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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生命的继承与拓展
/高方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汉译简评
摘要：文学复译是文学生命的继承与拓展，也是文化的积累。本文通过对米兰·昆德拉的代表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两个汉译本的简要对比与评价，结合两个译本的译者对翻译的不同理解和对翻译文本的不同处理方式，对文本层面的差异及其成因加以分析，同时对两位译者的翻译观、翻译追求和影响翻译的因素作一探讨。
关键词：文本分析对比翻译观翻译因素
英文摘要
TheInheritanceandDevelopmentofLiteratureVitality
——ABriefReviewofTheChineseVersionsof
TheUnbearableLightnessofBeing
GaoFang
(SchoolofForeignStudies,NanjingUniversity,Nanjing,China)
Abstract:Re-translationofliteraryworksfeaturesastheinheritanceanddevelopmentofliteratureaswellasaformofculturalaccumulation.ThispaperprovidesabriefcomparisonandevaluationofthetwoChineseversionsofTheUnbearableLightnessofBeing,themasterpieceofMilanKundera.Itanalyzesthedifferencesbetweenthetwoversionsaswellastheircausesbycomparingthedifferentiatedunderstandingandtextmanipulationofthetwotranslators.Theirviewsonandpursuitoftranslationaswellascertainfactorsinfluencingtranslationarealsodiscussedinthispaper.
Keywords:textanalysis;comparison;conceptsoftranslation;factorsoftranslation
引言
1987年，由作家韩少功和他姐姐韩刚根据英文版合作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由作家出版社推出，一版再版，总印数达一百万册之多，为法籍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00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首次获得米兰·昆德拉授权，由南京大学许钧教授翻译根据法文版重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于2003年7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与读者见面，首印15万册以后，一个月内一印再印，达25万册，在国内读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据不完全统计，在该译本问世后的两个月内，有关该书的报道和讨论文章有100余篇。前后两个译本的译者韩少功与许钧就该书翻译问题的对话（许钧韩少功，2003：202-205），他们对翻译的不同理解，对文本的不同处理，更是激起了广大读者对翻译的观念、障碍和方法等有关问题的关注，引发了有关翻译传播与接受问题的深层思考。
文学复译是文学生命的继承与拓展，也是文化的积累。本文通过对米兰·昆德拉的代表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两个汉译本的简要对比与评价，结合两个译本的译者的有关观点，对文本层面的差异及其成因加以分析，同时对两位译者的翻译观、翻译追求和影响翻译的因素作一探讨。
一、翻译选择、翻译观与翻译原则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法籍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代表作，该书于1982年问世，1984年出版英译本，1985年和1987年该书的法文版和中文版分别在法国和中国与读者见面，此后陆续翻译成二十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广为流传，是全世界公认最受欢迎的畅销书。美国《华盛顿时报》的书评认为，该书“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昆德拉借此坚实地奠定了他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在世作家的地位”（韩少功，1987）。