大卫·李嘉图偶然提出来的。[18]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被误导了。为了吸引优秀的劳动力，地主们肯定会展开竞争，因此工资不可能降。除此之外，现代的历史研究发现，斯宾汉姆兰制度的作用比原先设想的要有限。那些没有实施这种制度的乡村，同样经历了金本位制、北方工业出现，以及打谷机发明所带来的艰辛。打谷机，这种确实帮助人们将小麦和糠皮分离开来的机器，一举砸烂了几千人的饭碗，导致了薪酬的降低和济贫成本的增加。
农业生产一直在稳步上升，从未下降过，1790—1830年农业产量提高了1/3。[19]食物比以前更加充足，然而总量减少了的英国人口却买得起。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变懒了，而是因为他们输给了机器。
可恶的制度
1834年，斯宾汉姆兰制度被永远废除了。要不是这个基本收入制度，1830年的起义很可能会提前爆发，起义宣告了首次现金补助实验的失败，穷人被认为是自己贫困的罪魁祸首。英国本来将2%的国民收入用于济贫，1834年之后，这个数字降到了只有1%。[20]新的《济贫法》引入的模式，也许称得上是有史以来最可恶的“公共救助”模式。皇家调查委员会相信，救济院是治疗懒散和堕落唯一有效的良药，于是强迫穷人做一些毫无意义的苦差事，从劈石头到踩踏车，而穷人自始至终都饿着肚子。在安德沃（Andover）镇的救济院里，那些人连骨头都啃，而这些骨头本来是准备让他们磨成肥料的。
一进救济院，夫妇就必须分开，子女也被带走，从此再也不能见面。为了防止怀孕，妇女常常挨饿。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便以描写当时穷人的困境而享誉文坛。“求您了，先生，我想再多一点。”小奥利弗·退斯特（Oliver Twist）在救济院每天可以领三次粥，一个星期发两个洋葱，星期天外加一片白面包。救济院对穷人不仅一点帮助也没有，它那恐怖的景象，反而可以使雇主给的薪酬一直低得可怜。
与此同时，斯宾汉姆兰神话对自我调节的自由市场理念的传播起了关键作用。根据两名当代历史学家的说法，它有助于“掩盖新政治经济学第一次重大的政策失误”。[21]直到大萧条时期，人们才明白李嘉图沉迷于金本位是多么短视的行为。最终，这个自我调节的完美市场化为了泡影。
相比之下，斯宾汉姆兰制度却是对付贫困的一种有效方式。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里，它使人感到安心。“它不仅没有抑制作用，反而可能对经济扩张有好处。”最近的一次研究表明。[22]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西蒙·苏泽雷特（Simon Szreter）甚至说，反贫困立法对英国崛起成为超级大国非常有帮助。苏泽雷特认为，过去的《济贫法》和斯宾汉姆兰制度提高了劳动者的收入保障和流动性，使英国的农业成了世界上最高效的产业。[23]
害人不浅的神话
政治家们时不时会受到指责，说他们对过去不感兴趣。然而，尼克松对过去的兴趣可能又过于浓厚了。虽然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但斯宾汉姆兰神话却依然充满活力。尼克松的提案在参议院搁浅之后，保守的思想家们开始不停地炮轰福利制度，他们使用的，正是与1834年一样的错误论点。
1981年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的超级畅销书《富裕和贫穷》（Wealth and Poverty）附和了这种观点，吉尔德因而成为里根引用最多的一位作家，书中将贫穷定义为一种源于懒惰和恶习的道德问题。几年之后，这种观点又出现在保守派社会学家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的《重挫》（Losing Ground）一书中，默里在书中又炒了一遍斯宾汉姆兰神话的冷饭。[24]“政府的资助，”他写道，“只会削弱两性的道德和穷人的职业道德。”
就像是把汤森和马尔萨斯的理论又说了一遍。但是正如一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你会发现，有穷人的地方，就有不穷的人，这些人口口声声地指责前者有文化自卑和功能障碍。”[25]这种观点不无正确。西雅图试点计划进行期间，一开始大家认为计划造成了离婚率的飙升（后来发现是计算错误），此时就连尼克松的前顾问丹尼尔·莫伊尼汉也不再相信基本收入制度了。[26]卡特总统也是一样，尽管他一度有过这种想法。
安·兰德的忠实追随者马丁·安德森则嗅出了胜利的味道。“激进的福利改革是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他得意扬扬地对《纽约时报》说。[27]是时候削减旧的福利制度了，就像1834年英国削减以前的《济贫法》一样。1996年，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最终停止了“我们所熟悉的福利制度”。自从1935年《社会保障法案》（Social Security Act）通过以来，对穷人的援助再次被视为一种恩惠而非权利。“个人责任”成了新的时髦术语。社会的完善被代以个人的完善，集中体现为2.5亿美元的拨款，旨在为单身妈妈进行“贞操培训”。[28]马尔萨斯神父肯定会支持这种做法。
