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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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日，奴婢有供给一切劳役的义务，不能违背主人的意志，拒绝主人的差遣役使，如《僮约》所说，“当从百役使，不得有二言”⑤。他们必须恭顺服从，否则主人可以责骂他，处罚他。《僮约》云，“奴不听教当笞一百”，这是主人的口吻。“人奴之道得不答骂足矣”，则是人奴的口吻。为人奴而能免于笞骂，的确是难得的幸运。司马光雍容持重，犹以杖责为持家驭奴之道⑥，若主人横暴如萧颖士，自更不待言，难怪笞箠备至了⑦。扑责奴婢原是主人当然的权利，即使因此而致死，只要事出无心，并非故意殴死，便可不负责任⑧。

⑤见《论衡·骨相篇）。

⑥司马光《书仪》卷四，《居家杂仪）。⑦ 见王保定《唐摭言》。

⑧（唐律疏义）二二，《斗讼》，“殴部曲死决罚”；《宋刑统》二二，《斗讼律》，“良贱相殴”，云：“其［谓部曲奴婢］有愆犯，决罚致死及过失杀者各勿论。”《元典章》四二，《刑部》四，《诸杀》一，《杀奴婢倡佃》，“殴死有罪躯”条云：“若［奴婢］有愆罪，决罚至死者勿论。”明、清律云：“若［奴婢雇工人］违犯教令，而依法决罚，邂逅致死，及过失杀者各勿论”（《明律例》十，《刑律》二，《斗殴》，“奴婢殴家长”；《清律例》二八，《刑律》，《斗殴》下，“奴婢殴家长”）。

法律所禁止的只是非刑和擅杀。汉建武诏敢灸灼奴婢，论如律①。宋、元时代因士庶之家常私将家奴黥刺，特加禁止②。关于杀死奴隶，一因人命为贵，人贱命不贱，不可随意杀死，且生杀予夺系国家主权③，自从主权被宣告收回以后，任何人都不得妄自杀人，对子孙，对奴婢俱如此。所以除过失杀死奴婢外④，擅杀奴婢不问伊等有罪无罪，都有刑事上的责任。董仲舒曰，宜去奴婢，除专杀之威⑤。光武诏：“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⑥当时擅杀奴婢者虽众，政府禁止的企图是明显的。赵广汉至丞相府，召丞相夫人跪庭下受辞，责以杀婢事，收奴婢十余人去，丞相自承妻实不杀婢⑦，可见汉律已禁止擅杀奴婢，虽丞相家亦不能例外，但同时有谒杀法⑧。晋法奴婢悍主，主得谒杀之⑨。后代皆有此法，凡奴婢有罪，皆可告官而杀之，但不得擅杀。辽法奴婢犯罪至死，听送有司，其主勿得擅杀①。唐、宋、元、明、清律对主人擅杀的处罚，皆杖一百②。

①《后汉书》一，《光武纪》。

②《文献通考》一六六，《刑考》五云：“真宗咸平六年诏，有盗主财者五贯以上，杖脊黥面，配牢城，十贯以上奏酌，勿得私黥涅（旧制士庶家僮仆有犯或私黥其面，上以今之僮仆本佣雇良民，故有是诏）。”元律，无故擅刺其奴者杖六十七（《元史》一〇五，《刑法志》四，“杂犯”）。

③《唐律疏义），所谓“奴婢贱隶，虽各有主，至于杀戮，宜有禀承”（二二，《斗讼》二，“主杀有罪奴婢”），即此意。

④ 过失杀死奴婢，历代法律皆得勿论，见《唐律疏义》二二，《斗讼》，“殴部曲死决罚”；《宋刑统》二二，《斗讼律》，“良贱相殴”；《明律例》十，《刑律》二，《斗殴》，“奴婢殴家长”（《清律例》二八，《刑律》，《斗殴》下，“奴婢殴家长”）。

⑤《汉书》二六，《董仲舒传》。⑥《后汉书·光武纪》。

⑦《汉书》七六，《赵广汉传》。

⑧《史记》九四，《田儋列传》云：“狄城守田儋，详（佯）为缚其奴，从少年之廷，欲谒杀奴”；《集解》服虔曰：“古杀奴婢，皆当告官，儋欲杀令，故诈缚奴而以谒。”

