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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新老版本译者之间的对谈
/许钧韩少功
许钧：韩少功先生，几年前曾就你的小说《鞋癖》的法文翻译问题与你交换过意见，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谈一谈昆德拉，谈一谈他的作品的汉译问题。翻译是一项历史悠久的跨文化活动。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一书中曾经说过：“一旦人们知道想写什么了，剩下的事情是决定怎么写。往往这两项选择合而为一，但是在好的作者那里，从来都是先选择写什么，然后再考虑怎么写。”翻译也一样，对一个优秀译者来说，选择译什么，显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翻译不仅仅是一种纯个人的语言活动。在今天看来，你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选择翻译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不仅仅需要文学的眼光，更需要文化的意识和政治上的勇气。我想知道，当初你选择翻译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
韩少功：主要是因为他的这本小说写得好，眼界和技巧都有过人之处，比照当时中国一些流行的伤痕文学尤其是这样。中国与捷克是两个很不同的国家，但都经历过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看看捷克作家怎样感受和怎样表达他们的社会生活，对中国的作家和读者应该是有启发的。这就是我当时的考虑，很简单。
许钧：你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译本的前言中说，这部书是由你和韩刚合译的。非常有趣的是，中国读者似乎只记住了你的名字，对此，你是怎么看的？能否谈一谈你们合作的经过？
韩少功：韩刚是我的姐姐，在大学教英文。最开始我把原作推荐给出版社，希望他们找人译，但他们没找到愿意动手的人，大概很多人对昆德拉不熟悉，还没有太大兴趣。我觉得有点可惜，便拖着韩刚参与，自己来干。我们把原作一分为二，各译几章，再由我来做中文的统一调整和润色。读者后来提到我的名字多一些，可能是因为我从事文学写作，读者更熟悉一些吧。
许钧：在我看来，翻译虽然看上去是一种语言的变易，首先要克服的是语言的障碍，但翻译决不是简单的语言层面的转换，它是对原作生命的一种延续或扩展。拿本雅明的话说，翻译是原作的再生。你的译本自问世以后，在大陆和港台都拥有广泛的读者，在你看来，你的译作与昆德拉的原著应该呈一种怎样的关系？
韩少功：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得更极端些，说翻译不是再生品而是新生品(notreproductionbutproduction)，但大体意思与本雅明差不多吧，都是强调翻译对原作有所变化和有所置换的一面。这当然是对的。文字不光是字典上定义了的符号，其深层的文化蕴含超乎字典之外，在词源、语感、语法结构、修辞方法、理解和使用习惯等多方面很微妙地表现出来，因此用译文严格地再现原作几乎不可能。我们的译本当然也只能给出一个汉语语境中的昆德拉，译者理解和表达中的昆德拉。把文言文翻成白话文，把某种方言翻成普通话，都难以做到“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中、西文之间翻译的再生性质更可想而知。何况昆德拉的这本书是用捷文写作的，英语本和法语本本身就是翻译，我们借二传来三传，因此这个汉语昆德拉肯定不再是个纯种捷克人了，肯定有其他文化的气血充盈其中的。
许钧：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最近，我就原作与译作关系的问题做过一些思考。确实，拿钱钟书的话说，翻译是一个脱胎换骨、灵魂转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语言的转换，原作的语言土壤变了，原作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必须在另一种语言所沉积的文化土壤中重新构建，而这一构建所遇到的抵抗或经受的考验则有可能来自目的地语的各个层面：文化层面、语言层面、读者的心理层面以及读者的接受层面等等。语言变了，文化土壤变了，读者也变了，译作由此为原作打开了新的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著名哲学家德里达认为：“翻译在一种新的躯体、新的文化中打开了文本的崭新历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译作为原作拓展了生命的空间，而且在这新开启的空间中赋予了原作新的价值。在新的文化语境之中，作为原作生命的延续的译作，面对新的读者，便开始了新的阅读与接受的历史。但是，不管怎么说，译作与原作有一种割不断的血缘关系，原作者一般都很看重他的作品在另一个国家的命运。就我所知，昆德拉非常看重他的作品的翻译问题，而他对翻译有一个严格的要求，那就是忠实。你对此是怎么看的？你认为你们的翻译是否达到了他的这一要求？
