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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篇 群体的意见和信仰
第一章 群体的信仰和意见的遥远成因
群体信仰的预备性成因/群体信仰的形成是预先准备的结果/对信仰的诸多成因的研究。
1.种族/种族占主导性的影响/种族代表了祖先的暗示。
2.传统/传统是种族的灵魂的综合/传统的社会重要性/传统在有用之后，变得有害。
3.时间/时间准备了信仰的形成，然后造成信仰的摧毁。
4.政治与社会制度/对这些制度的作用的错误认识/它们的影响是非常小的/它们是果，而非因/人民不会选择对他们来说最好的制度/制度只是一个标签，在相同的名字下，隐藏着大相径庭的东西/如何制订宪法法令/对一些民族来说，一些从理论上讲是不好的制度，也有必要性，如中央集权。
5.教学和教育/当今对教育对群体的影响有诸多错误认识/统计学指数/拉丁教育的去道德化作用/教育可以起到的作用/不同民族提供的例子。
我们在上篇研究了群体的心理构成。我们知道了他们的感知方式、思维方式和逻辑推理方式。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他们的意见和信仰是如何产生并建立起来的。
决定这些意见和信仰的因素有两类：遥远的成因，以及即时的成因。
遥远的因素使得群体可以确信某些东西，而拒绝接受另一些。这些遥远的因素准备好了场地，可以让人突然看到一些新观念的出现，这些新观念的力量与后果都令人惊讶，然而，它们只是表面上显得是自发产生的。一些观念在群体身上显得是突然爆发的，突然付诸行动的，其实只是一种表面的效果，在其后面，我们必须寻找一种在此之前的非常长久的准备工作。
即时的因素是那些与这一长期的工作重叠在一起的因素，没有这一长期的工作，它们就无法产生效应，无法说服群体，导致行动，也就无法让观念得到实施，任其恣睢，带来种种后果。在这些即时因素的推动下，出现一些决定，可以让群体突然间揭竿而起。通过它们，出现一次暴动，或者决定一场罢工。通过它们，数量众多的大多数把一个人推向权力巅峰，或者让一个政府下台。
在历史上所有重大事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两类因素的相继作用。假如我们仅仅以最令人震惊的法国大革命为例，那么，在它的遥远成因中，有作家们的批评，旧制度的种种倒行逆施。经过如此准备的群体的灵魂，后来就很容易被一些即时的因素激发起愤怒，比如演说家们的演讲，以及宫廷对一些无关紧要的改革的抵触。
在所有遥远的成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最普遍的成因，是群体的所有信仰和意见中都可以找到的。它们是：种族，传统，时间，制度，教育。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每一个。
一 种族
这一因素，种族，必须放在第一位，因为仅它本身就远远比其他所有因素都重要。我们已经在前一部著作中好好研究了这一点，因此，无须在此展开太多。我们已经说明了，什么是一个历史性的种族，以及，一旦种族的性格形成之后，它的信仰，它的制度，它的艺术，一句话，它的文明的所有因素，都成为它的灵魂的外在表达。种族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没有一种元素，可以从一个民族转到另一个民族而不经受最深刻的变化。注22
阶层，背景，事件，都代表着一时的社会暗示。它们可以产生重要的作用，但假如它们与种族的暗示相悖，那么，都仅仅是当下的、暂时的。种族意味着整体的祖先传承。
在本书的不少章节，我们还会讲到种族的影响，并证明，这一影响是如此地重要，可以主导群体灵魂的特殊个性。正因如此，各个不同的国家，在其信仰和行为中，都显示出非常明显的不同，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受到影响。
二 传统
传统代表了过去的思想、需求和情感。它们是种族的整体综合，并以其所有的重量，压在我们身上。
