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农业文明
那时，阿卡德（Agade）的地窨储满了金银，
黄澄澄、白灿灿，闪亮耀眼，
丰盈的谷仓还有铜、锡和天青石
宝藏堆积至屋顶……
码头上百舸争流，一派繁荣景象
仓库的围墙高耸，简直像座山
每当神圣的伊南娜（Inanna）打开大门
喔，货流就像底格里斯河的水顷刻入海流。
——苏美尔人的诗歌，克雷默（S. N. Kramer）英译
农耕村落及其人口为过去5 000年人类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农业文明提供了大部分的人力与物力资源。农业文明常令人忆起帝国军队和城市、寺庙与金字塔、商队与船队、文学与艺术、哲学与宗教，但在所有这些的背后，而且通常远离文明的腹地，却是成千上万的农耕村落，还有庞大且更贫穷的流浪汉及被剥夺者，其中许多甚至是奴隶。这些来自下层的民众生产了大部分的谷物和肉类、亚麻布和丝绸，他们还提供了大城市所需的大量劳力（有的是自由民，有的是契约奴隶）。他们的产出与劳作为富人享用的堤道、宫殿、庙宇、丝绸、美酒和珠宝买单，而他们的人身和马匹还要在军队中服役。农业文明动员了农耕村落所能产出的人力、物质财富和能源，建立起比任何早期人类社群都更令人敬畏和复杂的社会结构。农业文明如同所有生物一样，还会动员信息，因为更多的信息就意味着更多的能量和资源。
农业文明的出现代表着不断提升的复杂性的另一个节点。只不过农业文明植根于早期的农耕社群，是由后者经数千年演化而成的，所以在此，我们并不把农业文明看作是一个全新的节点，而视为农耕时代的第二阶段。
为理解文明涌现的过程，本章重点关注的并非具体文明的历史轨迹，而是起源故事自始至终都在探询的大问题：这种新型复杂存在的金凤花条件究竟是什么？农业文明涌现出哪些新属性？又是什么样的能流支撑了这类新属性？
剩余产品、等级制与社会分工
在整个全新世，尽管饥荒、疾病和战争不断，农耕村落却一直在突飞猛进地在全球蔓延，因为大多数年景，农耕村落除了能够生产自身所需的产品之外，还有一定量的剩余，等于把来自太阳光的能量变成了剩余的财富。这与觅食群落的境况颇为不同，后者会存储一定量的知识，但却不觉有必要存储多余的产品，比如食物和原材料，因为这些在身边到处都有，可以很轻松地得到。为什么要从事农耕呢？为什么要做农夫呢？生活在喀拉哈里沙漠（Kalahari Desert）的现代觅食群落不禁要问，周围不是有那么多蒙刚果（mongongo nuts）可以吃吗？[1]在觅食社会，人们缓慢地积累着知识，目的是能够找到新的环境延续自身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去有意地积攒物品，但相比之下，农耕社会的人们却不得不尽可能大量地存储物品，因为许多动植物只在几周内就可以收获，但却要提供一年甚至一年以上时间的口粮。所以，所有的农耕社群都建有家舍、谷仓、棚屋和专门用于存储待消费物品的场地。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耕社群生产出的产品也开始超过人们的年度需求。过剩的劳动力、过剩的食物、过剩的产品和过剩的能量代表着新的财富形式，但也同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由谁来控制（并享受）这些财富呢？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剩的财富被少数有权势的人占用了，后者甚至为此建立了相应的社会架构，且常采用粗暴的强制形式，而这正是农业文明架构的关键支撑。
剩余财富就意味着劳动力过剩。伴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就出现了不必人人都须从事农耕的局面，所以新的社会角色产生了。许多人因此成了流浪汉或奴隶，而也有一部分不务农耕的人成了社会剩余财富的支配者，因为他们渐渐成了这种社会角色的专职人员。他们于是成了全职的牧师或陶工或士兵或哲学家或统治者。专职人员后来又成了专攻其道的专家。但社会分工又同时造就了新的依赖形式。伴随社会角色的多样化，人类社会，正如同后生生物一样，变得日趋网络化、彼此更多差异、更加相互依赖，或简言之，社会变得更加复杂。这时，新的链接结构就出现了，颇相当于骨骼、肌肉和神经系统的社会等价物。
专家往往更依赖上述链接结构，而农民通常能够自食其力。考古学家对这种社会分工的演变可以做细致入微的追踪。在美索不达米亚，制陶业可谓这种追踪研究的一个经典案例。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陶器形式简单、结构随意，可能是普通的农户制造的。但从大约6 000年前，就出现了特别的作坊及制陶专用的轮子。专业陶工生产出大量标准化的碗、盘和壶，并将其远近销售。这种专业陶工显然是全职的，且投资专业设备，还曾经历漫长的学徒期。专业化鼓励新技能和技术，因此既是技术变革的度量衡，又是技术变革的驱动力。比如，陶工需要用熔炉来烧制陶罐，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建造出了更高效的熔炉，温度更高且烧制的成品更好。但高效的熔炉正是把铜、锡或铁从矿石中分离所必需的，而如此提炼出的金属就可以进一步模制、弯曲或锤炼成家用物品、装饰品和武器。所以说，铜匠、金匠、银匠和铁匠实际上都使用了专业陶工开创的技术。