韩少功：我理解的“忠实”与前面说的“再生”并不矛盾。土豆一个个结出来，有“再生”的大小优劣之分，但我们不能拿一个南瓜当土豆，这就是要“忠实”。很早以前，周立波先生同我说，他的英译者帮他写了好几段，他很生气。我的一篇文章在法国杂志上发表时，我不懂法文，但也看出被删改了一段，恰恰是对法国有所批评的一段，我同样不会高兴。我想译者大多能体会到原作者的心情，如果说有时做得不够好，是水平有限。《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反响很大，对翻译的评头品足也就多，这是我们的幸运。有一个台湾教授，把我们的译本与英译本进行了周详的比照并提出很多批评，使我修订时省了些查检工夫，也学到了更多翻译知识。我很感谢他。当然，有些错是出于错印，比如有一句话中漏印了一个“不”字，刚好把意思搞反了，真是急死人。还有些错则是80年代政治气氛使然，有成段删掉的，也有些敏感的词被换掉或拿掉。那时候捷克还是共产党的国家，还有个中国与捷克的外交关系的问题。出版社请示过外交部门，不能不这样。这就是我没法承担责任的方面了。到后来环境宽松了，但碰上中国加入世界版权条约，出版社与昆德拉没达成版权协议，修订本在出版社一压十几年，没法面世。只是在台湾出版了，就是中国时报出版公司一直卖着的这个版本，不知道许钧先生看到过没有。应该说，它比内地那个初版要完善一些。
许钧：台湾版，我没有看过。在历史上，“忠实”一直被看做是译者的一个基本的品质。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希望译者在翻译中能够做到“忠实”。作者希望他的作品能忠实地传达给异语读者，读者则希望读到原汁原味的东西。但翻译活动非常复杂，字面的机械忠实，有时反而会导致精神的扭曲，可谓形似神散。另外，如你所说，翻译中有许多译者难以左右的因素。译本问世时，署的是译者的名字，但译本所包含的许多东西，译者是承担不起的。比如删节问题，要受到意识形态与其他文化历史因素的限制。施康强先生做过一个个案分析，分析的正是昆德拉的作品，好像是《不朽》，里面有很多删节，他认为在有的历史时期，译或不译，对译者都是个问题。好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化，翻译大环境变得越来越宽松，当初有的删节今天看来完全没有必要。就具体翻译而言，每一个译者都会有体会，翻译中要做到忠实是十分困难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部小说的题目的翻译就存在着很大的困难。昆德拉的法译本用的是“être”一词，英译本用的是“being”，这是一个哲学概念，可译为“存在”，在该书的第四页，作者就用了这个词，你译为“存在”。你为什么要将该词译为“生命”呢？另外，原文讲的是“不能承受的存在之轻”，“存在”作为“轻”的限定词，而“生命中”要宽泛一些。能否就此谈谈你的看法？
韩少功：当时我想到莎士比亚一个名句：tobeornottobe，被译成“活着还是死去”，已经被中国读者习惯了。此其一。be可说接近汉语中的“在”，但汉语的“在”似乎比较冷感，义涉一切物事，包括生命体也包括非生命体。而很多西语中的“在”，比如从德语中译出来的“此在”、“亲在”等等，海德格尔他们经常用的sein，如细心辨析，多在人的主体论框架里展开，“在”就是活，就是生。西语与汉语中“在”的这种微妙差别，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是不是与欧洲以前的泛神论和泛灵论传统有关，我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西语中的“在”更多与生命体相关联，这与莎士比亚汉译者的理解也是一致的。此其二。最后，我在“生存”与“生命”两个词中做选择时，觉得后者更上口一些，更容易理解一些，与作品的整体意涵也切合无碍，那就这么着吧。我当然相信这不是惟一的译法，也不是最好的译法。我后来注意到昆德拉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他的be(ing)既不是existence(一般汉译为“存在”)，也不是life(一般汉译为“生命”)，看来他颇受现象学感染，要跟我们玩一把现象学了。那么我一时确实不知道该怎么译。总不能译成“在的不可承受之轻”或者“不可承受的在之轻”吧？那还是中国人的人话吗？搞现象学的有些人肯定会说：只能这么译。对此我无话可说。我觉得“在”与be并不是严格对应的，就像我们译的“生命”与be也不是严格对应的。比方说英文的be通“是”，汉语的“在”与“生命”通“是”吗？也许我们都碰到了一个文化差异的难题。