⑨《晋书》三〇，《刑法志》。

①《辽史》六一，《刑法志》。

②《唐律疏义》二二，《斗讼》，“主杀有罪奴婢”；《宋刑统》二二，《斗讼律》，“良贱相殴”；《元典章》四二，《诸杀》，《杀奴婢倡佃》，“殴死有罪躯”；《明律例》，“奴婢殴家长”：《清律例》，“奴婢殴家长”。

奴婢无罪，而故加擅杀，自更为国法所不容，唐、宋律杀死无罪奴婢，处徒刑一年，殴死部曲同罪，若本心故杀，加徒半年③。元律故杀无罪奴婢杖八十七④。明、清时杀死无罪奴婢杖六十，徒一年，当房人口，悉放为良⑤。

③《唐律疏义》，“主杀有罪奴婢”；“殴死部曲死决罚”；《宋刑统》，“良贱相殴”。

④ 见《元史》——〇五，《刑法志》四，“杀伤”。据《元典章》四二，《刑部》四，《诸杀》一，《杀奴婢倡佃》，“殴死有罪躯”则云，奴婢无罪而杀者徒一年。

⑤《明律例》，“奴婢殴家长”；《清律例》，“奴婢殴家长”。

反过来看，奴婢事主，应存谨敬，不得稍存侮慢之心，更不得有犯主之行为，历代的法律都以奴隶视同子孙，要求他以对父祖的态度对家长。他和子孙一样、不得告家长，除非是谋叛以上的罪，皆应为主隐瞒，否则属干名犯义。唐、宋律，部曲奴婢告主，非谋反叛逆者，处绞，被告之家长同首法，免罪⑥。辽法，主非犯谋反大逆及流罪死罪者，其奴婢无得告首⑦。明、清律奴婢告家长，虽得实，杖一百徒三年（主不免罪），诬告者绞8。反之，奴婢有罪，家主自得送官究治，即诬告亦同诬告子孙例，不论⑨。

⑥《唐律疏义》二四，《斗讼》，“部曲奴婢告主”；《宋刑统》二四，《斗讼律》，“奴婢告主罪。”

⑦《辽史·刑法志》。

⑧《明律例》十，《刑律》二，《诉讼》，“干名犯义”；《清律例》三十，《刑律》，（诉讼》，“干名犯义”。

⑨同上。

奴婢若有殴骂家长以上之举动，自更悖逆，和子孙殴骂父祖一样，同属恶逆大罪，法律上处分极重。骂便构成重罪。唐、宋律，部曲奴婢骂主，及过失伤主，皆处流刑①。元律奴诟置其主不逊者杖一百七，并居役三年，役满后，仍归其主②。若主人因奴有殴骂的行为，而将奴殴死者，免罪③。明、清律，奴婢骂家长者绞，殴者不问有伤无伤皆斩④。若将主人杀死，自更罪大恶极，入于极刑。唐、宋律，部曲、奴婢杀死主人虽由过失亦处绞刑⑤。元律，奴婢杀伤本主者处死，故杀者凌迟⑥。明、清律奴婢杀死家长，不问殴杀、故杀、谋杀，皆凌迟处死，谋杀已行而未死者斩，过失杀者绞，伤者杖一百流三千里⑦。我们应注意，凌迟原是最惨酷的重刑⑧。除元律外，皆不在五刑之内，为刑外之极刑①。只用以处分谋反大逆，子孙妻妾杀尊长、杀一家非死罪三人、支解人及采生折割人等重罪，而奴婢及雇工杀死家长，亦处以凌迟，可见法律对主奴名分之重视。故元律以奴杀主罪名入于大恶②。明洪武初定真杂犯死罪各项罪名，以奴婢殴骂家长入于真犯死罪，弘治十年定奴婢，雇工人殴杀谋杀家长，皆在真犯死罪决不待时罪名中③。清《赦款章程》中奴婢殴家长，谋杀家长，皆在不准援免之列④。

①《唐律疏义》二二，《斗讼》，“部曲奴婢过失杀主”；《宋刑统》二二，《斗讼律》，“奴婢殴管主并过失杀”。

②《元史》一〇四，《刑法志），“大恶”。③同上，“杀伤”。

④《明律例》十，《刑律》二，《骂詈》，“奴婢骂家长”；《斗殴》，“奴婢殴家长”；《清律例》二九，《刑律》，《骂警》，“奴婢骂家长”；二八，《刑律》，《斗殴》下，“奴婢殴家长”。

