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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篇 群体的归类和描述

第五章 议会

议会群体有着大部分非匿名性异质群体的共同特点/意见的简单化/可暗示性，以及这一可暗示性的局限性/不可改变的固定意见，以及多变的意见/为什么占主导的是不确定性/领袖的作用/领袖的威望从何而来/领袖是一个议会的真正主人，因此，议会的投票结果，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投票结果/领袖产生的绝对影响/领袖的演讲艺术中的元素/词语和意象/一般来说，领袖在心理上必须具备坚定的、狭隘的信念/一个没有威望的演说者，不可能做到让人接受他的理性推论/在议会中，无论是好的情感，还是坏的情感，都是被夸大了的/在有些时候，议会里会出现一种自动木偶的效果/国民公会的会议/议会可能失去群体特征的情况的一些例子/在技术问题上专家的作用/在所有国家，议会体制的优点和危险/议会体制符合现代需求，但会导致财政上的浪费，以及对所有自由的逐渐约束/结论。

议会代表了非匿名的异质群体。尽管根据时代和人民的不同，组成议会的人员的招收方式会不同，但是，他们在特征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可以感受到，种族的影响会减弱或者增强这些特征的表现，但从不能阻碍它们的表现。区别巨大的国度的议会，比方说希腊的，意大利的，葡萄牙的，西班牙的，法国的，或者美国的，在他们的讨论和投票方式上，存在许多相似之处，让政府遇上同样的困难。

而且，议会制度综合了所有现代文明民族的理想。它体现了一个心理学上错误的，但被普遍接受了的想法：许多人聚集在一起，要比一小部分人聚在一起时更能够对于一个特定的议题做出智慧的、独立的决定。

在议会中，我们可以找到群体的普遍特征：思想的过于简单化，易受刺激，容易接受暗示，感情的夸张，领袖的巨大影响。但是，由于他们的特殊构成，议会群体还是表现出一些不同。我们会在后面提到。

他们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意见的过于简单化。尤其是在拉丁民族，在每一个政党那里，都可以找到一种倾向，就是通过最简单的抽象原则，通过适用于所有情况的普遍法则，去解决最复杂的社会问题。当然，每一个政党的原则是不同的，仅仅因为个体形成了群体，他们总是会夸大这些原则的价值，将它们推至最终的后果。因此，议会代表的，主要是极端的意见。

议会过于简单化的最佳例子，就是我们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士。每个人都是教条的，逻辑的，满脑子模糊、空洞的东西，他们只管固定的原则，而无视事件本身；有人很形象地说他们“穿越了大革命，却并没有看到大革命”。带着一些教条，他们就觉得自己可以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社会，并把一个非常精致的文明拉回到社会发展的史前时代。他们用以实现这一梦想的手段，也带有极其简单化的烙印。事实上，他们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将一切阻碍他们的东西都摧毁掉。而且大家都一样—吉伦特派人，山岳派人，热月党人注67，等等，都是被同一种精神贯穿。

议会群体非常容易接受暗示。与所有情况一样，能够暗示他们的人，都是具有威望的领袖；但是，在议会里面，可暗示性有着非常清晰的限度，不可逾越，需要在此指出。

有关一些地方性的问题，议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固定的、不可改变的意见，没有一个论据可以改变他们。涉及保护主义，或者酒商的特权时，即便具有狄摩西尼的才能注68，也不可能改变一个议员的投票，因为这代表了有影响力的选民的要求。这些选民在事先的暗示，足以消解之后的其他暗示，让意见保持一种绝对的固定性注69。

面对一些普遍的问题—撤销一个部门，设立一个新税种，等等，意见的固定性就消失了，领袖的暗示开始起作用了，但这与在一个普通的群体中，还是有所不同。每个政党都有一些领袖，有时候可以起到相等的影响。于是，议员会处于几种相对立的暗示之间，因此必定犹豫不决。因此，我们就会看到，只不过十五分钟的时间，他就以完全相反的方式投票，给一个法律附加一个条款，从而毁掉该法律。比方说，不允许企业家们挑选工人和开除工人，然后，又附加一个修正案，几乎就让这一措施无法执行。