随着剩余产品量的增加，专业化也变得日趋多样。5 000年前，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乌鲁克（Uruk）城，有人编纂了一份专职行业表，里面列举了100多种不同的行业，被称为标准行业列表（Standard Professions List）。这份列表显然非常重要且广为人知，因为此后有数百年，接受培训的文员还基本照表抄录。该列表按等级排列，包括国王和朝臣、神父、税吏和文士、银匠和陶工，甚至还有艺人，如耍蛇人。陶工和耍蛇人不同于农民，他们不生产食物、皮革或纤维，所以靠其产品与服务来换取食物和其他生活所需。所以，贸易、市场及货币和书写等记账手段对这种复杂社会至关重要，就像动脉和静脉相对于人体一样重要，因为这些机制使个体与个体之间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货物与能流交换成为可能。甚至我们称之为牧师的宗教专家也必须用其精神服务来交换自身所需的食物与其他必需品。凡有寺庙的地方，也必然有捐赠和供奉的现象发生。
专业化程度的高低以农业生产力水平及每个农民能额外养活的人口数量为限。在大多数农业文明中，大约有10个农民就可以养活一个无须从事农耕的人。这也说明为何大多数人必须要种田。甚至在最早的城市兴起时，大多数人还在自家的后院或城墙外种庄稼。不过，虽然农民占总人口的大部并提供社会所需的大部分资源，但随着社会的相互依赖度增加，专家还是变得越来越重要。农民们也开始购买小饰品或农具，不得不经常与小贩、税吏、地主和监工打交道。各类不同的专家在城镇之间转移着货物和资源，制造出市场上人们习惯使用的货币，还有农民使用的金属犁和士兵使用的刀剑，他们还记账、施行法制、代表凡人向上帝祈祷，或组织并管理他人。专家为农业文明提供支柱与支撑，所以他们最终成了社会的组织者和管理者。
伴随专业化程度的提升，不平等也加剧了。最早的农耕社区相对平等，哪怕是社群人口规模达到极限的150~200人之后亦如是。新石器时代的小镇恰塔尔许于克（Çatalhüyük，在今土耳其）在八九千年前已相当繁荣，而且人口可能已达数千，但在个体家产的规模上却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不过最终，还是有少数人变得更加富有，而且这种富有的少数人群体变得越来越多。我们可举个相当随机的例证：在黑海的瓦尔纳（Varna）附近，有一个6 000多年前的墓地，里面有200多座坟墓。许多死者埋葬时基本没有什么随葬品，或只有少数几件简单的器物，但大约有10%的墓主陪葬品甚多；其中有一座墓里的陪葬品竟达1 000多件，而且大部分是金制的，包括手镯、铜斧等，甚至还有一个阴茎鞘（penis sheath）。[2]这样一种三级分层的财产状况颇令人熟悉，即大约有10%的精英，其顶端只有一个人，而大多数人只能勉强度日。而当考古学家发现大量陪葬品旁边还有殉葬的幼童时，他们几乎可以确信：当时社会不只存在等级制，而且还有跨代的等级制，因为儿童不可能自己获得很高的地位。所有这些都是贵族制和种姓制的标志。诸如宫殿、埃及金字塔、美洲金字形神塔和寺庙等大型建筑同样提示我们：当时的人有能力组织许多其他人从事劳动。
随着权力与特权的梯阶变得更加陡立，就必须要有新的社会支柱来支撑。市场必须有人管理，扒手和小偷必须得到惩罚，纳税额必须能够计算，农民、流浪者和奴隶必须组织起来才能形成建造宫殿和维护运河的劳动大军。复杂社会还需要宗教专家来确保神的保佑，使他们免受疾病侵袭，并提供充足的降雨。这种支柱架构一旦失效，整个社会的人都会受影响，所以大多数时候，哪怕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也通常会服从其上司。
有人类学家曾研究过近代小规模社会中等级制涌现的过程，比如位于西太平洋的美拉尼西亚（Melanesia）社会。在这里，被人类学家称为大人物或首领的实权人物，其权力来自家庭、盟友及追随者的尊重、忠诚和支持，但这些人的权力却总是岌岌可危：一旦他们不能通过财富与特权的分配来维系追随者的忠诚，他们很快就会失去权力、财富，有时还包括生命。首领既不能强制成员行事，成员亦不能从首领那里得到好处，那还有什么人会追随首领呢？
最终，在更大型的社会中，出现了更有力的领导人：他们统治着数十万人口，控制着巨大的财富，自己与盟友在有必要的情况下随时可通过武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对手身上。事实上，在整个农业文明，通过使用武力来获取劳动力、产品或财富的现象简直无所不在，所以奴隶制和强迫劳役在农业文明中普遍存在。从统治者榨取农民财富和劳役的方法来看，农民的境况通常比奴隶好不了多少。有个来自公元前2000年末埃及的文献，对农民缴纳剩余资源的例行过程做了深度描述。[3]文献作者本身是一位书吏，内容是说为何当书吏是件好差事。为此，作者先叙说了农民生活的艰辛，说他们每天要在田里长时间地劳作，无论酷暑严寒，还要照料牲畜、修理农具、维修房屋等。然后，作者又记述了税吏带武装保镖收税时的一段遭遇。
税吏【对农民说】：“快交粮食！”【农民说】：“一点儿都没有啦！”于是农民遭毒打，后被五花大绑头朝下投到了井里。农民的妻子也被当着农民的面绑起来，孩子也被上了镣铐。邻居见状，慌忙逃窜。
这里的描述当然有讽刺戏谑的成分，但这里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所有农业文明都曾使用这种敲诈的手段来维持秩序，并从大多数人口那里榨取劳动力和资源。
我们通常把这种能够在广大地区行使控制权力的结构称作国家。国家是在人口众多、物质富足的情况下涌现的，往往拥有多座城镇、大量农耕村落及足够的剩余劳动力，以为军队和官僚机构提供人力保障并支付费用。
从乡镇到城市与统治者：社会动员与人类营养新水平
