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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从价格闯关到治理整顿
二 为什么转向价格闯关
1988年4、5月做出价格闯关的决策显得突然，但并不难理解。其大背景是，两位数的物价上涨和双轨制下“官倒”盛行，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和舆论的尖锐批评。1985年实行双轨制之初，两种价格的价差大约是一倍，到了1988年，许多重要产品两种价格的价差达到三四倍。如冷轧薄板每吨市场平均价达到4602元，比计划内价格高出4.3倍；铝每吨市场平均价为16077元，比计划内价格高3倍；纯碱每吨市场平均价为1192元，比计划内价格高2.1倍；烧碱每吨市场平均价为2986元，比计划内价格高4.2倍。市场价格上涨还在加速，从1988年1月末到9月末，铜价由每吨7400元涨到20000元，铝价由每吨7206元涨到15395元，镍价由45000元涨到138000元，冷轧薄板由2177元涨到5120元。③在高利的刺激下，一些企业想办法“躲避”计划，追逐市场高价。“垄断性行业和国有企业哄抬物价，扰乱市场。”钢材、有色金属、铁路运输、外贸企业都发生过哄抬物价的行为，计划内产品大多相变涨价了。形式上执行国家定价，实际上有的卖议价，有的虽然卖牌价，但价外还给东西，或带附加条件。据上海反映，上海拿到的国家配给的平价原材料，有37％都加了费用和附加条件。当时估计，全国可能有60％的国家定价产品都变成了市价。由于成本推动，企业要求涨价，上面不让涨，下面乱涨。①在双轨套利的刺激下，掀起了一场全社会的经商热，各种公司爆炸性增加，一时全民经商，“倒爷”猖獗。“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是这种局面夸张而形象的写照。到1988年，在各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公司总数已超过41万家，其中打着“官办”招牌插足流通领域的不下25万家，一些党政机关、党员干部及其亲属子女利用职权“批条子”倒卖计划内商品，牟取暴利。甚至发展到“官倒”、“私倒”勾结，套购国家物资，垄断市场。例如铝锭国家定价为4000元/吨，最高限价为6800元/吨，但大量铝锭被“官倒”、“私倒”们操纵，铝制品加工企业不得不以1.65万元/吨的价格购进铝锭。②双轨制诱发了改革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权力寻租，有人计算，由双轨制价格产生的“租金”总额1987年达2000亿左右，约为当年国民收入的20％。③各方面对物价上涨、权钱交易、“官倒”现象早已反应强烈。1987年7月20日，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上说，现在对物价问题议论纷纷，特别是有些老同志担心物价出问题。投机倒把发财的人，已引起人们极大不满。“倒爷”已成为大家议论的中心。④
③陈富保：《生产资料价格改革概述》，《中国工业经济》1989年第7期。
①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8年卷），第115、116页。
②李念其：《价格双轨制的历史功过及其演变方向》，《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
③参见胡和《廉政三策》，《社会经济体制比较》1989年第2期。
④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7年卷），第191页。
1988年价格闯关的想法或许与“两会”直接相关。1988年3月25日至4月13日全国人大会议和全国政协会议召开，物价、“官倒”问题成了会上议论的焦点。如千家驹4月2日在全国政协会上发言，强烈抨击双轨制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为获得牌价物资的优待，走后门，批条子，请客送礼，贿赂成风，他们以牌价购进商品，转手间以市价出售，即可大获利市，甚或主管部门与不法分子互相勾结，串通一气，狼狈为奸，坐地分赃”。痛斥社会风气每况愈下，一些党员和干部“营私舞弊，假公济私，贪污腐化”，“其影响之恶劣可以动摇国本”。①千家驹的30分钟发言获得31次掌声，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强烈反响，被称为“千家驹事件”。
①千家驹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发言《关于物价、教育、社会风气的几点意见》（1988年4月2日）。
4月2日，也就是千家驹发言当日，中央邀集李铁映、马洪、陈先、项怀诚、王家兴等人，座谈生产资料价格改革问题。中央领导同志说：“生产资料两种价格，问题太大了。”“许多涨价来自中间环节的盘剥，平价原材料有不少卖给了个人“公司”，层层转手倒卖，现在管也管不住。实行两种价格以来，各方面出现了一些矛盾，而且越来越严重。企业虽然承包了，但原材料价格不平等，就不是在平等条件下的竞争。生产资料价格要进一步减少两种价格。从方向说，是向活的方向发展。”“我们是到了不进则退的时候了。生产资料价格怎么搞，要搞个改革办法。”他问“现在是否有条件取消两种价格”。李铁映说：“生产资料实行双轨制，危害太大了。”陈先说：“实行价格双轨制初期是利大于弊，现在是弊大于利。”马洪认为，煤炭、水泥可以放开搞市场价，其他目前还不行。关于风险预测，中央领导同志说，“如果物价涨了，工资也能提上去，经济发展了，我看就不可怕”。②这次谈话虽然没有闯关的提法，但表明价格改革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②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8年卷），第115—119页。