因此，每遇上一次法律制定，一个议会中会显示出非常固定的意见，也会有非常不确定的意见。说到底，由于普遍问题在数量上最多，所以，占主导的，还是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由于对选民的持续害怕而一直保持。选民的潜在暗示，总是能够在最后与领袖的影响相抗衡。

但是，在一些议会成员并没有预先固定的意见的议会中，领袖依然是各种辩论的最终主人。

领袖的必要性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以团体的首领的名义，他们分布在整个国家。他们是集会的真正君主，群体中的人不能没有主人，因此，一个议会的投票，往往只代表了一小部分人的意见。

我们重复一遍，领袖很少通过逻辑推理来产生影响，而主要是通过他们的威望。一旦随便一个处境让他们没有了威望，他们就不再有影响力。

这种领袖的威望是个人化的，既不因为自己的姓氏，也不因为他本人有多著名。儒勒·西蒙先生在谈到1848年的议会中的伟人时，给了我们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例子。他当时也是议会成员。

“就在拿破仑三世大权在握之前的两个月，他还什么都不是。

“维克多·雨果走上讲台。他的讲话并不成功。人们聆听他，就像聆听菲利克斯·皮亚注70。掌声也很稀疏。沃拉贝尔注71在提到菲利克斯·皮亚的时候对我说：‘我不喜欢他的想法。但他是法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而且是最伟大的演说家。’埃德加·基内注72，这位罕见的、强大的人物，也不被人重视。在议会成立之前，他曾经很有名。在议会中，他丝毫不受欢迎。

“政治议会，这是地球上最不能让人感受到一个天才的光彩的地方。只有一种时间、地点合适的雄辩，才会让人记住，而且人们注重的，不是他们为国家做出的贡献，而是为政党做出的贡献。人们在1848年向拉马丁致敬，1871年向梯也尔致敬，那是因为当时有一种最重要的、最紧迫的利害关系。一旦危险过去了，人们就既不再感恩，也不再害怕。”

我引用了这一段，是因为它其中包含的事实，而非作者做出的解释。这些解释从心理学上看是非常平庸的。一个群体，如果能够考虑到领袖做出的贡献，无论是为国家的，还是为政党的，那马上就失去了作为群体的特征。群体受到领袖的威望的影响，在它的行为中，不介入任何利害关系的感受，或者感恩。

具有足够威望的领袖几乎拥有绝对的权力。我们知道，一个著名的众议员在许多年当中，都依靠他的威望施加了很大的影响。后来，因为一些财务事件，他的威望曾一度消失。他只要发出一个小小的信号，许多部长就会下台。一位作家在以下的文字中清楚地指出了他的行为的后果。

“我们之所以用了贵出三倍的价格买下印度支那的北圻，只能在马达加斯加占据一个不确定的小小位置，在尼日尔河的下游地区不得不放弃整个帝国，并失掉了我们以前在埃及的优先地位，主要都是因为M.C.注73。他的理论，比起拿破仑的失败，让我们失去了更多的领土。”

我们也没必要过于恨这位领袖。很明显，他让我们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但是，他的影响，一大部分来自他时刻追随公众的意见，而当时的公众意见在殖民地问题上，跟现在的舆论大不一样。一个领袖很少能够超前于公众的意见，他更多的只是采纳它们的过错。

领袖说服人的手段，除了威望之外，还有那些我们已经列举多次的因素。为了能够精明地操纵人，领袖必须能够进入群体的心理，至少是以无意识的方式，知道如何跟群体说话，尤其是知道词语、口号和意象的迷人的影响力。他必须具备一种特殊的口才，由坚定的断言和令人震撼的意象所构成，再辅以最初级的逻辑推理。这样的口才，我们在所有的议会中都可以看到，包括最冷静的英国议会。

