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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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在安德烈公爵和娜塔莎订婚后，突然不知为了何故，觉得不能继续像以前那样生活了。不管他如何坚信恩师向他揭示的真理，不管他在热情投入内心的自我完善的工作的初期是如何的高兴——在安德烈公爵与娜塔莎订婚和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逝世（他几乎是同时得到这个消息的）后，对他来说以前的生活的魅力一下子消失了。生活只剩一个空架子：他的住宅和一个受到某某要人宠爱的出色的妻子，还有全彼得堡的熟人们以及纯粹是枯燥乏味的形式的公务。皮埃尔突然觉得以前的这种生活出人意料地令人厌恶。他不再记日记，避免与师兄弟们来往，重新出入俱乐部，又开始酗酒，重新和单身汉们接近起来，叶连娜·瓦西里耶夫娜伯爵夫人看到他开始过这样的生活，都认为需要严厉地责备他一顿。皮埃尔觉得她那样做是对的，为了不影响妻子的名声，便到莫斯科去了。

在莫斯科，他刚一进入他的那座住着几位已变得憔悴和正在变得憔悴的公爵小姐以及大批家仆的巨大住宅，刚一看见——当马车在城里经过时——在挂满金色衣饰的圣像前点着无数支蜡烛的伊韦尔小教堂，看见那积满新雪的克里姆林广场、那些马车夫和西夫采夫·弗拉热克的破旧小屋，看见已一无所求、悠闲自在、安度晚年的莫斯科的老年人，看见老太婆们、莫斯科的太太们、莫斯科的舞会、莫斯科英国俱乐部——他就觉得到了家，到了平静的栖身之地。他住在莫斯科，好像穿一件旧睡袍一样，感到舒适、温暖、习惯，可是又肮脏。

莫斯科社交界，从老太太到年轻人，像接待盼望已久的客人一样接待皮埃尔，随时留着位子欢迎他。对莫斯科上流社会来说，皮埃尔是一个最可爱、最和善、最聪明、最快活、最宽厚的怪人，是一个漫不经心和热诚的俄罗斯人，一个老式的贵族老爷。他的钱包总是空的，因为他对所有的人都很慷慨。

纪念演出、劣等绘画作品、雕像、慈善团体、茨冈人、学校、募捐聚餐、酒会、共济会员、教会、书籍等等——不管是什么人还是什么事，都没有遭到过他的拒绝，如果不是他的两个朋友借了他的很多钱并对他进行照管的话，那么他就会把一切都给别人的。在俱乐部里，每次宴会和每次晚会都少不了他。每当他喝了两瓶马尔戈酒后往沙发上的老地方随便一倒时，就有人把他围住，于是闲谈、争论和说笑开始了。哪儿发生了争吵，只要他和善地微微一笑，及时说一句俏皮话，人们就和解了。共济会的聚餐会如果没有他出席，就会变得枯燥乏味，死气沉沉。

当他和单身汉们一起吃完晚饭，答应这些快乐的伙伴们的请求，面带和善和甜蜜的微笑站起来，以便和他们一起去玩乐时，在年轻人中间常常响起一片快乐的欢呼声。在舞会上，如果缺一个舞伴，他也就跳起舞来。年轻的太太和小姐们喜欢他，因为他不向任何人献殷勤，对所有人都同样地客气，尤其是在晚餐后。“他很可爱，他没有性别。”人们这样说他。

皮埃尔是一个在莫斯科闲居的退职的宫廷高级侍从，这样的人有好几百。

如果七年前，在他刚从国外回来时，有人对他说，他不需要寻求和思考什么，他的道路早已打通并已永远确定，不管他如何折腾，他的结局仍然会像所有处在他那种地位的人一样，他听了一定会大吃一惊。现在他不能不相信这一点。难道他不曾全心全意地想在俄国实现共和，有时自己想当拿破仑，有时又想当哲学家，有时想当策略家和战胜拿破仑的人吗？难道他不曾见到根本改造有恶习的人类和使自己达到完美的可能性，并热烈希望这样做吗？难道不是他开办了学校和医院，解放了农奴吗？

而现在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他是一个不忠实的妻子的有钱的丈夫，一个退职的宫廷高级侍从，喜欢吃喝，有时解开衣服，稍稍骂几句政府，他是莫斯科英国俱乐部的成员，莫斯科上流社会的一个受到大家欢迎的人。在很长时间内，他想起自己就是七年前他非常蔑视的莫斯科宫廷高级侍从这一类人，心里就不能平静。

有时他安慰自己，心想他只不过暂时过这种生活；但是后来另一种想法使他不寒而栗，他想到已有多少像他这样的人进入这种生活时齿发俱全，而出来时却齿缺发秃了。

在他想起自己的情况而感到高人一等的时刻，他觉得自己完全是另一种人，尤其同那些他以前蔑视的退职宫廷高级侍从不同，觉得那是一些庸俗愚蠢和安于现状的人，“而我直到现在都不满意，我一直想为人类做点事情。”他在感到高人一等时刻对自己这样说。“也许我的所有同事们也完全像我一样努力过，在生活中寻找过自己的新道路，同时又像我一样，被环境、社会和本性的力量，被一个人无力抗拒的自然力引导到了我所到的地方。”他在不自以为是时又这样说，并在莫斯科住了一些时候后，已不蔑视与自己遭遇相同的同事，而是开始喜欢、尊重和同情他们了。