邓小平对价格改革的关注是几年来一贯的，希望闯过价格这一关“为下一个世纪中国的发展创造条件”。①还有一层考虑，就是财政补贴越累越多，不堪重负。据国家统计局资料，80年代后期财政对国有企业亏损补贴逐年增加。1985年为121亿元，1986年猛增到324.78亿元，1987年为376.43亿元，1988年为446.46亿元。农副产品价格补贴也有几百亿元。②邓小平考虑这个问题不是一天两天，早在两年前他就说过：“现在我们是背着大包袱前进，每年几百亿元价格补贴，越背越重。这个问题总得有计划有步骤地妥善解决。”③1988年5月，邓小平又在会见外宾谈话时说：“国家背了一个很大的财政包袱，每年用于物价补贴的财政开支达几百亿元。所以，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前进。”④5月13日，中央领导同志约马洪、安志文、房维中等中央财经小组有关人员讨论当前物价和工资，提出物价、工资改革“今后几年怎么搞”的问题，提出有没有可能用几年的时间，“在发展比较快的情况下，每年物价指数大体百分之十以下，八、九、十连续搞几年。相应地，把需要解决的物价问题解决掉”。马洪说：“有个时机问题，1982、1983年改可能比现在更好一些。”安志文说：“五年时间，百分之十，有的放，有的管。”讨论结束时，中央领导同志总结说，方案“就按今天谈的方向去搞”。“工资、物价，以体改委、计委为主。北戴河会议，就讨论工资、物价、流通体制。”在5月16日、1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赵紫阳首次明确把物价改革和“过关”问题提交常委会议讨论。他说，今年的物价上涨幅度比较大，全年估计超过15％，也可能达到17％～18％。这是改革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最大的一年，形势是严峻的。现在我们决心搞好物价改革，看主要采取些什么措施，集中力量过好这一关。过好了可以为下一步发展打下基础。李鹏说：“赞成紫阳同志提出的对工资、物价作长远规划，中央决定，全党执行。”姚依林说：“我赞成物价从现在起搞下去……今后五年，比如每年价格上升百分之十，实际工资增长超百分之十，这样价格改革就可以继续搞下去。”5月19日，邓小平在同外宾谈话时讲，中国不是有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我们可能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他说：“我总是告诉我的同志们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还要再大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首次把中央关于价格闯关的动议晓之于众。①5月30日至6月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三天会议，重点省市委书记列席，总题目是理顺价格，决定由国务院抓紧制订具体方案。会议提出：“改革已到关键时刻，比较容易的改革做了不少，难度大的而又不可能绕开的问题主要是劳动、物价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现在的形势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退是没有出路的，前功尽弃，不可收拾。”必须“冒点风险，迎着风浪前进，闯过难关”。至此，一个“价格闯关”的重大决策已经形成。②
①《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38页。安志文同志说：“邓小平提出价格闯关，我们都是听李鹏传达的。”见《见证重大改革决策》，第78页。
②根据1981—1989年《中国统计年鉴》。
③《邓小平在听取赵紫阳、姚依林、万里、胡启立、田纪云、张劲夫等人汇报时谈话》（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121页。
④《邓小平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主席若阿金·希萨诺时的谈话）（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32页。
①《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32页。
②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8年卷），第115—119页。
几年来，赵紫阳在价格改革问题上始终迟疑不决，“一讲改革就感到物价非改不可，一考虑到群众承受能力又不敢出台”。③1988年夏，他似乎转向谨慎乐观。5月9日，他专程到山东考察，发现山东钢材价格放开，“生产企业赞成，阻力大的是钢铁厂”。由此说明“物价的承受能力比过去大大加强”。④当时估计“生产资料的大关已过，70％的生产资料都是按市场价格卖的，真正按计划价格卖的不到30％”。至于老百姓的承受力，他认为“如果物价涨了，工资也能提上去，经济又发展了，我看就不可怕”。⑤他的这些话固然是说服大家，何尝不是在说服自己。还有一个政治上的考虑，就是趁老人健在，借助老人威望闯过难关。他说：“当前形势很好，老革命家健在，必须抓紧时间把难的问题解决好。同心同德，共渡难关。”
③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8年卷），第270—271页。
④赵紫阳同马洪、安志文、房维中、罗干、严忠勤、张琪等人谈话（1988年5月13日）。
⑤赵紫阳邀集李铁映、马洪、陈先、项怀诚等座谈生产资料价格改革问题（1988年4月2日）。
陈云是什么态度？据中央文献研究室记述，5月18日，姚依林到陈云处通报政治局的意见。姚依林说：我们设想，从明年开始，每年价格上涨10％，连涨5年。陈云问：你看可以理顺价格？姚依林答：我讲初步理顺，用5年时间。陈云又问：物价连涨5年，情况会有什么变化？姚依林答：价格总水平提高60％～80％，工资增加100％。陈云表示怀疑，说：“物价每年上涨10％，连涨5年，我打个很大问号。”姚依林说：这条路是否走得通，我也没有把握。5月28日，陈云同李鹏谈话，进一步表明了他的态度，他说：“每年物价上涨百分之十，办不到。我是算账派，脑子里有数目字，理顺价格在你们有生之年理不顺，财政补贴取消不了。”陈云的意见没有被采纳。①然而，几位当事人，如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的安志文和新成立的国务院物价委员会副主任白美清都回忆说，没有听到陈云的意见。吴象的文章说：“无论当年在中央机关工作期间，还是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笔者从未看到任何资料，或是听任何人说起，陈云在物价闯关问题上曾经表示过不同意见。”②
