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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启动城市改革
五 四次省长会议
经济学家之间的辩论不能不影响到国务院的决策和政策选择。对于激进与稳健两种意见，决策层倾向于后者，首先是因为担心物价上涨过快造成社会不稳。当时已经看到“人心相当浮动”，一些城市发生抢购现象，北京2万台彩电预售几天就光了，上海也到处排队、抢购。担心“一个城市挤兑和抢购，就会带起一大片”。当时想到的办法，除控制货币发行外，还包括卖库存黄金、进口高档商品、发行股票、出卖小企业固定资产、卖房子、发国库券等，并责成银行实施贷款监督等。估计控制货币发行可能影响增长速度一到两个百分点，即从10％降到8％或9％。邓小平表示赞同，他说：“改革走一步看一步好，但是另一面，也不要丧失时机。丧失时机，可惜了。”“改革三年见效嘛……我赞成慎重初战，务求必胜。”①
①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5年卷），第13、14页。
征得邓小平同意，2月9～14日，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省长会议，目的在于统一认识。胡耀邦等接见与会者，姚依林、田纪云、赵紫阳分别向省长们通报了当前的经济形势，要求各地注意风险，抑制投资与消费膨胀，赵紫阳强调改革有分步骤、分层次、有先有后、互为条件、互相支持的问题。胡耀邦的开场白说，重大的问题、紧急的问题可以采取轻松的办法加以解决，以避免发生副作用。胡耀邦的真实看法是，不必对通货膨胀看得过重，重要的是经济增长。陈云则主张采取严厉措施，他在2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十二届三中全会到现在整整四个月。这四个月的变化是相当大的，现在有点乱。我主张有些东西要搞得死一点，叫先死后活，置之死地而后生。②
②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5年卷），第38页。
第一次省长会议只是通报了情况，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对地方触动不大。地方感到形势很好，看不到有什么风险。生产速度过快、建设规模太大的问题没有解决。4月11日，中央召开第二次省长会议，继续统一对形势的认识。国务院领导说，现在生产速度过快、建设规模太大，外汇支撑不了，能源交通支撑不了，货币控制不住，物价稳不住。进口钢材增长36％，汽车30％，化纤长丝60％。进口的生产线，电子零部件难以大量进口，将被迫停产。当然，也不搞急刹车。怎么解决？集中力量抓出口。必须坚决制止国内抬价抢购，国外削价倾销。进口外汇要有步骤削减。已签合同履行，未签的不要轻易签。坚决控制盲目引进，重复建设。不能认为越快越好。一季乡镇工业增长45％。乡镇工业应主要依靠集体集资，不能依靠国家贷款。③
③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5年卷），第92、93页。
从5月2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给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可以看出，问题并没有解决，货币超发、投资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快、外汇结存下降问题仍然突出。1～4月，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23.3％，基建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36％。主要是预算外投资增长过猛，其中用银行贷款投资增长163％，自筹资金投资搞的增长84％。乡镇企业贷款增加过多，仍然是个大趋势。消费基金增长过快的局面还未扭转。工资性现金支出1、2月份比去年同期增长40.6％。国家外汇1984年底结存82亿美元，到1985年4月底，已下降为72亿美元。即使不再签订新的合同，到年底国家外汇也将低于50亿美元储备的底线。①
①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5年卷），第135、136页。
6月11～13日，中央召开第三次省长（部分）会议，重点解决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问题。会上提出了一些硬指标，即限定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控制在1400亿元以内，责成国家计委按此分配下去，明确责任，超过控制数量的应归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和银行行长负责；全年信贷资金增加额控制在710亿元左右，货币投放除工资制度改革和价格改革需要增发的以外，控制在150亿元左右，中央银行对各省、市、自治区分行和各专业银行下达控制数字，不得突破。②用行政手段把责任分解下去是否有效呢？房维中后来说：“限定全年固定资产投资谈何容易。法不责众，各地区都冒了，你能追究谁的责任。在现行的体制下，你要求地方服从全局，无异于与虎谋皮，只能成为老套的空话。”“最根本的还是政企不分、块块分割的体制在地方的层次上没有打破，地方行政权仍然处于主导的地位。地方追求地方利益的最大化。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地方占上风。”③房的这两段话有意思，虽然是从国家计委角度看问题，但也透露了双重体制下宏观调控的无力感。从另一角度看，决策层并不想因调控力度过大挫损发展的良好势头，不赞成报纸上连续发表批评“超高速”的评论，尤其不同意把目前的超高速比作1958年的“大跃进”。
②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5年卷），第146页。
③房维中：《十三年纪事（1977～1989）》（1985年），第43、106页。
三次省长会议收到一些效果，但国民收入超额分配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物价上涨幅度比较大。1～5月份全国零售物价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升6.5％，其中5月份上升9.3％（城镇上升12.5％，几个大城市上升更高些）。钢材等生产资料供需矛盾突出，市场价格上涨很多，许多工业品生产成本不断提高，将造成轮番涨价。投资膨胀始终解决不了，除了中央与地方的博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央高层意见不统一，当时胡耀邦不赞同紧缩。吴敬琏回忆说：“耀邦走到哪儿，说到哪儿。他说，能够快为什么要慢？后来，告状到邓小平那里。大概是六七月份，邓发话了，赞成采取紧缩方针。”①
①萧冬连、鲁利玲对吴敬琏的访谈，2010年12月13日。
7月15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报告，建议再开一次省长会议，进一步统一思想，消除不稳定因素。第四次省长会议于9月25～27日召开。这次会议是在巴山轮会议之后召开的，对于是否应当控制货币，理论上的争论基本得出了结论。会议着重研究控制1986、1987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问题，国务院领导在会上力数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的八大恶果，即引起经济生活的全面紧张，使改革无法进行，甚至出现经济大起大落，最后被迫进行大调整。他批评三个错误思想，一是“百废俱兴，全面大上”；二是“只能切你，不能切我”；三是“我们管微观，中央管宏观”，“放活是自己的事，控制是中央的事”。会议拟定后两年固定资产投资维持1985年水平，办法是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适当抽紧银根。然而，决策者也不愿因“急刹车”引起大的震动，确定采取“软着陆”的方针，用两年时间逐步解决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不平衡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