法国作家路易·阿拉贡更是认为昆德拉的作品具有不朽的力量，使人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所信仰、寻求和热望的一切都将恢复其人性的面貌……而对不朽的东西，即使死神也无能为力”（昆德拉，2003）。然而，对昆德拉的理解与接受，是一个历史的过程。1985年，当韩少功从一位美籍华裔女作家那里借到这部书时，国内的文学界对昆德拉的了解几乎等于零。而韩少功“基于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责任感，基于对人类心灵种种奥秘的坦诚和严肃，基于对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的探索精进”（韩少功，1987），以一个作家特有的敏锐目光和判断力，认为若能将这部书介绍给广大中国读者，无疑是有价值的。
1．对于文本的选择。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一书中指出：“一旦人们知道想写什么了，剩下的事情是决定怎么写。往往这两项合而为一，但是在好的作者那里，从来都是先选择写什么，然后再考虑怎么写。”（萨特，1998：84）翻译是一种跨文化活动，翻译与创作一样，存在着一个翻译文本的选择问题，选择什么文本来翻译，对于翻译者来说，不仅仅涉及译者本人的兴趣和爱好，更可以从中折射出译者对翻译的理解，对文本价值的理解和对翻译目的的追求。就《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部作品而言，若从文本的选择角度看，韩少功与许钧的考虑显然是有一定差别的，追求的目标也有差异。
韩少功选择米兰·昆德拉，有文化层面上的考虑，也有文学层面的考虑，他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译本的前言中明确指出：“东欧位于西欧与苏俄之间，是连接两大文化的结合部。那里的作家东望十月革命的故乡彼得堡，西望现代艺术的大本营巴黎，经受着激烈而复杂的思想文化双向冲击。和中国人民一样，他们也经历了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曲折道路，面临着对未来历史走向的严峻选择。那么，同样正处在文化重建和社会改革热潮中的中国作者和读者，有理由忽视东欧文学吗？”（韩少功，1987：2）韩少功认为，解放以后，我国对西欧、美国、苏俄、日本文学比较重视，而对东欧文学少有关注，原因有多种，但在他看来，其中“也许有文学‘大国崇拜’的盲目短视”。而对于处在文化重建和社会改革热潮中的中国而言，把目光投向与中国具有相同境况的东欧，选择反映这一历史的文学作品来翻译，把它介绍给中国读者，不能不说是站在历史、文化高度上的一种积极选择。但是文学文本的选择，仅仅限于文化层面的考虑是不够的。韩少功的选择，还基于对昆德拉这部重要作品的文学价值的认识，尤其是对昆德拉敢于进行文学革新和探索的精神的肯定：“《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显然是一种很难严格类分的读物，它是理论与文学的结合，杂谈与故事的结合，还是虚构与纪实的结合，梦幻与现实的结合，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的结合，通俗与高雅性的结合，传统现实派和现代先锋派的结合。”（韩少功，1987：8）鉴于此，韩少功在与许钧的对话中指出：“他的这本小说写得好，眼界和技巧都有过人之处。比照当时中国一些流行的伤痕文学尤其是这样。中国与捷克是两个很不同的国家，但都经历过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看看捷克作家怎样感受和怎样表达他们的社会生活，对中国的作家和读者应该是有启发的。”（许钧韩少功，2003：202）
相对于韩少功，许钧在翻译文本的选择上，虽然没有韩少功基于文化和文学双重考虑基础上所表现出的积极性。从某种程度上说，许钧接受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邀请翻译该书，是在韩少功对原文本的价值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对韩少功的选择的一种认同。正如许钧本人所说的：“韩少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选择翻译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不仅仅需要文学的目光，更需要文化的意识和政治上的勇气。”（许钧韩少功，2003：202）相比较而言，就文本的选择，韩少功是有自觉追求的勇敢的先行者。而许钧为了“拓展文本解读的可能性”而接受重译，只是一个继承者、拓展者。显然，前者的贡献要大于后者。