胚胎学已经证明，人的过去在人的演变过程中起到的巨大作用。从此以后，生物学就改变了。当这样一种概念得到更大的推广，历史学也将大大改变。但这一概念还不够普及，许多政治家还停留在18世纪理论家的一些想法上，以为一个社会可以与它的过去彻底决裂，并在理性之光的引导下，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社会。
一个民族，是由过去创造出来的有机体。与所有的有机体一样，它只能够通过遗传因素的缓慢积累，才可以自我改变。
真正引导一个民族的，就是它的传统。而且，正如我已经说了无数次的，它们轻易变化的，只是一些外在的形式。没有传统，也就没有民族的灵魂，什么文明都不可能存在。
因此，自从人类存在以来，人所从事的两大工作就是，先创造出一个自成一体的传统，然后，当这些传统不再有益处之后，将它们毁掉。没有稳定的传统，就没有文明；没有对这些传统的缓慢的消灭，就没有进步。难的是在稳定性和变化性之间，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均衡。这一困难是巨大的。当一个民族任由它的风俗在一代一代人当中过于牢固地固定下来，它就不会演变了，就变得跟中国一样，不再能够完善自身。粗暴的革命本身也变得没有用，因为其结果就是，要么链子断裂后的碎片很快就又衔接在一起，过去得以回归，什么变化也没有，要么，四分五裂的碎片产生出无政府状态，并很快导致堕落。
因此，一个民族的根本性的任务，必须是保留过去的制度，一步一步地改变它们。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古代的罗马人，近代的英国人，几乎是唯一两个能够完成此任务的。
传统思想最顽固的保守者，最固执地与变化相对立的，恰恰是群体，尤其是群体中的一个种类，即形成等级集团的人。我曾经强调过这一保守的精神，并证明了，许多反叛，最后只是导致了一些说法的改变。在上世纪末，面对被毁掉的教堂，被驱逐或者上了断头台的教士，以及对天主教的全面迫害，人们以为，古老的宗教思想，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权力；然而，只过了几年，在全面的呼吁下，被废除的宗教崇拜就又重新建立了起来。注23
没有更好的例子，可以说明传统对群体的灵魂所产生的力量。庙宇里摆放的偶像，不是最可怕的，暴君的宫殿里住着的君主，不是最独裁的。人们可以非常容易地摧毁庙宇和宫殿。在我们的灵魂中占统治地位的看不见的主人，才是任何努力都无法摧毁的。只有在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的长时间磨损下，它才会慢慢让位。
三 时间
在社会问题中，正如在生物问题中，最有能量的动因之一，就是时间。它是真正的创造者，也是伟大的毁灭者。是时间用沙砾聚成高山，将地质时代隐秘的细胞升华到尊贵的人。无论想改变什么现象，只需要有几个世纪的时间的介入。人们很有理由说，即便是一只蚂蚁，只要有足够的时间，也可以踏平勃朗峰。一个人要是有魔法，可以任意改变时间，那么，他拥有的力量，堪比信徒们心中的神力。
但我们在此只关注时间对群体意见产生的影响。从这一角度来看，它的作用更加巨大。一些伟大的力量都从属于它，比如种族，没有时间，就无法形成。它让一切信仰演变、消亡。通过时间，信仰获得力量，同样，由于时间，信仰失去力量。
时间准备好群体的意见和信仰，也就是准备好场地，让它们可以发芽。接下来，在某一时期可以实现的想法，到了另一个时代，就无法实现。时间聚集了大量的信仰和思想的残存，在它们之上，诞生出一个时代的观念。一个时代的观念并非随机诞生，贸然出现。它们的根扎在长长的过去之中。当观念开花，是时间准备了它们的绽放；总是需要往前追溯，才可以见到观念的起源。观念是过去之女，未来之母，总是时间之奴。
因此，时间是我们真正的主人。只要听任时间起作用，就可以看到一切事情的改变。今天，我们非常担忧群体的一些具有威胁性的追求，他们预示的破坏和动荡。时间会重建平衡。正如拉维斯先生注24所说：“没有一种体制是在一天内建成的。政治与社会的组织，是一件需要好几个世纪的工作。在好几个世纪当中，封建制都处于无形、混沌的状态中，之后才找到了它的规则；绝对君主制在找到规范的治理手段之前，也存在了好几个世纪。在那些等待的时期内，出现了多次巨大的动荡。”
