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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从价格闯关到治理整顿
三 “闯关”受阻及其检讨
为了制定五年物价改革方案，国务院专门组成了物价委员会，以姚依林为主任。从6月2日起，国务院物价委员会组织各部门，用一个多月时间，提出今后五年和明年价格工资改革初步方案。7月1日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随后修改、补充。7月中旬，田纪云等向邓小平汇报价格改革方案，邓小平肯定了这个方案。⑦8月5～9日提交国务院讨论并原则同意。8月15～17日，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价格、工资改革方案，由姚依林汇报。方案设想，用五年时间初步理顺价格关系，基本放开生产资料价格，取消双轨制，五年内平均工资增加一倍。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实行市场调节。讨论中一些人委婉地表达了不同意见，担心搞不好要出问题。房维中回忆说：“1988年价格闯关的方案是姚依林主持制定的，报告是我写的。当时，我不愿意写，认为写不清楚：改是一定要改的，但会出现什么问题，看不清楚。姚依林说：‘义无反顾，不愿写也得写。’可见，当时压力之大。在向政治局汇报的时候，是姚依林讲的。政治局讨论时，大家都溜着边讲，不说赞成也不说反对。江泽民言不及义。后来，李瑞环对我说，他在会上讲：‘看前半段，讲改革如何重要，应当打钩；看后半段会有这样那样风险，应当打叉。’发表公报前，李瑞环给赵紫阳打电话说，价格改革这种事情不能发公报，赵坚持要发，结果出了乱子。”①
⑦鲁利玲对安志文的访谈，2007年8月2日、3日、10日上午。
①房维中：《1988年价格闯关的决策背景》，薛小和对房维中的访谈，2007年11月27日。
价格改革的涨价预期强烈，国外的经验是只做不说。然而决策层对“心理预期”这回事没有概念，当时提倡政治“透明度”，北戴河一通过，新华社就发通稿，公之于众，“物价涨一半，工资翻一番”的流言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开来。7月16日，国务院通知，决定放开13种名烟和13种名酒的价格，同时提高部分高中档卷烟和粮食酿酒的价格，高档烟酒大幅度提价。②通货膨胀延续了几年，1988年初已经越过两位数的大关，7月已达到19.3％，而存款利息大大低于物价上涨，虽有加息预案，但步子太小而且行动迟缓。这些因素加在一起，造成了全面大涨价的心理预期。结果参加会议的人还没有从北戴河回来，全国性的挤兑银行存款和抢购商品的风潮就发生了。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这一重要新闻后，当天全国各地就出现抢购，接着抢购风潮越演越烈，波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城市、县城和农村，参与抢购者遍及社会各阶层，来势迅猛，波及面大，部分商品库存已超出最低警戒线。抢购商品范围广，品种近50个大类500余种，部分地区抢购粮、油。①据国家统计局资料，8月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猛增39.5％，大件消费品零售增加更快。如洗衣机销售增长1.3倍，电视机增长56％，电冰箱增长82.8％。8月居民提取储蓄存款389.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倍。②抢购风和挤兑风推动物价进一步上涨，1月物价涨幅为9.5％，7月已到19.3％。8月零售物价总水平涨幅急剧跃升到23.2％，到12月创纪录地达到26.7％。③这完全超出了决策层的预料。与80年代初不同，此时群众手里握有5000亿～6000亿元人民币存款，最害怕贬值。决策者担心的是：巨量储蓄存款一旦放出来，必将冲击市场，危及经济安全。
②《国务院关于做好放开名烟名酒价格提高部分烟酒价格工作的通知》（1988年7月16日，国发〔1988〕44号公布）。
①王亚平：《治理整顿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回顾与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
②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8年卷），第224页。
③国家统计局综合司治理整顿研究课题组：《成效·问题·启示—对三年治理整顿的回顾与思考》，《经济管理》1991年第12期。