2．对翻译的理解。《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两位译者，一位是当代中国文坛具有相当影响的作家，一个是有着丰富的翻译实践，多年来从事翻译教学与研究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他们对翻译有着怎样的理解呢？他们对翻译的理解对他们的具体翻译活动，即文本处理是否有着直接的影响？许钧对翻译的理解与认识，可见于他在近年来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特别是在《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1期发表的《试论译作与原作之关系》一文中。他的观点非常明确，在与韩少功的对话中指出：“翻译虽然看去是一种语言的变易，首先要克服的是语言的障碍，但翻译决不是简单的语言层面的转换，它是对原作生命的一种延续或扩展。拿本雅明的话说，翻译是原作的再生。”（许钧韩少功，2003：202）对此观点，韩少功不仅是认同的，而且还走得更远。他针对许钧所提出的这一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得更极端些，说翻译不是再生品而是新生品（notreproductionbutproduction），但大体意思与本雅明差不多吧，都是强调翻译对原作有所变化和有所置换的一面。这当然是对的。文字不光是字典上定义了的符号，其深层的文化蕴含超乎字典之外，在词源、语感、语法结构、修辞方法、理解和使用习惯等多方面很微妙地表现出来，因此用译文严格地再现原作几乎不可能。我们的译本当然也只能给出一个汉语语境中的昆德拉，译者理解和表达中的昆德拉。把文言文翻成白话文，把某种方言翻成普通话，都难以做到‘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中、西文之间翻译的再生性质更可想而知。何况昆德拉的这本书是用捷文写作的，英语本和法语本本身就是翻译，我们借二传来三传，因此这个汉语昆德拉肯定不再是个纯种捷克人了，肯定有其它文化的气血充盈其中的。”（许钧韩少功，2003：203）从他们两位对翻译的认识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一致性，那就是翻译不是机械的文字变易，而是一种再创造活动，通过文字转换，拥有自己新的生命。但问题是，“翻译是一个脱胎换骨，灵魂转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语言的转换，原作的语言土壤变了，原作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必须在另一种语言所沉积的文化土壤中重新构建”（许钧，2003，203）。在重新构建的过程中，如果说译作是原作的“再生”或“新生”，且如韩少功所说“译文严格地再现原作几乎不可能”，那么两位译者又能如何保证译作对原作生命的继承呢？这便涉及到翻译的基本原则问题。
3．翻译的原则。许钧认为，如果把翻译当作再生，那是因为在新的文化环境中，译作必然具有新的生命要素。但是，译作与原作的血缘关系不能割裂（许钧，2002）。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明确的翻译原则和可行的翻译方法。就《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而言，许钧指出，“昆德拉非常看重他的作品的翻译问题，而他对翻译有一个严格的要求，那就是忠实”（许钧韩少功，2003：203）。确实，在《被背叛的遗嘱》一书中，昆德拉曾以《城堡》第三章中的一段的几个法文译本为例，通过对比与分析，指出了法译本对卡夫卡的背叛，进而强调“忠实翻译”的必要性（昆德拉，2003b：107-125）。然而，如何做到忠实呢？许钧与韩少功对此翻译原则有着各自的看法。韩少功的说法很形象：“我理解的‘忠实’与前面说的‘再生’并不矛盾。土豆一个个结出来，有‘再生’的大小优劣之分，但我们不能拿一个南瓜当土豆，这就是要‘忠实’。”（许钧韩少功，2003：203）韩少功的这一“南瓜”与“土豆”的比喻说法，我们可以理解为所谓的“忠实”是本质意义上的忠实，就是译小说，必须保证还它以小说的品格。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前言中，韩少功以自己的实际翻译体验，说明了要达到忠实的困难：“在翻译过程中，最大的信息损耗恐怕在于语言，在于语言的色彩、气韵、节奏、语序结构。我和韩刚同志在翻译合作中，尽管反复研究，竭力保留作者明朗、缜密、凝重有力的语言风格，但我们中西文水平都有限，失误恐怕难免；加上表音文字与表意义文字之间的天然鸿沟，在语言方面仍有种种遗珠之憾。尤其西文中丰富灵活的虚幻系统，有时很难找到相应的中文表达方式。”（韩少功，1987：8）作为作家，韩少功虽然翻译实践不多，但依其对语言的高度敏感，深刻地领悟到了文学翻译的困难和障碍所在，那就是在语言层面要做到“忠实”的局限。尽管如此，他为了使译作在“新生”中不割断与原作的血脉，还是“竭力保留”作者的风格，也就是说，他在翻译中，特别注重原作风格的再现。作为翻译理论专家，许钧有着明确的翻译原则，那就是“翻译以‘信’为本，求真求美”（吴铭：2003）。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实际翻译过程中，许钧严格地践行他的这一翻译原则。为了能为中国读者理解昆德拉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他在翻译前，认真研读了该书的英译文、韩少功的译本和有关昆德拉的中外研究资料，尤其是李凤亮与李艳主编的有关研究资料，以更深刻地把握昆德拉：“我理解中的昆德拉具有对哲学的深刻思考，有宽阔的文化视野，有对小说技巧的革新，而且他的语言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吴铭，2003）为帮助中国读者走近昆德拉，理解昆德拉，在翻译过程中，他有三个自觉的追求：“一是尽可能全面地理解昆德拉；二是力求再现昆德拉作品的风格特征；三是尽可能避免误译，并不随意删改原文。”（许钧，2003.7.6）与韩少功相比，许钧的翻译原则更为明确，且在实践中也有更为自觉的追求。
