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新时代的新数据
国民生产总值……可以用来衡量一切东西……除了人生价值。
——罗伯特·F. 肯尼迪
（Robert F. Kennedy，1925—1968）
地震发生在下午2点45分——从地表以下约6英里处传来颤动，这种强烈的震感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未有过。60英里外的地震仪开始剧烈摆动，并在里氏震级表（Ritcher scale）上潦草地写下9的数字。不到半个小时，第一轮海浪已经抵达日本海岸，浪高达到20、40，甚至60英尺[1]。几个小时之内，150平方英里[2]的土地已经被泥浆、瓦砾和海水覆盖。
将近20 000人死于这次地震。
“日本经济开始直线下降。”灾难发生后不久，《卫报》（Guardian）宣布。[3]几个月后，世界银行计算出地震的损失为2 350亿美元，相当于希腊的全部国民生产总值。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仙台（Sendai）地震，是史上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灾难，并因此而被载入史册。
然而故事并没有结束。地震发生那天，美国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在电视上露面并说，讽刺的是，这场悲剧将有助于提升日本的经济。没错，短期内生产会放缓，但是几个月后，重建工作将会促进需求、就业和消费。
拉里·萨默斯说得没错。
2011年稍微下降之后，第二年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了2%，2013年的数据甚至还要好。日本正在受到一条颠扑不破的经济学原理的影响，这个原理说的是，每个灾难都有闪光的一面——至少对国民生产总值而言。
大萧条的情况也是这样。美国刚刚开始走出经济危机，就一头扎进了20世纪最大的灾难——“二战”里面。或者以1953年我的祖国荷兰发生的一次洪水为例，那次洪灾死了将近2 000人。灾后重建极大地刺激了荷兰的经济。20世纪50年代初，国内的工业一片低迷，而那场席卷西南大部分地区的洪灾，却使那一年的经济增长率从2%提高到了8%。“我们靠自己的力量走了出来。”一名历史学家如此总结。[4]
你所看到的
那我们是否应该欢迎自然灾害？让它将整个社区夷为平地？将工厂连根拔起呢？它将是解决失业的良药，并且能创造经济奇迹。
但是就在我们变得过于激动以前，已经有人不同意这种思考方式了。1850年，哲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写了一篇文章，题为“Ce qu’on voit et ce qu’on ne voit pas”，大意是“你所看到的和你所没有看到的”。[5]他说，从某种角度来说，打烂一扇窗户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想象一下，修理窗户需要花费6法郎——我承认，这种推理没有任何问题。装玻璃的工人来了，把玻璃装上，然后愉快地把6法郎放进兜里……”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但是，就跟巴斯夏意识到的一样，这个理论没有描绘我们没有看到的一切。再想象一下，总检察长办公室（Attorney General’s Office）提交的报告上说，街上的活动增加了15%。你很自然想知道是哪一类活动。是社区烧烤还是在公共场所裸露？是街头音乐家还是街头抢劫？是卖柠檬水的摊位还是打烂窗玻璃？活动的性质是什么？
这正是现代社会进步的神圣标杆——国内生产总值所没有衡量的。你所没有看到的。
你所没有看到的
国内生产总值。所以，它到底是指什么东西？
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你会说：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生产的所有产品和劳务，经过季节波动、通货膨胀，可能还有购买力的调整之后，得出的总和。
巴斯夏听后会回应道：你忽略了画面的一大部分。社区服务、清洁的空气、免费续杯——这些都无法使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一丁点儿。假如一名女企业家嫁给了自己的清洁工，当她的丈夫把自己的工作换成无偿的家务劳动时，国内生产总值就会下降一点。或者以维基百科为例。它主要依赖时间的投入而不是金钱，维基百科出现后，《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只能默默地在角落里吃灰尘——国内生产总值在这个过程中下降了几个百分点。
