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处于当今世界的边缘
美洲大陆的发现及经好望角至东印度群岛航线的开辟，可谓人类史上意义最重大的两个事件。……相距遥远的地区实现某种程度的联结，能够使彼此的需求都得到满足，增进彼此的福祉，且促进彼此的工业发展，其总的趋势是双方受益。但对当地土著人而言，无论东、西印度群岛的土著，上述事件的后果却是惨痛的，那就是他们从此丧失了全部的商业利益。
——亚当·斯密（Adam Smith）：《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先生，我这里经营全世界都想要得到的东西——力量。
——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詹姆斯·瓦特改进版蒸汽机的主要投资人
在描述此前复杂性不断提升的诸节点时，我们所谓的金凤花条件其实只不过依据大量有根据的推测，说明这类条件造成了历史发展的节点。而当我们接近当今世界，我们对金凤花条件的描述会愈发精确，让读者更容易看清金凤花条件如何一步步累积，并最终为当今世界爆发式的创新做好准备，当今世界也就是人类世（Anthropocene）。
六百年前的世界
到1400年，人类总人口已从最后一季冰期末的大约500万增至近乎5亿，也就是几乎增加了100倍。在此时的世界，虽还有大片地区人烟稀少，而且大多数人还过着觅食、狩猎或游牧的生活，比如澳大拉西亚、非洲部分地区、欧亚大陆中部、西伯利亚和美洲，但人类中的大多数却早已步入农业文明，直接或间接地仰赖农耕过活。事实上，此时大多数人确是农民，农民已扩散至世界各地，正如一万年前觅食群落散落至世界多地一样。甚至太平洋诸岛也开始有人定居，这就是波利尼西亚的水手们，他们不顾危险、劈波斩浪，很快便移民散布至太平洋上的多个岛屿，包括奥特亚罗瓦（Aotearoa，即现在的新西兰），这是太平洋诸岛中最后一片面积较大的可耕地，大约是700年前开始有人定居的。
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人们寻找新土地、新资源和新财富的压力也加大了。甚至西伯利亚的觅食群落和驯鹿牧民也感受到来自多方的压力，如税务官员、毛皮商人、经销商，甚至还包括牧民，迫使前者猎集并销售更多的毛皮、海象牙（walrus tusks）及其他林产品。澳大利亚虽无农业国家催逼更多的资源，但人口增长还是迫使当地农民增加产量。在土地比较肥沃的地区，比如现代悉尼附近，部落领土伴随人口增长也逐渐缩小，而且当地社群被迫开发更专业、更密集的技术。近几个世纪以来，在悉尼港，甚至出现了大批妇女用异叶瓶树皮（kurrajong bark）制成的鱼线和“头巾”型贝壳雕成的特殊鱼钩到深海捕鱼的现象，她们往往在夜间乘坐一种用树皮做的“诺伊”（nowie）独木舟下海捕鱼，还在独木舟内生火取暖，为自己，也为怀里抱的孩子。1770年，跟随库克船长（Captain Cook）远航探险的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在悉尼曾看到博特尼湾（Botany Bay）满是“诺伊”独木舟星星点点的灯火。[1]在澳大利亚的部分地区，此时已有半永久性的村落，可谓农耕生活的开端。
在太平洋较大的一些岛屿，比如夏威夷、汤加和新西兰，此时的农业已较发达，且已出现小城镇或城市。在中美洲及安第斯山脉地区，农耕更是在较大的范围内得到普及，以至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国家，甚至还有美洲最初的帝国体系。其中阿兹特克帝国的核心地带——今墨西哥——在15世纪迅速形成，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城（Tenochtitlan），也就是当今的墨西哥城所在地。与阿兹特克帝国同时代的还有印加帝国，后者的核心地带在安第斯山脉中麓，即当今的厄瓜多尔和秘鲁所在地，首都库斯科（Cuzco），在今秘鲁的东南部。
而此时在亚非欧大陆，这一最古老、面积最大、人口最稠密也最多样化的世界地带，人们感到的人口压力也最大，对新资源的争夺也最激烈。人们四处寻找更多的能源和资源，而统治者、企业家和缺少土地的农民也开始激烈地争夺新的可耕地及新式财富，包括皮毛、香料和矿产，[2]而且遇到觅食群落，必要时肯定会把后者赶走。这种压力甚至使农民乐于在先前不屑一顾的地带定居下来，比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欧亚草原边缘的干旱地区，后者如乌克兰和俄罗斯的部分地区。在亚非欧大陆，资源征调的压力也愈发加剧，交流网络也因此变得更加多样化且增大了规模，各式各样的物品和思想观念经丝绸之路及印度洋航线穿梭往来。
1400年前后，自西向东，出现了这样一个连续的人口、城市和农田密集的地带，西边始自大西洋，经地中海两岸，穿过波斯和中亚部分地区，向东一直延伸至印度、东南亚和中国。其中最富庶、人口也最密集的地带是明朝治下的中国，鼎盛时期是1500年前后。15世纪初，明朝的永乐皇帝派遣太监郑和率船队经印度洋抵达印度、波斯及东非富庶的港口，郑和的船队可谓当时人类史上规模最大、船体设计也最为复杂的船队，而郑和的多次远航则颇有意味地预示了不久即将展开的全球化历程。但1433年后，明朝的宣德皇帝却下令停止远征。当时的中国富有且能自给自足，因此郑和的探险几乎没有任何商业价值。另外，船队外出探险也耗资巨大。新皇帝及其大臣们决定把用来探险的资金花到更有用的地方，比如加强帝国北部针对游牧民族入侵的防御。