英国哲学家美因注74写道：“我们可以不断地读到对议会里各种辩论的描述。整个讨论都是在交流一些没有意思的陈词滥调，而且是在一些相当粗暴的人之间进行。对于一种纯粹的民主的想象，这类笼统的说法，往往可以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只要是用一些吸引人的词语，即便这些说法从未被验证过，而且也许不可能接受任何的验证，你也总是很容易让一群人接受一些笼统的说法。”

在这一句引言中的“吸引人的词语”的重要性，不可小觑。我们已经多次强调了词语和口号的特殊力量，只要这些词语和口号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就可以唤起非常强烈的意象。下面一段描写，引自一位议会领袖的讲话，构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哪一天，同一艘船把不道德的政客和杀人的无政府主义者载向整个大地都在生病、发热的流放之地，他们就可以有时间好好交谈。他们会发现，对方原来是同一种社会秩序中与自己互补的一面。”

这样唤起的意象是清晰的，令人震惊的。演说家的所有对手，都觉得受到了它的威胁。他们的眼前一下子出现整片大地都在像人一样生病、发热的地方，看到一艘可以把他们带去的大船，因为，他们也许就属于那一类定义非常宽泛的受到威胁的政客。于是，他们就会感受到国民公会议员的那种隐藏的恐惧，受到断头台的威胁，受到罗伯斯庇尔那些模糊讲话的威胁。这一恐惧总是让他们让步。

领袖应当会说一些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夸张的话。我在上面引用的那位演说家还断言，说银行家和教士们现在正在勾结发射炮弹的人，说一些大的金融公司的管理者应当像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接受惩罚，这些惊人之语都没有引起太多的抗议。面对群体，这样的办法总是管用。无论如何断言，都不为过；无论发表多么具有威胁性的言论，也不为过。没有别的东西，更可以让听众害怕。如果抗议的话，他们会害怕被视为叛徒或者同谋。

我在前面说过，这样一种特殊的口才，在所有的议会里，都可以见识到。在一些危机时期，这会更加强烈。从这一个角度去看，读一读大革命时期伟大的演说家们的演说内容，是非常有意思的。他们觉得自己不得不时刻停下来，去抨击罪行，颂扬美德。然后，他们就发挥为反对暴君，发誓要自由生活。不自由，毋宁死。听众一般都会站起来，激烈地鼓掌，然后等安静下来以后再坐下。

有时候，领袖可以是聪明的，有学问的。但是，一般来讲，这对他来说与其说有利，不如说有害。智力能够让人宽容，将使徒必须有的信仰的强度和烈度减弱，因为它会去解释事物的复杂性，可以帮助解释，让人理解。任何时代的伟大的领袖们，尤其是大革命时期的，都是智力有限的人，却完成了巨大的行动。

他们当中最著名的一位，罗伯斯庇尔，他的讲话经常会因为其中的不连贯性而令人瞠目结舌。读他的演讲，我们从中找不到任何东西，可以解释这位权重一时的独裁者为什么可以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

“他讲的都是一些陈词滥调，而且逻辑重复，属于一种拉丁文化的教科书式的口才，其灵魂与其说淡而无味，不如说幼稚，无论是在攻击时，还是在捍卫自己时，都只说小学生都会说的‘你敢！’。没有思想，没有修辞，没有特色。暴风骤雨之下，是一片无聊。从他无趣的讲话中走出的时候，我们很想跟可爱的卡米耶·代穆兰注75一样，发出一声长吁。”

想想也可怕：一种坚定的信念，加上极其狭隘的精神，就可以让一个有威望的人具有如此的权力。然而，要想看不到阻碍，知道如何推行自己的意志，还就必须具备这些条件。群体本能地在这些精力充沛的坚定信念者身上，看到了自己所需的主人。