有些国家确实把自己的灰色经济也估计进去。举个例子，2006年，由于统计学家潜入希腊黑市，希腊政府才得以在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之前取出几笔巨额贷款，并使希腊的国内生产总值飙升了25%。意大利从1987年开始将黑市纳入统计范围，从而使自己的经济一夜之间增长了20%。“自从经济学家首次将这个逃税和黑工泛滥的国家强大的地下经济纳入统计以来，”《纽约时报》报道说，“意大利人民便感受到了浓浓的幸福感。”[6]
更不用说那些没有酬劳的工作了，从自愿照顾孩子到做饭，这些甚至都不算黑市，然而却占我们全部工作的一半以上。当然，我们可以雇用清洁工或者保姆帮我们做一部分家务，这样一来它们就被记入国内生产总值，然而大部分家务还是我们自己做。如果加上全部的无报酬工作，经济将会增加37%（匈牙利）到74%（英国）。[7]但是，正如经济学家黛安娜·科伊尔（Diane Coyle）所说的：“一般来说，官方的统计机构从未为此事烦恼——也许因为这些工作主要由妇女完成。”[8]
关于这个问题，只有丹麦曾试图在国内生产总值中量化哺乳的价值。这个数字可不小：美国曾经估算母乳的潜在贡献为一年1 100亿美元，真是令人难以置信[9]——与中国军事预算的规模相当。[10]
国内生产总值在衡量科技进步方面做得也很差。我们的电脑、相机和手机全都越来越智能，速度越来越快，外观也比以前更漂亮，但是与此同时价格也更便宜，因此它们对国内生产总值几乎毫无影响。[11] 30年前，为了得到1 000兆的存储空间，我们需要花费30万美元，现在则需要花不到一毛钱。[12]这类科技的惊人进步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微乎其微。那些免费的产品甚至会造成经济紧缩（就像Skype——超清晰即时通信软件，已经使电信公司亏了一大笔钱）。现在，一个拥有手机的普通非洲人知道的信息，比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总统知道的还要多，但是信息部分占经济的份额，从25年前起就没有变过，那时我们还没有互联网。[13]
除了对大量的好的东西无动于衷以外，国内生产总值还从一切人类的苦难中得益。交通拥堵，药物滥用，婚外情？它们可是加油站、康复中心和离婚律师的财源啊。假如你是国内生产总值，你的理想居民将是一个嗜赌成性的癌症患者，且正在打一场旷日持久的离婚官司，他应对压力的方式就是大把大把地吃“百忧解”[14]，并在“黑色星期五”[15]这天大买特买。环境污染甚至负有双重责任：一个公司偷工减料赚了一大笔，再花钱让另一个公司来收拾残局。相比之下，一棵几百年的树压根儿就不重要，除非你把它砍了，当木头卖掉。[16]
精神疾病、肥胖、污染、犯罪——在国内生产总值看来，这些越多越好。这就是地球上国民生产总值最高的国家美国，社会问题也最多的原因。“根据国内生产总值的标准，”作家乔纳森·罗（Jonathan Rowe）说，“最糟糕的美国家庭恰恰是那些真正的家庭——他们在家做饭，饭后散步聊天，而不是将孩子寄养给商业文化。”[17]
国内生产总值对大多数发达国家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同样无动于衷，同样无动于衷的还有债务，这种颇具诱惑力的举债生活模式。2008年最后一个季度，正当全球金融系统即将全面崩溃之际，英国银行业的发展却比任何时候都要快。银行业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的一部分，在金融危机最严重时占到英国经济的9%，几乎相当于全部制造业的总和。想象一下，在20世纪50年代，它们的贡献几乎为零。
20世纪70年代，统计学家认为，用银行业的风险行为来衡量其“生产力”是个不错的主意。风险越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就越大。[18]于是不出所料，在相信金融业的重要性丝毫不比整个制造业差的政治家的怂恿下，银行不断地提高贷款额度。“假如将银行业从国内生产总值中抽出来，而不是加上去，”《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最近报道说，“金融危机将不会发生的猜测似乎不无道理。”[19]
首席执行官为了获取数百万奖金而不顾一切地兜售抵押贷款和金融衍生品，目前它们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比一间挤满了教师的学校或者一间挤满了汽车维修师的工厂要大。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的通行规则是，你的工作越重要（清洁、看护、教书），你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就越低。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1984年所说的：“我们正在逐渐抛弃自己的资源，包括让我们的年轻精英进入与商品生产和服务业毫不相干的金融机构，进入各种社会生产力与巨额的私人报酬毫不匹配的机构。”[20]
图6 银行业的增长
这个图显示了家庭和金融机构以外的组织的银行贷款。“欧洲”取的是丹麦、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和瑞典的中间值。