拥有资源不多而人口又少的君主更容易冒险越界求富。15~16世纪的俄罗斯帝国尚在初建时期，但很快对外扩张，帝国政府觊觎肥沃但常遇干旱的南部草原，所以步步为营，向黑海北部突进；在东南，则向中亚的丝绸之路市场挺进；向东，又很快占领了皮毛及矿产资源丰富的西伯利亚。当时的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是伊斯兰世界中最强大的帝国，到16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势力已抵进东南欧，穿越美索不达米亚，横跨北非。1517年征服埃及后，奥斯曼帝国又垄断了从印度洋到地中海、再到欧洲的有利可图的贸易通道。在同一世纪，印度次大陆又出现了一个与奥斯曼帝国匹敌的伊斯兰帝国，即由成吉思汗的后代巴布尔（Babur）建立的莫卧儿帝国（Mughal Empire）。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北、尼罗河沿岸、西非及东海岸也散布着大小不等的多个国家和帝国，其中有些城市因贸易昌隆而异常繁荣。欧洲恰好位于欧亚大陆的西部边缘，远离穿越地中海与印度洋的商贸活动和财富流。威尼斯人曾设法从中受益，但这又谈何容易。1500年，欧洲最强大的帝国是神圣罗马帝国，其实不过是一大堆摇摇欲坠的国家、主教辖区和公国的混合体，从奥地利经德国延伸至荷兰和西班牙，彼此间的联系要么是通过婚姻，要么通过征服。
1400年的世界依然显现出不同的地带，且彼此间缺少明显的联系。但不断增长的人口和不断加剧的征调压力注定迟早要打破不同地带间海洋的这层隔膜。只不过由谁率先动手打破隔膜以及何时动手仍不确定，亚非欧大陆的征调压力特别大，所以极有可能是这里先有人动手起事。
1492年，热那亚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率领的远洋船队终于跨越了隔绝两个最大世界地带的大洋。哥伦布成功说服了西班牙统治者支持自己的探险，声称跨越大西洋就可以找到一条从欧洲通往东亚财富市场的便捷通道。此后三个世纪，阻断澳大利西亚与太平洋地带的海洋隔膜也被打破，从此，人类第一次实现了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交流信息与观念、交换物品、人员互通、技术互利、宗教碰撞，甚至还包括疾病传播。
这是一场巨大的变革。从2.5亿年前板块构造造就盘古超级大陆以来，基因、生物体、信息甚至疾病首次实现了在全球范围的流动。世界史学家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将这一生态革命称之为“哥伦布大交换”（Columbian Exchange），证明全球化同时改造了生物圈和人类史。[3]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中提出，正是这种变革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把不同世界地带连接起来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以至在短短几个世纪内，人类社会就跨越了复杂性不断提升的第八个节点。这种变化之所以异常迅速，首先是因为它发生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在过去，集体知识只能在局部或地方尺度上发生作用，所以农民要经历一万年的时间才扩散到世界各地，而在一个全球网络的世界，人类仅用几个世纪就改变了地球的大部分地区。这是整个生物圈40亿年历史中发生的最重大变化之一。突然间，人类发现自己已处于单一的全球思维空间，即智慧圈。至20世纪，智慧圈已成为整个生物圈内具有破坏性的变革力量。
建立单一的世界体系
欧洲的航海家率先把世界各主要地带连接到一起。仅此一个简单的事实便赋予欧洲的统治者和企业家以巨大的先发优势，前后获益数世纪之久。此前的欧洲远离巨大的财富流和权力中心，而今却因此掌控着人类史上最大财富流与信息流的通道。欧洲航海家之所以能够与其他世界地带实现沟通，是因为欧洲难以接触南亚与东南亚富庶的市场，也就是说欧洲人若想赢得自己应得的市场份额，就必须敢于冒险。最重要的是，欧洲人必须绕过占据地中海贸易圈的奥斯曼帝国势力。因此，在15世纪中叶，葡萄牙政府开始派遣高度机动化的轻型快船（caravels）绕行非洲西海岸，帆船上还装备了火炮。这种装有后帆的轻型快船，其灵感来自伊斯兰模型，而指南针和火炮则源于中国的发明，快船本身可谓亚非欧大陆世界地带智力协同累积的范例。至15世纪中叶，葡萄牙航海家已与马里帝国建立起利润颇丰的海上贸易，前者因此获得大量的黄金、棉花、象牙和奴隶，而在此前，这种货物均靠横穿撒哈拉沙漠陆地航线的驼队。
葡萄牙人的成功刺激了对手。热那亚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就是其中之一。哥伦布说服了西班牙统治者费迪南和伊莎贝拉支持他寻求一条西向的更直接的通往亚洲的航线，就是先绕行大西洋。当时，他错误地认为，大西洋到中国的距离远比许多人想象的要小。费迪南和伊莎贝拉赌定了他的想法，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哥伦布恰好是对的，其回报也将是惊人的。
1492年10月12日，哥伦布的船队到达了他称为圣萨尔瓦多（San Salvador）的一个小岛，位于巴哈马群岛。哥伦布至死一直坚信自己已抵达亚洲，或印度群岛（the Indies），所以称他遇见的当地人为印第安人（Indians，在英文中与“印度人”是同一个词——译者注）。也正因此，他很好奇这些人为何赤身裸体，显然非常贫困，[4]而没有穿着想象中的和服和丝质长袍。被哥伦布俘虏的当地人带他去了古巴，在那里总算发现了少量黄金，好歹能说服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为后续的航行提供资金。哥伦布的这次航行使美洲与亚非欧大陆这两大世界地带首次开始了定期接触。1498年，在哥伦布第一次横渡大西洋仅6年后，一位名叫达·伽马（Vasco da Gama）葡萄牙船长就证明了：绕道非洲南端航行也能到达东南亚。这时人们才认识到，原来印度洋并非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广阔，也并非是个封闭的内陆湖。