⑤《唐律疏义》，“部曲奴婢过失杀主”：《宋刑统》，“奴婢殴置主并过失杀”。《疏义》云：“部曲奴婢是为家仆，事主须有谨敬，又亦防其二心，故虽过失杀主者纹”，这和清律律后总注所谓，“过失杀伤，本出无心，而立法如此之严者，谓奴婢于家长，事当谨敬，不宜至有过失也”（《清律例》，“奴婢殴家长”条），解释不同，其义则一。

⑥《元史·刑法志》，“大恶”。

⑦ 参看《明律例》，“奴婢殴家长”；卷九，《刑律》一，《人命》，“谋杀祖父母父母”；《清律例》，“奴婶殴家长”；卷六二，《刑律》，《人命》，“谋杀祖父母父母”。

⑧ 陆游奏状云：凌迟之刑，“肌肉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存＂。《清律例汇辑便览》云：“凌迟者其法乃寸而磔之，必至体无余■，然后为之割其势，女则幽其闭，出其脏腑，以毕其命，仍为支分节解，殖其骨面后已”。（卷四，《名例律》上）其残酷可想。

① 陆游奏状云：“伏读律文，罪虽甚重，不过处斩，五季多故，以常法之不足，于是始于法外特置凌迟一条，·感伤至和，亏损仁政，实非盛世所宜遵也……欲望圣慈，特命有司除凌迟之刑，以增国家太平之福。”知五代及宋法外已用凌迟，元代始去绞刑，以凌迟入于五刑，明、清律死刑仍只绞斩二种，但已以凌迟为极刑，不见于名例律，而见于该付凌迟罪名之律文中。

②《元史》一〇四，《刑法志》三，“大恶＂。

③《明会典》一七三，《刑部》十五，《罪名》一：一七四，《刑部》十六，《罪名》二。

④《刑案汇览》卷首，《赦款章程》。

以上是关于主奴之间互相侵犯的法律责任，我们可以看出一原则，即奴侵主较普通贱人侵犯良人的处分加重，主侵奴则较良侵贱的处分减轻，于良贱关系之外，又加上主奴关系，名分綦重，自难怪如此，有些时代的法律甚至对于已经放赎为良的奴婢与旧主之间之侵犯，亦不以凡论，而斟酌轻重，别立专条⑤。古代法律之重视名分，可以想见。

⑤按奴婢脱离旧主，不外二种方式，一种是赎身或被主人放出，一种是被主人转卖让与他人，另事新主。法律只承认前种情形之下脱离主人的奴婢适用旧主的专条，有犯不以凡论，若转卖者则概以凡论。所以唐、宋律，“奴婢谋杀旧主”条下注云：“旧主谓主放为良者，余条故夫旧主准此”。《疏义》说得很明白：“其旧主谓经放为良及自赎免贱者，若转卖或自理诉得脱，即同凡人”（《唐律疏义》一七，《贼盗》一，“谋杀故夫父母”；《宋刑统》一七，（贼盗律），“谋杀”）。明律奴婢骂旧家长者，及家长殴旧奴婢者，奴婢谋杀旧家长者，皆以凡人论。（《明律例》九，《刑律》一，《人命》，“谋杀故夫父母”；十，《刑律》二，《骂詈》，“妻妾骂故夫父母”；《斗殴》，“妻妾殴故夫父母”）“谋杀故夫父母”律注云：“谓将自己奴婢转卖他人者皆同凡人，余条准此。”以凡论者，似但指转卖者而言，但对于放赎为良之奴婢与旧主有犯又无若何治罪之明文，律文甚不明显。清律，“妻妾骂故夫父母”条云：“若奴碑（转卖与人其义已绝）骂旧家长者以凡人论（其赎身奴婢骂家长者仍依骂家长本律论）”。“谋杀故夫父母”条云：“若奴婢谋杀旧家长者，以凡人论（谓将自己奴婢转卖他人者，皆同凡人论，余条准此。赎身奴婢，主仆恩义犹存，如有谋杀旧家长者，仍依谋杀家长律科断）。”又“妻妾殴故夫父母”条云：“若奴婢殴旧家长及家长殴旧奴婢者，各以凡人论（此亦自转卖与人者言之，奴婢赎身，不用此律，义未绝也）。”（见《清律例》二九，《刑律》，《骂兽》，“妻妾骂故夫父母”；二八，《刑律》，《斗殴》下，“妻妾吸故夫父母”；三六，《刑律》，《人命》，“谋杀故夫父母”）律文虽同于《明律》，但律注已很明显地指出已经转卖之奴婢始以凡论，而赎放为良的奴婢是不用此律的。但有一点又和唐、宋律不同，唐、宋律放为良之部曲、奴婢，除过失杀伤旧主依凡论外，余罪均适用特别的规定，既不同于凡人，又不同于奴婢。詈者徒二年，殴者流二千里，伤者绞，杀者斩（（唐律疏义》二三，《斗诉》三，“部曲奴婢晋旧主”；《宋刑统》二三，《斗讼律》，“误杀伤”）。以置为例，常人无骂罪，晋主人者流，骂旧主者徒二年，处刑实重于常人而轻于奴婢。反之，旧主殴旧部曲、奴婢的处分亦采取类似的原则，得减凡人论罪，而又重于殴杀未放为良之部曲、奴婢。所以常人殴伤杀他人部曲减凡人一等。奴婢减凡人二等，而旧主殴旧部曲则减凡人二等。殴旧奴裨者则减四等，过失杀者勿论（《唐律疏义》，“部曲奴婢晋旧主”；《宋刑统），“误杀伤”）。清律，旧主仍视同旧家长，旧奴婢仍视同奴婢，适用奴婢本律，而不采特别的规定，是奴婢虽经放出为良，对于本主仍得保存主仆的名分，殴詈旧主的处分较唐、宋律重多了。