伴随人口与剩余产品的增长，人类社群的规模也变得愈来愈大，而且社群与社群中的人口也日趋专业化。原有的一些村落大幅扩张，甚至开始承担起新的角色，因为这些村落靠近商路、占据江河交汇的战略地位、拥有吸引附近村落卖家买家的市场或位居重要的宗教场所。安纳托利亚南部的恰塔尔许于克小镇就是这种得天独厚的所在，附近有良田环绕，还有大量的黑曜石（obsidian）——一种坚硬的火山晶体，可用来制造质地高超且异常锋利的新石器。当地居民甚至把黑曜石贩运到遥远的美索不达米亚。杰里科（Jericho，也译耶利哥）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持续有人居住的小城之一，最早来此定居的是纳图夫人，因为这里有一眼井，井水从未干枯过。至迟在9 000年前，杰里科可能已发展成拥有3 000人口的城镇。
随着城镇数量的增加，有些城镇便开始提供新的服务、工作机会和专门产品，从而吸引了更多的人，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城镇就享有了超越其他众多村落和城镇的权力和地位。到5 000年前，有些大城镇又进一步发展为城市，规模庞大，社区众多，周边还有许多小城镇和村庄的支持、拱卫，这种城市往往拥有相当多且门类多样的专家。技能、工作、商品和人才的多样化因而把这类城市打造成了农业文明中充满活力的技术、商业和政治中心，把周边乡村的人才源源不断地吸收到城市中。
城市与国家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社会的构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多有不同。首先，传统国家不具备现代国家才有的通信技术和官僚体系，所以不能像后者一样能够深入所有公民的生活。传统国家的统治者在局部地区可能施加强有力的影响，但要把上峰的命令传达至边远省份则往往需要数周或数月的时间，结果要反馈到上峰也是同样迟缓。因此，在远离主要人口中心的地方，统治者行使权力要仰赖较松散的、层级制的地方领主，而后者管理起来却像是经营大致独立的封地或采邑一般。但不管怎样说，最初国家的问世是人类史上的一种新现象。国家均有从农耕社群、小城镇和大城市征调财富的权利，后者也因此从国家获得某种程度的保护。正如英国政治理论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利维坦》（Leviathan，1651）中所写的，分配资源的权利“属于英联邦，属于君主政权。因为没有英联邦，就会出现……个人与邻里之间争斗永无休止的局面。”传统精英享有的权力，部分是由于传统农耕社群先天虚弱又相对孤立。正如卡尔·马克思所说，农民之间的团结尚不如麻袋里的土豆。[4]这使得农民特别容易遭受掠夺，因为即使统治者很弱小，也足以利用少数人把自身的意志强加给每个村子。正是由于这种权力上的不均衡，才会有数千年来只需很少量的统治者和官员就能成功控制大量农民群体的现象。
最早的城市，最早的国家，以及最早的农业文明，史上最有名的莫过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苏美尔（Sumer）地区。在大约5 500年前的苏美尔，有一大批城市在短时间内兀然问世，其中乌鲁克常被认为是人类史上的第一座城市。乌鲁克最初是幼发拉底河上的一个港口。如同美索不达米亚大多数城市一样，乌鲁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由大河供给水源的灌溉系统，结构复杂且管理得当。与此同时，乌鲁克还与南部河流三角洲的沼泽相连。事实上，这座城市可能是在一段干旱时期形成的，因为干旱迫使外围村落的居民迁徙到城市，毕竟这里有管理良好的灌溉系统。5 500年前，乌鲁克已有1万居民，居住在幼发拉底河两岸，而在200年后，这里的居民竟增至5万，集中生活在大约2.5平方公里的狭窄地带。[5]后来的某个时候，幼发拉底河发生了转向，开始绕着城市的边缘流淌。
若在今日，一座拥有5万人的城市可能不会令人感到印象深刻。但在那个时代，乌鲁克绝对算得上一个庞然大物，也许是人类史上有人居住过的最大社区。乌鲁克市内有两个巨大的寺庙群。也就是说，这里曾居住过力量强大的祭司或国王，能够动员数千人从事劳动，其中许多人是奴隶身份。乌鲁克还有很多作坊，能够制作出精美的物品，此外还有粮仓和存放贵重物品的仓库。几百年后的记述同样能让我们一窥乌鲁克城的繁荣景象，这里曾是吉尔伽美什国王（King Gilgamesh）的首都，而吉尔伽美什也是人类第一部史诗中的英雄。据史诗描述，这里有大型寺庙群和皇宫，花园林立，但街道狭窄，还有不少小巷，里面遍布大大小小的作坊、旅店和神龛。城市四周有砖墙环绕，有专门挖掘的运河通往港口和附近的农田。在史诗《吉尔伽美什》（Gilgamesh）中，有国王亲口述说：“城市的三分之一是房舍，三分之一是花园，三分之一是田野，皆与伊丝塔女神（Ishtar）同在。”考古学家甚至在遥远的安纳托利亚和埃及发现了乌鲁克风格的物品，这表明乌鲁克商人曾在辽阔的地域从事贸易活动。
大约5 000年前的某个时候，最初的文字在乌鲁克问世了，刻在泥土烧制的刻写版上，是在埃安纳（Eanna）神庙中发现的。更高程度的复杂性必然意味着更多信息；实际上，这些文字代表着一种新技术的问世，它使富人及把持权力者能够随时记录下自身支配的日渐增多的资源和能流。在美索不达米亚，几乎所有最早的文字都包括大量存货清单——记载诸如“有母牛及公牛xxx头”“有绵羊xxx只”“有亚麻布xxx包”“有奴隶xxx个”等信息。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此时的人类进入了一个日益不平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出现了统治者、贵族和官员，他们盘根错节，控制着信息流和权力，所以能够动员大量的奴隶、农民和工匠从事生产并操持能量和产品。