丹尼尔·莫伊尼汉是少数几名持不同意见者之一——并不是因为这个制度有多伟大，而是因为有总比没有好。[29]莫伊尼汉抛开之前的顾虑，大胆地预测道，假如继续掏空福利制度，儿童贫困的现象将会大幅度上升。“他们应该感到耻辱，”他在评论克林顿政府时说，“历史将会羞辱他们。”[30]在此期间，美国的儿童贫困率又攀升到了1964年的水平，当时“反贫困大战”和莫伊尼汉的职业生涯才刚刚开始。
历史的教训
然而情况原本可能有所不同。
在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布莱恩·斯蒂恩斯兰德认真追溯了美国基本收入制度的起起落落之后强调，假如当初尼克松的计划得以实施，成果将是惊人的。公共援助将不再被视为仅仅是迎合了懒惰的机会。穷人将不再会诸如有“值得”和“不值得”之类的区分。
这种历史遗留下来的分别，起源于古老的伊丽莎白时代的《济贫法》，现在这种分别已经成为社会消除贫困的主要障碍之一。给每个人都提供一份最低工资的基本收入制度可以改变这一切。[31]假如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选择了这条道路，其他国家将纷纷仿效，这是毫无疑义的。
然而历史却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那些一度被用来支持基本收入制度的论据（旧制度效率低下、成本高昂，而且有损面子），却被用来针对整个福利制度。斯宾汉姆兰的阴影和尼克松的错误言论，奠定了里根和克林顿削减福利预算的基础。[32]
今天，在全美实现基本收入的思想，就像过去的“妇女选举权和少数族裔的平等权利”一样“难以想象”。[33]很难想象我们有朝一日可以摆脱“要钱就得去工作”这一信念。不久之前，保守派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曾经努力想实现基本收入制度，这件事似乎已经从我们的集体记忆中蒸发了。
监视制度
20世纪最伟大的一位作家曾经说过，“你最先发现的是贫穷那种奇特的卑贱之处”。亲身体会过贫穷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明白这一点。他在回忆录《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1933）中写道：“你以为这很简单，其实异常复杂。你以为这很恐怖，其实仅仅是邋遢和乏味。”
奥威尔回忆自己曾经整天躺在床上，因为没有什么事情值得起来。贫穷的关键之处，他说，在于“它击垮了未来”。只剩下在此时此刻生存下去的问题。他还说，“一旦你的收入降到某个水平线以下，那些人便认为自己有权利向你说教，为你祈祷，那种理所当然的程度”令人吃惊。
他的话今天听来依然振聋发聩。近几十年来，我们的福利制度已经变得越来越像监视制度。大政府正在运用“老大哥”策略，迫使我们变成一个大社会。最近，发达国家正在加倍实施这种“激发性”政策，为失业者提供从应聘交流会到固定的捡垃圾工作，从谈话疗法到领英（LinkedIn）培训的全方位协助。无论每个职位是否有10个应征者，问题永远都不是出在需求方，而是供给方。也就是说，是失业者的问题，他们缺乏“就业技能”，或者仅仅是没有尽力而为。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学家一直都在谴责这种失业政策。[34]有些重返工作计划甚至延长了失业时间[35]，而那些被派去帮助申请人找工作的社会工作者，他们的工资经常要高于失业救济金。从长远来看，监视制度的成本比这还要高。要知道，花一星期的工作时间参加那种毫无意义的交流会或者是完成一些愚蠢的任务，都会占用育儿、教育和真正找工作的时间。[36]
想象一下：有一个带着两名孩子的靠救济金生活的母亲，她因为没有充分培养自己的工作技能而被削减了福利。政府省下了几千块钱，然而结果孩子将在贫穷中长大，吃糟糕的食物，学习成绩不好，而且更有可能触犯法律，这些隐藏的成本将是原来的好几倍。
实际上，保守派对过去那种保姆式国家的批评正中要害。目前的官僚作风使人陷入贫困的境地，无法自拔。事实上它使人们产生了依赖心理。人人都希望看到雇员展示他们的强项，而福利机构却希望申请者展示自己的短处；他们一遍遍地证明自己的身体因生病而变得虚弱，有严重的抑郁症，以及找到工作的机会非常渺茫。否则你的福利就会被削减。填表、面谈、核对、申诉、评估、咨询，然后是填更多的表——每宗援助申请都有一套自贬身份而且花费不菲的程序。“它以一种福利系统以外的人无法想象的方式，践踏了隐私和自尊，”一名英国的社会服务工作者如是说，“它制造了有毒的疑雾。”[37]
这不是在消灭贫困；这是在消灭穷人。假如要把社会底层的人——包括奥威尔这样的天才——变成一大批懒惰、失意，甚至咄咄逼人的废物和寄生虫，没有比这更可靠的方法了。我们正在强迫福利申请者完成一些毫无意义任务，即使这么做会使我们破产。[38]
所有的问题都可归结为两种穷人之间毫无意义的区分，以及一个重大误解，我们40年前差一点成功将其驱除——这个谬论就是，脱贫是一种特权，而非人人都享有的一项权利，你必须努力工作才能脱贫。
[1] 英国作家L. P. Hartley（1895—1972）及其小说The Go-Between（1953）。
[2] Brian Steensland, The Failed Welfare Revolution. America’s Struggle Over Guaranteed Income Policy (2008), p. 93.
