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巴山轮会议：目标与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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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9月2～7日，从重庆到武汉的“巴山”号游轮上召开了一次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也称“巴山轮会议”。这次研讨会是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召开的。这是进入城市改革后中外著名经济专家学者之间的一次重要对话。

根据世界银行代表林重庚的回忆，召开这次会议并不是世界银行提议的。1985年初，廖季立约见林重庚，说国家体改委的领导建议世界银行组织一次国际研讨会，讨论三个题目：第一，国家如何管理市场经济；第二，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相关的问题；第三，在整合计划与市场方面的国际经验。要求邀请的外国专家必须具备上述三个问题的知识和经验。①有分析认为，决策层之所以提议召开这样一个国际研讨会，直接的原因是1984年下半年到1985年上半年出现了严重经济过热，国内经济学界对如何应对这个局面争论不休且难有定论，决策层也在推进改革、促进增长与维持稳定之间举棋不定，希望听取外国专家的意见，对转型经济条件下如何进行宏观管理进行会诊。薛暮桥在巴山轮会议开幕词中说：“要把微观经济搞活，必须加强对宏观经济的控制。现在我们还不善于加强宏观管理……防止消费基金失控，特别是防止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所造成的信贷失控，是我国目前宏观控制中重大的问题。”②正因为如此，这次会议称为“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更大的背景是，尽管1984年已经决定突破中央计划体制的限制，但是对市场经济如何运转和调控，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如何应对转型中的各种风险，无论是经济决策者还是经济学者都相当陌生。

①林重庚：《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对外思想开放》，《比较》第38辑，2008年12月。

②转见赵人伟《1985年“巴山轮会议”的回顾与思考》，《经济研究》2008年第12期。

请世界银行出面组织国际座谈会，是有缘由的。自1980年中国恢复世界银行席位后，世界银行与中国已经有了多次合作。1980年10～12月，世界银行组织考察团队在甘肃、湖北、江苏、北京、上海等地做了3个月的考察。中方参与者有财政部星光和朱福林、国家计委郑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赵人伟和工业经济研究所朱镕基。1981年6月，考察报告提交世界银行董事会，促成了世界银行对中国政府的首笔贷款，同时确定了中国申请世界银行软贷款的资格。1982年，由世界银行出面邀请外国专家学者召开了一次莫干山会议。1984年世界银行启动了第二次经济考察。这次考察是应邓小平的要求进行的。1983年5月26日，邓小平接见世界银行行长克劳森率领的访华团，这时中国已经宣布到200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邓小平请世界银行再组织一次经济考察，针对中国未来20年面临的主要发展问题，特别要根据国际经验，为达到中国上述发展目标提供一些可选择性建议。1985年，一份题为《中国：长期发展面临的问题和选择》的经济考察报告提交中国政府。报告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快速增长及20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可行性表示认可，同时指出了可供选择的发展途径。两份报告引入了许多现代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诸如机会成本、计量经济学、经济模型等分析工具，对中国经济做了客观、科学的分析，其结论和建议颇具说服力，且不带意识形态色彩。①在整个80年代的对外思想开放中，世界银行扮演了一个有意义的角色。

参加巴山轮会议的中外专家学者共30余人。与会国外专家是由世界银行林重庚出面邀请的，不少人既是著名经济学家又是政府的重要财经官员，熟悉各国经济的实际运作。其中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时任美国白宫经济顾问的詹姆斯·托宾（JamesTobin），英国政府经济顾问阿莱克·凯恩克劳斯爵士（Sir Alec Cairncross），德国中央银行行长奥特玛·埃明格尔（Otmar Emminger），法国前国家计划办公室主任米歇尔·阿尔伯特（Michel Albert），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南斯拉夫稳定委员会和政府经济改革委员会成员亚历山大·巴伊特（A.Baijt），美国经济学家里罗尔·琼斯（Leroy Jones）以及世界银行林重庚和伍德等，日本经济专家小林实由中方直接邀请。与1982年莫干山会议着重于苏联东欧经验不同，这次被邀请的专家具有三种不同的经验背景，一是苏联东欧，一是西方发达国家，一是发展中国家。最初拟定的中方参会名单只有高级领导和年长的知名学者。经过磋商，特意预留几个40岁以下的青年参会名额，真正做到了老、中、青三结合。老年与会者有安志文、薛暮桥、马洪、刘国光、童大林等，中年与会者有高尚全、吴敬琏、项怀诚、赵人伟等，青年与会者有郭树清、楼继伟等。

①林重庚：《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对外思想开放》。《比较》第38辑，2008年12月。

