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群体信念的宗教形式
什么构成了宗教情感/宗教情感独立于对一个神灵的崇拜/宗教情感的特征/带上了宗教形式的信念的强大/不同的例子/民间的神灵从未消失/民间的神灵以何种形式重生/无神论的宗教形式/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些概念的重要性/宗教改革，圣巴特罗缪之屠，大革命的恐怖时期，以及一切类似的时期，都是群体的宗教情感的结果，而非孤立的个体的意志的结果。
我们前面看到，群体是不做理性推理的。他们一股脑儿地接受或摈弃一种理念，不接受讨论，不接受矛盾，对他们产生影响的种种暗示可以整个儿侵入他们的理解场，而且马上就能转化为行动。我们证明，如果群体受了好的暗示，也可以时刻为一种向他们暗示出的理想做出牺牲。最后，我们还看到，群体只认可强烈的、极端的情感。在群体那里，友善很快就变成崇拜，讨厌很快就转化为仇恨。这些基本的考量，已经可以让我们预感到，群体的信念属于什么性质。
我们如果细细地考察群体的信念，无论是那些宗教信仰普及的时代，还是政治暴动风起云涌的时代，比如18世纪的几次大暴动，我们可以看到，它们都具有一种特殊的形式。我想，最好的定义就是，这是一种宗教情感。
这种情感的特征非常简单：对一个被认为是高一级的人产生崇拜，对他被认为具有的力量产生恐惧，对他的号令盲目服从；无法对他定下的教条展开讨论；有传播这些信条的强烈愿望；倾向于将不愿意接受这些信条的人都视为敌人。无论这样一种情感适用于一个看不见的神，一个石制的偶像，一个英雄，还是一种政治理念，其本质都是宗教性的，同时具备超自然和奇迹的效应。群体赋予政治口号或者成功地让它们绝对化了的政治首脑同一种神秘的能力。
说一个人有宗教性，并不仅仅因为他崇拜一个神灵，而是当他将自己神智的所有能力，自己意志的所有力量，自己狂热的所有热情，都服从于一种事业，或者一个人，任其成为自己情感和行为的目标和向导。
不宽容和狂热必然伴随一种宗教情感。这在那些认为自己拥有人间至福或永恒幸福的秘密的人身上，是不可避免的。当随便一种信念让一个群体愤然站出来，就一定同时具备不宽容和狂热这两大特点。恐怖时期的雅各宾党人与宗教裁判所时期的天主教信徒具有同样深层的宗教性。他们那些残酷的热情，来自同样的源泉。
群体的信念，具备这些内在于宗教情感的特点：盲目的顺从，粗暴的不宽容，强烈的宣传欲望。所以我们可以说，他们的所有信仰，都具有宗教形式。群体欢呼的英雄，对他们来说是真正的神。在十五年中，拿破仑就是神。没有神灵比他拥有更为完美的信徒。没有一个神灵更轻易地让人去送死。无论是多神论信仰的神灵，还是基督教的神，都未能像他那样对人的灵魂产生如此彻底的帝国般的控制。
宗教或者政治信仰的奠基者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它们，就是知道如何让群体接受这种激进的宗教情感，让人觉得在崇拜中可以找到幸福，并驱使他为了自己的偶像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任何时代都是这样。福斯太尔·德·库朗日注21在他那本关于罗马统治时期的高卢的佳作中指出，罗马帝国并非通过武力来维持统治，而是通过它唤起的宗教崇拜。他说得非常在理：“在世界史上，没有相似的例子，一个被民众憎恨的体制，居然持续了五个世纪……人们无法解释，仅仅依靠帝国的三十个军团，就可以迫使上亿人服从。”之所以上亿人服从，是因为皇帝代表了帝国的伟大，被全体人崇拜为神灵。在帝国的任何一个小镇，都有皇帝的神位。“在那个时代，无论是在帝国的哪一个地方，在每个人身上，都出现了一种新的宗教，其神灵就是皇帝本身。在基督元年之前几年，由六十座城邦所代表的整个高卢，在里昂市附近，一起为奥古斯都皇帝建起了一座神庙……里面的教士由高卢的各个城邦共同选出，是他们最重要的人物……我们无法将此举解释为出于恐惧或者奴性。整个民族并不奴性，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充满血性。崇拜君主的，并非一些谄媚者，而是罗马。不仅仅是罗马，而是整个高卢，是西班牙，希腊，亚洲。”