大英博物馆展出复制的著名藏品乌尔军旗（Standard of Ur）生动再现了约5 000年前南部美索不达米亚诸城市的生活状态。乌尔军旗外形像个盒子，可能原本属乐器的一部分，或在军队出征时擎举，但现在我们还不确定它的真实功能究竟是什么。
乌尔军旗的两侧镶嵌着多幅图案，是由波斯湾的贝壳、阿富汗的青金石和印度的红宝石制成的。一侧显示和平中的乌尔城，其中有国王和富有的贵族在宴饮，还有歌者抚弄竖琴。国王和贵族的形象比仆人要大，这当然是凸显前者的地位和重要性，也是一种艺术传统。下面一层显示货物和牲畜被带到城市，也许正是为上述宴饮之故。农民生产的剩余产品正向上输送，以供上层精英群体的消费。军旗的另一侧显示战争中的乌尔城，并说明维持这一陡立的财富和权力梯阶的多种力量。顶部的人物最大，所以肯定是个国王。国王下面是军队，身着军服，军官们则坐在驴拉的战车上。此外还有一些图案显示践踏敌军士兵，以及战士拖曳着赤裸的俘虏，后者身上还有明显的伤痕。
5 0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城市实际上代表了一种社会模式，且在未来的数千年间成为主导社会模式。一方面有昂贵、装备精良的军队，另一方面又有社会精英的支持，统治者便得以拒敌于城门之外并维护权力与财富的梯阶，而其自身的权力和财富正有赖于这一梯阶。就像质子泵维持着细胞膜内外的能量梯度一样，国王的军队与贵族的武装侍从维持着规劝与强制的梯阶，并以此把财富从村落汲取到市镇和政府。所有农业文明都不乏这种权力等级的形象，穿着华丽的国王和领主震慑着强敌，同时也支配着臣下和平民。
从生态学角度看，国家及统治者代表着食物链的一个新台阶，或曰人类营养的新水平。我们业已见证来自阳光的能量如何通过光合作用进入生物圈，而后又经植物到食草动物再到食肉动物；我们还看到，能量在每一营养水平都出现大部分被浪费掉的现象，就好像在缴纳高额的垃圾税一样。其结果就是层次越高，其所能享有的能流就越少，所以说狮子总要比羚羊少，原因正在于此。农业为人类提供了更多可用的资源，所以在等级制的顶层又添加了一个营养的新水平。统治者、贵族和官员从农民的劳动和产出中榨取财富，农民从农耕活动中获取能量和食物，国家再利用这种劳力、产品和能流来支付军队、官僚机构、宫殿和使他们变得强大而富有的物品。
从生态学视角审视上述过程，我们便不难得知：其实财富从不只是物，而是由制造、移动、开采和改造物的能流组成。财富本质上是压缩的阳光，就像物质本质上乃凝结的能量一样。从大量人口中调用这种压缩的能量以及使之成为可能的资源流动，从来都是统治者和政府的基本任务，而要完成这项任务则形塑了整个进化过程和农业文明史的方方面面。
事实上，征调工作对传统国家而言要比现代国家更重要。传统国家的统治者没有必要特别关注臣属的教育、健康及日常生活，因为作为臣属的农民一般都能养活自己。许多农民实际上完全可以继续生活在远离国家和帝国的独立的村落，所以他们即使接受了国家的统治，但主要任务依旧是在本地开采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统治者、官员和贵族对征调任务也愈发圆熟，所以哪怕有时需要征调更多的资源来建造宫殿或修路、招募新兵或为自己的奢侈品买单，也很少有传统的统治者会选择投资创新以提高生产力，后者是到了现代才有的发展战略。换言之，传统的统治者在技术上相当保守，因为变革创新很难在他们有生之年有显著回报，甚至还会扰乱既有的财富流动。统治者可能会投资新式武器的制造或修路，但其面对的最大挑战依然是在现有技术的条件下使用传统征调形式实现可利用资源的增加。
要增加财富并提升权力，传统的统治者有三种主要的选项。最富远见的统治者会规劝农民开荒拓田，敦促商人寻找新商品。但更多统治者会选择另外两种获利更快的选项，后者显然更具危险性和强制性：加大对民众的盘剥力度，哪怕会引发民众暴动或经济崩溃；或派军队洗劫邻国的财富，虽然胜负难料，因为这明显是一种赌博。后者相对危险，但时常很灵验，难怪大多数传统精英都异常好战。还有，统治者很喜欢为自己立碑，以标榜自己的英明，为此，常披坚执锐、一身戎装，因为这毕竟是个资源有限的世界，要获取更多就必须诉诸武力，而且有能力施暴于敌常得到世人的广泛赞颂。身为国王，能够从邻国获取财富可谓提振经济最重要的手段，而一旦成功（可试想一下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战事迹），便会为国王赢得无数赞誉，而没人理会这样的做法会造成多少人间惨剧。
征调的核心作用从众多传统统治者编订的治术手册中更是一目了然。比如，印度的《政事论》（Arthasastra，又译《治国安邦术》）中就有大量的例证。该书成书大概不过2 000年。印度次大陆北部沿印度河流域一带出现强大的国家，可能要追溯到4 200年前。但所谓的印度河文明才不过400年后就解体了。此后过了800年，沿恒河流域一带又出现了新的国家，而此时的冶铁技术也使得清林造田成为可能，所以农业规模扩大、人口激增。至公元前500年，强大的城市和国家纷纷崛起，有的甚至还征服了规模较小的城邦。此后200年间，强大的摩揭陀国（Magadha）问世了，都城华氏城（Pataliputra），靠近现在的巴特那城（Patna）。摩揭陀国鼎盛时期，华氏城人口可能已逾百万，与西方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城（Rome）不相上下。大约公元前320年，摩揭陀国在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27年入侵印度北部未果的情况下被孔雀（Mauryan）帝国征服。据说，《政事论》的作者考底利耶（Kautilya）是孔雀帝国皇帝旃陀罗笈多（Candragupta Maurya，公元前320—前298年在位）的宰相，但《政事论》很可能是在其后几个世纪才问世的。