首先，巴山轮会议就一个热点话题达成了共识，即如何看待和应对经济过热。林重庚说：托宾、凯恩克劳斯和埃明格尔三个主要外国专家来自三个国家，尽管他们各自代表着经济理论的不同派别，但一致认为中国应该采取坚决措施应对经济过热的问题。在当前增长过热和需求过旺的情况下，财政和银行都应采取紧缩政策。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林重庚和伍德，东欧经济学家布鲁斯与科尔奈对此都毫无异议。这次会议事实上对一年来的激烈争论做了总结。

巴山轮会议讨论了更广泛的议题。9月10日，安志文给国务院领导提交的报告总结了巴山轮会议对中国改革有参考价值的五点意见。第一，关于改革的中长期目标。根据科尔奈的归纳，各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模式基本上分两大类，一类是通过行政手段协调，一类是通过市场协调。在第一类中又可分为直接行政调节和间接行政调节。在第二类中可分为完全非控制的市场协调和宏观控制下的市场协调。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可以选择间接行政调节，也可以选择宏观控制下的市场协调。第二，关于改革的方法和步骤。首先要尽可能用间接的行政手段，如金融、货币、财政税收等对宏观经济进行控制和调节，在必要时再辅以直接的行政手段。对改革的步骤上，在讨论中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布鲁斯主张要从中国的现状出发，分阶段向最终目标过渡，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的经济部门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管理，有的用新办法，有的暂时用老办法。科尔奈认为，有的领域要一步一步地进行，如所有制多样化、鼓励联合所有制、股份制的发展等；有些领域应该“一揽子”同时进行，如改革计划体制、价格体制、工资制度和金融体制等。第三，实行间接的宏观控制，主要靠金融货币、财政税收、收入分配和国际收支等手段进行调节，特别是金融货币具有关键的作用。必须建立完善的银行体系，尽快健全准备金制度，实行浮动利率，调高汇率。要逐步建立一个在中央银行控制下的由各种专业银行、地方银行等多种形式组成的银行体系。财政不能向银行透支，财政赤字主要应该通过发行债券解决。第四，实现宏观经济的间接管理，必须建立和健全商品市场和资金市场。完善商品市场必须放开商品价格，控制价格关键是要控制资金价格（利率）、劳动价格（工资）和外汇价格（汇率）。中国还不是建立股票市场的时候，但建立债券市场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对于两种价格的状况有不同评价：科尔奈认为，双轨价格的存在使价格不可能发生准确的信号，很难解决企业“软预算”的问题；布鲁斯则认为，中国对生产资料实行双轨制价格，可能是中国的有用发明，是由行政价格过渡到市场价格的桥梁，但这种双轨制价格的持续时间不能太长。第五，间接管理能否有效，取决于企业对利率、税率、汇率、价格是否做出灵敏反映。实质问题是要使企业“预算约束硬化”。要取消垄断，限制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和保护，允许企业在市场上开展竞争，经营不好的应予倒闭。①

①《安志文同志关于“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对我国改革有参考价值的几点意见》，国家体改委重要文件资料汇编编辑组编《国家体改委重要文件资料汇编》（下），改革出版社，1999，第2380—2382页。

巴山轮会议无论对决策层还是对经济学界都发生了重要影响。国外专家总体上认同中国渐进式改革，但主张改革要有总体设计和配套；肯定双轨过渡的合理性，但都认为双重体制并存不能持续太久。明确提出异议的一个问题，是正在推行的国有企业工资增长同利润挂钩的办法。认为这不一定是好办法，因为国有企业利润的增长同国家投资和资源条件有直接关系；企业的工资成本还很容易转移到产品价格上去，如果部分企业工资增长过快，就会蔓延到其他企业，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工资全面增长，从而导致通货膨胀。这个意见后来并没有被采纳。值得注意的是，外国专家并没有提出“一揽子”改革方案，没有提出全面私有化的建议，也没有否定必要时使用行政手段的合理性。相比于此后西方专家给俄罗斯开出的“休克疗法”药方，巴山轮会议给中国决策者提供的建议是务实的、非意识形态的。当然，并不是所有建议都能行得通，如建议取消对企业的保护和补贴，道理可以接受，实践中难以实行。在参加巴山轮会议的外籍专家中，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有着特殊的影响。①1986年在中国翻译出版的科尔奈《短缺经济学》一书，对于80年代后期的中国经济学界影响很大，诸如“短缺经济”、“父爱主义”、“软预算约束”、“投资饥渴症”等概念作为分析工具被广泛运用。对年轻一代影响更大，据说在大学经济系里，几乎人手一册《短缺经济学》手抄本，当年《经济研究》杂志几乎每一期都有年轻人发表的论文引用科尔奈和东欧经济学。②

①科尔奈（1929—），匈牙利经济学家，匈牙利科学院院士。曾任匈牙利科学院经济学部主任、世界经济计量学会会长、世界经济学会会长、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席等。

②转见张军《中国经济转型30年经验贡献了什么》，《科技与经济画报》2008年第5期。

五 四次省长会议七 “七五”计划建议的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