不同世界地带早期的许多次——可能是大多数——接触都充满了暴力、混乱和毁灭性。究其原因，陌生人的彼此怀疑为其一。但更重要的却是不同地带的众多差异，比如人口密度、技术水平、社会与军事组织格局，甚至还包括数千年来渐趋形成的对不同疾病的抵抗力。相遇便有赢有输，对输家而言，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就像最初出现含氧较高的大气层或恐龙的突然灭绝一样，上述相遇恰恰验证了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谓的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概念，即新事物常以颇暴力的形式取代旧事物，而熊彼特更是将此视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命题。为数众多的社群遭破坏，数不清的人被毁灭。但这其中也有创造，因为首个全球交流网络的巨大规模使地球人的集体知识出现了协同互进的局面，因而释放出巨大的信息流、能流、财富流和权力流，并最终改变全世界的人类社会。
差不多所有的优势都在亚非欧大陆西端渴求资源的国家和帝国一边，也正是后者的舰船率先冲破了横亘在不同世界地带之间的障碍。这些国家和帝国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全部优势，带着掠夺性者的欢乐和近乎无情的效率。仅在哥伦布首航后的50年内，葡萄牙人就用他们的武装快船建造了坚固的据点，把印度洋连缀成一个贸易帝国。商人和水手往往要承担巨大的风险，但其可能获得的利润也同样是巨大的。在美洲，西班牙征服者，如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和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几乎瞬间掌控了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文明和财富。他们成功做到这一点其实只用了很少的军队，主要是利用了两个美洲帝国内部的政治分歧。此外还有为其帮了大忙的欧洲人给美洲带去的疾病，比如天花，诸如此类的疾病造成了美洲主要帝国近80%的人口骤然死亡，而且严重破坏了当地古老的社会结构和传统。以当地人巨大的损失为代价，征服者最终真的找到了黄金，使自己和自身的社会都富了起来。
西班牙征服者除了在美洲发现大量的黄金白银，还找到了可以种庄稼——比如甘蔗——的土地，那时欧洲人对蔗糖的需求正与日俱增。西班牙人（包括哥伦布自己的亲戚）此前早就在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学会了如何用甘蔗制出廉价的蔗糖，即开辟甘蔗种植园，强迫奴隶劳作。这种甘蔗种植园让西班牙人尝到了甜头，于是后来在美洲大面积开垦，在获利巨大的同时，也常使用最残忍的暴力。
16世纪40年代，在现代玻利维亚波托西（Potosí）这个地方，西班牙商人发现了一座银矿。起初，银矿的经营者使用从印加人那里学来的传统强制劳役的办法开采，但这样开采的死亡率太高，所以不久便开始从非洲进口奴隶。先是由骡队把银子运到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Acapulco），而后在那里把银子铸成银比索（silver pesos），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全球货币。许多银比索漂过大西洋流向欧洲，从而拉动了当地经济，因为西班牙政府用银比索来偿还欠荷兰或德国的债务。此外，还有一些银比索乘马尼拉大帆船横跨太平洋，来到西班牙控制下的马尼拉。在此，西班牙商人和官员用银比索来交换中国商人供应的丝绸、瓷器及其他商品，而后这些商品又被贩运到美洲和欧洲，获得了巨额利润。这就是经典套利交易（arbitrage trading）。商人们总是在最便宜的地方购买商品，而后在最贵的地方销售出去，所以从中获得巨大利润，而在世界最早的全球市场，生产成本与销售价格之间的差距可能非常大。当时中国的经济正值繁荣，且对白银珍爱有加，中国经济对白银的巨大需求使其价格几乎攀升至欧洲的两倍，而美洲因为有奴隶从事白银开采又使其成本异常低廉。相比之下，高档丝绸在中国司空见惯，但在欧洲却极为珍贵。
只要船只能避开海难和海盗，欧洲商人及其支持者就可以在最早的全球交流网络中稳获巨大的利润，因为当时商品价格的梯阶实在是太陡了。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虽有开拓之功，但旋即在17世纪被荷兰人和英国人超越，后者抢占了葡萄牙人在亚洲兴建的堡垒，而后又一步步蚕食西、葡在加勒比海和北美的殖民地。
信息流沿着财富流的梯阶也在汩汩涌动，而且信息流绝不亚于财富流。约翰内斯·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在15世纪中叶发明了高效印刷的新方法，更是扩大了新信息流的影响。1450—1500年，差不多有1 300万册图书出版，而1700—1750年出版的图书更是超过了3亿册，[5]这些书籍及其中存储的信息不再是稀有、昂贵的奢侈品，而成为受教育者的日常必需品。而且，正如套利利润刺激了欧洲的商业一样，巨大的新信息流也刺激了欧洲科学技术的发展。