[3] Brian Steensland, The Failed Welfare Revolution. America’s Struggle Over Guaranteed Income Policy (2008)，p. 96。
[4] Brian Steensland, The Failed Welfare Revolution. America’s Struggle Over Guaranteed Income Policy (2008)，p. 115。
[5] P eter P a s s ell and L e onard Ro s s, “D aniel M oynihan and President-elect Nixon: How charity didn’t begin at home,” New York Times(January 14, 1973). http://www.nytimes.com/ books/98/10/04/specials/moynihan-income.html.
[6] P eter P a s s ell and L e onard Ro s s, “D aniel M oynihan and President-elect Nixon: How charity didn’t begin at home,” New York Times(January 14, 1973). http://www.nytimes.com/ books/98/10/04/specials/moynihan-income.html.
[7]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30年来美国的福利制度越来越关注“富裕的穷人”——那些有工作，已经结婚，或者是年纪大的人被认为更“值得”帮助。结果，自1983年以来，那些最贫穷家庭（大部分没有父亲）的情况恶化了35%。2012年，有将近150万个家庭，其中包括280万个孩子，生活在“极端贫困”的状态之下，他们每人每天的生活费不到2美元。请参考：Gabriel Thompson, “Could You Survive on $2 a Day?”, Mother Jones (December 13, 2012). http://www.motherjones.com/politics/2012/12/extreme-poverty-unemployment-recessioneconomy-fresno。
[8] Reading Mercury (May 11, 1795). http://www1.umassd.edu/ir/ resources/poorlaw/p1.doc.
[9] 请参考：Thomas Malthus,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1798).http://www.esp.org/books/malthus/population/malthus.pdf。
[10] 为了简单起见，我把大卫·李嘉图称为“经济学家”，实际上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他被认为是一名“政治经济学家”。正如讲述国民生产总值的那一章所说的，现代经济学家是20世纪的产物。
[11] Report from His Majesty’s Commissioners for Inquiring into the Administration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of the Poor Laws (1834), pp. 257–61. http://www.victorianweb.org/history/poorlaw/endallow.html.
[12] 但是对于斯宾汉姆兰的失败，波兰尼有着与前人迥然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斯宾汉姆兰制度通过破坏工人的集体行动从而压低了薪酬。
[13] Boyd Hilton, A Mad, Bad & Dangerous People? England 1783– 1846 (2006), p.594.
[14] Fred Block and Margaret Somers, “In the Shadow of Speenhamland: Social Policy and the Old Poor Law,” Politics & Society (June 2003), p. 287.
[15] 例如，1970年，孟加拉国的妇女平均每人仍然要生7个孩子，其中1/4活不过5岁。现在，孟加拉国的妇女只生两个孩子，而儿童死亡率则降到了4%。全世界各个地方都一样，一旦贫困得到改善，儿童死亡率将随之降低，人口增长也会变缓。
[16] Frances Coppola, “An Experiment With Basic Income,” Pieria (January 12,2014). http://www.pieria.co.uk/articles/an_ experiment_with_basic_income.Also see: Walter I. Trattner, From Poor Law to Welfare State. A History of Social Welfare in America (1999), pp. 48–9.
[17] Hilton, A Mad, Bad & Dangerous People?, p. 592.