若主人非平民而为官吏，则其间的差异更为加深。官吏的身分不同于平民，已非平民所能对抗，何况身分又低于平民的奴婢，其间的悬殊更甚了。所以有的法律又就此加以特殊的考虑，规定官吏对于奴婢的伤害罪，较常人对于奴婢的为轻。清代条例官吏致死奴婢除刃杀须杖一百，并革职不许折赎外，殴死、故杀不过罚俸、降级等处分①，较寻常家长殴杀故杀奴婢须杖六十徒一年的处分又轻多了，官吏根本不受身体刑或自由刑。即杀死族中奴婢，亦止于降级、革职①，较常人之殴死他人奴婢，即拟绞候者，自是不同。又常例，家长殴死赎身奴婢及其子女之科断较未赎身之奴婢为重，殴死者徒三年，故杀者绞候，放出奴婢及放出奴婢之子女，则分别依照奴婢本律及雇工人科断②。但官吏殴死此种人及其子女不过降一级调用，故杀亦不过降三级调用③。

①官员将奴婢责打身死者罚俸二年，故殴者降二级调用（《清律例》，“奴婢殴家长”，道光十五年修改例）。

① 殴死族中奴婢降二级调用，故杀者降三级调用，各追人一口给主，刃杀者革职，不准折赎，杖一百，殴死他人奴婢者革职，追人一口给主，故杀者依律绞候。（同上）

②同上条，嘉庆六年、道光五年、十五年三次修改例。

③同上条，乾隆二十八年原例、道光十五年修改例。

官员家妇女致死奴婢亦得依照其夫或家长品级罚俸，即使夫及家长已经身故或去官无俸者，仍得依照原官品级追罚银两④。

④康熙旧例，官员祖母、母、妻殴杀奴婢者照伊夫及子孙官品罚俸一年，故杀者罚俸二年，追入一口入官。如伊夫及子孙原有官职，身故无俸者，仍照原官品级罚。后于乾隆五年修例将此条删除，但向例妇女犯徒流者，决杖一百，余罪收赎，并不实配。如同治十年某御史以非刑殴杀奴婢之案，不一而足，推原其故皆由于妇女有罪例得收赎，故任性茶毒，非理凌虐，奏请妥定章程，嗣后不准收赎，或竟罪坐家长。刑部奉旨议以“主仆名分綦重，未可等于泛常，杀死奴婢与杀死子孙罪名相等，妇女故杀子孙既无实发之条，何独于奴婢而转严其罪？且妇女致毙平人等案，无论减军减流，均准收赎，岂有杀伤奴婢罪止拟徒之案，反予实发？似非情法之平”。但近年致毙奴婢之案平人妇女尚少，惟官员之家为多。伊等恃官员之正妻，刑法所不加，任意凌害奴婢，非刑致毙。迨犯案到官不过虚拟罪名，照例收赎。若不稍示惩微，恐益将肆行无忌，似应就康熙旧例，参酌变通，期归允当。应请嗣后官员之家妇女故殴杀奴婢、雇工人等除罪应拟抵及律止拟杖者仍照本律定拟外，如罪应徒一年者即依照夫及家长品级罚棒一年，罪应徒三年者罚俸二年，罪应拟流者罚俸三年，如家长及夫身故无俸者仍照原级追罚，并夺本妇诰教，不得再行濛混邀请封典，庶凶残者稍加敛迹而于各条律例亦不至有所抵牾（见《刑部通行章程》，光绪丙申，京师善成堂刊本，卷上，页67——80，“妇女致毙奴婢不准收赎”）。