如同许多治术手册一样，《政事论》开篇便明言：人类最可怖的情形便是无国无君，世间无以惩处罪恶“遂导致大鱼吃小鱼的池塘法则——没有人惩治罪恶，弱者便遭强者欺凌；只有君主才能保证平民不受侵犯。”[6]当然，这是统治者乐见的陈词滥调，但尽管如此，此言却道出一普遍真理：即使对大多数农民而言，存在一个有法有度的国家还是多有裨益的。
至于统治者的主要任务，《政事论》是这样小结的：
农业、畜牧业和贸易构成经济。经济之裨益，在其能提供粮食、牲畜、金钱、林产品和劳力。君主（统治者）以经济、财政和军队为手段，就可以将己方势力甚至敌方势力置于自己的麾下。既让人有所作为又不失安全感……关键在有恶必惩【danda，或君主的权杖】；惩恶的机制全在政治。政治之义，在求得尚不得者，捍卫己之所得，增益己之所贵，使贤者终有所获。惟如此，良世才得始终。故此，惩恶实为三种知识体系之根基。[7]
显然，这里所说的关乎征调，关乎能流驱动机制，关乎劳动力，关乎农民、普通劳力及工匠创造的财富能否上达高层统治者，关乎维系国家稳定。手册以大量篇幅规谏税收、选拔官员、组建并供给军队、监狱管理等程序，以确保农民创造足够的财富，保障社会繁荣。
及时准确的信息是保障合理征调的关键。事实上，成功的征调意味着征调者必须掌握比被征调者更多更全面的信息。《政事论》详细描述了如何建立间谍网、如何归档法庭记录，以及如何清查政府的各类资源和全部资产。因此，人口普查至关重要。负责中央财政税收的官员必须详细记录村庄的总数，并按其财富、粮食、牲畜、货币、林产品、劳动力及服役士兵的数量加以分类。负责城管的官员必须“根据种姓、血统、姓氏、职业、收入与支出等情况，详细记录每个群体（指家庭群体）中男女的数量。”[8]负责地方财政税收的官员则必须详细记录人口中有哪些是“农民、牧人、商人、工匠、普通劳力抑或奴隶”，还须记录其他规模较小的群体，包括魔术师、妓院老鸨、酒店老板、士兵、医生和官员等。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官员负责记录马匹（按年龄、颜色、健康状况和原产地列出）、大象及其他重要资源。[9]
国家如同生物一样，是一种复杂的适应性系统，因此与生物有机体有许多共同之处。事实上，有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二者的相似之处。比如，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就把国家描述为一个巨大的怪物或利维坦：
主权国家实为一种人造的个体，虽然身形和力量都比自然人要大得多，……其中，所谓君主是人造的灵魂；……大法官及其他司法官员是人造的关节；奖惩……构成神经元……所有个体拥有的财富可谓国家的力量所在；民众的安危（Salus Populi）乃国家之营业；各类资政官员……乃国家之记忆；公平与法律系人造之理性与意志；上下协调一致，可谓国之康泰；发生叛乱，可谓处于病态；若陷入内战，国家即告死亡。
国家的主要特征确与生物体颇为相似。就像生物细胞一样，国与国之间有半渗透性的边境，从而造成受严密保护的腹地。发生在边境的人、物流动对国家的生存至关重要，因此受到严密监控。国家也有“新陈代谢”过程，其间要征调能流与资源并适当分配，先顾精英（《政事论》中所谓的“贤达”），再养军队与官僚，保卫加管理，以保障国家能够正常运转。还有一点国家与生物体也是一样，即大部分能流的终极来源是植物的光合作用，所以才有农民从太阳光那里获取能量。另外，国家与生物体均须悉心管控能流，能流过小，国家也会饿死；能流过大，臣民会反抗或饿死，而且能流与资源流还会枯竭。生物体有驱动能流的电化梯阶，国家有规劝和强制的梯阶。国家使用法律、教育和宗教规劝臣民，说明国家权力的正当性，而一旦规劝失败，还会使用军队和专业的强制集团迫使臣民接受其统治。所以《政事论》将惩恶作为国家的根基。强制对所有农业文明的征调运作至为根本，因此，农业文明都特别强调战争的重要性，并在社会和家庭层面普遍使用体罚。
国家如同有机体，会密切跟踪有关资源和敌人的信息，以不断适应不稳定的环境。警惕危险并追踪财富流动都需要有章法地记录信息，这对法警、间谍和人口普查人员都是一样。因此，所有国家都发展出了某种形式的文字，甚至南美的印加帝国（Inca empire）也不例外，后者的文字其实就是结绳文字，或称奎普（qipu）。无论在何地，文字得以进化都是因为它能记录有用的政治信息。国家有规则，就像细胞有基因组一样。在各国，这类规则都比比皆是，如法律书籍、上层统治者及地方官员的宣示、类似《政事论》的治术手册等，还被刻到石柱上，成为上层统治者或基层官员集体智慧的结晶，或渗透到宗教传统中。
如果我们把国家看作是一种生物的类属或某种类型的政治有机体，我们便可以看到：传统的国家有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其间，统治者与官员学会了新的治国方法，获得了新的政治、军事和官僚技术。事实上，国家与农业文明数千年的进化过程足堪与生物圈的演进史相类比：国家进入新的生态位，于是发展出新的统治方法和新的政治技术，有些国家消失了，有些国家发展出新的种类，还有些国家发展壮大，权力与知识也随之不断提升。
农业国家的普及
国家亦如同农耕生活方式的发展历程，也是在世界各地独自历练而成。有一点毫不奇怪，国家往往是在农耕相当发达的时代产生的，有时竟至数百年，甚至数千年，待后者发达到足以支撑庞大的人口、大额的剩余产品、商贸网络及蓬勃发展的市镇之后。但国家及其附属的点缀物却并非在所有农耕的区域展开。比如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或密西西比河流域，农耕催生了大型村庄的问世，也能支撑某种形式的权力架构，但却无力促成更大规模的城市或国家。
我们追溯农业文明在不同世界地带的展开，就如同一睹某种传染病的传播，更类似农耕生活方式的扩散。