四 政治和社会制度
有一种想法，认为制度可以弥补社会的缺陷，民众的进步源自宪法和政府的完善，社会可以通过法令，得到一步步的改进。我说过，这样一种想法，现在还非常普遍。法国大革命以此作为出发点，当今的社会理论也从中找到支撑点。
最持续不断的经验，也没有能够撼动这一可怕的虚幻想法。哲学家、历史学家试图证明这一想法的荒谬，却都是徒劳。然而，他们很容易就证明了，制度是观念、情感和风俗的产物。改变一些规则，并无法改变观念、情感和风俗。一个民族，并不能任意选择它的制度，正如它不能任意选择自己的眼睛或头发的颜色。制度和政府都是种族的产物。它们不是一个时代的创造者，而是被一个时代创造出来的。一个民族被治理，不是根据他们一时的想法，而是由他们的性格所要求的。有时候，需要好几个世纪，才能建立起一个体制，需要好几个世纪，才能够改变它。制度没有任何内在的作用；它们本身无所谓好坏。在特定时期，对一个特定的民族来说是好的制度，对另一个民族来说，可能是极其糟糕的。
因此，一个民族根本不具备真正改变它的制度的力量。它当然可以通过激烈的革命，改变制度的叫法，但其本质是不变的。叫法只是一些徒劳的标签。一个历史学家，对事物的真正意义感兴趣，无需考虑叫法。因此，比方说，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是英国注25，但它却是君主立宪制，而南美的一些西班牙语国家的共和国，有着共和国的宪法，却遭受着最严重的独裁。民族的性格，而非政府，决定了他们的命运。我在上一部著作中借用一些非常典型的例子，阐述了这一真理。
因此，浪费时间去制定什么宪法法令，是一种幼稚的行为，一种无用的修辞学练习。现实的必要性，以及时间，会去制定宪法，只要让这两个因素去起作用。伟大的历史学家麦考利注26在一本书中指出，所有拉丁国家的政治家们都应当记住一点，英国人就是这样做的。他解释道，一些法律，从纯粹理性的角度去看，是荒谬的、矛盾的、混沌的，却能起到好的效果。他列举了十几部在欧洲和美洲的拉丁民族的变革中消亡了的宪法，将它们与英国的宪法相比较，指出，英国的宪法只是很缓慢地改变的，而且是一部分一部分改，每次改，都是出于即时的需求，从来都不是纯思辨推理的结果。“永远都不担心是否对称，而去担心是否有用；永远不要仅仅因为一样东西不符合标准而去除它；永远不要创新，除非感到了不适，那时再去创新不迟，而且创新到消除不适，即适可而止；永远不要提出一项比我们要弥补的特例更普遍的条款；正是这些规则，从约翰王到维多利亚时代，普遍地引导了我们两百五十届议会的决议。”
我们需要逐个去看每个民族的法律和宪法，来证明，它们往往都是它们的种族需求的表达，且出于这一原因，不能被剧烈地改变。比方说，我们可以针对中央集权的好处与坏处写出长长的哲学论文，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个由不同种族构成的民族，花费了一千年的时间，来渐渐地达到中央集权，当我们看到，一场伟大的革命，其目的是要打破所有过去的制度，最终也被迫尊重中央集权，甚至要求更强的中央集权，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那完全是出于必要性，是该民族的存在条件。我们可以叹息，那些口口声声要破除中央集权的政治家们，能够产生的思想影响，是多么地微弱。假如，出于偶然，他们的意见获得了成功，那么，就意味着一种深刻的无政府状态将要出现注27，它会带来一种新的中央集权，比原先的更为严重。
综上所述，不能到制度中去找能够对群体的灵魂产生深刻作用的手段。有些国家，比如美国，在民主制度中得到了美好的繁荣，而其他一些国家，比如南美洲的西班牙语国家，有完全类似的制度，却在最可怕的无政府状态中沉浮。这些制度，对于某些国家的强大，对于另一些国家的堕落，都不是内因。民众始终是被自己的性格来治理，所有那些不是被这一性格私密地塑造出来的制度，都只代表一种借来的外衣，一种过渡性的假扮。当然，血腥的战争，剧烈的革命，都已经发生，而且还会发生，以给人强加那些被认为具有创造幸福的超自然能力的制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制度可以对群体的灵魂产生作用，因为它们能够带来类似的变革。但是，我们知道，事实上，无论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它们本身是没有任何功效的。试图掌握制度的主动权，其实就是在追逐一种幻觉。