欧洲的航海家在地上发现新大陆和岛屿，在南天上发现新星座，又遭遇不同族群、宗教、国家、植物、动物等，其中有许多甚至古书上都没有记载。大量的新信息震动了整个欧洲的教育、科学，甚至还包括宗教，因为欧洲是新信息最先流动且流动最快的地区。新信息使欧洲的学者开始质疑古代知识，甚至怀疑《圣经》中的记载。传统的起源故事也因此遭到了破坏。在16世纪，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提出，科学与哲学不应只依赖古书上的记载，而应像欧洲的航海家一样主动地寻求新知：“远航与游历在我们这个时代已变得日益频繁，凭此，自然界的诸多事物变得为人所知或被发现，而这种新知和新发现对哲学是一种新启蒙。”[6]约瑟夫·格兰威尔（Joseph Glanvill）在1661年也曾写道：“美洲还尽是秘密，秘鲁尚有诸多未知，”而所有这些都有待我们去发现。[7]
正如科学革命史当代史家戴维·伍顿（David Wootton）所言，“发现的观念实乃……创制科学的前提。”[8]要研究世界本身，而不只是前人对世界说了些什么。或如培根所言，我们要学会“征服自然，必先遵循自然”。在很大程度上，这正是现代科学技术试图操纵整个世界的精神。在17世纪，许多学者都有一种明显的感觉，即他们正经历一场知识、地理及商业的革命，而新知极大地增强了人类对自然界的控制力。1674年，英国皇家学会一位会员这样写道：“至于我们所做工作的性质，我们都认同这样的说法……我们绝不是要为旧居所的围墙涂上一层白粉，而是要建设一座新居。”[9]而到了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更是在这种新知中洞见了目的、意义和“进步”。人类当改造甚至“改善”这个世界的观念开始塑造科学、伦理学、经济学、哲学、商学和政治学。
人类的思想世界也在发生改变。戴维·伍顿对这种变化做了生动的描述。在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即使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人也普遍相信魔法和巫术，相信有狼人（werewolves）和独角兽（unicorns）存在；他们相信地球静止不动，而且天体围绕着地球转；彗星预示着邪恶；而植物的形状也预示着其药用力量，因为上帝就是这样设计的。还有，他们相信《奥德赛》（The Odyssey）是一部真实的历史。[10]而仅仅一个半世纪以后，在伏尔泰（Voltaire）生活的时代，受过教育的欧洲人的想法已非常相同。许多人开始收集或阅读有关实验仪器——如望远镜、显微镜和空气泵——的书籍；他们认为牛顿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他们知道地球绕太阳公转；他们不再相信魔法、古代传说中的历史记载、有关独角兽的故事或（大多数）神迹故事；他们相信人类的知识会增进，甚至接受类似进步的观念。
新信息为新型知识提供了思想的真材实料。艾萨克·牛顿在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过程中就曾获得前人所不可能接触到的信息。比如，他可以比较钟摆的摆动在巴黎和在美洲及非洲有何不同，而此前的科学家根本不可能如此彻底地检验自己的想法，也不可能接触到如此广泛和多样化的信息网络。
牛顿的成就与海外贸易和探险给欧洲人带来的一般知识大幅增加密切相关。欧洲人掌握了大量信息，连带着又增强了自信，所以有勇气从中归纳出一般规律，由此对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有了认识。这可谓是大洋知识对陆地思想家——比如艾萨克·牛顿——的馈赠。[11]
令人眼花缭乱的新财富流与信息流还有另外一重更强大的影响，就是它刺激了通常被描述为资本主义（capitalism）对资源的商业调动（mobilization）形式的问世，这种调动是由财富与信息的梯阶驱动的。传统的统治者征调财富主要靠的是强制威胁、许诺保护或诉诸宗教、法律权威。但与此同时，在所有文明中，都有商人通过商业活动调动大量财富。商业调动靠的是套利机制，即一地贱买，另一地贵卖；若要成功，商人必须有财富可投资，还要有信息，以知道该在哪里投资。最初问世的全球交流网络极多财富与信息的梯阶且异常陡立，所以欧洲的商人和企业家由此获得了巨大的商机，商人的财富连同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甚至到后来，就连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这样的帝王也开始从商人那里借贷。
欧洲的统治者通常比传统的统治者——如中国明朝的皇帝——更热衷于和商人打交道，因为大多数欧洲国家资源有限，而且彼此间战争不断，所以统治者经常感到缺钱。统治者从商人那里借钱，自然也就乐于支持商业。这样，欧洲商人与统治者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密切的共生关系：统治者保护和支持商业，而作为回报，他们也有权从商业财富中征税和获利。这就是最初也是最简单形式的资本主义，对这一创新，欧洲的经济学家从亚当·斯密到卡尔·马克思都颇为赞赏。