5 000年前，只有美索不达米亚及尼罗河流域有国家存在。但即使在那时，既有的国家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美索不达米亚最早问世的国家多只基于单个的城市，而且彼此之间战争不断。而在尼罗河流域，最初国家的规模却要大得多，城市的作用反倒不甚显著。此后1 000年，随着人口增多和治术的演进，美索不达米亚的国家变得异常强大，统治的地域也不断扩大。至4 000年前，在尼罗河流域南埃及一带，在苏丹、印度河流域、印度次大陆北部、中亚及中国北部黄河流域都出现了国家。再过1 000多年，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地中海东部的广大地区、中国南部尤其是长江流域、东南亚各地也都有国家的建构出现。而在欧洲和西非，也先是出现强大的酋邦（chiefdoms），而后又进一步演化成完善的国家体系。至2 000年前，美洲世界地带也出现了国家和农业文明，特别是在中美洲及安第斯山脉地区，这里的国家有着与亚非欧大陆国家基本相似的新陈代谢机制。
国家与帝国都变得异常强大和富有，而且伴随统治技术的演进，其掌控的地域和人口也不断扩大且日趋多元。爱沙尼亚学者赖因·塔格佩拉（Rein Taagepera）曾试图量化国家疆域增长幅度的规律。根据塔格佩拉的估算，最早的国家在公元前3000年只是覆盖了地球的一小部分，也许只有1/10兆米（megameter）。（一兆米等于一百万平方公里，大致相当于现代埃及的大小。）公元前2000—前1000年这1 000年间，各国辖区面积加起来增加到一兆米或一兆米半，但这仍不过今日世界各国辖区面积的1%左右。当时世界上大部分人口仍居住在独立的村落或过着觅食群落的生活。
距今4 000—3 000年的1 000年间（公元前2000—前1000年）的历史表明，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兴灭简直太常见了。在印度河流域地区，也就是现在的巴基斯坦，整个一个系列的国家体系几乎转瞬即逝，留给后世的只剩下些许残垣断壁和迄今仍撩弄人心却无力解读的铭文。但在公元前1000年后，国家迅猛增长的势头又回来了，新国家在新地区不断兴起，而既有的国家体系也在蓬勃壮大。由波斯皇帝居鲁士（Cyrus）在公元前560年奠基的阿契美尼德帝国（Achaemenid Empire）是在此前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亚述帝国（Assyrian Empire）遗址上建立起来的，可算是人类史上第一个超级帝国。在鼎盛时期，阿契美尼德帝国控制的疆域可能达到了6兆米。两个世纪以后，印度北部的孔雀帝国（Mauryan Empire）可能已超过3兆米，而在中国的汉帝国与阿契美尼德帝国不相上下。2000年前，当罗马帝国与汉帝国竞相繁荣之际，中美洲与安第斯山脉地区也出现了当地最早的国家体系，只不过其规模相比亚非欧大陆世界地带的大帝国要小，人口也少很多。塔格佩拉估计，至2 000年前，国家体系控制的区域大约为16兆米，约占地球陆地面积的13%。
国家与文明的扩张伴随技术、商品、观念、宗教和哲学在广大世界地带的传播，又刺激了新式集体知识的问世。驱动人口增长、贸易网络扩张及国家体系层出不穷的不只是来自农耕的食物和能流，还包括各式各样的创新。有更多的人生活在更多元化的环境中，就有了信息与创新更加快速的积累。这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不断加速的技术交流，比如新式货币，或改进了的船舶和道路。亚非欧大陆的帝国均擅长筑路，而道路正可谓帝国的大动脉。帝国统治者注重道路建设，便可以实现军队和商队在更宽广的地域快速移动，与此同时，帝国还不断兴建信息的快速传递系统，使帝国很快就能获悉反叛者或敌方威胁的信息。由波斯的苏萨（Susa）到现代以弗所（Ephesus）附近萨迪斯（Sardis）的皇家大道是由阿契美尼德皇帝大流士（Darius）修建的，对此，希罗多德（Herodotus）曾有过描述。它绵延2 700多千米，使信使通过换马驿站只用7天的时间就可以穿越此前步行90天才能走到的距离。
文字的问世使帝国统治者可以很便捷地存储有关帝国及臣民的重要信息。新的军事技术——比如更好的马具、驼鞍、更强大的弹射器或更快的战车等——改变了战争的性质，而陆海交通的改进则改造了商业运营的模式，使农产品的运输变得更快捷。从古苏美尔时代起，新的冶金技术就传播至整个亚非欧大陆世界地带。先是铜锡合金的青铜（bronze）；从大约3 000年前开始，熔炉的效率已足以熔炼铁，而且铁比青铜更坚硬、更便宜，铁矿也比锡矿或铜矿更常见、更容易获得。自始于公元前1000年的铁器时代（Iron Age），金属开始被用于制造武器、农具、马具、手推车和马车，甚至用于制造普通家庭用品，如罐和锅。
集体知识改造了人们有关教育、哲学和科学的思想，甚至还包括各主要国家宗教背后丰富的神学思维，所有神学都融汇了时人有关整个世界的起源故事。大多数国家都试图影响臣民的宗教认知，所以大量修建庙宇并豢养官方的祭司。不过，国家却通常都严厉打击萨满师（shamans）或其他宗教首领，因为后者保留了很多非官方认可的宗教信仰和习俗。最初的国家都崇拜地方神祇，但伴随国家在地域上的扩张，其神祇似乎也变得更加强大，管辖的地域也增多了。在规模较大的帝国，也因此出现了至高无上的神祇，比如琐罗亚斯德教的阿胡拉·玛兹达（Ahura Mazda），即阿契美尼德帝国的至上神。这种至上神在信徒的眼里都是普世的统治者，因为其崇拜的帝国都号称统治着当时已知的整个世界。世界各主要宗教，包括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希腊罗马的传统宗教、印度教、佛教、儒教、美洲的宗教等等，都把神灵看作是某种超人的存在。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世俗统治者与宗教机构的领袖都是相互合作，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虔诚的宗教信仰有助于其从现行体制赢得支持并双双受益。