五 教学和教育
今天我们的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中排前几位的有这样一种思想：教育的结果肯定能够完善人，甚至让人平等。仅仅因为人们总是讲了又讲，这一说法已经成为民主的最不可撼动的教条之一。现在要想碰它，就好比以前想碰教会。
但是，在这一点上，正如在其他很多点上，民主观念与心理学和经验的数据有一种深深的不契合。许多杰出的哲学家，尤其是赫伯特·斯宾塞，很轻松就证明了，教育既不让人变得更道德，也不让人更幸福。教育并不改变人的本能和遗传下来的激情，一旦不好好引导，不仅无用，反而有害得多。统计学家们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的调查显示，随着教育的普及—至少是某一种教育—犯罪率不减反增。社会最坏的敌人，无政府主义者，经常是学校里的尖子。一位著名的法官，阿道尔夫·吉佑指出，现在有三千名有知识的犯罪分子，一千名无知识的犯罪分子。他还指出，五十年来，犯罪率从原来的每十万人中227人，变成了每十万人552人，也就是增长了133%。他还与他的同事们指出，犯罪率的增长，主要体现在年轻人那里，他们从原来的学徒身份，进入了免费的学校。
当然，没有任何人论证过，引导得好的教育，不能带来非常实际的效果，即便不能提升道德，至少可以发展职业技能。不幸的是，拉丁民族，尤其是近三十余年来，将他们的教育体系建立在非常错误的原则之上，尽管有杰出人士不断指出这一点，人们还是在可悲的错误中前行。
我本人通过不同的著作注28指出，我们现今的教育将一大部分接受了教育的人改变成社会的敌人，并招收了许多赞同最糟糕的社会主义形式的弟子。
这一教育的首要危险是—人们很正确地称之为拉丁式教育—建立在一个根本性的心理学错误之上：以为背诵教材，就可以发展智力。由此出发，人们就想尽可能地灌输；从小学到博士或者大学教师资格考试，年轻学子只知道将书本背诵得滚瓜烂熟，从不培养其判断能力和主动性。在教学上，主要依靠背书和服从。儒勒·西蒙，国民公共教育部的前部长，这样写道：“学习课程，背语法规则，或者数学算法，好好跟读，好好模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愉快的教育……一切的努力，都是面对老师不可辩驳的尊严的信仰行为，最后只能削弱我们，让我们变得无能为力。”
假如这样一种教育只不过是无用而已，我们倒还可以仅限于去可怜那些不幸的孩子：有那么多必要的东西可学，人们却偏偏要教他们记住克罗泰尔的子孙们的家族谱系注29，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之间的一场场斗争注30，或者如何去区分动物的各种类别。但是，它其实有一种更大的危险，那就是，让接受了此类教育的人从此对他的出身环境产生一种强烈的厌恶，以及一种走出原来环境的强烈欲求。工人不再愿意继续做工人。农民不愿再做农民。最后的布尔乔亚觉得自己的儿子只剩下了一种工作机会，就是成为国家的带薪公务员。学校不去教学生如何准备好好地生活，只为公共职位做准备，而这些职位的成功，不需要任何创意之光。在社会阶层的最底层，学校制造出一大批不满意自己命运的无产者，他们时刻准备反叛；在社会阶层的上层，学校制造出那些轻浮的布尔乔亚，既是怀疑论者，又深信不疑，沉浸在对神圣国家的迷信般的信任之中，同时又不断地反对国家，总是将自己的错误归咎于政府，而没有来自上面的介入，又什么也做不成。
国家通过各种教材，制造出那么多有文凭的人。却又只能雇佣其中的一小部分人，自然会让其他人失业。所以，国家只能养前一批人，却让后一批人成为自己的敌人。在整个社会的金字塔，从上往下，有文凭的人今天都在抢各种职位。一个做批发的商人，很难找到一个可以到殖民地国家去代表他的经纪人，而每当有一个哪怕最低微的官方职位，总有成千上万的人去求职。光是一个塞纳省，就有两万名教师没有工作。他们都瞧不起农村，瞧不起作坊，只有向国家伸手要钱活命。由于幸运者总是少数，不满的人自然很多。这些人可以加入任何革命，不管领袖是谁，是为了何种目的。对无用的知识的获取，一定会将人变为反叛者注31。