在一个议会中，一次演说的成功，几乎只取决于演说者的威望，而非他提出的理性理由。

一个默默无闻的演说者，带着一个理由充足，却又尽是些理性理由的讲稿，甚至没有被聆听的机会。

一位前议员，代库伯先生，在以下的文字中，勾勒出了一位没有威望的立法者的形象：

“他站到讲台前，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认真地放在前面，开始信心十足地讲话。

“他自我感觉良好，觉得可以在听众的灵魂里，输入他能感到的那种信念。他的论据充足，充满了数字和证据。他坚信自己是有道理的。面对他带给大家的确信，任何抵抗都是无用的。他讲着，觉得自己讲得头头是道，也相信下面的同行与他意见一致，因为他们肯定只想一件事：在真理面前俯首称臣。

“讲着讲着，他突然感到了大厅里的骚动，嘈杂的声音渐渐传来，让他有点恼火。

“为什么静不下来呢？为什么大家这么不专心？那些人相互交头接耳，是在想什么？那个人有什么急事，要匆匆离开他的席位？

“他的额头上出现一丝担忧。他皱一皱眉头，停了下来。在大会主席的鼓励下，他提高了声音，继续讲。但人们更不听他讲了。他加强了语气，他开始躁动：身边的噪音加倍了。他自己都听不到自己说话了。他又停了下来；他又害怕自己的安静会引来那句可怕的‘散会’，就又开始加快速度讲。噪音变得不可忍受。”

议会到了一定的激烈程度，跟普通的异质群体就一模一样了，而且他们的情感有一个特点，就是总是极端的。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做出最英雄主义的事，或者最糟糕过分的事。个体不再是自己，而可以为一些与自己的个人利益正好相反的措施投出赞成票。

大革命的历史证明了，议会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变得是无意识的，从而接受与他们的利益相反的暗示。贵族放弃特权，是巨大的牺牲，然而，就在议会一次著名的晚上开的会上，贵族们毫不犹豫地这么做了。对于议员来说，放弃自己的豁免权，就意味着时时刻刻会有死亡的危险，然而，他们也投票了，而且丝毫不害怕互相之间进行揭发；其实他们非常清楚，今天是他们的同行们上断头台，明天就该轮到他们自己了。但是，到了我所描绘的彻底成了自动木偶的境地，就没有一点思考可以阻碍他们去接受催眠他们的那些暗示。他们当中的一员，比佑-瓦莱纳注76的回忆录中有一段，在这一点上是最典型的。他说：“那些被人们如此诟病的决定，在很多情况下，在前两天，前一天，我们都是不同意的；但危机一来，我们就都同意了。”确实是这样。

在国民公会议员所有暴风骤雨式的会议上，同样的无意识的现象，都会发生。丹纳写道：

“他们对他们最不喜欢的事情，不光是蠢事，疯狂的事，而且还有罪行，对无辜者的屠杀，杀害自己的朋友，等等，都投票同意，而且颁布法令。左翼的人与右翼的人联合，全票通过，而且带着掌声，将他们天然的领袖、大革命的伟大的推进者和领导者丹东，送上断头台。右翼的人与左翼联合，全票，而且带着掌声，通过了革命政府最最可怕的法令。国民公会议员们通过一系列自发的选举和再选举，将一个屠杀人的政府维持下来。而平原派是憎恨这个政府的，因为它杀人；山岳派也是憎恨的，因为它削弱了他们的力量。然而，每次的赞同，都是全票，带着热情和敬仰的欢呼声，大家都对科罗·戴尔布瓦注77、库通注78和罗伯斯庇尔表示热情的支持。就这样，平原派和山岳派，一个是多数派，一个是少数派，都成了杀害自己人的帮凶。牧月22日，整个国民公会的人，都把自己的脖子伸向了刽子手；热月8日，在罗伯斯庇尔的讲话之后的第一个十五分钟时间内，他们又一次伸出了自己的脖子。”