资料来源：Schularick and Taylor（2012）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数字
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和医疗系统依然密切相关，且彼此之间关系融洽。有些地方仍然存在吃不饱和没地方住的情况。把其他目标放在增长的前面是富人的权利。但是对于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排在第一位的却是钱。“社会上只有一种人比富人更处心积虑地思考金钱，”奥斯卡·王尔德说，“那就是穷人。”[21]
但是，经过了漫长的旅途，我们终于抵达了历史的终点——丰饶之地。3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有的地方甚至比以前更差。如果我们想要高质量的生活，我们将不得不开始寻找其他的方法和其他的度量指标。
那种认为国内生产总值依然可以用来准确地测量社会福利的观点，是我们时代流传最广的一个神话。连那些在其他事情上吵得不可开交的政治家也一致同意，国内生产总值必须增长。增长是好事，能够促进就业，提升购买力，对我们的政府也好，因为有更多的钱花。
没有了国内生产总值，现代的记者肯定会一头雾水，他们将国民经济增长的数据视为政府的成绩单。国内生产总值下降，说明经济衰退了。如果数字确实大幅减少，那说明经济已经陷入萧条。确实，国内生产总值为记者提供了所需的一切：准确的数据、定期发布，以及有机会引用专家的说法。最重要的是，国内生产总值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参照标准。政府是否尽职？我们国家的竞争力如何？老百姓的生活有没有变得好一点？无须担心，我们有最新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些数据会把我们需要知道的一切告诉我们。
虽然我们对它非常着迷，但是仍然难以相信，80年前国内生产总值压根就不存在。
当然，我们衡量财富的渴望可谓源远流长，甚至可以追溯到扑粉戴假发的时代。当时的经济学家被我们称为“重农主义者”，他们相信，所有的财富都来自土地。因此，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农作物的收成上。1665年，英国人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第一个提出对他所说的“国民收入”进行估算。他的目的是计算出英国能够再收多少税，乃至于计算出英国在英荷战争中可以支持多久。配第和重农主义者不同，他相信真正的财富并非来自土地，而是来自工资。因此，他认为，应该加重对工资的抽税。（配第刚好是一名地主。）
英国政治家查尔斯·戴维南特（Charles Davenant）对“国民收入”提出了迥然不同的解释，他在1695年写的《关于战争供应的方式和方法》（Upon Ways and Means of Supplying the War）一文的题目中给出了游戏的规则。根据他的估算，英国在与法国的竞争中具有极大的优势。至于法国国王，则要等到18世纪末才能拿到自己国家的经济数据。1781年，已经濒临破产的路易十六（Louis XVI），收到了财政大臣雅克·内克尔（Jacques Necker）提交的一份《国王的财政报告》（Compe rendu au roi）。虽然这份文件使路易十六又借到了几笔贷款，但还是没能阻止1789年革命的爆发，一切都已太迟。
“国民收入”这个词的含义事实上从未确定下来，它一直在最新的学术潮流和当下的需求之间波动。每个时代对于如何定义一个国家的财富总有自己的独特想法。就拿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来说，他认为国家财富的基础不仅仅是农业，还包括制造业。相比之下，斯密认为整个服务业——一个从艺人到律师无所不包，并大约占现代经济2/3的行业——“毫无价值。”[22]
然而，随着现金流从农场转向工厂，而后又从生产线转向写字楼，这些财富对应的数字也相应地被制成表格。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第一个提出重要的不是商品的性质，而是价格。根据马歇尔的标准，帕里斯·希尔顿（Paris Hilton）拍的时长一个小时的电影《泽西海岸》（Jersey Shore）和百威青柠淡啤（Bud Light Lime）都可以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只要它们卖得出去。
然而80年前，这看起来仍然像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时的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靠一堆杂七杂八的数据，从股票价格到钢铁价格再到道路运输量，便想击退大萧条。连他那条最重要的指标——“高炉指数”，也只不过是为了确定钢铁工业生产水平而设想的一个笨重概念。
