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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艰难的长征
十八、 到毛儿盖
大约是一九三五年七月中旬，我们来到了草地边上的毛儿盖。毛儿盖是一个比较大的的藏民村，有三、四百户人家，喇嘛庙很多。此地盛产青稞，但我们到达那里时，青稞还未黄熟。
到毛儿盖后，总部命令我们一师继续向松潘方向前进，负责警戒驻在松潘的四川军阀和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的队伍，毛儿盖这个地区则留待中央进驻。
在执行向松潘方向的警戒任务时，我们除放一个营在前面担任警戒外，团部和其余的两个营就住在一起。师里分配给我们三团的驻地没有村庄，我们就住在一个藏族同胞放羊的草地里。四面都是山，中间是块小盆地，有一条小河，河边还有一个石磨。我们住的是藏民用来放牧的房子，这种房子的墙是用柳条糊上牛粪做成的，地上是湿呼呼的草地，部队住的就是这样的房子，一住就是半个月。这半个月真苦，老百姓都跑到山上去了，整天都见不到他们一个人。粮食本来就不多，再加队伍人多，很快就没有吃的了。没有办法，只好天天派部队出去到处挖地窖，想方设法地去搜寻老百姓的青稞。挖出来的青稞都来不及磨一磨，就用水煮一煮，煮烂以后就整个地吃，连艘裁挥?/span>。有时就只好砸安?/span>。那时，我带着政治处的萧元礼、蔡文福两个人每天下连队去做思想工作，郭成柱就专管政治处的生活，整天到山上去摘野菜。
因为人多，野菜也很快被我们吃完了。半个月后，什么吃的也没有了。这种状况对部队打击很大，大家议论纷纷。这时大家又讲怪话，并纷纷询问上级:部队待在草地里不走，这是为什么?见此情况，我给师政治部主任谭政写了一个报告，说部队现在吃没吃、穿没穿，老百姓一个也见不到，部队情绪很不好。一团、二团都有房子住，只有我们三团住的是牛屎房。当时我们一点都不知道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闹矛盾和张国涛搞分裂这些事，所以大家对部队停在毛儿盖不满，为什么不打松潘?如果不赶快打出去，我们饿死在草地上了。
我的报告交上去以后，一直没有得到回答。又过了五天，我们接到命令，红一军团军团部、二师和一师都转移到菠萝茨，在那里就地搞粮吃饭。
到菠萝茨，大约有两天的路程。这次还是以二师为前卫，我们随军团跟进。在这次行军的路上，我们看到路旁的树林里，有一些因掉队落伍而被藏民杀死的红军战士遗体，因为天热，有的遗体已经开始腐烂、长了蛆。我们看了心里真难受。当然也不能怪那些藏民，为求生存，我们把他们的东西吃了，把他们的房子占了，他们没有地方去，只好跑到山上，躲在树林里，受尽日晒雨淋之苦，所以恨死我们了。在我们大部队行进时，一个挨着一个，他们不敢下来。但如果一看到中间有空隙，或有掉队落伍的，他们就跑下山来，一下抓几个，用刀砍死了就走。一路上就我亲眼所见，被藏民杀死的红军战士就有百把人。为了搞点粮食，就牺牲这么多人，真惨哪!