至此，我们围绕着文本的选择、对翻译的理解，以及翻译原则这几个重要问题，对韩少功和许钧的有关思想观点作了梳理和对比，从中可以明确三点：一是相对于许钧，韩少功在对原文的选择上表现出作家特有的社会责任感、文化意识和文学价值的判断力，为中国读者了解昆德拉作出了奠基式的贡献。二是对翻译的理解，两个基本是一致，都认为翻译是一种再创造，但韩少功更注重作品的“新生”，而许钧更强调译作与原作之间的血缘关系的继承与拓展。三是就翻译原则而言，韩少功强调做到“忠实”的困难，而许钧则有明确的原则和自觉的追求。那么，在各自的翻译思想指导下，两人的实践又呈现怎样的面貌呢？我们不妨再深入一步，在文本层面去作一探寻与分析。
二、文本的差异及其成因
为了把握韩少功和许钧两个译本之间的差异，在进入文本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指出，韩少功的译本自问世以来，先后发行百万册之多，在国内拥有广泛的读者，并且以其独特的品格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同。但从我们手头所掌握的资料看，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普通读者和专家之间的评价有着明显的差别：读者普遍认为韩少功的翻译语言优美、流畅、具有艺术价值。而专家则在肯定韩少功的译本的优点的同时，指出了韩译明显的不足。如萧宝森和林茂松两人合作，从“文法、语序、字词、语言、隐喻、注释”等六个方面对韩少功的译本与其依据的英文本进行了认真的对比与分析，得出了如下的结论：“译文文笔优美生动、简洁流利，这或许与两位译者本身皆从事写作工作，驾驭文字的功夫纯熟有关。然而书中的错误却也不可胜数。本书共分七章，在第一章中，韩本明显误译之处居然达40处之多，其他值得商榷之处更是不胜枚举。这些谬误虽然部分可能是因匆匆赶译、忙中有错所致，但比例仍然偏高。由错误的性质我们可以发现，以从事翻译工作者应具有文字素养而言，韩本译者对英文的理解程度实嫌不足，时常发生误解原意的现象，形成读者在了解原作过程中的严重障碍。”（李凤亮李艳，1999：733）这一结论正确与否，我们在此不作评价，但就总体而言，韩少功对原文的整体与精神的把握还是有保证的。许钧的译本问世至今才3个月，许钧将韩译的书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改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围绕着这一翻译问题，国内媒体发表过许多不同的意见，但就整个译本，除了施康强的文章之外，目前尚未有细入的文本批评文字。从媒体发表的文章看，读者对许钧译文的准确性抱有信心，但其译文能否有着韩少功译本所包含的“艺术性”，部分读者是有担心的。我们同时注意到，韩少功和许钧在对待对方的翻译的问题上，持的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在许钧看来“翻译本身就是一项文化交流与文化积累的事业”，他认为韩少功翻译“注重原作的色彩、节奏的传达，有的词语很难译，但都译得很传神”（许钧韩少功，2003：205），为重译工作奠定了基础。而韩少功对许钧的翻译抱有信心，认为许钧“是有经验的法文专家，我相信他会译好”（吴铭，2003）。对于前译与复译的关系问题，韩少功与许钧表现出的姿态，则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展示了他们对文学翻译事业的严肃态度和追求精神。韩少功在当初翻译这部书时，就明确表态：“为了了解本土以外的文学，翻译仍然是需要的，哪怕这只是无可奈何的一种粗浅窥探。我们希望国内的捷文译者能早日从捷文中译出这部小说，或者，有更好的法文译者或英文译者来干这个工作，那么，我们这个译本到时候就可以掷之纸篓了。”（韩少功，1987）“掷之纸篓”是自谦之词，但他对新译本的呼吁却是真诚的，这在他与许钧的对话中可以看到。而许钧坚持认为韩少功的译本起到过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明确指出“既然文学复译是一种文化积累，前译与后译不应该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应该是一种互补的关系。韩少功的译本为国人了解昆德拉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这次重译若能为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昆德拉提供新的可能性，就是译者的大幸了”（许钧，2003.7.9）。那么，较之前译，许钧的后译为读者了解昆德拉到底提供了何种新的可能性呢？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把着眼点放在两个文本的差异点上。而对两上译本差异点的关注，目的不在于对原文本与译本作正误性的判别，也不在于对前译和后译作优劣之分，而是试图从差异的背后去探明影响翻译的主要因素。