欧洲各国政府与企业家之间的合作关系有多种形式。俄国的伏特加酒贸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2]16世纪的俄国即已出现蒸馏技术。恐怖的伊凡（Ivan the Terrible，这一称谓是说他残酷虐待公国的贵族）统治下的政府官员几乎马上就意识到：若能阻止农民在家里蒸馏（这倒不难，因为蒸馏需要精密的技术和大量设备），政府就可以赚很多钱，因为这样，农民便不得不从别处购买这种生活的必需品。酒之所以很快成为农民的生活必需品，是因为它能迅速改变人的神智，农民常用酒来庆祝大的宗教节日、家庭节日，以及婚礼和葬礼。但把伏特加酒带到散落在各地的数千个村庄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最适合承担此任的显然是商人。因此，俄国政府与商人合作，建起了利润丰厚的伏特加酒贸易，以至到了19世纪，伏特加酒的贸易所得能够支付俄国军队的大部分军费，要知道，当时的俄国军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俄国政府和社会为了从伏特加酒贸易中获取收入，实际上同时缴纳了大量的熵税（entropy tax），因为这一做法最终导致了俄国人特别喜欢酗酒。
虽然资本主义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但经济学家们却对其赞美有加，因为它同时创造了财富、激发了创新。早期许多经济学家都非常清楚，由资本家交易和创造的财富本质上是对压缩阳光或通过生物圈的能流的某种操控，所以很多人认同劳动价值论，因为劳动本身也是一种能量。他们还明确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擅长鼓励人们在操控能源方面实现创新。这是因为商人不同于传统的统治者，他们几乎不可能赤裸裸地通过武力来调动财富（当然如果有机会，他们也很乐于为之）。但大多数情况下，商人使用的是狡诈（guile），而非武力。也就是说，商人一定要能够找到新的信息，即有关新商品、新市场的信息，只有这样才能有效交易并降低成本。最重要的是，如果他们想超越对手，就必须创新、必须找到新方法来调动和掌控能流和资源流。正因如此，在哥伦布首次横渡大西洋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欧洲日益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变得更加富有，同时也更富于创新。
有些国家的政府——比如荷兰或威尼斯——则直接由商人统治，所以特别重视商业。英国人从荷兰人那里学到了很多，甚至在17世纪末曾一度拥戴荷兰人做英国国王，即威廉三世（William III）。英国政府斥巨资建立了强大的海军，用以保护其在加勒比海、北美以及后来在印度的构筑了防御工事的贸易基地和殖民地。有了海军的保护，英国政府和商人均大获其利。比如，英国人先把军火卖给非洲统治者以换取奴隶，然后在骇人听闻的条件下把奴隶贩卖到美洲。到了美洲，他们拿奴隶换取蔗糖、烟草和其他种植园产品，这些产品的价格都特别低廉，因为这里有廉价的奴隶做劳力。也就是说，一方面可以在种植园贱买，而另一方面却可以在英国与欧洲日渐扩大的消费市场上贵卖。英国政府因而与荷兰政府一样，变得日益依靠来自贸易的税收，包括海关收入。因此，英国政府才能够在1694年成立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面向英国商人、企业家和地主实施低息贷款。到了18世纪，英格兰银行的低息贷款还鼓励农业创新，帮助修建了运河，兴建了四通八达的马车客运体系。伦敦遂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而英国的商业更是蓬勃发展。
新的财富流、信息流与新式的科学知识刺激了农业、采矿业、造船及航海业、运河建设以及其他许多领域的创新，尤其是在西欧。1500年后，财富与权力开始迅速转移；原本闭塞的欧洲一隅和大西洋地区也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新的枢纽，即财富、信息与权力全球流动的第一个中心。
化石燃料：一种重大创新
一方面，整个世界已呈全球一体之势，而另一方面，日渐富有且权倾一时的企业家阶层又得到地方统治者的大力支持，这种状况极大地刺激了商业活动和创新，尤其是在大西洋地区。但正如上述，有些创新比其他创新更具革命性。所以毫不奇怪的是，鉴于欧洲不断增长的财富、企业活力和信息流，终将改造现代世界的重大系列创新在这里问世了，而不是在旧有的枢纽地带，即从地中海到伊斯兰世界再到中国，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区。
最富意义的重大创新通常是指那种能够释放新能流的创新，比如核聚变或光合作用。农耕可谓一种重大创新，因为它使农民从新近的光合作用中分得更大份额的能流，而这种为人掌控的加大了的能流驱动了整个农业时代的剧变。但来自农耕的能流相对有限，因为农耕只能获取最近从阳光那里捕获的能量。燃烧一块儿木头、吃个胡萝卜，或让马拉犁，这类举动实际上利用的只是过去12个月或至多最近几十年从阳光那里捕获的能流。早在18世纪末，西欧已有经济学家指出，欧洲社会利用这种能流已达至极限。其计算方法非常简单：驱动人类社会的能流来自耕地与林地，此外还有一小部分来自风和雨。因此，经济要增长就必须找到更多的耕地和林地。至1800年，似乎所有可耕地都已种上了庄稼。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曾指出，人类社会将很快用尽所有可用的能量，此后，经济增长会出现停滞，人们的工资收入连同总人口都会下降，因为农业社会已达至既有能流的极限。此前所有的生物在填满自身的生态位后都曾有过这种极限的经历。[13]有些社会，比如荷兰和英国，似乎已经接近了上述极限。在荷兰，农民们不得不填海造田，而英国则必须面对供暖、住房和造船用木材的日益短缺。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曾指出，至亚当·斯密生活的时代，“人类使用太阳能已触顶极限”。[14]