要想改变这一潮流，肯定是为时已晚。唯有经验—民族的最终的教育者—可以让我们看到自己的错误。唯有经验，可以证明，我们必须扔掉那些可恶的教材，废除那些可怜的考试，去开展职业教育，让年轻人回到如今业已荒芜的田野、被遗弃的作坊和殖民地企业。
如今所有的有识之士都在呼吁的职业教育正是我们的父辈所接受过的，也是现今世界上所有占主导的民族以他们的意志、他们的创新力和开拓精神，加以保留下来的。丹纳在一些精彩的片段中，清晰地指出，我们以前的教育，大致就是现在英国或者美国的教育。他通过对拉丁体系和英美体系的精彩比较，让人清晰地看到了两种方式所造成的不同结果。后面我会把主要的部分在此引用。
假如对这么多知识的肤浅的获得，对这么多的教材的完美背诵，可以提高智力水平，那么，我们也许还可以接受我们的古典教育的所有缺点，既然它只是制造一些落伍的人，不满的人。但是，这一教育真的可以提高人的智力水平吗？可惜啊，做不到！判断力、经验、开拓性、个性，所有这些在生活中成功所必需的条件，都不是在书中可以学到的。书籍是一些可以查阅的有用的词典，但是，在脑子里储存那么多的碎片，绝对是没有用处的。
职业教育如何可以以一种古典教育所完全不具备的方式发展智力？丹纳在以下的文字中很好地阐述了：
“思想只有在自然、正常的环境中才会形成。能够让思想的萌芽产生的，是无数的感觉印象，年轻人在作坊、矿场、法庭、研究场所、工地、医院，在各种工具、材质和演示的环境中，获得这些印象。顾客、工人在场，看到工作场景，看到工作的结果是好是坏，是花费巨大的，还是赢利的：正是通过眼睛、耳朵、手，甚至通过嗅觉的细小的、特殊的感知，它们都是无意中收集到的，不知不觉地建立起来的，在他身上组织起来，或早或晚地在他身上暗示出一种新的组合，一种简化，一种结构，一种完善，或者发明。年轻的法国人如今得不到这些珍贵的接触，得不到这些可以吸收的、不可或缺的元素，而且正好是在最善于吸收的年龄：在长达七到八年的时间当中，他被关在一个学校里，远离直接的、个体的经验，而正是这样的经验，才可以给他事物和人的准确而生动的概念，教会他处理事务的不同方式。
……
“至少十分之九的人浪费了他们的时间和付出，浪费了他们生命中的好多年，而且是高效率的、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年份：先来算一算那些去参加考试的人中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二的人，我指的是最后被淘汰的人；然后，在考上的，升级的，获得证书，获得文凭的人中还有一半，或者三分之二，我指的是疲劳过度的人。人们对他们要求太高，要求他们在某一天，坐在一张椅子上，或者一块黑板前，针对一类学术问题，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成为所有人类知识的活生生的储存库。事实上，这一天，在两小时内，他们确实做到了，或者大致做到了。但是，一个月之后，他们就做不到了。他们已经无法再度接受考试。他们获得的知识太多了，太沉重了，不断地滑出他们的脑海，而且他们不再接受新的知识。他们的智力不再那么敏锐。善于吸收的汁液已经枯竭。等造就好了的人从学校里出来时，通常，他已经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了。他规规矩矩，结婚成家，满足于在圈子里混，而且总是在同一圈子里混，萎缩在他小小的办公室里。他规规矩矩地完成工作，仅限于此。这就是平均的回报。可以肯定的是，收支并不平衡。在英国或者美国，或者在1798年前的法国，人们采取的是相反的办法，获得的回报相等于支出，或者高于支出。”
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接下来为我们展示了我们的体系与英国人的体系的差别。在英国人那里，教育不源自书本，而是来自事物本身。比方说，工程师在一个车间，而不是在一所学校获得教育，每个人都能够恰好达到他的智力所能允许他达到的级别。假如他不能继续成才，就成为工人或者技师；假如他的能力允许，就能成为工程师。对于社会来说，这样的做法，要比让一个人的前途完全取决于在他18岁或者20岁的时候一次几个小时的考试的结果，要民主得多，有用得多。