有了这条教训，我们就通知部队行军时走慢一点，一个挨着一个，不要离得太开。特别是伙夫担子，由于他们挑着铜锅、水桶、洋油(煤油)桶，负担太重，走不动，所以再三叮嘱他们，千万不要掉队。
来到菠萝茨，师里分配我们三团住在半山上的一个村子里。到这个村子，要经过一条河。这条河，有深有浅，水流有急有慢，有的地方是浅水，有的地方是深潭漩涡。在组织部队过河时，由于同志们长期吃不饱，又经过长途行军，大家饥饿加劳累，体力太弱，结果我
亲眼见到十几个人被河水冲到深潭里，接着就不见了。红军从江西出发，长途跋涉到这里，就因为过河宿营被水淹死了，真痛心哪!当时我不禁流下了热泪。
看见这种情况，我们当即下令暂时停止过河，派部队去砍了点竹子，编成竹篾绳，把竹绳从河这边拴到那边，让大家拉着绳子过河。这以后，就再没有被河水冲倒的了。我第一过河时，也差一点被水冲倒，是一个战士把我拉回来的。最后，我也是扶着绳子过去的。
就在菠萝茨，我们三团出了一个乱子。有一天，三营九连在放哨时，有个班拖枪逃跑了。当时林龙发政委让一个派到我们团里来的军团保卫局特派员随着九连去放哨。那个班跑了以后，特派员就被军团保卫局逮捕了。责备他没有尽到责任。在红军的编制里，保卫局是个独立系统，保卫局长和政治部主任是一样的待遇，特派员负责所在部队的保卫、防奸和保密工作，直属保卫局领导。这个特派员后来到哪去了，谁也不知道，有人说他被枪毙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很难过。一个特派员跟着连队走，连里跑了一个班，他是有一定责任的，但是，逃跑的那些人不是他组织动员走的，也不是他煽动走的，把责任完全归在他一个人的身上，逮捕他，还枪毙了他，这个理由就不够充分。
在菠萝茨住了大约十多天，又没有东西吃了。原来我天天往连里跑，到这个时候，我也因饥饿而跑不动了，两、三天才下去一次。黄永胜、林龙发他们的情绪也不怎么好。
我们的供给处长叫徐林，是个很能干的江西人。有一天，他一下子挖出了一窖酥油，还挖出了一些腊肠(用猪肠灌肥肉做成的)。挖出来以后，他把这些东西分给了全团，还给团长、政委、参谋长、总支书记等人，一人一条很长的腊肠。这可真是宝贵了，尽管这种腊肠很难吃。那几天里，我们几乎天天就靠这个过日子。先是挖点野菜，放一小点腊肠，再弄点青稞麦炒着吃或煮着吃，日子就这么过。
这个时期，部队没有打什么仗，但减员很大。主要是因为找粮食出了问题。每到一个地方，团长、政委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部队到没有住部队的村子去找粮食。我记得有一次，红二师五团由政委带着团直属队的人去搞粮食，结果被藏民打回来了，伤亡很大。直属队被打死了七、八十人，团政委也被打死了，还被藏民抓走了十来个人，其中有政治处的青年干事。事后，二师师长陈光派人去向藏民道歉，表示愿意赔钱把人赎回来。他们说不要钱，但如果我们不再去搞粮食了，他们就可以把人放回来。这确是真人真事。不仅我们这样搞粮食，中央纵队也一样，也是每到一地就派出工作组出去搞粮食。刘少奇同志曾经带着队伍去为中央纵队搞过粮食。
毛儿盖地区有很多喇嘛庙，庙很大，里面有很多菩萨，有大菩萨，也有小菩萨。大菩萨当然是泥塑的，上面涂有金粉;小菩萨是灰色的，上面灰尘很厚，大的有尺把高，矮的只有有寸高，不过做得都很精致，有手有脚。
我们一个司务长跑到喇嘛庙里去看，七转八转的就用手去摸那些小菩萨，最后又用舌头去舔。没想到一舔就觉得是甜的。再舔，还是甜的。好家伙，这可发现了新大陆!他把一些小菩萨带了回来，用水洗，洗完了用水一煮，原来，那些小菩萨都是用面粉做的，很好吃。
后来我们才知道，藏族同胞家中有了喜事、做寿或是生了孩子，就用面粉加上酥油、蜜糖做成菩萨到寺庙里去进贡。日积月累、年复一年，寺庙里的面菩萨就相当多了。这些面菩萨有三、五斤重的，也有一、两斤重的，还有几两重的。土司、头人和有钱人进贡的就大，而穷人进贡的就小。对这些贡在庙里的面菩萨，他们都很恭敬，谁也不敢动一下。按道理说，我们也不该动。可由于我们没有粮食吃，饿行实在不行了，没有办法，司务长就去收集了两萝筐，弄回来煮一煮，大家吃得都很高兴。都说:“这里还有这样的东西吃呀!”