如果你问胡佛“经济”怎么样，他会疑惑不解地看着你。不仅因为这并未包括在他的那堆数据里，而且还因为他不知道我们现代对“经济”这个词的理解。毕竟“经济”并不是一种具体的东西——它是一种概念，而那种概念当时尚未发明出来。
1931年，国会召集了全国主要的统计学家，结果发现他们竟连一些最基本的国情问题都回答不了。显然哪个地方犯了根本性错误，但他们最新的可靠数据是1929年的。流浪人口的数量正在显著上升，公司纷纷破产，但是说到问题的实际情况，则没有一个人知道。
几个月前，胡佛总统曾派了几名商务部的雇员到全国各地去做实地调查。他们带回来的许多传闻，与胡佛自己认为经济即将复苏的观点颇为吻合。但是国会仍不放心。1932年，国会下令才华横溢的俄裔青年教授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能够生产多少物资？
接下来几年时间里，库兹涅茨奠定了后来国内生产总值的基础。他最初的计算结果引起了一阵骚动，他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也成了畅销书（这件事本身也增加了国内生产总值，一本一度卖到20美分）。很快，你打开收音机就会听到“国民收入”，要不就是“经济”。
国内生产总值的重要性怎么说也不为过。一些历史学家说，即使原子弹跟它比也要相形见绌。结果它成了衡量战时国力的绝佳标尺。“只有那些亲自参加过‘一战’经济动员的人才会明白，对20年来具有几种分类方式的国民收入进行估算，从许多方面促成了‘二战’的成果。”战后不久，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U.S.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局长卫斯理·米切尔（Wesley Mitchell）这样写道。[23]
可靠的数据甚至打破了生死的平衡。凯恩斯在1940年写的《如何支付战争费用》（“How to Pay for the War”）一文中，解释了英国参差不齐的数据。希特勒同样缺乏数据，使德国经济重回高速发展的轨道。直到1944年，苏联人逼近东线，盟军在西线成功登陆之后，德国的经济才达到顶峰。[24]
但是那时，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个最终使库兹涅茨获得诺贝尔奖的测量标准——已经取得了胜利。
基本标尺
从萧条和战争的毁灭中苏醒过来之后，国内生产总值一跃成为衡量发展水平的基本标尺——它是国家的水晶球，是一个压倒其他一切的数字。此时它的作用并不是支撑战争，而是稳定消费社会。“就像空中的卫星能够监测整个大陆的气候一样，国内生产总值也能够总体把握经济的状况。”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在他的畅销书《经济学》（Economics）中写道。“假如没有国内生产总值这类测量经济总量的标尺，政策制定者将会迷失于杂乱无章的数据海洋，”他接着写道，“国内生产总值和相关的数据就像灯塔，帮助政策制定者将经济导向重要的经济目标。”[25]
20世纪初，美国政府聘请了一名经济学家；更准确地说，是聘请了一名“经济鸟类学家”，因为他的工作是研究鸟类。30多年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聘请了大约5 000名经济学家，就我们所说的意义而言。这些人中包括西蒙·库兹涅茨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他们最终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两位思想家。[26]综观全球，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在政治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大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摇篮——美国接受教育，这里的经济学从业者奉行一套全新而系统的经济学，主要与模型、方程式和数字有关。他们要跟大量的数字打交道。
这些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学的经济学完全不一样。1900年左右的人说起“经济”时，他们通常只是指“社会”。但是20世纪50年代新一代的技术官僚上位，他们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目标：让“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自己知道如何实现这个目标。
在国内生产总值被发明以前，经济学家鲜少出现在报纸、杂志上，但是“二战”以后，他们成了报纸上的常客。他们还会一种别人不会的把戏：驾驭现实并预测未来。经济逐渐地被视为一台机器，政治家可以扳动操纵杆从而使“增长”提速。1949年，发明家和经济学家比尔·菲利普斯（Bill Phillips）甚至用塑料盒和水管搭建了一台描绘经济的真正机器，水从水泵抽出来，流向四周，代表了联邦政府的资金流向。
