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店作家
一
电视台里的一个同事经常出差，去过许多不同的城市，其中不乏以吃著称的好地方。但每至一地，除却工作，他就几乎足不出户，把自己关在酒店房间里面，以客房点餐打发肚肠需要。从前我很难理解这种怪异的习惯，因为我曾经是一个甚至绝不在饭店吃早餐的人；到了一个陌生环境，为什么不试试当地人的生活口味？
可是几年下来，我也成了如此一个常在客房点餐的怪物了，在每一座城市标准化的酒店房间里孤独地吃着标准化的食物。不，并不是因为我和那位同事一样，成了人尽皆知的大明星，去到哪里都怕有人过来搭讪拍照索签名，于是与其囚禁在他人的目光之下，还不如自闭在自己临时过夜的房间里。虽然我也有点不习惯其他人的盯视，但我叫room service的最主要理由却是为了工作，而我的工作就是读书、思考和写作。
综观现代文学史，我有一套听起来很荒谬的作家分类法，那就是把他们分成在咖啡馆写作和在酒店房间写作这两大派。在咖啡馆写作这一派比较显眼，出了不少明星，比如波伏娃和萨特这帮巴黎知识贵族，又比如近在台湾的白先勇与后来的骆以军。想象他们坐在咖啡馆的木椅上，包围在咖啡和香烟散发出来的雾气里，就着泛黄的灯光写作读书，这是一幅人人好像都见过但实际上又没有多少人真的见过的画面。因为这种画面已成为传说，深织进现代都会、公共空间与现代文学交缠共生的历史之中。遥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各大城市，从布拉格、维也纳、罗马，一直到巴黎，有多少文人每天过着“我不是在咖啡馆，就是在去咖啡馆的路上”的日子呀。他们真把咖啡馆当作办公室，每天上班，就连人家送信送书报，也都晓得应当送上某间咖啡馆请侍应代转，所以文艺青年，要亲近偶像，也就变得格外容易了，用不着四处寻觅芳踪，只需要跑到他常去的咖啡馆，走到他常坐的那一桌旁恭候便好。
年轻些的时候，我也曾想感染一下传说中的文艺气息，在维也纳入住卡夫卡当年经常下榻的旅舍，夜里走到不远处的“哈维卡咖啡”，自据一桌作状写字。这种傻事干过一两回就够了，因为我发现那根本不是理想的工作环境，很难了解当年那些大家怎能在如此喧闹的空间里创作。虽然当年那些见惯世面圆熟人事的侍应晓得挡住粉丝的热情，留下一点私隐和宁静给自己的明星老主顾；但是这么开放的场所，人来人往，众声喧哗，难道茨威格他们真的可以安心沉思？
于是我自然倾向酒店作家那一派。印度裔英籍作家Pankaj Mishra写过一篇叫做Suite Dreams的小文章，里头罗列了不少大作家和名酒店的配对关系：“托马斯·曼在丽都的Hotel Des Bains写下他的《魂断威尼斯》，康拉德是曼谷东方文华和新加坡莱佛士的常客，诺尔·考沃德在上海和平饭店写出了《私人生活》，奈保尔在克什米尔湖畔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完成《骑士伴侣》，纳博科夫晚年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瑞士的Le Montreux Palace。”其实这个名单还可以拉得很长很长：毛姆也是文华东方今天当卖点的名客，格林是河内大都会酒店的嘉宾，亨利·詹姆斯曾经躲在威尼斯的Pension Wildner的房间里经营小说，克里斯蒂在伊斯坦布尔的佩拉饭店造就了《东方快车谋杀案》，更不用提海明威和巴黎丽池（Hotel Ritz）的佳话了。
然而，每次想起这串名单，或者有幸拜访这些酒店，我都要纳闷这帮家伙怎么这么有钱。就算他们只是常去这些豪华大饭店的酒吧喝酒，并不真的常住写作（例如海明威和丽池的关系），那也不是开玩笑的事呀。会不会是当年的物价不高，这些地方还未开出天价的房费，只是现在拿他们的名字招摇？也有这种可能，意大利亚得里亚海畔的名城的里雅斯特（Trieste），奥匈帝国版图下的第二大城，如今以文名显世，因为里尔克、弗洛伊德和乔伊斯都曾长居该地。里尔克也就罢了，有贵人包养，干脆住私家别墅；但乔伊斯却是个阮囊羞涩的英语教师，怎么住得起那座非常华丽而且冠上他大名的Hotel James Joyce呢？游客很快就发现了，其实乔伊斯和它没什么往事；穷乡亲一闻达，地方上的商家就得赶紧攀关系。
二
窝在酒店房间里写东西和坐在开放式咖啡馆写作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状态。前者自闭内向，仿若闭关修行；后者放开心神，任由外在世界的信息来去出入。我不知道这两种写作环境会不会在写出来的文字上留下它们的气息和印记；但我知道一份文本之严肃或通俗，沉静或热闹，俱与写作环境无关。例如今天在中国大陆几个最畅销的小说家和最当红的编剧，就有把自己关在一家酒店里头几个月不出门的习惯，可见与世隔绝的空间不一定就要生产出与世隔绝的作品。