尽管决策已出，但决策者心中其实是忐忑不安的。据李鹏日记，8月24日，赵紫阳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座谈北戴河会议之后的反应。他说，大家普遍对价格改革信心不足。提出把方案交给群众讨论两个月，让人民群众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干。8月26日，赵看到关于福建发生抢购风，甚为着急，打电话给姚依林，提出明年钢材价格改革可以不搞。8月27日，赵与李鹏、姚依林等人讨论经济形势，提出对长期存款实行保值储蓄。8月29日，赵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提出明年的工作重点由“深化改革”转到“治理环境，整顿秩序”上来。④不到半月就被迫放弃了价格闯关。8月30日，李鹏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六条决定，当天以紧急通知的形式发出，并立即见报，明确宣布此后4个月国务院没有新的调价措施出台，事实上宣布搁置原定的价格改革方案。通知说，改革方案中所讲的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指的是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的长远目标，目前这个方案还在进一步修改完善中，今年下半年不出台新的涨价措施，人民银行开办保值储蓄业务，使三年以上的长期存款利息不低于或稍高于物价上涨幅度。①国务院六条紧急决定做出后，外界舆论反映，中国改革受阻，“国务院与党中央不一致”。9月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鹏解释说：“国务院决定是紫阳同志指示的。”李瑞环说：“中国这样国家，太着急不行，还要稳步地走。”王任重提出，国务院“不作点自我批评不行，物价连续上涨几年，没有不垮台的”。
④李鹏：《李鹏经济日记：市场与调控》上册，第568—570页。
①《国务院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紧急通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第253～255页。
9月15～21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确定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以扭转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的态势。会前（9月12日），邓小平听取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汇报，邓小平“赞成边改革，边治理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强调中央要有权威。他说：“我的中心意思是要加强中央的权力。中央的权力，包括放下去的权力。下放是中央下放的，中央也可以收。这就是说，既能放也能收，否则我们就控制不住局面。我们渡过三年困难，就是因为靠集中。”万里呼应说：“对，就是靠无意识的集中、纪律和法制。”不过，邓小平是把中央收权看作非常手段的，并不意味着他否定了放权式改革。他说：“这几年我们走的路子是对的。现在是总结经验的时候。这几年，我们如果不放，能搞出这样一个规模来吗？”“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能使经济萎缩。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②
②《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47页；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8年卷），第236～237页。
9月26～30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央政治局的报告说：“看来，我们还是见事迟，抓得晚了。”婉转地承认决策失误。随后采取措施稳定市场，稳定人心。先是将银行存款利率从7％大幅度提高到14％，接着又实行保值储蓄，存款年利率随物价上升指数浮动。同时清理在建项目，压缩投资规模；控制货币投放，稳定金融；清理整顿公司，特别是那些官商不分，倒买倒卖的皮包公司。多管齐下，逐步稳住了经济。
尽管赵紫阳主动退却，但也难辞决策失误之责。10月8日，陈云同赵谈话指出：“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含蓄地批评照搬“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脱离中国的实际。赵表示同意陈云的意见。他在10月12日印发这个谈话时写道：“陈云同志在10月8日就经济工作向我作了一些重要谈话。现印发政治局常委会议各同志。”①不过，赵所指的“见事迟，抓得晚”，限于1988年一年，特别是6月以后，而不是三年。他认为出现抢购风潮，问题不是货币超发、国民收入超分配，而是宣传不当，提高存款利率行动迟缓，引起民众大涨价的心理预期和储物保值的冲动。在这个问题上，高层看法存在分歧。12月1日，赵找薛暮桥、刘国光、吴敬琏谈话，表示接受他们对他的批评，说“最近一年，我们宏观政策是出了问题的”。薛暮桥说：“不是一年，至少已有三年。”②12月2日，赵在听取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和全国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汇报时说，从今年6月以来，对改革物价说法不当，宣传不当，造成社会对物价上涨的心理预期。