正如一名历史学家说的：“如果你是一个新的国家，那么你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办一家国有航空公司，创建一支国家军队，并开始计算国内生产总值。”[27]然而最后这个问题却变得越来越复杂。1953年联合国公布首个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标准指南时，一共只用了不到50页纸。但是2008年发布的最新版本，则用了722页纸。虽然这个数字被媒体随意地引用，然而却极少有人真正知道国内生产总值是怎么算出来的。就连许多专业的经济学家也不知道。[28]
图7 1930—2008年，“国民生产总值”（GNP）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出现在英语书中的流行程度
最初，更常用的衡量标准是国民生产总值，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种方式被国内生产总值所取代。国民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所有经济活动的总量（包括海外的经济活动），而国内生产总值则是指国内所有经济活动的总量（包括外国企业的经济活动）。大多数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缺口从未超过几个百分点。
资料来源：Google Ngram
为了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必须将无数的数据点联系起来，同时对哪些该计算，哪些该忽略，做出几百次完全主观的选择。虽然有系统的方法，可是国内生产总值却一点也不像自然科学，它的轻微波动可以关系到是再次当选还是政治生涯彻底完蛋。然而这种表面上的精确却是一种错觉。国内生产总值并非一个等待被“衡量”的明确物体。衡量国内生产总值就是在衡量一种想法。
诚然，这是个伟大的想法。不可否认，国内生产总值在战时非常有用，那时敌人已经逼近城门，国家的生死存亡取决于产量，取决于能够快速地生产出尽可能多的坦克、飞机、炸弹和手榴弹。在战时，寅吃卯粮是天经地义。在战时，负债和污染环境变得合情合理。你甚至可以忽略家人，让孩子做童工，牺牲自己的自由时间，同时忘记一切生活的乐趣。
确实，在战时，没有比国内生产总值更好用的标尺了。
其他方法
问题当然在于，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问题，而时代不同，发展的标准也不同。我们的数据无法再捕捉到我们的经济形态。这个后果非常严重。每个时代都需要自己的数据。18世纪时，它们与收成息息相关。19世纪时，它们与铁路网覆盖的范围、工厂的数量和煤矿的开采量有关。到了20世纪，则与国家范围内的工业化大规模生产有关。
但是今天我们的繁荣已经不再可能用简单的美元、英镑或者欧元表示。从医疗保健到教育，从新闻到金融，我们的目光依然停留在“效率”和“利润”上，仿佛社会是一条巨大的生产线。然而使简单的量化目标失效的正是服务性经济。“国民生产总值……可以用来衡量一切东西……除了人生价值。”罗伯特·肯尼迪说。[29]
是时候建立一组新的数据了。
早在1972年，第四任不丹龙王（the Fourth Dragon King of Bhutan）便建议改为衡量“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因为国内生产总值忽略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和幸福感（首先，是对传统音乐和舞蹈的了解）。然而幸福感在衡量时的单向性和随意性似乎并不亚于国内生产总值；别忘了，当你喝得酩酊大醉时，你可以感到很幸福——这是你所没有看到的。挫折、悲哀和伤心不也在生命中占有一席之地吗？就像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曾经说的，“与其做快乐的傻子，不如做痛苦的苏格拉底”。[30]
不仅如此，我们需要一剂愤怒、失意和不快的良药来推动我们前进。假如丰饶之地是一个人人都感到快乐的地方，那它同时也是一个充满冷漠的地方。假如妇女们从未提出抗议，那么她们将永远不会有选举权；假如美国黑人从未反抗，那么歧视黑人的法律可能仍然存在。假如我们沉迷于国民幸福总值，并选择以这种方式来减轻自己的不满，那将意味着我们的发展已经走到了终点。“不满，”奥斯卡·王尔德说，“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发展的第一步。”[31]