至于典当家人、隶身长随、雇工人等虽有主仆名分，平日起居饮食不敢共同，亦不敢与主人尔我相称⑤，但身分究与奴婢不同，法律上的地位与待遇亦与奴婢不同。典当是有时间性的，过时不赎才沦为奴仆。这种人是否丧失其自由，在典当未满期之前，还未可知。若主家恩养年久，又为配有家室，则颇难自拔。所以清代的法律即就此层加以区分。典当家人、隶身长随恩养在三年以上，或未及三年而配有妻室者，如与主人之间互有杀伤，便依奴婢本律论罪。倘甫经典买或典买未及三年，并未配有妻室，便依雇工人待遇，不以奴婢论①。

⑤《清律例》二八。《刑律》，《斗殴》下，“奴婢殴家长”，嘉庆六年修并例。266

①《清律例》二八，《刑律》，《斗殴》下，“奴婢殴家长”，嘉庆六年修并例。

雇工人包括轿夫、车夫、厨役、水夫、打杂、受雇服役人等②，这种人接受定额工资为主家服役，权利义务完全基于双方所同意的契约关系，并未典卖于人，仍保留其自由及人格，契约终了时便停止其服务之义务，同时解除主仆的关系，所以社会上视为独立自主的人，身不系于人，法律不以贱民及私属视之③，与良民发生法律纠纷时互以凡人论，与家长之间则既不按奴婢本律论，亦不按凡人论，别有雇工人专条。立法原则是：雇工人殴杀家长较常人相殴为重，而较奴婢殴杀主人罪为轻。反之，家长殴杀雇工的处分则较殴杀奴婢为重，而较常人互相殴杀为轻。

②同上。

③ 故《清律例》，“奴婢殴家长”律后总注云：“若雇工人则与奴婢有间矣，·雇工人但受雇价为人佣工，工满即同凡人，与终身为奴婢者不同。”

奴婢只要有殴骂的行为便处死刑，杀死主人不问殴杀、故杀皆凌迟。雇工人骂家长杖八十，徒二年④，殴罪亦分别有伤无伤，是否折伤，分别满徒、满流及绞。不似奴婢之不问有伤无伤，但殴即斩。奴婢致死主人不问殴杀、故杀，皆凌迟，原因是殴死已至凌迟无可再加，雇工人则不然，殴死者斩，故杀者才凌迟处死。过失杀伤者且各减本杀伤罪二等①。这可以充分看出雇工人与奴婢有间的情形②。

④ 《明律例》一〇，《刑律》二，《骂晋》，“奴婢骂家长”；《清律例》二九，《刑律》，《骂晋》，“奴婢骂家长”。

①《明律例》，“奴婢殴家长”；《清律例》，“奴婢殴家长”。

② 惟奴婢及雇工人谋杀家长之罪相同（《明律例》，“谋杀祖父母父母”；《清律例》，“谋杀祖父母父母”）。

反之，我们也可看出主人不能以奴婢对待雇工人的情形。主人殴奴婢非死勿论，有罪擅杀不过惩其不告官私自殴杀之罪，且处分甚轻，只杖一百，即无罪故杀亦不过一年徒刑，是不抵命的。若为雇工人则殴至折伤即有罪，减凡人折伤罪三等，因而致死者，不论有罪无罪，俱处满徒，故杀则须拟抵，罪至绞候③。这我们也可看出雇工人不同于奴婢的情形，杀死奴婢、雇工分别拟抵及不拟抵是极可注意的一点——可以看出奴婢命贱，雇工人的生命则与凡人相类。但另一方面又可看出主人对于雇工的威权，及其在法律上的优越。雇工人虽与奴婢有间，但在佣工期间，究有主仆之名分，应受家长管教，如有过失，家长便得加以责罚，所以非折伤得勿论，且因违犯教令而依法决罚，邂逅致死者，及过失杀死者，亦得勿论④，奴婢与雇工人在各方面的待遇都有显著的差异，只有这一点是相同的。

