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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启动城市改革
二 取消统派购制度
虽然已经宣布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1985年价格改革的重头戏仍然是农副产品。2月11日，田纪云在省长会议上说：“1985年的价格改革走小步，走一步看一步。即放开猪价，理顺农村粮价，适当提高铁路短途运价，其余的都要让路。”①这三项价格改革，除了适当提高铁路短途运输价格外，都涉及农副产品价格。
①房维中：《十三年纪事（1977—1989）》（1986年），第17页。
对于是先动生产资料价格还是先动统派购农产品价格，决策者的思路几经变动。1983年时考虑，农产品价格基本不动，先调整工业品价格，减少企业负担畸轻畸重问题，以促进企业自负盈亏。1984年初，国务院开了两次座谈会，改变了想法，决定把生产资料价格调整推迟一下，腾出时间，集中解决农副产品价格倒挂的问题。
取消已经实行30年之久的统派购制度，是关系全局、影响深远的一项改革。农村改革最终必须取消农产品统派购制度，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出的一个比较一致的结论。然而在最初几年，统派购制度改革条件不成熟，关键是必须考虑粮食安全和居民承受力。到80年代中期，农业产量连年大幅增加，国家加价、议价收购的数量和比例越来越大，销价不能动，形成价格倒挂，财政补贴负担日益加重。1981年对20多种商品补贴320亿元，其中80％以上与农副产品的价格有关。②1983年粮食收购1700亿斤，牌价收购500亿斤，加价收购1200亿斤，光棉花一项国家就补贴50亿元。1984年财政补贴占到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1/5，③财政压力巨大。国务院领导意识到，如果农业再丰收三年，财政就难以为继了。为减轻压力，1983年时提出三条措施，一是适当提高电、化肥、煤油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二是奖售粮和返销粮按成本价销售，减少倒挂补贴；三是适当增加农业税。三项加起来，影响农民每人七八元。①取消统派购制度目的之一，是希望通过减少超购加价减轻财政补贴。另一方面，包产到户后农民要求更多的经济自由，势必与城市发生矛盾，牵一发动全身的是粮食。统购统销体制肯定守不住，但市场化之路怎样走得通，是棘手的挑战。
②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2年卷），第41～42页。
③刘卓甫：《价格改革的回顾和思考》，《北京商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
①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3年卷），第106页。
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对粮食问题做了很长时间的研究，最初提出全盘改革统购统销制度的是宋国青、罗小朋、高小蒙、向宁等人。在1984年9月的莫干山会议上，周其仁代表农发组提出了一个改革思路，并在会后直接向张劲夫做了汇报。他们的主张是逐步缩小政府供粮的比例，政府必保的部分靠农民上缴实物税满足，余下的部分通过开放市场解决；过渡期的供粮责任分中央、省区两级处理。1984年秋，在赴山西考察途中，国务院总理直接听取了随行的周其仁的汇报。他最为关心的是两个问题，一是怎样分步、分级限定政府的供粮责任，二是政府责任范围以外的粮食供销靠市场究竟是不是靠得住。最后，他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合同定购。国家在逐步减少粮食征购任务以后，可以与农民签订粮食收购合同；粮食销区与产区之间也可以签订粮食购销合同，依托合同制来发育全国粮食市场，同时保障粮食供应的稳定。在1984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宣布实行粮食合同订购政策。②
②周其仁：《学者是如何参政的》。
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规定：从当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收购派购任务，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定购粮食三成按原统购价，七成按原超购价。定购棉花北方按“倒三七”，南方按“正四六”比例计价。定购以外的粮食、棉花允许农民上市自销。如果市场粮价低于原统购价，国家仍按原统购价敞开收购以保护农民的利益。生猪、水产品和大中城市、工矿区的蔬菜，也要逐步取消派购，实行定购，定购以外自由上市交易，随行就市，按质论价，放开的时间和步骤，由各地自定。为了保证城镇居民生活水平不因副食品涨价而下降，国家发给每个城镇居民一定数量的价格补贴。除烟草外，其他农产品均不再实行统购派购。这样，就把多年对粮油实行的统购价和超购加价这两种国家定价模式，改为国家定价和市场价并存。①
