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磨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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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调查，到处都是打麻将的声音。全国农村乃至城市都一样。“十亿人民九亿麻”说得有些夸张，却典型描述了当前农民生存的状况。有一次遇见四个年轻人围坐在一起打麻将，十来人站在旁边看，打输者罚喝一碗凉水，输得太多喝不了凉水者就下来，站着看的人上去。那是一个冬天，天气很冷，我担心他们喝出病来，说干嘛输了要喝凉水，不惩罚不行吗？他们说不罚没有刺激性，打麻将就没有什么意思。要让打麻将有意思，不在大冬天喝凉水也行，这就是赌钱。近些年农民收入下降，除了职业的赌徒，赌钱的输赢都不大，一般在十数元至数十元之间，但就单场的输赢来说，其数额也足以引起打麻将人的心惊。有些夫妇为打麻将的输赢争吵起来，竟有妇女在争吵中喝农药一死了之。有些地方派出所为了创收，不时到乡下抓那些打麻将赌钱的人，一个人罚上三、五千元，对农民来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也有不打麻将的，这些人就到处闲逛。前几年年轻人在农村闲逛中惹事生非的事情很多，好在最近几年年轻人多外出打工。无论是打麻将、闲逛还是外出打工，都说明农业容纳劳动力的空间已经很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是一个大问题。即使有上亿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当前农村劳动力的季节性过剩仍然十分严重。很多传统型农业地区流行这样的顺口溜，说：“三个月种田，三个月过年，还留半年休闲。”就是说真正务农的时间只有三个月，其他时间都玩过去了。农业劳动的强度比较大，多休闲一点也很好，只是这种休闲的时间太长，以至于农民普遍感到闲得无聊，有些怀念起毛泽东时代大集体生产时的热闹场面了。

的确奇怪，现在农民只用三个月种田，而毛泽东时代的农民却一年到头都很忙，外出要请假，过年的时间也不长，一年一个劳动力至少要出300多个工。农民如此忙碌还收入无多，仅仅温饱而已。可见那时候农民出工都在磨洋工，没有积极性，只要有了机会就拼命偷懒。我一个朋友转述他父亲在农村当知青参加冬修水利时的经历时说，那时人们站在河堤上，都不愿意下去挑河泥，只是当干部过来时才装一装样子。可见那时农民有多么地懒。农民的懒当然不是农民天生就懒，而是当时大集体的制度有问题，这种制度因为无法监督，必然效率低下。所谓“大呼隆干活，大锅饭分配，只能绑着穷，谁也富不了。”磨洋工作为一种制度性问题，成为人民公社不好的强有力证据。

真是如此吗？我曾反复问过很多农民，他们现在种田的精心程度比人民公社高还是低。很多未到农村调查的人都会想当然现在农民种田的精心程度要比人民公社高，还要高得多，因为现在农民种田“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谁不会为提高自己的收入而精心种田呢？但是，很多农民说现在种田的精心程度比人民公社时期更低，现在农村的懒汉也比人民公社更多。现在不仅懒汉多，而且种田技术也在退化。人民公社时期对于农业增产十分重要的一些劳动环节比如挖深沟、耙田，在很多地方都被取消，人民公社时期，农田在冬天若不种冬季作物，一定会种上红花苕籽或蓝花苕籽，而当前农村冬天抛荒的农田很多很普遍。让农民变赖的一个原因是现代科技的投入，比如更为依赖化肥和农药。目前农村亩平化肥用量，由1980年代初的数斤增加到100余斤，土壤因为化肥施用过多，有机质大幅下降，土壤板结和对化肥的严重依赖，构成了农业现实的和潜在的危险。

农民现在偷懒是有道理的，因为农业比较收益太少，在农田上投入过多的劳动，田种得过于精心，是一件不划算的事情。与其精心种田，不如打麻将和闲逛更为合算。毛泽东时代组织农民利用冬闲大修农田水利，现在的农村仍然依靠毛泽东时代农田水利建设的成果。有些地方水利长年失修，农民痛感生产不便，但现在农民事实上很难再组织起来利用大量的休闲时间维护这些失修的水利设施和其它设施。农民偷懒的道理还在于，当前农业生产总值不足国民生产总值的20%，第二、三产业已经占到国民经济的绝对比重，这些产业为农民提供了外出务工经商的机会，这些务工经商的机会为农民提供了计算投入农业劳动力价值的尺度，过多的农业劳动投入折算出来的劳动力价值远远低于务工经商的收入，除了农村那些不计劳动成本的老农以外，农业劳动的偷懒具有必然性。

毛泽东时期的情况与此相当不同。当时农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较目前是高得多了，并且第二、三产业的原始积累也只能从农业剩余中提取，因此，毛泽东时期如何从很少的边际收益递减的农业劳动投入中获得剩余，就成为那个时代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因此，将农民打麻将的时间乃至过年的时间用去冬修农田水利，就具有合理性。问题是，那时候冬修水利时也有偷懒，如朋友父亲所叙述的一样。

无论那时是否有人偷懒磨洋工，现在农民都承认，正是毛泽东时代建成的极其庞大的水利工程和相当完善的农田基本建设，为当前的农业生产提供了保证。毛泽东时代的农业公共工程也是中国第一次最为彻底全面展开并且进行得十分有效的建设，也第一次最为彻底地改造了中国农业生产条件，粮食大幅度增长。1952年全国粮食产量只有1.61亿吨，到1977年，粮食产量已达2.85亿吨，正是大幅增长的粮食，不仅支撑了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而且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预期寿命。句话说，毛泽东时代虽然也有磨洋工和偷懒的现象，但是也许是中国最近500年历史上第一次最少偷懒、最多建设的时期，毛泽东将那个时期的人们组织起来做到了中国历代伟人都想做却一直不能做成的事情。

说最近500年以来，是自晚明开始，中国人地矛盾已非常明显，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无事可做又组织不起来做公共工程，成为这个时期以来的常态，偷懒也好，休闲也好，过年也好，总而言之，温饱线上无事可做这种矛盾现象就一直存在。当前农村农民打麻将和闲逛，与毛泽东时代冬修水利时磨洋工，都可以看作是人地关系紧张这一结构性问题的表现。不同的是，在人地矛盾突出、剩余劳动力过多的条件下，毛泽东时代将这些剩余劳动力组织起来，去做那些靠单个人无法做的事情，具体如大型水利设施和农田基本建设。做了这么多的事情，竟给人们留下毛泽东时代人们最懒、磨洋工最多的印象，实在不可思议。

磨洋工是人地结构决定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最近500年中国农村的常态，毛泽东时代农业和农民为中国工业化提供的大量积累、粮食产量的大幅度增长，为当前的农业生产留下的巨大众多的水利设施等等，这是最近500年中国农村的非常态。正是这个非常态，使毛泽东时代的农业成就可以让所有尚存常识的人感到骄傲。

写于2002年5月5日

第四篇村庄秩序二、土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