[18] 金本位制是一种货币制度，以一定数量的黄金为基础决定货币的价值。1819年恢复战前英镑币值的政策引发了通货膨胀（英镑的价值上涨）。对于那些已经很有钱的人来说，这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但是对于其他英国人来说，则是噩耗。小麦的价格持续走低，农民越来越难贷到款，而且失业率一路飙升。100年后，凯恩斯意识到，大萧条后西方政府继续维持金本位制的做法，是在重蹈李嘉图的覆辙。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当时欧洲坚持使用欧元，而对欧元区的南部各国来说，这就像是一种金本位制（由于货币无法贬值，导致了他们的竞争力下降，失业率飙升）。就像1834年一样，1930年和2010年有相当多的政治家将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的后果（贫穷、失业等）归咎于所谓工人的偷懒和过于慷慨的福利政策。
[19] B. A. Holderness, “Prices, Productivity and Output,” 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England and Wales, vol. 6: 1750–1850, ed. G.E. Mingay (1989), p. 140.
[20] Joseph Hanlon et al., Just Give Money to the Poor (2010), pp. 17–18.
[21] Block and Somers, “In the Shadow of Speenhamland,” p. 312.
[22] Mark Blaug, “The Poor Law Report Reexamined,” Journal ofEconomic History (June 1964), pp. 229–45. http://journals. cambridge.org/action/displayAbstract?fromPage=online& aid=7548748.
[23] Hanlon et al., Just Give Money to the Poor, pp. 16–17.
[24] 同年，历史学家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出版了TheIdea of Poverty 一书，她在书中又重复了一遍马尔萨斯、边沁和德·托克维尔对斯宾汉姆兰制度的批判。
[25] Matt Bruenig, “When pundits blamed white people for a ‘culture of poverty,’”The Week (April 1, 2014). http://theweek.com/article/index/259055/whenpundits-blamed-white-people-for-a-culture-of-poverty.
[26] “我非常震惊地看到这些结果，并承认我们这些科学家都错了。”莫伊尼汉对国会说。作为一名保守的共和党人，莫伊尼汉一直对基本收入制度深信不疑，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有利于婚姻制度的巩固。请参考：R. A. Levine, “ARetrospective on the Negative Income Tax Experiments: Looking Back at the Most Innovative Field Studies in Social Policy,” USBIG Discussion Paper (June 2004). http://www.usbig.net/papers/086-Levine-et-al-NIT-session .doc。
[27] 引述见：Steensland, The Failed Welfare Revolution, p. 216。
[28] Barbara Ehrenreich, “Rediscovering Poverty: How We Cured‘The Culture of Poverty,’ Not Poverty Itself,” Economic Hardship Project(March 15, 2012). http://www.tomdispatch.com/ blog/175516/tomgram%3A_barbara_ehrenreich,american poverty,_50_years_later/.
[29] Austin Stone, “Welfare: Moynihan’s Counsel of Despair,” First Things (March 1996). http://www. rstthings.com/article/1996/ 03/001-welfare-moynihanscounsel-of-despair.
[30]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Speech on Welfare Reform” (September 16, 1995).http://www.j-bradford-delong.net/ politics/danielpatrickmoynihansspee.html.
[31] 此外，尼克松的法案一旦实施，将很难撤销，因为它将很快获得广泛的支持。“新的政策催生出新的政治。”Steensland写道。The Failed WelfareRevolution, p. 220。
[32] 此外，尼克松的法案一旦实施，将很难撤销，因为它将很快获得广泛的支持。“新的政策催生出新的政治。”Steensland写道。The Failed WelfareRevolution，p. 226。
[33] 此外，尼克松的法案一旦实施，将很难撤销，因为它将很快获得广泛的支持。“新的政策催生出新的政治。”Steensland写道。The Failed WelfareRevolution，p. x。
[34] 对93个欧洲项目的大型综合分析中，至少一半没有发现负面影响。请参考：Frans den Butter and Emil Mihaylov, “Activerend arbeidsmarktbeleid is vaak niet e ectief,” ESB (April 2008). http://personal.vu.nl/ f.a.g.den.butter/activerend arbmarktbeleid2008.pdf。
[35] Stephen Kastoryano and Bas van der Klaauw, “Dynamic Evaluation of Job Search Assistance,” IZA Discussion Papers (June 15, 2011). http://www.roa.nl/seminars/pdf2012/ BasvanderKlaauw.pdf.
[36] 讽刺的是，申请者甚至不允许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做些有意义的事，因为那样将会使带薪的工作越来越少。
[37] Deborah Pad eld, “Through the eyes of a benefits adviser: a plea for a basic income,” Open Democracy (October 5, 2011). http://www.opendemocracy.net/ourkingdom/deborah-pad eld/ through-eyes-of-benefits-adviser-plea-for-basicincome.
[38] David Graeber, “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 Strike! Magazine(August 17, 2013). http://www.strikemag.org/ bullshit-jo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