为什么要到酒店房间创作？那当然是图个清静，而且是要比家里还清静。不必打扫，不必洗衣，没有多余的摆设分心，甚至没有书籍玩具让你东翻西摸。躲在一家酒店里头，就连任何能够与你产生亲密关系的人也都不见了，唯一要往来的是侍应和清洁工，简单而专业，用不着分去多余的情感。我知道香港有位名满天下的大学者便是如此，长年寄居九龙一家酒店，大概因此塑造出他那博览群籍的本事。那为什么一定要住酒店呢？今天岂不也有许多酒店服务式的住宅吗？不，它们不一样，酒店的好处是有东西吃，根本不必自己下手，省去许多工夫。甚至像我这样，一年有一大半时间住在不同城市的酒店，每天必须在外头干的事情弄完，便回到房间洗洗换换，再也不想出门，就连到楼下餐厅都不想。这时候，酒店的客房点餐就是解决肚肠问题的唯一答案了。
学酒店管理以瑞士为圣地，但现代酒店业的服务模式和运作系统却是美国首创。所以我很感谢威斯汀酒店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发明了24小时客房点餐，使得我们就算看书看到半夜，写字写到通宵，也都还能尝到一口沙拉或者三文治。可是我也要怨怪美国人定下的规矩，使得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吃来吃去还是得在房间里吃凯撒沙拉和公司三文治，平淡乏味，公式无聊。说真的，我在客房点餐的经历已经足够让我写一本酒店客房点餐指南了，不过它们彼此相似和糟糕的程度却使得这本指南失却了所有意义。又有不少酒店可以提供旗下餐厅里的菜式，于是能在房间叫到芥兰炒牛肉、四款芝士薄饼，以及特盛寿司拼盘。然而我的经验使我了解到，不管那些餐厅有多好，坐在他们店里吃和坐在自己房间里吃，彻彻底底两回事。先不管温度湿度的影响（比如软化了的脆底薄饼），光是用心就很不一样了。通常送到房间里的菜，厨师好像会做得比较随便，我不确切知道原因，但念及你连正正经经走进餐厅都不愿，厨房的草率也就显得情有可原了。
终于我开始关注些一般人眼中很无聊的细节了，例如送餐餐车的造型好不好看，五星饭店餐车上那瓶小插花新不新鲜等等。天呀，难道这个世上就没有真正像样的room service吗？答案其实是有的。
三
酒店如此一种所在，既是本地人之异域，能让地方百姓领略些许异国风味，开开眼界；又是外地人之逆旅，可容他们暂时栖息在一个相对熟悉的环境，洗尘安身。所以它总得是方便的，一个介乎外地和本地之间的中性空间，一方面不完全属于它所处的社会文化，另一面则不全是外来文明的小殖民地。因此从北京、上海、广州、香港、西贡、曼谷，一直到缅甸仰光，酒店往往是这些城市的居民初次尝试西餐的窗口（尤其香港，多少本地前所未闻的西洋饮食潮流系由老牌酒店引进）。
反过来看，任何外地旅客要是想冒险尝尝本地人的口味，酒店里的餐厅大概就是他们至安全至可靠的选择了。由于酒店需要满足两种人的口味，往往它便不得不中庸，两方面都不能做得太彻底。又由于所谓的“外地人”已经来自全球各地，因此酒店向外来客人提供的餐饮便不得不面目模糊，呈现出一种所有人都不会完全满意又所有人都可勉强接受的“国际风格”。这种风格最鲜明的代表就是全球各大酒店都一定要有的咖啡厅，而其极致则是房间里的点餐餐牌。从早餐开始说起，两大基本类型是“美式早餐”以及所谓的“欧陆早餐”。中午之后，就该轮到凯撒沙拉、肉酱意粉、芝士汉堡以及印尼炒饭出场了。无论从任何角度去看，它都是很无趣的。要知道躲在房间里点餐的客人其实是很犯贱的，他工作太忙不想更衣下楼，他写作太集中不想分散元神，但这并不表示他不想来一点正宗地方风味呀。这种人你该怎么对付他呢？又有没有旅馆对付得了这么讨厌的贱客？想了半天，我想起一家来自新加坡的连锁酒店，能够做出挺地道的海南鸡饭，曾经连续两天在客房点它做午餐。也想到东南亚一家度假酒店，看来它大部分的客人是打定了主意不出房间，所以特别用心经营房内点餐这一环，算是有些意思。然而，要是我再贱一些，甚至像要求餐厅那样地要求送进房来的食物匹配整个空间环境的氛围，要求服务就像坐在饭馆一样地首尾相贯，这可能吗？
世间的确有种接近完美的客房点餐，因为它每一道菜在做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这是要送进客房里吃的了；因为它的餐具盘饰竟然和房间里的陈设装潢如斯和谐；而且它的服务人员礼貌殷勤周到，从头到尾把你侍候得贴贴服服。我说的当然是传统日式旅馆，特别是像京都“御三家”或者“强罗花坛”那种级数的温泉旅舍。它们提供的是“一泊二食”，而那一泊与二食皆在客房内完成，根本是天造地设的“客房点餐”。其怀石料理更是好到一个许多食客为之专程拜访的地步，你可曾见过有哪家酒店能够让人为了它的客房点餐而特地入住吗？再说它们的房间也确实是闭门写作的上佳环境，例如“俵屋”，每间客房都不一样，可每间客房的小书桌都停当得那么雅致怡人，白天的自然光和晚上的灯光一样映照出最惬意的亮度与阴影；还有开孔精妙的小窗，截去了多余景物，只剩下最合凝神沉思的草木花石，这说不完的好处呀，要是能住它半个月，说不定真能写出点什么。然而，世间又有多少作家可以在“俵屋”住上半个月呢？所以始终还是那道谜，为什么以前的作家竟是那么富有？“俵屋”对门的“柊家”是川端康成当年经常下榻的地方，他老人家住惯的房间至今还是旅客热门的选择，听说《古都》有一大半就是在这间房里写出来的。这一半《古都》总共要写几天呢？那几天的房价加起来又是多少钱？嗯，这条算术我实在算不好。
2012.5.18 ; 5.25 ; 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