今天，大多数伟大的征服者都不再拥有神位，但他们有自己的雕像，或者画像。人们对他们的崇拜，并不明显亚于以前。我们只有深入了解这一群体心理学的根本点，才有可能理解一点历史哲学：对于群体来说，要么成为神，要么什么也不是。
这些并不是已经被理性永久驱逐的旧时代的迷信。在与理性的永恒斗争中，情感从未被打败过。群体不再愿意听到曾经长时间压制他们的一些词，比如神灵，比如宗教。但是，一个世纪以来树立起的雕像和神位，比任何一个以往的时代都要多。比如被称为布朗热主义运动的民众运动，就证明了一点：群体的宗教本能，是可以如何轻易地死灰复燃。没有一个村庄的小酒馆内，不挂上英雄的画像。人们说他具备所有能力，可以铲除一切不公，一切罪恶，成千上万的人愿意为他赴死。假如他的性格，真的可以够得上他的传奇，他在历史上能够获得多么重要的位置啊！
因此，说群体需要一种宗教，乃是一种极其无用的、平庸的说法。政治信念、神圣信念和社会信念，只有在具备了宗教的形式之后，才能在群体身上安家落户，因为这样可以让信念免于辩论。无神论之所以能够被群体接受，是因为它具备了宗教情感所具备的所有的不宽容和狂热，而且，在它的外在形式上，无神论很快就变成一种崇拜。实证主义的小圈子的演变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实证主义者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我们深刻地讲述了其故事的那位虚无主义者。忽一日，他被理性之光照亮，于是毁掉了他的小礼拜堂中所有装饰祭坛的神灵和圣人的画像，吹灭了所有的蜡烛。他一分钟的时间也不浪费，马上用几本无神论哲学家的著作，来换掉被毁掉的画像，然后再虔诚地点燃蜡烛。他的宗教信仰的对象改变了，但是，他的宗教情感，我们真的可以说也改变了吗？
我再次重复一遍，我们要想理解一些历史事件，尤其是一些最重要的事件，就必须理解，群体的信念，最终带上了什么样的宗教形式。许多社会现象，需要的不是一个博物学家的研究，而是心理学家的研究。我们伟大的历史学家丹纳只是作为博物学家，去考察了法国大革命，因此，他根本就没有能够找到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他很好地考察了事实，但是，由于没有深入群体的心理，这位著名的作者一直都没有追溯到事件的原因。他被事实的血腥、无政府状态和凶残的一面吓坏了，认为在这一伟大史诗中的英雄们，只是一群患了癫痫病的野蛮人，毫无顾忌地听任自己本能的施虐。大革命的残暴，它的杀戮，它的宣传需求，它对所有国王的宣战，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得到解释，那就是，必须把大革命看作是群体的灵魂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宗教信仰的结果。宗教改革，圣巴特罗缪之夜，宗教战争，宗教裁判所，以及大革命的恐怖时期，都是同一种现象。它们之所以得以完成，就是在这些宗教情感的暗示之下。这种宗教情感必定导致人们通过武器，去铲除一切妨碍新的宗教信仰得以树立的东西。宗教裁判所和恐怖时期的人的做法，都是坚信自己正确无比的人的做法。如果他们采取了其他的做法，就不是自信正确的人了。
与我以上列举的动荡类似的事件之所以能够发生，皆因群体的灵魂鼓动而成。最绝对的暴君，也没有能力掀起此类动荡。有些历史学家把圣巴特罗缪之屠说成是一个国王所为。他们既对群体的心理无知，也对国王的心理无知。类似的表现只能出自民众的灵魂。最独裁的君主的最绝对的权力，也只能加速或稍稍推迟这一时刻的到来。圣巴特罗缪之屠，宗教战争，均非国王所为，正如恐怖时期并非罗伯斯庇尔、丹东或圣鞠斯特造成。在类似的事件背后，我们总能看到群体的灵魂。
注21 福斯太尔·德·库朗日（Fustel de Coulanges, 1830—1889），法国19世纪著名历史学家，著有《古代城邦》《法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等，对后世影响很大。他有关宗教在社会中的作用的研究尤为重要，被视为社会学的先驱。涂尔干的博士论文即题献给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