深谙治术精髓的统治者有很多增加财富的高招。他们会努力保护农民，使其免遭过度剥削，因为他们知道，其所拥有的大部分财富来自农民。如若过度剥削，最终会给自己带来危险；所以这些统治者会很明智地保护农民，使其不受敌军和贪婪地主的侵害，在庄稼歉收时甚至还会开仓赈济。《政事论》曾指出，农民是国家的经济基础，所以明智的统治者都希望农民兴旺发达。娴熟老练的统治者还鼓励国际贸易，以使富人有机会获得稀有物及有战略价值的物品，如珠宝或丝绸、制造青铜用的锡以及养活城市人的谷物。此外，还有许多商家贩卖人口，因为捕获来的奴隶就可以拿来买卖，可充当劳工、仆人或投入战场去作战。这种人口贸易在地中海东部和中亚等地都有很大的市场。从贸易中获益的统治者们又会投资市场和商队（caravansaries），他们保护商人，兴建公路、航道和港口，目的是使货物移动得更快更远。
随着国家的不断扩张，不同地域间彼此交流的网络也在扩大。早在4 0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邦国家已与印度、埃及和中亚多地存在贸易关系，而中亚各国也与中国进行贸易。及至2 000年前，经由这种贸易网络有大宗货物——包括丝绸、硬币、玻璃器皿和香料——横穿亚非欧大陆及印度洋航线被转运至世界各地，其中的陆路贸易网络被称为丝绸之路。当然，这种国际性的贸易往来还同时传播着没有人想要的东西，那就是疾病，比如天花（smallpox）和黑死病（bubonic plague）。亚非欧大陆本来人口非常密集的地区在2 000—1 000年前这段时间出现增长缓慢，其原因正在于不时爆发的瘟疫，比如大约1 500年前，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统治时期就曾有大规模的瘟疫爆发。
早在2 000年前，横跨亚非欧大陆的大帝国已经出现，其中包括罗马帝国、萨珊（Sassanian）帝国、贵霜（Kushan）帝国、孔雀帝国和汉帝国。在这些大帝国的夹缝中还有众多半独立的小国。在此后的一个千年，即2 000—1 000年前的这段时间里，有些大帝国溃败了，其中就有上述规模最大的罗马帝国和汉帝国。所以说，瘟疫的传播与帝国的解体使人类社会的增长迟滞了近千年。但到了1 000年前，又有了新的增长迹象。村落、城市和贸易网络在此前人烟稀少的中国华南、北欧和非洲迅速扩张。不过，这中间最令人震撼的恐怕还是公元8世纪一种新政治体系的骤然崛起，与此相联的还有一种新的世界性宗教——伊斯兰教。
4个世纪后，也就是公元13世纪，蒙古帝国更是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由牧民创建起来。蒙古帝国虽然前后还不到一个世纪，但却是人类史上疆域最大的帝国，横跨整个亚非欧大陆，从朝鲜一直延伸至东欧。美洲最早且货真价实的国家体系是在大约2 000年前问世的，主要集中在中美洲与安第斯山脉地区。美洲许多国家，如玛雅，都只基于单个的城市，如同3 000年前苏美尔的城邦国家一样。但至蒙古帝国时期，美洲也出现了帝国体制，帝国控制着多座城市和大片领土，其中包括阿兹特克（Aztec）帝国和印加（Inca）帝国的前身。
衡量人类史上农业时代的变化
人类发展至农耕时代，我们才第一次拥有了足够的信息，得以衡量人类史上的重大变革。我们可以尝试评估一下：人类社会是如何使用能量的？能量与不断提升的复杂性在人类史上究竟有何关联？并与恒星及生物圈的演进历程加以比较。本书附录中的数字让读者能够大致看清能量在人类史上的作用及其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当然这些数字还只是试验性的，但却基于我们现有的对人类史上大规模变化的最精心细致的估计。由此而来的大历史故事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看清人类史在更广阔背景下的形态。
在前一章我们看到，人类的总人口在旧石器时代已出现增长，但却非常缓慢，在最后一季冰期至今的2万年间大致是每千年增加25万。附录中B栏的数字显示，在引进农业之后，人类人口出现极速增长的局面，在10 000—5 000年前，人类总人口翻了两番；在此后5 000—2 000年前，又几乎增长了10倍。所以说，在10 000—2 000年前的这段时间，人类总人口增长了大约40倍，平均每千年增加2 500万，大约是旧石器时代末期平均增长率的100倍。
人类总人口的快速增长得益于人类能量消费的大幅提升（附录C栏）。2 000年前，人类的能量消费是最后一季冰期末期的约70倍。这种巨幅的能量消费和人口增长自然是由农耕买单，包括熵索要的各种复杂税以及富人和有权势者的大量财富。但对大多数人而言，却并未见生活改善的迹象。
上述能量总量中的大部分——但并非全部——都用来支撑人口增长了。由附录D栏可看出，自5 000年前开始，人均能量消费事实上确有小幅提高。我们迄今还不能准确测算被用于人口增长之外的额外能量是如何分配的，但我们确知的农业社会的进化历程却能显示这种能量消费最重要的取向。能量首先被用来提升自身的复杂性。从附录F栏中，我们可粗略看清复杂性不断提升的大趋势。其中有这样一个假定，即城市规模能够显示人类建造、维护并支付复杂社会与技术结构的能力，因为城市如同文明一样，要维持就必需大量的组织工作及大幅支出，比如要有建筑、联通城市内外的公路、引水的沟渠、宫殿和寺庙、官员、警察、市场和士兵。我们当然可以把这类支出看作是熵索要的复杂税。但除此之外，熵还会索要一种垃圾税。这是一种没有人能够真正受益的能量，包括战争、自然灾害及流行病期间浪费的能量。