从文字的角度去对比韩少功与许钧的译本，差异是相当明显的。总的说来，韩少功的文字美丽而多有译者个性的张扬，而许钧的文字准确而重原文精神的再生。对两个译本的不同，许钧针对有关媒体记者的提问，作了明确的回答。他在《复译是一种文化积累》一文中这样说：“常有记者朋友问我，‘你的翻译与韩少功的到底有什么不同？’要真正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有扎实的文本比较为基础。我不可能在电话采访的仓促作答中或千把字的文章中作一令人满意的回答。但简要地谈，我想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不同：首先是韩少功与我所依据的版本不同；第二是影响与制约翻译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对翻译产生直接影响的一些重要因素，如意识形态因素在今天已经不同，换句话说，今天的翻译环境较之韩少功翻译时已有很大不同，翻译的可能性增多了，当初出于种种原因必须删改或作委婉处理的文字，也许今天就不用删改或处理了；第三是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造，韩少功与我对原文的理解、领悟和阐释必然会有所不同。这种种的不同，想必在翻译文字上会有明确的体现，相信有心的读者会有自己的发现，会有自己的体会，也会有自己的评价。”（许钧，2003.7.9）我们不妨依据许钧提出的三个不同，逐次加以说明和分析。
1.所依据的文本不同。韩少功依据的是美国Harper&Row公司于1984年出版的英译本，译者为海姆（MichealHenryHeims）。据萧宝森与林茂松介绍，昆德拉对海姆的翻译是肯定的，而且“批评界也颇多推崇”。许钧依据的是法国伽利玛出版社2002年版，译者为弗朗索瓦·凯雷尔（FrançoisKérel），该版本由昆德拉本人校改修订，“与捷克文本具有同等的真实价值”。美国的海姆和法国的凯雷尔都是根据捷克文本翻译的。我们手头没有捷克文本，而且也不通捷克文，因此，韩少功与许钧自己所依据的英译本和法译本与捷克文本到底有多大的差别，两个版本对原文本的忠实程度如何，各有什么特点，我们无法作出评价。但有必要指出，与当年韩少功的翻译不同，许钧这次翻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经作者本人正式授权的，且标明法译本“与捷克文本具有同等的真实价值”。就我们所知，昆德拉对其作品的翻译要求相当严格，主张其作品都从法文本翻译。在这个意义上说，许钧所依据的版本具有法定的地位和作者首肯的可靠性。在这次研究中，我们没有将法文本和英译本作系统的对比，但在阅读中，我们发现许钧与韩少功的译本的差别有不少源自于法译本与英译本之间的不同，如小说开篇第一章第二段中有如下一句，韩少功与许钧的翻译分别为：
（1）它像十四世纪非洲部落之间的某次战争，某次未能改变世界命运的战争，哪怕有十万黑人在残酷的磨难中灭绝，我们也无须对此过分在意。——韩译
（2）我们对它不必太在意，它就像是十四世纪非洲部落之间的一次战争，尽管这期间有三十万黑人在难以描绘的凄惨中死去，也丝毫改变不了世界的面目。——许译
两种译文在句子结构方面的差别我们在此不作比较。就句中提到的在战争期间死去的人数而言，一为“十万”，一为“三十万”，差别何其大，而这一差别，源自于韩少功与许钧所依据的不同版本。如果说这样的差别在两种版本中并不多见的话，那么，英译本与法译本在词义的把握上，差别是相当明显的。像在第一部分第2章有这么一段，两种中文的版本的译文分别如下：
（1）巴门尼德于公元前六世纪正是提出这一问题。他看到世界分成对立的两半：光明/黑暗，优雅/粗俗，温暖/寒冷，存在/非存在。——韩译
（2）巴门尼德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就给自己提出过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宇宙是被分割成一个个对立的二元：明与暗，厚与薄，热与冷，在与非在。——许译
我们注意到“优雅/粗俗”与“厚与薄”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是不可忽视的，但究其原因，同样出自英译本与法译本的不同：“fineness/coarseness”与“l'épais-lefin”。