寻找新能源的压力最终会促成我们上面提到的重大创新，我们现在把这种重大创新称为化石燃料革命（fossil-fuels revolution）。这一重大创新使人类能够利用远超农耕的巨大能流，即深藏在化石燃料中的能量，这可不是最近几十年才积聚起来的能量，而是自3.6亿年前的石炭纪便开始累积的能量。实际上，埋藏在煤层、石油层和天然气层中的是数亿年的太阳光，只是现在呈固态、液态和气态而已。化石燃料中究竟蕴藏着多大的能量呢？我们可以这样想象一下：一辆满载乘客的汽车，现在要你顶在头顶并且非常快地在路上跑上几个小时，然后提醒自己，这样费力的事情其实只需几加仑的汽油，因为里面蕴藏的能量就足够了（实际上这一过程中还有很多能量被浪费掉了）。如同人类再一次发现了大量的黄金储备，化石燃料革命诱发的能源富矿使人类史的演进再度陷入疯狂和混乱之中，有些个人、国家甚至整个地区因之获得了巨额财富，而有些却被摧毁，总之是一个创造与毁灭同时进行的过程。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等目光犀利的人士早已看清有多少人为这一疯狂剧变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但历史发展就是这样，要从疯狂中才能诞生一个全新的世界。
变革始于技术上的突破，而后煤炭方能转化为廉价的机械能，成为工厂、机车、轮船和涡轮机的驱动力。许多社会早已知晓煤的存在，但煤却很难开采和运输，而且异常肮脏，还散发着臭味。因此，农业社会中大多数人更愿意从木材中获取热能。不过在一些地区，木材却很稀缺。在英国，随着人口增长，城市急剧扩张（尤其是伦敦），商业也开始繁荣，但在能源方面却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感受到能源短缺的国家之一。但与大多数国家不同，英国还有退路。英国有巨大的煤储量，而且煤储层非常接近地表，大部分靠近河流或海岸，所以很容易通过海运或河运输送到包括伦敦在内的主要城市。因此，英国的生产商和家庭用户开始转向用煤。17世纪英国的啤酒商、砖匠和面包师都已经在使用煤，但伦敦人很快就开始抱怨燃煤给整个城市带来的臭气熏天。1700年，煤炭已供给英国社会50%的能量，而到了1750年，英国煤炭供给的能量已相当于400万公顷林地所能提供的能量，差不多是英格兰和威尔士加起来总面积的15%。[15]英国人对煤炭的高度依赖更鼓励了煤炭的开采商、运输商和销售商，后者拼命生产更多的煤炭，并同时降低生产成本。
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随着英国社会对煤炭需求量的增加，煤矿工人不得不挖掘更深的矿井，但这样的话矿井很快就充满了水，因此要获得更多的煤炭，就必须建造高效的泵来抽水。在英国，人们要解决这一技术问题的动力比任何地方都要大，因此，设计廉价、高效的泵成为企业家和发明家的主要目标。而此时的新科学与广泛应用的机械技术已有很好的结合，所以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必要的知识背景。17世纪的科学家们已逐渐了解了大气压的工作原理，到18世纪初，这一原理被应用到纽科门蒸汽机（Newcomen steam engines）上，并被用来从矿井中抽水。[16]但纽科门蒸汽机效率不高，要消耗大量的煤炭，所以它只在矿井中才有商业价值，毕竟这里的煤炭很便宜。此时的投资者、发明家和工程师都明白，如能改进水泵必然给他们带来巨大利润，并彻底改造英国家庭和工业企业的煤炭供应。
最终解决这一技术问题的工程师詹姆斯·瓦特是苏格兰的一位仪器制造商，他与当时的工程师、科学家和商人都有密切联系。1765年的一个星期天下午，瓦特正在户外散步时突然想出了改进纽科门蒸汽机的方法，即给发动机再添加一个汽缸，这样第二个气缸就会起到冷凝器的作用并从而提高效率。但要建造改进版的蒸汽机却还需要尖端的科学技术，并能设计、制造能耐高压的精密工程活塞。这项任务的要求高而且还颇为昂贵。不过就在此时，瓦特的主要支持者马修·博尔顿感觉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并为瓦特的研究投入了大量资金。博尔顿深知，若能建造一种成本合理的机器，能够把煤炭的能量转化成机械能，则必将给建造者带来巨大利润。1769年，瓦特的设计获得了第一项专利；当时的技术竞争非常激烈，以至在博尔顿向驻伦敦的俄罗斯大使吹嘘瓦特的模型后不久，瓦特居然从俄罗斯政府那里得到了一份待遇颇高的工作邀请。瓦特曾认真地考虑接受这一邀请，但博尔顿最终说服他留了下来。1776年，瓦特蒸汽机成功问世。
詹姆斯·瓦特设计制造的蒸汽机使人类第一次尝到了巨大能流的甜头，此后仅仅两个世纪，整个人类社会就因此而被彻底改造。就像最初启动化学反应的活化能一样，来自化石燃料的能量激活了支撑人类社会的能量脉冲，从而开启了一种全球范围的链式反应。不到25年，在英国就有500台新机器已投入使用，而到19世纪30年代，燃煤蒸汽机已成为英国工业的主要动力来源。英国的能源消费由是猛增。到185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消费的能量已是意大利的9倍，英国的企业家和工厂享有巨大的原动力。蒸汽机车可以产生20万瓦的能量（是的，这一能量单位以詹姆士·瓦特的名字命名），约合两匹马拉犁所能提供能量的200倍，而马拉犁是农业时代最重要的原动力之一。而且此时更多的能源也日趋廉价。英国的工业由此开始起飞。煤正在产生尽可能多的能量，这些能量相当于从覆盖整个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林地中提取的150%。也就是说如果把整个英格兰和威尔士都改造成林地并以此提供能量，那么此时来自煤炭的能量已相当于前者的1.5倍。[17]
早期工业化进程