那么，还有其他的选择吗？有两个备选的答案，分别是“真实发展指标”（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GPI）和“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ISEW），两者的方程式同样包含了污染、犯罪、不平等和志愿者工作。在西欧，“真实发展指标”的增长，要比“国内生产总值”慢一大截，美国的情况则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真实发展指标”不进反退。或者你觉得“幸福星球指数”（Happy Planet Index）怎么样？这是一个将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s）纳入评价的排名，大多数发达国家位居中游，而美国则在底部徘徊。
然而这些计算方法同样令我怀疑。
不丹自己的指数则高得令人震惊，为了方便起见，龙王的独裁和对洛昌人[32]的“种族清洗”并没有计算在内。民主德国每年的“社会生产总值”均稳步上升。同理，尽管“真实发展指标”和“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确实弥补了“国内生产总值”的一些缺陷，但它们完全忽略了近几十年来飞跃发展的科技。这两个指数均证明这个社会出问题了——但这也正是设计它们的目的。
事实上，简单的排名掩盖的问题一贯要比它们揭露的多。在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或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幸福指数”（Better Life Index）的评比中获得高分，也许是值得称赞的一件事，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它们的测量方法，则不应该贸然欢呼。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国家变得越富，财富就越是难以衡量。荒谬的是，我们生活于信息时代，并且正将越来越多的钱用于那些我们不知是否靠谱的事情上。
政府扩张的秘密
一切必须追溯到莫扎特（Mozart）。
1782年，这位音乐天才创作出那首《G大调第14号弦乐四重奏》（K. 387）后，需要4个人来演奏它。250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需要不多不少4个人来演奏它。[33]如果你想提升小提琴的性能，你能做的最多就是使它可以拉快一点。换句话说：生活中有些东西，对一切提高效率的尝试都是抵抗的，例如音乐。我们可以将咖啡机造得更快更便宜，但小提琴手要是加快速度的话，将会毁了音乐。
在与机器的赛跑过程中，我们在容易制造的商品上的支出将继续减少，而在艺术、医疗保健、教育和安保等劳动密集型服务和乐趣上的支出将继续增多，这是必然的。那些高福利的国家，例如丹麦、瑞典和芬兰，均有庞大的公共支出，这并非偶然。它们的政府为那些无法提高生产率的地区发放补助。与制造冰箱和小轿车不同的是，我们无法简单地使历史课和医生的检查变得“更有效率”。[34]
自然而然的结果便是，政府正吞食掉越来越多的经济馅饼。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首次注意到这个现象，现在这个现象被称为“鲍莫尔成本病”（Baumol’s cost disease）。它的基本原理是，医疗和教育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工资增长，要比那些可以广泛实现自动化的行业来得快。
但是请等一下。
我们不是应该称之为好事吗？为什么说它是种病呢？别忘了，我们的工厂和电脑效率越高，我们的医疗和教育的效率必然就越低；也就是说，我们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年老体弱者，并且在更加个人的层面上组织我们的教育。这很好，不是吗？鲍莫尔认为，阻止我们将资源用于这类崇高目标的主要障碍是“我们负担不起的错觉”。
跟其他错觉一样，这个错觉也颇为顽固。当你满脑子想着效率和生产率时，你便很难看到教育和看护的真正价值。这就是这么多政治家和纳税人一样，只看到成本的原因。他们不知道，国家越富，教育和医疗的支出就会越多。他们没有将这些增加的成本看成一件好事，而是将其视为一种疾病。
但是，除非我们的学校和医院采用工厂的运作模式，可以肯定地说，在与机器赛跑的过程中，医疗和教育的成本只会升，不会降。同时，冰箱和汽车这类商品将会变得非常便宜。单看商品价格的话，会忽略大部分的成本。实际上，英国一个智囊团估计，广告经理们每挣1英镑，就会以压力、过度消费、污染和债务的形式消耗7英镑的财产；与此相反，每付给捡垃圾的人1英镑，他们就会在健康和可持续性方面创造相当于12英镑的价值。[35]
公共服务常常带来许多隐藏的好处，反之，私人支出部分则充满了隐藏的成本。“我们可以为我们需要的服务——主要是医疗保健和教育——支付更多的钱，”鲍莫尔写道，“我们可能负担不起的是，成本下降的后果。”
你可能会轻蔑地说，这类“外部因素”不能简单地量化，因为它们牵涉太多的主观假设，然而问题正在于此。“价值”和“生产率”无法用客观的数字来表示，即使我们假设可以反过来：“我们有很高的毕业率，因此我们的教育做得不错。”“我们的医生既专注又高效，因此我们的医疗工作做得不错。”“我们的论文刊载率很高，因此我们的大学办得不错。”“我们的收视率很高，因此我们的电视节目很不错。”“经济在持续发展，因此我们的国家很不错……”