我们知道，原文本是翻译再创造活动的基础和出发点。基础不一，出发点不一，在目的语中的转渡自然便有别。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在评价韩少功与许钧的译本时，不能不注意许多的不同其实是源自他们所依据的版本的不同。鉴于此，韩少功在翻译中所遇到的文字处理的困难，许钧就未必会遇到。如韩少功谈到过这么一个例子：“比如有一段，写到入侵的当局者到每个楼房把人赶出来参加游行，英文本用了一个comb，我非常喜欢，觉得中文中未见，译成‘清梳’，把comb的‘梳’之义小心保留下来。后来有一个人批评说译错了，应该译成‘搜查’，好像你连comb是‘搜查’也不知道。其实‘梳’的基本义，用来描写挨家挨户的搜查，何其形象，何其生动，实在太妙，怎么能随意地丢掉？相比之下，‘搜查’也太白开水了，昆德拉反对的‘同义词化’，其实就是反对滥用同义词的白开水化。这种白开水貌似无错，实是大错，使翻译成了有形无神的假人，不利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取优。”（韩少功，2002.8.8）韩少功把“comb”一词翻译成为“清梳”和“搜查”提高到有利还是“不利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取优”的高度来认识，但在法文中，用的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词，叫“vérifier”（Kundera,2002:129），根据上下文可译为“清查”。由此可见，文学翻译在语言的层面确实不是简单而机械的转换，它要依据文本所提供的文字，按照上下文，在目的语所提供的可能性中加以创造，而韩少功与许钧依据的是不同的版本，不同的语言，这一因素是我们在客观评价他们的译本时所必须考虑的。
2．社会文化语境所提供的翻译可能性不同。美国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一种操纵行为。从翻译实践上，为着某种翻译目的，翻译者可以对翻译文本进行操纵。但同时，翻译活动本身要受到诸多意识形态、社会与文化环境的制约。《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部书在中国的译介历史是一个有力的证明。1985年，中国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环境提供给韩少功的翻译空间与今天相比，无疑要小一些。换言之，当时韩少功在翻译昆德拉的作品时，受到的限制较之许钧要多。从两个文本的对比来看，限制的直接结果便是对文本的删节和软处理。关于对昆德拉作品的删节问题，施康强曾作过专门的研究，写过《译或不译的取舍标准——一个个案分析》（施康强，1998）。翻译中的删改，从某种角度看，主要是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干预与制约造成的。韩少功坦言，考虑到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和译文的接受因素，他在翻译中确有对原文的删改和技术处理。而许钧明确表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化，如今的社会、政治环境已比较宽松，他在翻译中没有对原文本的任何文字加以删改。我们在此无意对韩少功到底删改了多少文字进行逐一清理，我们关心的是造成删改的原因。对此，韩少功与许钧针对记者的提问，都谈过自己的看法。韩少功说他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只能说大体完整，但删掉了整个一节，不是一章，是一章中的一节。还删掉了一些敏感的语句。当时这本书在捷克还是禁书，出版社请示国家外交部门以后，只能这样做。有些性描写也不符合当时的出版审查标准。最后，还有一些错印”（吴铭，2003.9.18）。韩少功通过这段文字，对翻译中删改的原因作了较为明确的交待：一是有出版审查标准，有不符合处，如性的描写文字，应予删改；二是原书当时在所在国为禁书，考虑到外交因素，必须加以删改；三是所谓的“敏感的语句”，通过我们的研读，发现大多是涉及“政治”方面的，如“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有关文字，删改的原因无疑是受主流意识形态与政治因素的限制。从全书的研究看，韩少功的译本中有整节的删除，有敏感文字的删改，也有不符合当时国情的有关文字的处理。应该看到，这些删改或处理是译者本人不能自主的因素所造成的，从韩少功的不得不删到许钧的照全文全译，从中可以折射出翻译活动与翻译者当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翻译活动始终处于动态的过程之中，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翻译的可能性会随着人类交流的增多，社会的发展不断扩大。这在一个方面给我们研究翻译提供了新的空间，新的课题。