“在医院，在矿场，在手工作坊，在建筑师、法律工作者那里，很小的时候就被录用的学生们进行学习，做实习。有点像在我们这里，教士在修行室，或者年轻画匠在画室。在此之前，在开始学习之前，他已经学到了一些概述性的普通的课程，已获得一些整体框架，可以在里面放入他之后观察到的知识。然而，更经常的是，他在自己的自由时间内，有一些技术性的课程可以听取，一边将自己每天积累的经验慢慢地加以综合。在这样一种体制下，实践能力可以不断增长、发展，一直增长到学生的能力所能达到的程度，并且朝着他未来的工作要求发展。他可以从一开始就去适应他想要从事的特殊工作。在英国和美国，以这样一种方式，年轻人很快就从自己身上找到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从25岁起，而且甚至更早，假如物质和资本都允许的话，他就不仅仅成了一个有用的实践者，而且是一个有自己的创业能力的人，他不仅仅是齿轮，而且还是发动机。在法国，盛行的是相反的方法，而且一代比一代更加接近中国方式。我们浪费掉的力量是巨大的。”
最后，我们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得出了以下的结论，认为在我们的拉丁教育和生活之间出现了越来越不协调的倾向：
“在教育的三个阶段：孩童、少年、青年，人们坐在板凳上通过书本学习理论知识和教科书知识，时间加长了，在量上超负荷了，目的就是考试，升级，拿到学位和证书，而且仅仅是为了这些，而且是通过最糟糕的手段，通过实施一种反自然、反社会的体制，通过人工的训练，机械的灌输，通过加重负担，无视之后需要的时间，成年时代，以及一个完成学业的人将要从事的费力的事务，完全无视之后这一年轻人将要坠入的真实世界，需要让他适应或者让他事先就屈服的周边世界，以及各种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他如想捍卫自我，或者保持挺立，就必须事先有所锻炼，有所准备，有足够的弹药，足够坚强。这一必备的装备，这一比任何其他东西都重要的学习内容，这种坚强的意志和精神，我们的学校都不提供给他。一切都是相反的。不仅不为他提供准备，反而让他面对接下来的决定性环境毫无准备，无力还击。由此，他进入世界，以及他在实际的行动场所走的头几步，在最经常的情况下，只是一系列痛苦的沉沦；他因此而身心受到摧残，很长时间内沮丧，有时候长期残废。这是一种粗暴而危险的考验：道德与精神的平衡遭到破坏，甚至有不再能够重建的危险；幻灭出现，太粗暴，太彻底。失望过于强烈，厄运显得太强。”注32
在前面的几页中，我们是否偏离了群体心理的主题？当然没有。为了理解那些今天在群体身上萌芽、明天将会绽放的思想和信仰，我们必须知道，土壤是如何准备的。一个国家为年轻人提供的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让人预测到一个国家的命运，对现今的年轻人的教育让那些悲观的预感显得非常有道理。群体的灵魂有一部分是随着教育和教化而完善或者沦丧的，所以，必须展示当今的体系是如何塑造群体的灵魂的，展示一大批本来无所谓的、中立的人，如何渐渐地成为大批不满的人，随时可以接受乌托邦主义者和演说家们的所有暗示。学校今天在培养着不满的人、无政府主义者，为拉丁民族堕落时代的来临做着准备。
注22 由于这一说法还是全新的，而没有它，历史又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所以，我在我的书（《民族演变的心理法则》）中用了好几个章节来说明这一点。读者可以看到，尽管有许多骗人的表象，但是，从一个民族进入另一个民族的时候，没有一样文明的元素，比如语言、宗教或艺术，可以保存得完好无损。（作者注）