现在回顾起来是重大教训，原因是没有经验。李鹏在日记中说：“我认为，他讲的这一段话，既缺乏自我批评精神，又缺乏对市场作用适当的分析。”③李鹏在此前（10月11日）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明确讲，当前的问题“是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这是几年来经济过热积累起来的，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群众承受不了，企业承受不了，国家也承受不了”。④12月26日，中央召开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主题显然是检讨价格闯关决策的教训。从李鹏日记的简短记载看，李鹏提出了四点检讨：一是年初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二是重大决策太快，事前没有充分酝酿；三是改革不能搞目标模式，摸着石头过河是唯一正确办法；四是“不能只听那些既没有实践经验，又不了解国情的“理论家”的意见”。①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8年物价闯关前后》，《炎黄春秋》2005年第10期。
②《薛暮桥回忆录》，第418页。
③李鹏：《李鹏经济日记：市场与调控》上册，第594页。
④李鹏：《李鹏经济日记：市场与调控》上册，第586页。
对于1988年价格闯关为什么过不去，事后始终存在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问题不是出在价格闯关决策本身，而在于改革的时机不适合，做出这个决策时，面对的是一个紧绷的经济环境。这种环境并非一年形成，而是自1985年以来持续的货币超发、国民收入超分配导致高通货膨胀率，而这又根源于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在发展速度问题上急于求成，不肯为创造宽松改革环境而放慢步伐。如果适当放慢速度，治理好通货膨胀，“管住货币，放开价格”，价格闯关不是不可以过去的。另一种看法认为，先治理环境再进行改革，这种想法过于理想化，旧体制本身就是短缺经济，宽松环境需要通过改革来创造。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没有增长速度，许多矛盾无法解决。1988年的问题出在改革思路上，“物价闯关”方案仍然是由政府大幅度调整价格达到理顺价格的目的。多年来的教训告诉我们，由政府自上而下地调整价格是不可能改变价格严重扭曲的状况的。价格改革应该走逐步放开价格由市场决定价格的道路。第三种看法认为，是宣传上的失误和配套政策没有跟上。本来价格已是议论中心了，价格改革从设计、讨论到制定方案，报纸不断地发，把这个问题突出起来，使人心恐慌，纷纷挤兑抢购。发生挤兑抢购风以后，如果能够及时果断地采取提高银行存款利息，或实行保值储蓄，损失会小一些。但当时国务院没有立即采纳，使本来可以避免的一些损失也未能避免。②第四种看法认为，提出价格闯关没错，错在全面承包制。推行全面承包制，国家向企业做了更大幅度的让利，致使国家财政收入严重流失。在通货膨胀下，包死给上级和国家的部分贬值，留给自己的部分扩张，中央政府是无能力也无手段制止通胀的。①
①李鹏：《李鹏经济日记：市场与调控》上册，第601页。
②李树桥：《听赵紫阳同志谈价格改革》，李树桥（时任赵紫阳秘书）2007年7月提供。
①据资料称，广泛推行承包制的第一年即1987年，财政收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986年的28％，骤降为24.1％，一年下降3.9个百分点。1988年又急剧降到19.3％，比1987年又下降4.8个百分点。国民经济高速增长，财政收人却出现了低增长和负增长。1987年国民生产总值名义增长率为16.8％，而财政收入增长率只有3.8％，两者相差13个百分点。扣除物价因素后，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增长10.6％，而财政收入却出现了3.2％的负增长。1988年财政负增长比1987年还要严重。1987年财政收入占国民收人的比重从1986年的28％骤降为24.1％，1988年又急剧降到19.3％。1987年，企业超承包目标的利润中上交国家财政的仅占17.7％，而留给企业的则高达82.3％。荀大志：《承包制的困境与出路》，《宏观经济研究》1990年第2期。
1988年价格闯关及其受阻，在中国经济改革史研究中具有典型意义。它在一个节点引出中国改革路径选择的一些基本问题。改革是否可以整体设计、配套推进，还是只能局部试验，逐步推进，“摸着石头过河”？为什么80年代两次整体设计、配套推行的改革方案都遇阻搁浅了，而一些局部改革，特别是来自下层的改革试验却往往取得突破？改革初期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还是经济政策使然？历史能为改革提供一种相对宽松环境吗？还是改革注定只能与通胀相伴而行？改革决策如何回应民众的呼声，又避免为社会舆情所左右？如何评价双轨制在中国经济转轨中的作用和它的利弊得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