3．对原文的理解与阐释的不同。如果说翻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经常受到不可自主的因素的限制是个客观事实的话，那么，不同的译者，由于对目的语与出发语掌握的程度不一，思想休养，兴趣爱好，审美能力有别，对原文的理解和阐释自然也会有差别。在上文的第一部分，我们已经就韩少功与许钧对翻译的理解及他们所奉行的翻译原则作了讨论。就具体的翻译实践而言，两位译者也各有追求，韩少功在谈到具体的翻译过程时指出：“译者在用词方面其实比较受原作的限制，没有多少自由，但在词序、结构、节奏、语调等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用长句还是用短句？句子紧张一点还是松弛一点？用心不同就有不同的效果。这是亦步亦趋的自行其是，是戴着镣铐跳舞，是翻译的特权也是翻译的乐趣。我没有特别的自觉，只是想让译文好看一些，把英译本中的那种“精气神”挖掘出来，甚至在不伤原意的情况下尽可能更加强一点，如此而已。”（许钧韩少功，2003：204-205）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已经看出韩少功的基本翻译倾向与方法：其方法是利用“语序、结构、节奏、语调等方面”提供的空间，进行有助于原作思想和精神的充分传达，甚至在不违背原意的情意下，“尽可能加强一点”。目的是让“译文好看一些，把英译本中的‘精气神’挖掘出来”，创造出来。对韩少功的这一追求，许钧在理论上是给予充分肯定的，认为译者在翻译中不要成为原文本词与句的奴隶，不要过分斤斤计较于一词一字之得失，但他同时认为，“但有个前提，那就是译者要非常精通两种语言，能够深入把握他所翻译的作者的精神与感觉”（许钧韩少功，2003：205）。我们不妨顺着两位译者的思想，对他们的翻译在文本层次作一简要比较。
首先看对原文的理解。翻译过程中，理解是基础的一步，如果没有对原文的深彻理解，全面把握，不能领悟到原作的精神，感受到原作的风韵与气势，就不可能在目的语中在不割断与原作血脉关系的前提下，进行再创造。从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韩少功译本的优点固然明显，但其译本受人诟病的主要原因，集中在他与韩刚对原文在语言层面的理解和把握不够，拿萧宝森与林茂松的话说，“韩本译者对英文的理解程度实嫌不足”，其直接后果便是明显的误译与错译处较多，与对优秀的译本的基本要求有相当距离。相比较而言，许钧是国内最有影响的法文专家之一，参加翻译过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这一公认的世界名著，正式翻译出版的法国文学与社科名著已逾800万字。经过我们的对比研究，应该说，在对原文的理解上，许钧具备更有利的条件，这在某种意义上保证了许钧译本的可靠性，能为读者提供新的理解的可能性。
再看原文精神的把握与表现。应该说，韩少功在对原文本整体精神的把握上是有自己的追求的，对此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有过介绍。对比韩少功与许钧的译本，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两个文本在表现上的差异。限于篇幅，我们在此仅以原文中带有“哲理意味”的词语的翻译作一对比分析。我们知道，昆德拉的这部作品带有深刻的哲学思考，全书有一对关键词，那就是存在之“重”与“轻”的对立，该书的书名便是一个明证。韩少功考虑到中国读者对“being”这一哲学词语的理解和接受的实际情况以及中国文化语境所提供的可能性，将之翻译成“生命”，书名定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韩少功将原书名的“生命之轻”译成“生命中…轻”是否合理，许钧有过明确的看法（许钧，2003.7.9），我们在此不展开讨论，但韩少功将原文书名中的“lightness”译为“轻”，是很有见地的，但是我们注意到，在全书的翻译中，韩少功对“轻”这个具有统领全书精神作用的关键性的哲学词语，在处理上显得比较随意，常用“轻松”轻易替换“轻”，失去了原文表达中那种凝重而深刻的哲学意味。在书中，除了生命之“轻”与“重”的对立之外，还有与之相联系的生命的“偶然”与“必然”的对立。轻为偶然，重为必然。书中反复出现的那个“非如此不可”（Mussessein）的音乐动机，便是对生命之必然的一种拷问与质疑。在该书的第一部分的第17章，小说以富有哲理的语言谈论爱情的偶然与必然，在不足一千字的叙述中，我们发现“偶然”一词在许钧的译本中先后“十次”出现，并围绕着“偶然”一词，用了“突然”、“自然而然”等词加以铺垫，将“突然”、“偶然”与“自然而然”和“必然”联成了一条线，以传达原文“偶然”与“必然”之间的联系。而在韩少功的译本中，我们看到了“机缘”、“机会”、“碰巧”与“偶然”等多种表达，明显重表达的文学性，哲学的意味并不像许钧的译本浓重，两者的差异十分明显。这种差异在前文提及的关于两元对立的词语表述中也同样可见，对比韩少功笔下的“光明/黑暗，优雅/粗俗，温暖/寒冷”，与许钧笔下的“明与暗、厚与薄、热与冷”，意义上的差别暂且不论，单从词语含义而言，韩译多色彩，导向“感性世界”，而许译冷峻，导向“理性世界”。
除了上述两个直接关系到全文精神与风貌传达的方面之外，我们发现韩译与许译在语言风格上的差异是本质性的，韩译与许译在语言的表现上都带有各自的倾向性。韩少功赞同作家张承志的观点，认为好的文学是一种美文，“严格说来，美文不可翻译”。然而，如德里达所言，正是不可翻译性昭示着翻译的必要性。作为作家，韩少功对翻译的首要追求，我们可以说是译美文还其美文，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韩少功与其合作者韩刚作了很大的努力，尤其是韩少功充分发挥了他在长期的文学创作中所积累的文字功力，利用汉语所提供的可能性，赋予了其译文充分的艺术价值。而许钧在对原文的精神和风韵的充分把握与深刻领悟的基础上，以明确的翻译原则，即“以信为本，求真求美”的原则为指导，利用其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尽可能去再现原文本“深刻的哲学思考和诗意的文学笔触”相融合这一基本特色，在求真的基础上求美，赋予了其译文独立的文学品格。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韩译与许译都各具特色。但是，有必要指出的是，两者的差异在三个方面值得我们特别关注，且看下面三对译例。