③《明律例》，“奴裨殴家长”；《清律例》，“奴婢殴家长”。

④ 同上。

从上所述，很明显地，雇工人的地位是介于奴婢与常人之间的，在法律上，一方面既不否认雇工人独立自由的身分，另一方面又斤斤不忘主仆名分的结果。名分攸关一语在中国法律上是屡见不鲜，极为重要的一句成语，不仅关于主奴主仆之间为然。

雇工而外，又有一种为人服役的人，佃户、雇倩（qiàn）耕种工作之人，及店铺小郎之类的人的地位是值得注意的。法律上认为这些人平日与东家共坐共食，彼此平等相称，不为使唤服役，素无主仆名分，所以如有杀伤应各依凡人论断①。元律主人殴死佃户者杖一百七②，又有禁典卖佃户及佃户嫁娶从其父母的法令③。这些都足以证明佃户不是主人的私属，不能由主人处分。

①《清律例》，“奴婢殴家长”，嘉庆六年修并例。

②《元典章》四二，《刑部》四，《诸杀》一、据同卷，《杀奴婢娟佃》，“主户打死佃客”云：“亡宋已前，主户生杀，视佃户不若草莽，自归附以来，少革前弊，斟酌时宜，禁止尚恐不能·”

③《元史》一〇三，《刑法志》二，“户婚”。

奴婢、雇工、长随、佃户等人的罪名既因身分的不同，而大有出入，关系重大，所以身分的分别甚为重要，法律上对于印契极为重视，以为客观的物证。平日契买奴婢必立文契，并呈明地方官钤盖印信，有犯便按契究治④，有契、无契、红契、白契分别甚大⑤。

④《清律例》二八，《刑律》，《斗殴》下，“奴婢殴家长”，乾隆四十三年原例、嘉庆六年修并例云：“凡民人家生奴仆，印契所买奴仆，并雍正十三年以前白契所买及投靠养育年久，或婢女招配生有子息者，但系家奴，世世子孙永远服役，婚配俱由家主，仍造册报官存案。其婢女招配，并投靠及所买奴仆，但写立文契，报明本地方官铃盖印信，如有干犯家长及家长杀伤奴仆，验明官册印契，照奴仆本律治罪。”又《户部则例》云：“民人契买奴仆，呈明地方官铃印契内，有犯验契究治”（《清律例》八，《户律》，《户役》，“人户以籍为定＂引）。

⑤无典卖字据者，自以雇工人论，即契买而来者亦有红白契之分，买契经呈报地方官铃盖印信者为红契，若未经印契便为白契。前者子孙永远为奴，后者除年限久远者外，是许赎身的（清例，雍正十三年以前白契附买者，视同印契，不准赎身，乾隆元年以后白契所买，未入丁册者，准照例赎身为民），除此之外，还有一点重要的分别。清初旧例，白契所买奴婢，视同雇工（乾隆七年刑部侍郎张条奏云：“世宗完皇帝洞悉俗恃主仆之分，草菅人名之害，定有红契白契之分，若白契所买奴婢，止以雇工人论。”故《刑案汇览》云，“从前以红契所买者依奴婢论，白契所买者依雇工论。是罪名之徒绞应以红契白契为断，……今昔例意不同，记出以备参考”）。乾隆以后另定新例，始以恩养年限及曾否婚配为断。白契所买奴婢如有杀伤家长、缌麻以上亲者，无论年限，及已未配有室家，均照奴婢杀伤家长，一体治罪，家长杀伤白契所买，养育年久，配有家室者，以杀伤奴婢论。若甫经契买，未配室家，则以杀伤雇工人论。蓄养年限及曾否婚配，是社会、法律很注意的两条件，即以典当人隶身长随而论，亦同样以此为考虑的条件。（以上参看，《清律例》八，《户律》，《户役》，“人户以籍为定”，嘉庆十一年修改例；二八，《刑律》，《斗殴》下，“奴婢殴家长”，乾隆四十三年原例、嘉庆六年修并例；《刑案汇览》34：17b，21ab）。