1984年，出现了农民“卖粮难”，国家“储粮难”、“运粮难”的现象。长期忧虑的粮食安全问题似乎一下子解决了，这为取消统派购制度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在1984年底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促进粮食转化问题成了热烈话题。②当时一些人认为，中国的粮食问题，已经不是促进粮食生产的增长，而是推动粮食转化，要从直接消费转到间接消费，即把粮食转化为牛、羊、猪、奶、肉、禽、蛋。党刊《红旗》杂志连续发文称：调整农业结构“最根本的是要按照价值规律办事，扩大市场调节，逐步把价格放开，让农民按照市场需求进行生产”。“现在应该提出一个口号，就是大家都来学做结构变革的巧妇。”③1985年的政策基点是通过限购、限价达到粮食限产目的，1985年计划收购粮食从上年实收的2000亿斤减少到1500亿斤。当年粮食播种面积减少7000万亩，棉花面积减少2700万亩。另一方面，鼓励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如国家决定拿出一定的财力物力支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拿出一批粮食按原统购价格销售给农村养殖户、国营养殖场、饲料加工厂、食品加工厂；对乡镇企业实行信贷、税收优惠；放开对农民采矿的限制；放活农村金融政策，包括允许“适当发展民间信用”；鼓励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小城镇和农村扩散，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劳务；等等。
①《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610—619页。
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侧记》，《人民日报》1981年1月16日。
③《红旗》1985年第3、5期。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积极进展。虽然粮食、棉花大幅减产，但农村经济仍然很活跃。首先是经济作物的发展，其中油料增长32.5％，甘蔗增长30.2％，烤烟增长34.6％，黄红麻猛增128.1％。其他经济作物如甜菜、蚕茧、茶叶、水果增长幅度也在4％～7％。由于放开了价格，一向比较薄弱的牧业、渔业生产出现了突破性发展。大牲畜年末头数增加了50％，猪、牛、羊肉增加13.9％，牛奶增加14.2％，水产品产品增加12.5％。1985年，社会零售猪肉增长8.2％，家禽增长19.5％，鲜蛋增长20％，水产品增长8％。其次是非农产业的扩张。在政策和舆论的引导与利益的驱动下，农村资金、劳力等生产要素进一步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的产值达2721亿元，比上年增长46.8％，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也从1984年的36.5％上升到42.9％。①
①参见萧冬连《崛起与徘徊—十年农村的回顾与前瞻》，第127—129页。
政策方向是对的，但步骤太过仓促。这与当时对粮食形势普遍乐观的估计有关。领导机关不断发出限产信号，各地确定合同定购时，强调只准减少不准超过。某省甚至向下传话：增产100斤粮食就是给国家增加一份负担。政策信号加上价格等因素，影响了农民种粮积极性，结果当年粮食、棉花出现较大幅度的减产。粮食总产量从上年40731万吨减少到37911万吨，净减产2820万吨，减少7％，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粮食减产最多的年份，超过1960年。棉花跌幅更大，从上年的625.8万吨减少到414.6万吨，减少33.7％，种植业产值下降2％，出现了七年来的第一次负增长。②粮食减产加上通货膨胀，粮食产区的农民和地方政府没有动力与销区签订粮食合同，当年秋许多地区由“卖粮难”一下子又变成“购粮难”。
②参见萧冬连《崛起与徘徊—十年农村的回顾与前瞻》，第120、129页。另见《周少华工作笔记》，第2043页。
粮食问题重新引起陈云担忧。在1985年9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陈云说：“现在有些农民对种粮食不感兴趣，这个问题要注意。”“农民做工、经商收入多，种粮收入少，就是养猪、种菜，也看不上限，因为‘无工不富’。发展乡镇企业是必要的。问题是‘无工不富’的声音大大超过了‘无农不稳’。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①1986年6月，邓小平在听取汇报时也说道：“农业上如果有一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有位专家说，农田基本建设投资少，农业生产水平降低，中国农业将送入新的徘徊时期。这是值得注意的。”②1986年以后，采取了某种刺激种植业回升的政策，实际效果并不佳。粮食产量1984年达到40731万吨，1985年降到37911万吨，1986年为39151万吨，1987年为40298万吨，1988年为39408万吨，1989年为40755万吨，徘徊了五年。③这也反证了前期农业增长因素中，价格因素的权重是很大的。由于粮食生产连年徘徊，加上农民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强烈不满，粮食合同制推行困难，许多地方政府不得不重新运用行政手段。据1989年的一份调查，“安徽、江苏、江西、湖南等省一些地县干部反映，去年人库的征购粮70％是靠县乡干部开车到农民家里拉来的”。④合同又变成了义务。1985年的粮食体制改革只动了一半，即只取消统购，不取消统销。直到1992年底，全国844个县（市）放开了粮食价格，粮食市场基本形成，统购统销才真正退出历史舞台，这已经又过了七年。
①《陈云年谱》下卷，第383—384页。
②《邓小平在听取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时的谈话》（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9页。
③房维中：《十三年纪事（1977—1989）》（1986年），第117页。
④刘学富、王满：《走出国库看民情—1988年粮食收购完成后的一些反思》，《农民日报》1989年3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