①金冲及等主编《陈云传》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第1791—1792页。
②吴象：《1988年物价闯关高层决策》，《炎黄春秋》2015年第12期。
不少经济学家对拟议中的价格闯关方案表示了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价格改革不能闯关，只能慢慢来。据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谢百三回忆，1988年7月13日，他曾应上海市市长朱镕基之请到市政府讲价格改革问题。讲之前他打电话请教北京大学的老师，厉以宁告诉他：“去讲啊。主要讲物价改革与企业改革。物价改革要慢，冲不得；企业改革要快，主要搞股份制。”厉以宁仍然坚持他的股份制改革的思路，不赞成拟议中的价格闯关。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朱镕基请谢百三讲课，可以推测他对价格闯关至少是有疑虑的。①另一种意见则是认为，价格改革可以闯关，但当前时机不对，应当先治理通货膨胀再价格闯关。在3月15～19日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二中全会上，刘国光做了题为“正视通货膨胀问题”的发言，指出当前物价上涨不仅仅是个别产品的供求问题（如食品），也不单纯是调整价格结构带来的物价上涨，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货膨胀，对通货膨胀的后果不能掉以轻心。刘的发言还批驳了近年来主张温和通货膨胀有利于增长的论点。②4～6月，薛暮桥、刘国光、吴敬琏等人都提出，在价格总水平大幅上涨的情况下推进价格改革，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可能引发更严重的通货膨胀，“管住货币，放开价格”是唯一可能获得成功的选择。5月1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李运奇批评通货膨胀有益论的文章，明确提出警告：我国群众的货币幻觉已经消失，通货膨胀预期正在形成，随时都会发生抢购商品和挤提存款的风潮。5月27日，刘国光在一次座谈会上特别提醒要警惕通胀预期一旦形成将会带来很大危险，力陈必须立即摒弃通货膨胀政策，减速降温。吴敬琏也表达了相同观点。他们都主张先治理环境，再进行闯关，刘国光估计治理环境需要3年时间，吴敬琏则较为乐观，认为半年即可。③6月，薛暮桥在国家计委召集的专家座谈会上指出，1984年以后的主要缺点是宏观方面没有管严管紧。用财政补贴来稳定物价那是“火上浇油”，用行政手段强行限价也只是“扬汤止沸”，稳定物价的根本办法是停止通货膨胀。薛暮桥的这个发言公开发表在6月30日的《光明日报》上。④
①谢百三：《我给朱镕基市长讲物价改革—引发“抢购狂潮”的第三次通账》，谢百三主编《我们身边的巴菲特：股市传奇人物北大复旦演讲集大成版》，南方日报出版社，2013，第493页。
②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8年卷），第101—114页。
③萧冬连等对吴敬琏的访谈，2010年12月13日。
④《薛暮桥回忆录》，第417页。
他们的意见为什么没有被采纳？决策者担心如紧缩信贷过于严厉，造成企业资金困难，生产滑坡、供给紧张，将加剧财政困难。①1988年初又提出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增加了信贷扩张的需求，银行不贷款不行。“如果不发票子，那就只能打白条。”②再者，各地方政府都要求快，提前“翻番”，“地方官对银行施加压力，银行不敢不听”。③所以，虽然1987年确定了信贷和财政双紧方针，但实际上没有切实执行。新年伊始，银行贷款就显现出膨胀势头。到第二季度末，银行各项贷款累计增加556.6亿元，比上年多增加435.7亿元。④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对于遏制物价上涨的趋势并无良策。4月2日，赵紫阳说：“轮番涨价是不可避免的。”4月18日，李鹏与姚依林私下议论时，姚依林也说，“这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李鹏在日记里写道：“看来他也无良策。”⑤剩下的只有寄希望于“在物价上涨下把价格理顺”。“准备出点事……要搞一个保证改革秩序的紧急治安法，授权国务院，需要时就公布，不需要时就解除。”⑥也就是要履险闯关。
①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98年卷），第89页。
②李鹏：《李鹏经济日记：市场与调控》上册，新华出版社，2007，第523页。
③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在1988年5月16日、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的插话。
④王亚平：《治理整顿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回顾与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
⑤李鹏：《李鹏经济日记：市场与调控》上册，第523页。
⑥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8年卷），第143、1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