注23 丹纳引用的原国民公会成员福尔·克洛瓦的报告，从这一角度看，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到处看到，星期天的庆祝，教堂里众多的人。这证明了，法国的民众希望回到以前的做法。现在已经不能抵制这一全民族的倾向了……”“大部分人需要宗教，需要崇拜，需要教士。一些现代哲学家犯了错误，我有一阵子也被他们迷惑，他们认为，可以有足够全面的教育，摧毁宗教的偏见；其实，对于大多数不幸的人来说，宗教偏见是一种安慰的源泉。”“因此，应当将教士、祭坛和崇拜，还给大多数民众。”（作者注）
注24 指恩内斯特·拉维斯（Ernest Lavisse, 1842—1922），法国19世纪历史学家，强调实证主义研究。他撰写了许多历史教材，风靡法国。当时所有法国小学生都知道他的名言：“汝需爱法兰西，因自然使其美丽，历史使其伟大。”
注25 即便是在美国，最为激进的共和党人，也承认这一点。美国的一家报纸《论坛报》，就表达了这一确定的看法。我引用1894年12月的《评论之评论》(Review of reviews)，其中是这样说的：“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即便是那些贵族制度的最激烈的敌人，也承认，今天，英国是寰宇最民主的国家。在英国，个体的权利受到最大的尊重，个体具有最大的自由。”（作者注）
注26 指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1800—1859），英国19世纪政治家、历史学家、诗人、法律专家。在他去世一年以后，法国著名政治家弗朗索瓦·基佐之子纪尧姆·基佐翻译了他的著作，对法国产生较大影响。
注27 将法兰西分为不同部分的宗教和政治上的深刻分歧，主要是一个种族的问题。在大革命时期显示出来的分裂法国的种种倾向，到了普法战争后期再次出现。假如我们把这些因素放在一起看，我们会发现，我们领土上依然存在着的不同种族，还远远没有到被融合的地步。大革命带来的有力的中央集权，人为地设立了一些省份，来混合原来的旧省，这肯定是其最有用的措施。今天，有那么多没有远见的人在提去除中央集权，假设真的可以做到，它马上就会导致最血腥的分歧。不意识到这一点，就是对我们历史的彻底的忘却。（作者注）
注28 参阅《社会主义心理学》第7版，以及《教育心理学》第14版。
注29 克罗泰尔（Clotaire），法国墨洛温时期的国王。
注30 纽斯特里亚（Neustrie），古法兰克王国，位于今天法国的西北部。公元687年，被纳入奥斯特拉西亚（Austrasie，古法兰克王国，位于今天法国的东部）。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也被称为西法兰克王国和东法兰克王国。公元751年，奥斯特拉西亚被纳入大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灭亡，法国进入加洛林王朝时代。
注31 其实，这并非拉丁民族独有的特殊现象，中国也是这样。这个国家由一群稳定的官吏统治，要想成为官吏，必须通过考试，其中唯一的考查，就是要对厚厚的教材倒背如流。大批无法找到职位的文人，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一种真正的国家灾难。印度也是这样。英国人在那里办了学，不是像在英国本土一样进行真正的教育，而是对土著人进行教化。于是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人阶层，叫“印度绅士”，这些人，一旦找不到职位，就成为英国势力的最不可调和的敌人。在所有“印度绅士”那里，无论是否找得到工作，教化的头一个后果，就是大大降低他们的道德水准。我在拙著《印度的文明》一书中，非常强调这一点。所有到过印度半岛的作者们，对此均有提及。（作者注）
注32 丹纳，《现代体制》，第二卷，1894年。以上的文字，几乎就是丹纳一生最后的文字。它们很好地概括了他长期经验的结晶。教育是我们唯一能够对民族的灵魂产生一点影响的手段。非常令人悲伤的是，在法国，几乎无人能够理解，我们当今的教育成了多么可怕的堕落的元素。教育非但不能让年轻人升华，反而让他沉沦、变态。（作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