从那以后，每到一地，司务长就到处去找喇嘛庙，把庙里的面菩萨弄回来吃。等到把面菩萨都吃光了，有人又发现牛皮也能吃，于是就把庙里的牛皮鼓也吃了。有的喇嘛庙里的牛皮鼓很大，我们实在找不到东西吃的时候，就进到庙里，把用牛皮做的鼓皮剥下来，拿回来用水一泡，煮一煮也就吃了。实在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就是弄到了羊肉，也非吃不可。羊肉本身又油，但没有盐，就那么吃，还真叫难吃。就在毛儿盖，我学会了吃羊肉。
我们在毛儿盖地区住了一个多月，到过不少村庄，很少见到过藏族同胞。我们所到之处，不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全都跑了，在菠萝茨，我倒是看到过一个年轻的藏族妇女，披头散发地在路上走。不过我们没有跟她说话，也不知说什么。由于语言不通，我们说话她不懂，她说话我们也不懂，真是没有办法。
藏族是土司掌权，政权、财权都集中在土司之手。在土司下面有头人。土司和头人家中都有枪，并养有一些家丁。普通藏民也是家家有刀，用来上山砍柴开路，有的还有枪，甚至有驳克枪和机关枪，这些枪大都是从四川买来的。土司和头人常用宗教信仰等方式来欺骗和控制藏族同胞。当时就是土司和头人带着，甚至逼迫藏民离开村庄，躲进深山里去的。
就在我们为了生存而用尽各种方法去找寻所有能吃的东西之时，军团领导林彪、聂荣臻、朱瑞等提出要整顿纪律。这真是够主观主义的。一个老百姓都见不到，这种时候怎么讲纪律?要粮食没有粮食、要钱没有钱，可我们还要活命，还要行军打仗，怎么办?其实各个部队早就不讲纪律了，早就把老百姓家里的东西拿来吃了，把山上藏的东西搜来吃了，把地下埋的东西也挖来吃了，哪里有什么纪律!不这么样怎么办，难道要部队在那里等着饿死?
就在这时，红一师的主要领导有了变动。红一师师长李聚奎此时被调到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师政委刘亚楼调到一师当师长。
刘亚楼一来红一师就锋芒毕露，想把一师整顿好，要求各团严格执行命令。当时，一团有个通讯员拿枪打了一头猪，后来师里知道了，要求严肃处理。一团开子个大会，说那个通讯员犯了纪律，把他给枪毙了。这个通讯员死得真是冤枉!实事求是地说，那个时候确实没有办法讲纪律，大家都是这样干的，不然就不可能生存下去。
那个时候，师里还提出要讲队列条令，开会迟到几分钟都不行。有一次师里开会，一团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迟到了五分钟，就被刘亚楼罚他们立正站了五分钟。从师里回来以后，黄永胜和林龙发就告诉我，说刘亚楼今天不错，把一团整了一顿。因为我们那时一直对李聚奎偏袒一团有点意见，不免有点幸灾乐祸。
那天师里开会，就是宣布整顿纪律，但黄、林二人回来后，连传达都没传达，因为谁都知道，那时根本不可能做到。
这时，两河口会议的决议传达下来了。红一方面军在翻越夹金山以后，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在懋功东南的达维，同红四方面军派来的李先念见了面。不久，毛泽东等人又从懋功、抚边抵达两河口，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涛见了面，达到了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预定目的。红四方面军当时约有七、八万战斗部队，自五月从川陕根据地向西转移以来，他们已在川西地区占领了金川、懋功、黑水等县，控制了面积约九万平方公里，人口有二十余万的一个地区。与他们相比，我们红一方面军的力量就显得比较薄弱一些。根据现有资料，当时红一方面军剩下的可能还不到两万人。
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会师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共同组织一个中央，由毛泽东担任军委主席，周恩来担任副主席，朱德为总司令，张国涛为总政委，陈昌浩为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为参谋长。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提出“集中力量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以便领导和推进全国的抗日运动”的方针。
七月中旬，红一、红四方面军陆续来到毛儿盖。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东北同盟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八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儿盖沙洞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的北上抗日的主张，并创建川陕甘根据地。会后，中央决定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分兵两路继续北上。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经班佑、巴西向甘肃南部前进，左路军则从卓克基出发，经阿坝北上。
右路军包括红一方面军的一军团、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以及军委纵队的一部分与新成立的红军大学。右路军设有前敌指挥部，由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任前敌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都随右路军行动。
左路军包括红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以及军委纵队的一部分与总司令部。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涛、总参谋长刘伯承等均随左路军行动。
这些决定传达下来以后，大家非常高兴，说这一下好了，中央统一了，一、四两个方面军合起来有十来万人，如果这十来万人开到甘肃南部，就可以占领洮河两岸一大片地方，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前途很快就会光明起来!大家好一阵高兴，纷纷表示保证克服一切困难，通过草地，向甘肃进军。
后来，在毛儿盖开了个团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涛在讲话中说，为了吃大米，就必须向北走，到平坝子里去，到了平坝子，我们就会有大米吃，生活就会好起来。其他的就不记得了。当时大家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说这下好了，统一了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