这种绩效驱动型的社会目标非常荒谬。将我们的政治制度建立在生产数字之上，实际上是把美好的生活变成一张电子表格。正如作家凯文·凯利（Kevin Kelly）所说的：“生产率是对机器人的要求。人类擅长的是浪费时间、试验、玩耍、创作和探索。”[36]对于那些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没有乌托邦理想的国家来说，数字化管理是它们最后的手段。
进步的仪表盘
“谎言分三种：谎言、糟糕透顶的谎言和统计数据。”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据说曾如此嘲笑。然而，我却坚定地相信那条古老的启蒙原则，即决策必须以可靠的信息和数据为基础。
国内生产总值发明于危机深重之时，它解答了20世纪30年代的巨大难题。我们目前正面临着失业、萧条和气候变化等危机，必须寻找一种新的数据。我们需要一个完整的“仪表盘”，上面排列着一系列指标，使我们可以追踪那些有生命价值的东西——金钱和成长，这很好理解，但是还包括社区服务、工作、知识和社会凝聚力。当然，还包括最宝贵的——时间。
“但是这种仪表盘不可能很客观。”你可能会这么回答。没错。但是并不存在中立标尺这种东西。每一项统计数据的背后，都有一套固定的假设和预想。而且，那些数据和相应的假设主宰了我们的行为。国内生产总值是这样，人类发展指数和幸福星球指数同样也是这样。正是因为我们需要改变自己的行为，我们才需要新的数据作为指引。
8年前西蒙·库兹涅茨就警告过我们。“难以从国民收入的多少……推断出一个国家的福利，”他向国会汇报说，“这种错觉及由此产生的滥用现象，影响了国民收入的计算方式，特别是因为它们针对的，是社会集团之间对立冲突的主要问题，这种情况下争论的效果往往流于片面。”[37]
国内生产总值的发明者曾警告不要把军费开支、广告和金融包括在内[38]，但是人们对他的建议充耳不闻。“二战”以后，库兹涅茨对自己创造的这个怪物越来越担心。“必须牢牢记住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区别，”他在1962年写道，“成本和回报之间的区别，短期和长期之间的区别。更高的增长目标应该具体说明哪些方面，以及这么做的原因。”[39]
现在，我们该重新考虑这些老问题了。增长是什么？发展是什么？或者来个更基本的，生命的真正价值是什么？
[1] 1英尺=0.304 8米。——译者注*
[2] 1平方英里=2.589 988 11平方公里。——译者注
[3] Tim Webb, “Japan’s economy heads into freefall after earthquake and tsunami,” Guardian (March 13, 2011). http://www .theguardian.com/world/2011/mar/13/japan-economy- recession-earthquake-tsunami.
[4] Merijn Knibbe, “De bestedingsgevolgen van de watersnoodramp: een succesvolle ‘Keynesiaanse ’ schok,” Lux et Veritas (April 1, 2013). http://www.luxetveritas.nl/blog/?p=3006.
[5] Frédéric Bastiat, “Ce qu’on voit et ce qu’on ne voit pas” (1850). http://bastiat.org/en/twisatwins.html.
[6] 引述见：Diane Coyle, GDP. A Brief But Affectionate History (2014), p. 106。
[7] OECD (2011), “Cooking and Caring, Building and Repairing: Unpaid Work around the World,” Society at a Glance 2011, p. 25. http://www.oecd-ilibrary.org/social-issues-migration-health/ society-at-a-glance-2011/cooking-andcaring-building-and- repairing_soc_glance-2011-3-en. Also see: Coyle, GDP, p.109.
[8] Coyle, GDP, p. 108.
[9] J. P. Smith, “‘Lost milk?’: Counting the economic value of breast milk in gross domestic product,” Journal of Human Lactation (November 2013).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 23855027.