在家族主义之下，奴婢雇工与家长亲属的关系是极可注意的一问题，古代家族共同生活团体常包含几个世代的人口，家长虽只一人，但奴婢、雇工实不只一主人，与其说是属于家长一人，勿宁说是属于这个共同团体的，对全体皆应服役而有主仆的名分。在这种情形之下，奴仆止服从家长，而对其余的人都傲慢无礼，实是不可想象的事。再从家长与其亲属间及家长与奴仆之间的双重名分上来看，主奴之间既有一定的名分，则奴仆对家长所亲睦而有一定名分的亲属，不问同居分居，亦应存谨敬之心，不同于非主人亲属的其他良人，自是情理中事。法律上注意到这一点，于是立一原则，奴婢侵犯主人的亲属较侵犯其他良人的处分为重，后者对于前者之侵犯则较侵犯其他贱人的处分为轻，加重减轻的程度，决定于家长亲属及家长间的亲疏关系，关系愈亲，则奴仆的责任愈重，而家长亲属的责任愈轻，二者之间，为反比例。

唐、宋律，部曲、奴婢殴主之缌麻亲徒一年，伤重者加犯良人罪一等，小功、大功递加一等，至死者斩。若为主之期亲及外祖父母，处分更重，仅次于主，詈者徒二年，殴者绞，殴伤者斩，过失杀者减二等，过失伤者又减一等①。明、清律大致与唐、宋律相同，但奴婢骂家长之大功、小功、缌麻亲属亦有处分，分别杖八十、七十、六十②。对于家长期亲及外祖父母的故杀罪则加至凌迟③。

①《唐律疏义》二二，《斗诉》二，“部曲奴婢过失杀主”；《宋刑统》二二；《斗讼律》，“奴婢殴詈主并过失杀”。

②《明律例》十，《刑律》二，《骂署》，“奴婢骂家长”；《清律例》二九，《刑律》，《骂晋》，“奴婢骂家长”。

③《明律例》，“奴婢殴家长”；《清律例》，“奴婢殴家长”。

雇工人骂家长之期亲及外祖父母者杖一百，大功杖六十，小功苔五十，缌麻苔四十①。殴家长之期亲及外祖父母者杖一百，徒三年，殴伤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折伤者绞，死者斩，故杀者凌迟，过失杀伤者各减本杀伤罪二等。殴家长之缌麻亲杖八十，小功杖九十，大功杖一百，伤重至内损吐血以上，缌麻、小功加凡人罪一等，大功加二等，死者斩②。除故杀罪外，处分皆轻于奴婢。

①《明律例》，“奴婢骂家长”；《清律例》，“奴婢骂家长”。

②《明律例》，“奴婢殴家长”：《清律例》，“奴婢殴家长”。

唐、宋律，家长的缌麻、小功亲殴伤部曲、奴婢，非折伤勿论，折伤以上各减杀伤凡人部曲、奴婢二等，大功减三等，过失杀者勿论。若为主之期亲及祖父母，则待遇全同于本主③。明、清律与唐、宋律大略亦同，殴死缌麻、小功亲奴婢者杖一百，徒三年，故杀者绞④。对于雇工人的伤害罪则较对奴婢的伤害罪为重，而较对凡人的伤害罪为轻。我们应注意，雇工人与平民并无良贱之分，有犯以凡论，而家长的亲属杀伤雇工人得减凡人论罪，且非折伤勿论，这完全是因为主仆的名分关系的着重。所以殴伤期亲及外孙之雇工人，待遇与本主殴杀雇工人相同，且因雇工人违犯教令而依法决罚，邂逅至死，及过失杀者皆勿论⑤。殴缌麻、小功亲雇工人，非折伤及过失杀死亦得不论，至折伤以上各减凡人罪一等，大功减二等，至死及故杀者绞⑥。

③《唐律疏义》二二，《斗诉》二，“主杀有罪奴婢”，“殴缌麻亲部曲奴婢”；《宋刑统》二二，《斗讼律》，“良贱相殴”，“奴婢殴詈主并过失杀”。

④ 参看《明律例》，“奴婢殴家长”，“良贱相殴”；《清律例》，“奴婢殴家长”，“良贱相殴”。

⑤《明律例》，“奴婢殴家长”；《清律例》，“奴婢殴家长”。

⑥《明律例》，“良贱相殴”：《清律例》，“良贱相殴”。

二 主奴间奸非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