这样的描述，可能会让人觉得阴暗无比。然而，它是事实。被刺激、催眠到足够程度的议会，都具有同样的特征。它成为流动的羊群，听从一切冲动。接下来的一段，是对1848年的议会的描写。它是斯普勒先生记录下来的，他的民主信念是不容置疑的。我转自《文学杂志》。这段描写非常典型。从中可以看到我描述过的群体的所有夸张的情感。这样一种极度的多变，让人在从一个瞬间到另一个瞬间之间，就经历最极端的不同情感：

“分歧，嫉妒，怀疑，然后又是盲目的信任，无限的期待，这些让共和党走向了灭亡。它幼稚，天真，却同时要对全世界的一切发出挑战。它没有任何的法制感，没有任何对规则的理解，只有接二连三的恐怖，无边无际的幻想：这一点上，就像是孩童和农民的结合体。他们既沉静，又没有耐心；既野蛮，又温顺。这就是典型的尚未健全的性格和教养的缺乏。没有东西让他们惊讶，却又什么都让他们手足无措。浑身打战、害怕、勇敢、英勇，他们可以穿过火焰，却也会看到一个影子就往后躲。

“他们不知道事物的联系和后果。他们随时会绝望，随时会激动，随时会害怕，总是太高或者太低，永远不在应该在的度上，在适合的点上。他们比水还要流动，可以折射出各种色彩，变成各种形状。在他们的基础上，我们能够指望建立起什么样的政府呢？”

幸运的是，我们在上面描述的议会的特征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表现出来的。他们只是在一定的时候，才是群体。组成他们的个体在许多情况下，还是能够保持他们的个体性的，这也是为什么，一个议会可以制定出许多很好的技术方面的法律。当然，这样的法律是一个专家独自一人在他的书房里准备好的。投票通过的法律，其实是一个个体的工作成果，而非一群议员的成果。这样的法律，自然是最好的。只有在一系列令人无奈的修正案让它们成为集体成果时，这些法律才会变成糟糕可怕的东西。群体的工作，无论在何处，总是不如一个孤立的个人的工作。独自一人的专家，可以避免让议会投票同意过于混乱、太没有经验的措施。于是，他们可以成为暂时性的领袖。议会对专家没有影响，而是专家影响议会。

尽管在运行上有各种困难，到目前为止，议会制度，依然是人民能够找到的最好的治理手段，尤其可以以最大的方式，从个人暴政的枷锁下解脱出来。它肯定是一个政府的理想状态，至少对于哲学家、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学者来说，也就是对所有构成一个文明尖端的人士来说是这样。

而且，它仅仅代表了两种严重的危险：财政方面的必然浪费，以及对于个体自由的渐渐约束。

第一种危险，是选举群体不断的要求和缺乏远见所带来的必然后果。一些议员提出一些议案，看上去是满足了民主的想法，比方说，为所有工人保证退休的权利，增加农民、小学教师的收入，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其他议员受到对选民的害怕的暗示，不敢显示出对这些人的利益的蔑视，去拒绝那些议员的提案，虽然他们心里非常清楚，这会大大加重预算的压力，需要去增设新的税种。议员在投票的时候犹豫不决是不可能的。增加投入的后果是要很久以后才体现出来的，对他们本人没有可怕的后果。而一次否决的投票，则在第二天就可以看到后果，因为需要他们去面对选民。

这是第一个导致财政超支的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同样难以回避：必须同意所有纯地方性的支出。一名议员不可能提出反对，因为这里又涉及选民的要求；同时，每一个议员要想满足涉及自己选区的要求时，就必须答应他的同事们的相应要求注79。

上面提到的第二种危险，即议会将迫使人们的自由度降低，看上去并不那么明显，却是非常现实的事情。这一危险的原因是，众多的法律都有很大的限制度，议员们由于头脑简单，看不到长期的后果，觉得必须通过这些法律才行。