许钧：昆德拉的这部作品具有浓厚的哲理色彩，其中涉及的一些哲学概念非常难译。前几年，我曾接受三联书店的邀请，承译俄裔法国哲学家让凯莱维奇的《第一哲学》，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障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由于文化的差异，造成了许多词的概念无法相互对应。傅雷是个很有成就的翻译家，在给友人谈翻译的信中，他特别强调语言与文化的差异给翻译造成的障碍，并指出在翻译中，要根据目的语文化和读者的审美习惯进行调整。如果说翻译中有些客观障碍难以克服，可有时，障碍并不存在，译者完全可以根据原作怎么说跟着怎么说，但有的译者个性比较强，在翻译中比较注重自己的语言创造和发挥。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昆德拉谈到译者有一些在他看来很不好的倾向，如“同义词化”的倾向和“丰富词汇”的倾向。他还举例说，有的译者一看到原作中的一个词，特别是简单、中性的词，马上就要选择一个同义词，比如把“作者”译为“作家”，把“作家”译作“小说家”。还有的译者有美化原文的倾向。细读你的译文，可以明显感到你也有这方面的倾向，你这样处理是否有特殊的追求？
韩少功：译者在用词方面其实比较受原作的限制，没有多少自由，但在词序、结构、节奏、语调等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用长句还是用短句？句子紧张一点还是松弛一点？用心不同就有不同的效果。这是亦步亦趋的自行其是，是戴着镣铐跳舞，是翻译的特权也是翻译的乐趣。我没有特别的自觉，只是想让译文好看一些，把英译本中的那种“精气神”挖掘出来，甚至在不伤原意的情况下尽可能更加强一点，如此而已。私心以为这也是原作者的愿望所在，但事情也难说。我译佩索阿的《惶然录》，虽然力求字字有据，字字有所本，但译出来后有个读者还是说：怎么看也像是你在说，这是不是佩索阿啊？我吓了一跳：天知道佩索阿在天之灵高不高兴这种效果。我译昆德拉的时候，里面有一个结巴，说出的话却一点也不结巴，至少英译本是这样。我斗胆地给他改结巴了，就是节奏上讲究一下，属于我心血来潮擅自作主。虽然我是一片好心，想让这部小说像英文版的《喧哗与骚动》一样，傻子讲话就有傻子的味道，但天知道原作者高不高兴这种手脚。我觉得一个对文化差异和语种差异有所了解的原作者，应当明白天下不会有字字严格对应的翻译，因此只能反对那些低能的“美化”或者“同义词化”，而鼓励一切有助于原作思想和精神充分传达的文字创造，不在乎个别词是译简了一点还是译繁了一点，译浓了一点还是译淡了一点。昆德拉想必会同意我这个看法的。
许钧：你的观点很有意思。法国作家纪德也有类似的观点。纪德是个很有名的作家，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有外国人翻译他的作品，他开始时对译者要求很严，要求译者忠实于他，认为译本与原作贴得越近越好。后来他翻译了莎士比亚、康拉德等作家的作品，知道了其中的难处，理解了在翻译中应该允许一些变通的手法，所以又回过头来劝他的译者千万不要成为原作词与句的奴隶，不要过分斤斤计较于一词一字之得失，但有个前提，那就是译者要非常精通两种语言，能够深入把握他所翻译的作者的精神与感觉。在你的翻译中，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你特别注意原作色彩、节奏的传达，有的词语很难译，但你却译得很传神。但对比法译本，不知是不是英译本与法译本不一致，总之在你的译本中，我发现有些认知性的词句，比较简单，可你却不太在意，比如在小说开头第二段，原作说“哪怕有三十万黑人在残酷的磨难中灭绝”，你却译成“十万黑人”，另外将“上午”译成“下午”，将“女友”译成“情妇”等等。你认为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一个译本的价值吗？
韩少功：你说的是初版吧？我现在手头上没书，无法查证这些是错印还是眼误，但译者的眼误肯定是有的，在修订本中是否全部改正过来了，也不能完全肯定。这应由我来承担责任。我看到另一个昆德拉小说的译本，有一个地方把“公元前”译成了“在基督面前”，一看就知道是眼误，便给译者去了信。我这个人较粗心，有时候连自己的创作校对三四遍以后还是有眼误。《马桥词典》再版都好多次了，编辑、作者、校对员都校过不知多少遍了，有位读者叫单正平，也是个作家，还能给我开出几页纸的勘误表。我希望这样的读者再多一些，多来帮助我们。
许钧：你的译本问世已经十几年了，在今天看来，你认为在哪些方面可以改进？这次上海译文出版社和昆德拉合作，想在中国推出他的全部作品。出版社几次跟我联系，邀我根据法文本重译你翻译过的这部作品。我想翻译本身就是一项文化交流与文化积累的事业，你的译本起过重要的作用，对重译工作来说也奠定了基础。这次重译，希望得到你的帮助。能否给我一些建议和忠告？
韩少功：修订本也在台湾出版十来年了，我这些年忙着一些别的事，说实话，没工夫考虑这本旧书。如果还有人指正，再版时还可继续汲纳正确的意见，力求更好一点。只能这样。我一开始就在译者后记中呼吁专业翻译家来译这本书，现在好了，总算把你给呼吁出来了，总算有个着落了。我也就可以下班了，下岗了，不负责任了。我是译书的临时工和游击队，相信你一定会比我译得好，那还用说吗？我等着看你的当然也是昆德拉的大作。
（许钧：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邮政编码210093;韩少功：海口市国兴大道海南广场1号楼6层海南省作家协会，邮政编码570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