A（1）于是，让我们承认吧，这种永劫回归观隐含有一种视角，它使我们所知的事物看起来是另一回事，看起来失去了事物瞬时性所带来的缓解环境，而这种缓解环境能使我们难于定论。我们怎么能去谴责那些转瞬即逝的事物呢？昭示洞察它们的太阳沉落了，人们只能凭借回想的依稀微光来辩解一切，包括断头台。——韩译
A（2）且说永恒轮回的想法表达了这样一种视角，事物并不像是我们所认知的一样，因为事情在我们看来并不因为转瞬即逝就具有减罪之情状。的确，减罪之情状往往阻止我们对事情妄下断论。那些转瞬即逝的事物，我们能去谴责吗？橘黄色的落日余晖给一切都带上一丝怀旧的温情，哪怕是断头台。——许译
B（1）朋友曾问他这一辈子搞过多少女人[……]——韩译
B（2）朋友问他有过多少女人[……]——许译
C（1）托马斯转动钥匙，扭开了吊灯。特丽莎看见两张床并排挨在一起，其中一张靠着一张小桌和一盏灯。灯罩下的一只巨大的蝴蝶，被头顶的光吓得一惊，扑扑飞起，开始在夜晚的房间里盘旋。钢琴和小提琴的旋律依稀可闻，从楼下丝丝缕缕地升上来。——韩译
C（2）托马斯打开房间的门，揿亮了吊灯。特蕾莎看见两张床对放着，一张床边有一个带灯的床头柜。一只巨大的蝴蝶被光线一惊，飞离灯罩，在房间里盘旋。下面，传来钢琴和小提琴微弱的声音。——许译
细细比较上述三对译例，我们可以从两者的差异中发现三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第一，A例的差异涉及对原文的理解，两者的差别很难在语言表达之美在层次上分出高下，要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必须对原文的真实意义作出分析，这里涉及的是译文是否准确地传达了原文意义的根本问题。第二，B例的差异涉及到对关键词的理解与传达，“搞过”与“有过”在中文上的色彩差别是很大的，读者对之的反就也肯定不一，而英文本用的是“have”，法文本用的是“avoir”，属同一个词，这里便提出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对原文中一些看似简单的词语意义，特别是“中性”意义、“贬义”与“褒义”的把握，是否有个“适度”与“失度”的问题。第三，对于C例，不通原文的读者恐怕大多会推崇韩译，因为韩译节奏感强，富有韵味，“依稀可闻”的旋律，丝丝缕缕地升上来，给人以不尽的“美”的享受。而许译的一句“下面，传来钢琴和小提琴微弱的声音”，表达简炼，但美的韵律感不足。这里又涉及到文学翻译的另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就是在原文（该例的英文为：Thestrainsofthepianoandviolonroseupweaklyfrombelow.法文为：D'enbasleurparvenaitl'échoaffaiblidupianoetduviolon.）提供的文字范围内，译者到底有多大的再创作空间。我们提出这些问题，希望引起大家的思考。
小结
在上文中，我们结合昆德拉的代表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汉译问题，对韩少功和许钧的文本选择、他们对翻译的理解，以及他们所奉行的翻译原则作了梳理，进而对两个译本在文本层面所表现出的“三个不同”作了简要的对比与分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学翻译不是一个纯个人的语言行为，也不仅仅是语言的简单变易，我们若要对不同的版本作出有价值的评价，仅仅靠语言的对比与正误性的判别是不够的，而要结合文本的对比与分析，对影响翻译的各种因素有着客观的把握，在指出文本差异的同时，对产生这些差别的深层原因作出解释。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翻译批评的根本目的不是进行优劣的评判，而是要在理论上开拓翻译的可能性，帮助译者在深刻地理解翻译活动的基础上，在实践中探索更可行的翻译方法，使原作生命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得到拓展与延伸，获得再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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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高方，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在职博士生。研究方向：翻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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