这一危险一定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即便是英国，肯定有着最完美的典型议会制度，而且议员相对于选民具有最大的独立性，也没有能够躲避这一点。赫伯特·斯宾塞在一部旧作中就已经指出，表面上的自由的增加，一定会伴随着真正的自由的减少。他在《反国家的个体》一书中，再次提出同样的论点。他这样描述英国议会：

“从这一时期开始，法律体系就按着我指出的方式进行。专制的措施不断增多，持续地约束了个人的自由。这以两种方式进行：每年都确立数量不断增多的规定，将一种限定强加于个体身上（之前，个体的行为完全是自由的），并迫使他去完成一些行为（而之前，这些行为是可完成也可不去完成的）；同时，公共的支出越来越沉重，尤其是地方性支出，削减了他本可自由支配的利润，增加了他被剥夺的、可以被公共人员随意使用的部分，从而约束了他的自由。”

这种自由的逐渐减少，对于各个国家来说，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赫伯特·斯宾塞没有提到的是：创立大量的立法措施，而每个措施又都是约束性的，必定会增加那些实施措施的公务人员的数量、权力和影响。他们会渐渐成为文明国家的真正主人。他们的权力尤其大，因为政府不断更替，而行政阶层可以维持不变，从而只有他们可以不负责任，不涉及自身，长期不变。然而我们知道，在所有形式的专制之中，正是那些以这三种形式表现出来的专制最难被摆脱。

约束性的法律和规则的不断创立，让生活中最细小的行为都蒙上了最为复杂的形式程序，其致命的后果，是渐渐缩小公民可以在其中自由活动的空间。人们成为一种幻觉的牺牲品，以为法律越多，平等和自由就可以得到更多的保证，结果是每天都在接受越来越沉重的束缚。

这样的接受，必定会有后果。习惯了忍受所有的枷锁之后，他们很快就会转而去寻找枷锁，并失去一切的自发性和能动性。他们变成了无用的影子，被动的木偶，没有意志，没有抵抗力，没有力量。

但是，人在自己身上不再能够找到的发条，他必须去别处寻找。随着公民越来越大的漠然和无能，政府的作用就不得不变得更大。政府必须具备个体不再拥有的创新精神，负责和行为能力。他们必须主导一切，领导一切，保护一切。国家就会变成全能的上帝。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神一般的权力，从来都不是持久的，也不是真正强大的。

在一些民族中对所有自由的逐渐约束—尽管有一种法律保护，让他们产生幻觉，以为自己拥有自由—仿佛不仅仅源自一种体制，而是同时源自该民族本身的衰老。它构成了一种先至的症状，表明该民族已经进入了衰败的阶段。直到今天，还没有一种文明得以逃避这一阶段。

假如我们依据过去的教训，以及来自各方的明显症状，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许多现代文明已经进入了衰败之前的极度衰老时期。对于所有的民族来说，有些演变显得是致命的，因为我们看到，历史在如此经常地重复这些过程。

想要简明扼要地标示出这些演变的各个阶段是很容易的。在本书结束之际，我们来概述一下这个过程：

假如我们从大线条来看那些在我们之前的文明的辉煌和衰败是如何发生的，我们能看到什么？

在这些文明的黎明时期，有一小部分人，出身不尽相同，因为变迁、入侵和征服等原因，偶然地聚集到了一起。这些人的血液不同，语言和信仰也非常多样，他们的共同联系，就是对一位首领的法则有着或多或少的遵从。他们蒙昧的聚集之中，有着群体心理特征的最高体现。他们有着临时的凝聚力，英雄主义，脆弱，冲动和暴力。他们身上没有稳定性。他们是野蛮人。

随后，时间会完成它的工作。阶层的认同，不断的通婚，共同生活的必要性，渐渐起到了作用。不同整体的聚集群开始产生融合，形成一个种族，也就是一个具有共同特征和情感的聚集体，遗传会渐渐固定这一聚集体。群体变成了民族，该民族将可以走出野蛮。