英国是第一个从化石燃料的能源富矿获益的国家，因而生产力水平得到大幅提升。至19世纪中叶，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占全球的1/5，而其化石燃料排放量更达到全球的一半左右。所以毫不奇怪的是，全球大气的二氧化碳浓度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上升。早在1896年，瑞典化学家斯凡特·阿伦尼乌斯（Svante Arrhenius）就认识到二氧化碳是一种温室气体，而当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可以改变全球气候。
但人们开始恐惧全球变暖还是未来的事情。（阿伦尼乌斯实际上认为全球变暖是件好事，因为这样就可以延缓新冰期的到来。）与此同时，其他国家的企业家和政府都渴望分享这种海量的廉价能源，并试图乞求、借用或窃取这一新技术。因此，欧洲与新近独立的美国很快就开始制造蒸汽机，而蒸汽机技术的迅速传播又刺激了新一波的技术突破，如蒸汽机车和轮船，每一种技术突破都会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并推动相关创新，特别是在铁路车辆、船体和轨道用钢铁的制造方面。企业家、工程师和科学家还尝试发现新方法，把来自蒸汽机的廉价能源应用于建筑业和纺织业。
创新改进常有许多强大的反馈回路。改进了的蒸汽机就能使人下到更深的矿井，从而降低采煤的成本，因此，全球采煤量在1800—1900年增加了55倍。更便宜的煤炭使蒸汽机变得更经济，而轮船和机车则大幅削减了海陆运输牲畜、煤炭、农产品和人员的成本，由此刺激了全球贸易。铁路增加了对钢铁的需求，钢铁生产的创新使人类得以首度大批量生产锡罐之类的廉价日用商品，这样就增加了一种存放和储存食品的新方法。有时还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边际效应。比如，利用蒸汽纺织增加了对原棉的需求，从而刺激了美国、中亚和埃及的棉花种植。纺织品的工业生产增加了对人造染料和漂白剂等辅助产品的需求，从而启动了现代化学工业，其中许多产品来自煤炭。
廉价能源鼓动了诸多新技术领域的试验和投资，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新技术是电力。19世纪20年代，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认识到，在电磁场中移动金属线圈可以产生电流。至19世纪60年代，随着由蒸汽机驱动的发电机的发明，大规模发电也已变成现实。电力和电动机，正如最早原核生物的质子泵和三磷酸腺苷分子一样，为人类提供了有效分配电力的新方法。而一旦能量转化为电力，就可以非常便捷地输送到工厂和个体住户。灯泡把夜晚变成白天，改变了家庭生活节奏和工厂作息，城市、公路和港口在夜晚也开始亮起来。电力还彻底改造了通信。19世纪初，陆路发送信息最快的依然是换马驿站的方式。1837年发明的电报，一下子使人类实现了以光速通信。到了19世纪末，电话和收音机更使人类实现了瞬时远端通信，长距离通话已基本同步自如。
新技术彻底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和武器装备。铁路和轮船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捷地移动着军队和武器。1866年，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发明了比以往更强大的新炸药。伴随步枪和机枪的不断改进，爆炸物同时增加了每个士兵的杀戮能力。由大工业中走出的武器装备早在美国内战期间就已显示出强大的破坏力，足可谓人类史上第一场真正的化石燃料战争；装备有蒸汽动力和现代武器的铁甲舰船同样彻底改变了海战，使英国在鸦片战争（Opium Wars）中一举战胜了中华帝国的海军。19世纪末，在工业革命的财富、技术和能流的支持下，一度落后的欧洲国家开始在所谓帝国主义时期征服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
虽有多重的反馈循环，但最终仍不免要追溯至新的廉价的能源，这一点足以说明工业革命的非凡活力及其给最早工业化地区带来的迅速增长的财富和力量。廉价能源刺激了一个又一个国家在制造业和工业的多个领域投资创新。最终，来自煤炭的廉价能源还将促动另一波创新，使人类转而调用另一种新式化石燃料——石油。
石油，如同煤炭一样，也是人们很熟悉的。只要有石油渗漏到地面，人们都会把它提取出来，并用来制造沥青、药品，甚至燃烧武器。[18]19世纪中叶，人们开始把煤油（kerosene）——石油中提炼出的一种燃油——用于照明，作为鲸油的替代品，因为此时鲸油的价格出现上涨，而且鲸也被过度捕捞。只不过这时的矿物油供应还相当有限。当时还有人怀疑深层地下是否有大量石油可供开采，以及是否值得进口中国的钻探技术来开发，当时的中国确有一种专门设计的用来开采岩盐（rock salt）的设施。事实上，人们早已知道开采岩盐的过程中有时会发现石油。1857年，埃德温·德雷克（Edwin Drake）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贫穷的泰特斯维尔村（Titusville）第一次认真地尝试钻探石油。1859年8月27日，就在资金最终耗尽之前，德雷克的钻探队钻到了石油。消息一出，众多勘探者迫不及待地买下了泰特斯维尔村附近的土地，仅在15个月内，这附近就耸立起75个石油钻台。有位游客曾这样记载：“他们就权益和股份讨价还价，他们买卖钻井地并报告钻井的深度、状况或油井的产量，等等等等。今日离开的人会告诉其他人，说他们亲眼看到一眼井每天能产出50桶纯油……这样口耳相传，第二天来这里的人就更多了。……从未见过有蜜蜂会像这里的人潮般涌动，蜂拥的嗡嗡声震耳欲聋。“[19]1861年，钻探人员钻到了第一口喷油井（gusher）——即仅靠自身压力就能不断向上喷油的油井，甚至因此还引发了一场致命的大爆炸，因为同时喷出来的天然气无意间被点燃了。此时的石油产量已增加到每天3 000桶。