皮埃尔已不像从前一样有绝望、忧郁和厌恶生活的时刻了；但是以前剧烈发作过的这种病症深入到了他的内心，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为什么？为了什么目的？世上发生的是什么事？”他一天好几次困惑不解地问自己，不知不觉地思考起各种生活现象的意义来；但是他根据经验知道，这些问题没有答案，于是他急忙不再去想，拿起书本来读，或者去俱乐部，或者去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那里去闲聊城里的各种新闻。

“叶连娜·瓦西里耶夫娜除了自己的身体外，什么也不爱惜，她是世上最蠢的女人，”皮埃尔想，“而人们却认为她聪明和高雅到了极点，拜倒在她面前。当拿破仑·波拿巴是一个伟人时，他受到了所有人的蔑视，而自从他成为一个可怜的丑角后，弗兰茨皇帝却想方设法要把自己的女儿送给他做外宅。西班牙人通过天主教僧侣感谢上帝，因为他们六月十四日打败了法国人，而法国人也通过同一些天主教僧侣为他们六月十四日战胜西班牙人而作感恩祈祷。我的共济会的师兄弟们滴血为誓，要为别人牺牲一切，然而不愿为穷人捐赠一个卢布，并暗中煽动阿斯特列亚派反对寻找吗哪派，为弄到一块真正的苏格兰的毯子和文件的真本而奔忙，其实这种文件的意义就连书写它的人也不明白，是谁也不需要的。我们大家都宣传基督教的宽恕和爱邻人的教义，为此我们在莫斯科建了许许多多教堂，可是昨天却用鞭子抽死了一个逃兵，而为这爱和宽恕的教义服务的神父在这士兵临刑前居然让他吻十字架。”皮埃尔这样想着，尽管他对这种普遍的、人所公认的虚伪已习以为常，但是见到时觉得像是新东西一样，每次都感到惊奇。“我理解这种虚伪和杂乱无章，”他想道，“但是我如何把我理解的一切告诉他们呢？我曾试过，经常发现他们在内心深处像我一样也理解，但是竭力做出没有看见它的样子。看起来就应该这样！但是我，我该怎么办呢？”皮埃尔想。他感觉到自己有一种许多人、尤其是俄罗斯人所具备的不幸的能力——能看见和相信善和真的可能性，过于清楚地看见生活中的恶和虚伪，而自己又无力认真参与生活。在他眼里，任何一个方面的活动都是与恶和欺骗结合在一起的。不管他试着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不管他着手做什么事——恶和虚伪都推开他，堵住他从事活动的所有道路。而与此同时应当生活，应当做点事情。处于这些无法解决的生活问题的重压下是很可怕的，于是他遇见开心的事就投身进去，为的是忘掉这些问题。他出入各种各样的社交场所，纵酒为乐，购买绘画作品，大兴土木，而主要的是大量读书。

他读书时，碰到什么就读什么，回家后，仆人们还在帮他脱衣服，他就已拿起书来读了——常常读完书就睡，睡醒了就到客厅和俱乐部去闲聊，闲聊完了就去狂饮和找女人，然后又回过头来闲聊、读书和喝酒。喝酒对他来说，愈来愈成为肉体上的、同时又是精神上的需要。虽然大夫们警告他说，由于他身体肥胖，喝酒是很危险的，他仍然喝得很多。当他不知不觉地把几杯酒倒进自己的大嘴里，觉得体内暖乎乎的，对所有的人都感到亲切，脑子里对任何思想都准备作出浮面的、不深入到实质中去的反应时，他才开始觉得浑身舒畅。只有当他喝了一两瓶酒，他才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他以前感到恐惧的那个很难解开的可怕的生活死结，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可怕。在午餐和晚餐后，他头脑里嗡嗡作响，在闲谈、听别人说话和读书时，总是不断地看见这个死结就在他身旁。但是只是在酒劲发作时他才对自己说：“这没有什么。我能把它解开——瞧，我已有了解释。但是现在没有工夫，——我以后再好好考虑这一切！”但是这个以后从未来到过。

早晨空着肚子的时候，以前的所有问题又觉得无法解决和可怕，于是皮埃尔急忙拿起书本，要是有人来找他，他就会感到非常高兴。

有时皮埃尔回想起他曾听别人说过，在战场上，士兵们在枪林弹雨下待在掩体里时，他们闲着没事便设法给自己找点活儿干，这样比较容易不大感觉到危险。皮埃尔觉得所有的人都像这些士兵一样用各种方法逃避着生活：有人追求功名，有人打牌，有人制订法律，有人玩弄女人，有人玩儿戏，有人养马，有人搞政治，有人打猎，有人酗酒，有人从事国务活动。“没有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也没有什么大人物，全都一样；只想千方百计地逃避生活！”皮埃尔想。“只要能不看见它，不看见这个可怕的它就行！”

第五部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