然而，它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长期的努力，不断的搏斗，不断的重新出发之后，找到一个理想。这一理想的本质是什么，没有关系。无论是对罗马的崇拜，雅典的强大，或者是安拉的胜利，都足以让正在形成过程中的种族中的所有个体具有思想和情感上的完美的统一性。

此时，一种新的文明就可以诞生，包括它的制度、信仰和艺术。种族在它的梦想的引导下，可以渐渐拥有一切可以带来光彩、力量和辉煌的东西。在有些时刻，它依然是群体，但是，在群体流动、变化的特征之后，会有一个固定的基质，就是该种族的灵魂，将对一个民族的摇摆不定产生严格的限定，并减少随机性。

但是，在完成了它的创造行为之后，时间就开始它的破坏工作。神灵与人，都无法逃避这一工作。当文明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强大和复杂之后，就不再继续发展。而只要它不再发展，它就必定会很快衰落，很快就会出现衰老的时刻。

这一不可避免的时刻的标志，就是支撑着种族的灵魂的理想开始减弱。随着这一理想的黯淡，所有从它那里得到灵感来源的宗教、政治或社会建筑，就开始动摇。

随着其理想的渐渐消亡，种族越来越失去让它一致、统一，为它带来力量的东西。个体的性格和智力可以增长，但同时，种族的集体自私被个体自私的极度发展所替代，随之而来的，是种族的性格的减弱，以及行动能力的减弱。构成一个民族，一个统一体，一个整体的人，最后变成一群没有整体性的个体的聚集，被传统和制度人为地维持，在一段时间内苟延残喘。于是，人们被他们的利益和追求所分化，不再知道如何管理自己，就会要求在任何细小的行为上，都被领着走，从而让国家行使它将所有个体都吸走的影响力。

随着古老理想的彻底丢失，种族最后也就失去了它的灵魂。它只不过是无数孤立的个体，重新成为它在出发点时的样子：一个群体。它会表现出所有的过渡性质的特征，没有实质性，没有明天。文明不再具有任何固定性，听任一切偶然的摆布。贱民成为王后，野蛮人脱颖而出。文明可以看上去依然亮丽，因为它保留了长期的过去创造出的外立面，但事实上，它已经是一个被虫蛀得千疮百孔的建筑，没有任何的支撑，只要风暴一来，就会倒塌。

追随一个理想，从野蛮走向文明；然后，一旦这个理想失去了它的力量，就开始败落，消亡—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历程。

注67 吉伦特派，法国立法议会和法国国民公会中的多数派，因成员大都来自法国的吉伦特省（省会为波尔多）而得名。山岳党，法国立法议会和法国国民公会中的少数派。关于山岳党的叫法的来源，有各种说法。主要的说法是议员们坐在议会的左侧，座位的位置比较高，所以称为山岳，而坐在右侧的议员们人数众多，比较温和，座位的位置比较低，称为平原派。另一种说法是山岳党人士主要居住在巴黎左岸的圣日娜维也芙山附近，故称山岳党人，而平原派主要居住在塞纳河右岸的平原地带（旺多姆广场和王宫广场之间），故称平原派。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山岳党人的叫法是为了向卢梭的《山中信札》致敬。罗伯斯庇尔、丹东等人，均属于山岳党。热月党人，特指在1794年7月26—27日之间，成功对抗罗伯斯庇尔，并下令将他逮捕并处死的法国国民公会成员。根据大革命时期的历法，当时是热月9日。

注68 狄摩西尼（Demosthène，前384—前322），雅典政治家，著名演说家。据说，他天生口吃，被人耻笑，于是将小石块含在口中，苦练演说本领，终有所成。

注69 也许，一位英国老议员的感想尤其适用于那些事先就被固定，并因为选举的需求而变得不可改变的意见：“我在威斯敏斯特的议员席位已经有五十年了，我听到过成千上万的演说；很少有能够改变我意见的讲话，没有一个演说改变过我的投票。”（作者注）