[10] 根据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的报告，2013年中国的军费支出为1 120亿美元。
[11] 统计学家确实尝试过分析产品升级的因素，但是发现极为困难。一些技术装备的改进，例如电灯和电脑，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很小。请参考：Diane Coyle, The Economics of Enough. How to Run the Economy as if the Future Matters (2012), p. 37。
[12] Robert Quigley, “The Cost of a Gigabyte Over the Years,” Geeko-system (March 8, 2011). http://www.geekosystem.com/gigabyte-cost-over-years.
[13] Erik Brynjolfsson and Andrew McAfee, The Second Machine Age(2014), p. 112.
[14] 百忧解（Prozac），一种抗抑郁的药物。——译者注
[15] “黑色星期五”，美国感恩节的第二天，圣诞大促销的开始。——译者注
[16] Clifford Cobb, Ted Halstead, and Jonathan Rowe, “If the GDP is Up, Why is America Down?” Atlantic Monthly (October 1995). http://www.theatlantic.com/past/politics/ecbig/gdp.htm.
[17] Jonathan Rowe,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Testimony before the U.S. Senate Committee on Commerce, Science and Transportation(March 12, 2008). http://jonathanrowe.org/ the-gross-domestic-product.
[18] 如果在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时考虑这个因素，那么金融业所占的比例将降低1/5~1/2。请参考：Coyle, GDP, p. 103。
[19] David Pilling, “Has GDP outgrown its use?” Financial Times (July 4, 2014).http://www.ft.com/intl/cms/s/2/dd2ec158- 023d-11e4-ab5b-00144feab7de.html –axzz39szhgwni.
[20] 引述见：European Systemic Risk Board, “Is Europe Overbanked?” (June 2014),p. 16。
[21] Oscar Wilde, 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 (1891).
[22] 引述见：Coyle, GDP, p. 10。
[23] 引述见：J. Steven Landefeld, “GDP: One of the Great Inventions of the 20th Century,”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http://www.bea.gov/scb/account_articles/general/0100od/ maintext.htm。
[24] Maarten van Rossem, Drie Oorlogen. Een kleine geschiedenis van de 20e eeuw(2008), p. 120.
[25] 引述见：Landefeld, “GDP: One of the Great Inventions of the 20th Century。”
[26] Timothy Shenk, “The Long Shadow of Mont Pèlerin,” Dissent (Fall 2013).http://www.dissentmagazine.org/article/the-long- shadow-of-mont-pelerin.
[27] 引述见：Jacob Goldstein, “The Invention of ‘The Economy,’” Planet Money(February 28, 2014). http://www.npr.org/blogs/ money/2014/02/28/283477546/the-invention-of-the-economy。
[28] Coyle, GDP, p. 25.
[29] 此处可以听听肯尼迪的演讲：https://www .youtube.com/watch?v=5P6b9688K2g。
[30] John Stuart Mill, Utilitarianism (1863), Chapter 2.
[31] Oscar Wilde, A Woman of No Importance (1893), Act II.
[32] 洛昌人，指原来居住在不丹南部的尼泊尔移民，1989年不丹政府以“种族清洗”为由将他们驱逐出境。——译者注
[33] 请参考：William Baumol, The Cost Disease. Why Computers Get Cheaper and Health Care Doesn’t (2012)。
[34] 当然有过努力。例如在教育方面，使用了有多项选择题的标准化测试、线上授课和大班制。然而这些效率的提高是以质量为代价的。
[35] Susan Steed and Helen Kersley, “A Bit Rich: Calculating the Real Value to Society of Different Professions,”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December 14,2009). http://www.neweconomics. org/publications/entry/a-bit-rich.
[36] Kevin Kelly, “The Post-Productive Economy,” Technium (January 1, 2013).http://kk.org/thetechnium/2013/01/ the-post-produc.
[37] Simon Kuznets, “National Income, 1929–1932,”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June 7, 1934). http://www.nber.org/ chapters/c2258.pdf.
[38] Coyle, GDP, p. 14.
[39] Simon Kuznets, “How to Judge Quality,” New Republic (October 20, 19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