许多人靠石油发了大财，但埃德温·德雷克却没有；他于1880年在贫困中死去，虽然他发起了一场改变了整个人类史轨迹的化石燃料革命，关于这场革命详见下一章。
[1] Grace Karskens, The Colony: A History of Early Sydney(New South Wales: Allen and Unwin, 2009), loc. 756–79, Kindle.
[2] John Richards, The Unending Frontier: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Early Modern World(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一书对全球范围疯狂猎取新资源的情况有出色的描写。
[3] Alfred W. Crosby,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900–190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4] Felipe Fernández-Armesto, Pathfinders: A Global History of Exploration(New York: W. W. Norton, 2007), 161 and following.
[5] David Wootton, The Invention of Science: A New History of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New York: Penguin, 2015), 68.
[6] 转引自Steven J. Harris, “Long-Distance Corporations, Big Sciences, and the Geography of Knowledge,” Configurations6 (1998): 269。
[7] Wootton, The Invention of Science,37.
[8] Wootton, The Invention of Science,54。
[9] Wootton, The Invention of Science,35。
[10] Wootton, The Invention of Science,5–6，8–9。
[11] Margaret Jacob and Larry Stewart, Practical Matter; Newton’s Science in the Service of Industry and Empire, 1687–1851(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6.
[12] David Christian, “Living Water”: Vodka and Russian Society on the Eve of Emancipat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3] E. A. Wrigley, Energy and the Engl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loc. 298–306, Kindle. 马尔萨斯、杰文斯、李嘉图和密尔都认为自然界为经济增长设定了限界，相关讨论，可参阅Donald Worster,Shrinking the Earth: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American Abundanc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44 – 49。
[14] Alfred W. Crosby, Children of the Sun: A History of Humanity’s Unappeasable Appetite for Energy(New York: W. W. Norton, 2006), 60.
[15] Wrigley, Energy and the Engl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loc. 2112, Kindle.
[16] 有关纽科门发动机的历史及其与工业革命的联系，可参阅Wootton, The Invention of Science,chapter 14。
[17] Wrigley, Energy and the Engl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loc. 2112, Kindle.
[18] Daniel Yergin, 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New York:Free Press, 1991), 第一章。
[19] Daniel Yergin, 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New York:Free Press, 199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