注70 菲利克斯·皮亚（Felix Pyat，1810—1889），法国19世纪著名记者、剧作家、政治家。他参与巴黎公社并加入领导层，但在巴黎公社“流血周”之前流亡英国，大赦后回到法国，当选为参议员和众议员。

注71 艾希尔·特纳伊·德·沃拉贝尔（Achille Tenaille de Vaulabelle，1799—1879），法国19世纪著名记者、政治家。他曾在立法议会担任议员，一度担任教育部长。

注72 埃德加·基内（Edgar Quinet，1803—1875），法国19世纪著名历史学家、诗人、哲学家、政治家。他因拿破仑三世上台而一度流亡比利时、瑞士。他的作品，如《大革命》《共和国》，以及他的公共教育思想，深深影响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一些决策。

注73 虽然作者颇为隐晦，根据上下文，此处指的应是法国政治家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1841—1929）。

注74 亨利·森纳·美因（Henry Sumner Maine，1822—1888），英国19世纪著名法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他被认为是法律人类学和法律社会学的先驱。

注75 卡米耶·代穆兰（Camille Desmoulins，1760—1794），律师、记者，法国大革命时期重要的革命家、演说家。他起初与罗伯斯庇尔友谊甚笃，后来于1794年4月5日与丹东一起在革命广场（今协和广场）被罗伯斯庇尔处死。

注76 雅克·尼古拉·比佑-瓦莱纳（Jacques Nicolas Billaud-Varennes，1756—1819），法国大革命时期重要政治家。他拥护罗伯斯庇尔，后来在热月政变中反对罗伯斯庇尔。之后，其他革命家认为，他与罗伯斯庇尔其实一样沾满鲜血。1795年，他被判决流放法属圭亚那，后拒绝拿破仑的特赦，依然留在圭亚那。复辟时期，他移居海地，直至去世。

注77 科罗·戴尔布瓦（Collot d'Herbois，1749—1796），法国大革命时期重要政治家。他与比佑-瓦莱纳一道，在热月政变中下令逮捕、处死罗伯斯庇尔。他与比佑-瓦莱纳一起被流放到法属圭亚那，因发高烧而在当地去世。

注78 乔治·库通（Georges Couthon，1755—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重要政治家。他曾任国民公会主席，一直忠实于罗伯斯庇尔。热月政变之后，他与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等人一起被处决。

注79 在1895年4月6号一期的《经济学家》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证据，该证据证明在一年内，为了纯粹满足选民的利益，需要付出的巨大支出，尤其是在铁路建设方面。为了将远在一个山顶之上的朗盖伊镇（3000个居民）跟勒皮市连接在一起，人们投票赞成修建一条铁路，1500万。将波蒙（3500个居民）和卡斯泰尔-萨拉赞连接起来，700万。将乌斯村（523个居民）与赛克斯村（1200个居民）连接起来，700万。将普拉德与奥莱特镇（747个居民）连接起来，600万。等等，等等。仅1895年一年，议会就投票赞成了9000万的铁路预算，都是些没有整体利益的铁路。其他纯粹为满足选民的支出，也同样不可小觑。有关工人退休的法律，根据财政部的资料，很快就会让国家每年至少支出1亿6500万。而按照勒鲁瓦-波利厄院士的计算，这一支出更是要高达8个亿。这样的支出的不断加码，最后必定导致破产。许多欧洲国家—葡萄牙，希腊，西班牙，土耳其，都已经破产了。其他国家不久就会面临破产。但是，我们是否因此就需要忧心忡忡呢？因为公众已经渐渐接受，不同国家的国债的支付减去五分之四，也没有出现太大的抗议。这种聪明的破产，在短时间内，会很快让这些巨额的预算收支平衡。战争、社会主义、经济斗争，也都让我们必须准备好面临各种灾难。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整体溃败的世界，我们必须接受自己过一天是一天，不怎么去想那不可预知的明天。（作者注）

第四章 选民群体这是最后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