我们知道，上述额外能量中的一部分被用来改善农业文明中差不多10%的精英群体的生活。精英群体掌控着大量财富，而且上述（附录E栏中）预期寿命出现的增长可能也仅限于有权势者和富人。所以说，至少上述额外能量中有少部分被用来改善部分人的生活。只不过除去所有这些支出之后，几乎再没有多余的能量借以提高其他人的生活水准了。因此，从现有的全部证据看，虽然农业时代的人们偶然也能享受奢华，但大多数时候，绝大多数的人却只能维持温饱而已。据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估计，在欧洲大多数国家，甚至到1900年，也只是1%的人口拥有大约50%的国民财富，10%的人口占有国民财富的90%，而另外90%的人口拥有的财富仅占国民财富的10%。从现代意义上说，所谓中产阶级其实根本不存在，因为“中间40%在财富分配方面几乎与最底层的50%一样贫穷。绝大多数人几乎什么都没有，而整个社会资产的大部分只属于少数人。”[10]
假如上述财富分配状况适用于大多数农业文明，那我们断然可得出如下结论，即源自农耕的大量能流只改善了总人口中稍超10%的人的生活。从既往的历史看，哪怕人类发现再多的宝物，其发展轨迹也不过大致如此。若要实现更多人受益，我们还需另一种能源富矿，一种超越农耕能源的富矿。本书下一章将描述通向节点八的重大变革，这一新节点将为人类开掘异常丰富的能源奠定基础，也即步入当今世界。
[1] Richard Lee, “What Hunters Do for a Living, or, How to Make Out on Scarce Resources,” in Man the Hunter,ed. R. Lee and I. De Vore (Chicago: Aldine, 1968).
[2] Chris Scarre, ed., The Human Past: World Pre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ies(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2005), 403.
[3] 转引自Alfred J. Andrea and James H. Overfield, The Human Record: Sources of Global History,vol. 1, 4th ed. (Boston: Wadsworth, 2008), 23–24。
[4] 转引自Robert C. Tucker, ed., The Marx-Engels Reader,2nd ed. (New York: W. W.Norton, 1978), 608。
[5] Hans J. Nissen, “Urbanization and the Techniques of Communication: The Mesopotamian City of Uruk During the Fourth Millennium bce,” in Cambridge World History,vol. 3, Merry Wiesner-Hanks,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115– 16.
[6] Mark McClish and Patrick Olivelle, eds., The Arthasastra: Selections from the Classic Indian Work on Statecraft(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2012),sections 1.4.13–15, Kindle.
[7] Mark McClish and Patrick Olivelle, eds., The Arthasastra: Selections from the Classic Indian Work on Statecraft(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2012),sections 1.4.1–1.4.4, 1.5.1。
[8] Mark McClish and Patrick Olivelle, eds., The Arthasastra: Selections from the Classic Indian Work on Statecraft(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2012),section 2.36.3。
[9] Mark McClish and Patrick Olivelle, eds., The Arthasastra: Selections from the Classic Indian Work on Statecraft(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2012),section 2.35.4。
[10]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trans. Arthur Goldhammer(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70, and see page 258, table 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