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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艰难的长征
二十一、 哈达铺缩编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九日，我们来到了腊子口附近的哈达铺。哈达铺是甘肃岷县的一个小镇，镇上只有一条小街。
哈达镇所在的那个地区是一块起伏不大的高原丘陵，有小山，但不高，村庄稠密，庄稼也多，是一个回、汉民族杂居的地方。回族同胞头上都戴白帽子，会说汉语。当地百姓说的基本上都是北方甘肃、陕西这一带的话，我们都能听懂，而且还不难懂。在走出腊子口之前，我们在藏族地区差不多有四个月没有见到什么老百姓，一到哈达铺，见到了这么多的回民和汉民群众，可以互相通话，大家都非常高兴。
我们三团住在哈达铺附近的两个小村子里。一住下来，指战员们就积极地向群众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宣传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宣传红军的民族政策。群众也热烈地欢迎我们，给我们送来了粮食和各种食物，使我们再也不用忍饥挨饿了。
从这以后是真正恢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时候了。为了同前一阶段不讲纪律的现象和思想彻底决裂，我连续召开了团里的政工会议，先解决这一问题。我要求各级政工人员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广大指战员一定要严格遵守纪律，团结和争取群众。
到达哈达铺的当天晚上，黄永胜和林龙发去师部开会，回来后他俩向我们传达了部队要进行缩编的决定。
我们这才知道，原来部队过了草地，到达巴西以后，红军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裂斗争。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会合后，张国涛对一方面军很瞧不起。他认为，四方面军有七、八万人，而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跋涉，从江西经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来到四川，队伍十分疲劳，沿途打仗很多，减员很大，剩下的也就一万多人，人少兵弱，力量不大。当然，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则不这么认为。四方面军同志普遍认为，与一方面军的会合，增加了红军的力量，加强了领导，因此十分欢迎我们。
在两军会合以后，张国涛与毛泽东等人的争论和斗争就没有停止过。在两河口会议上就有斗争，一直到毛儿盖，争论一直在继续。主要问题是红军究竟应该往哪里去?张国涛主张西渡黄河，前往青海、宁夏、新疆地区，而且认为四方面军力量强大，究竟往哪里走，应当由他来作决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则认为，西进没有发展前途，那里一无资源，二无粮食，三无兵源，而且语言不通，大部队在那里无存身之地。而且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动正日益加剧，想把中国变为自己的殖民地，而中国人民要求抗击日本侵略者，这已成为中国时局的基本特点。为抗击日本侵略者，我们已打出了北上抗日的旗帜，因此北上抗日才是名正言顺。北上首先就应当占领甘肃南部，进而建立川、甘、陕根据地。那里主要是汉族群众聚居区，有粮食，有兵源，语言相通，有我们发展的余地。经过连续几次会议，毛泽东等人才慢慢说服了张国涛，使他同意了北上。本来准备打开松潘，经松潘北上川北的，可由于中央意见不一致，我们在毛儿盖一带转来转去的转了将近两个月，我们于七月十日到达毛儿盖，一直到八月下旬才开始继续北上。在此期间，蒋介石趁机调动胡宗南的大部队占领了松潘，堵住了我们原定北上的路，中央才不得不决定兵分左、右两路并肩北上。
不料，正当我们右路军按预定计划穿过草地到达巴西，左路军也到达阿坝后，张国涛突然变了卦。他借口前面河水上涨过不去，命令部队停止前进，然后秘密发电报给右路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要他也停止前进，率部南下。突然之间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都不知道。叶剑英在这个总题上立了大功，他是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管司令部的工作，一般地说，电报来了以后，先送给参谋长看，再送给司令员、政委看，叶剑英看了张国涛给徐向前、陈昌浩的命令后，把电报往袖子里一拢，从参谋的枕头底下拿出一张地图，骑上马，赶紧就到军委纵队所在地找毛泽东，把电报拿给毛泽东看，说张国涛要反了，要队伍返回南下，不向北进了。毛泽东看了电报，觉得问题非常严重，万一处理不好，长征就会中途而废，红军甚至会自相残杀，这是关系到党和红军的命运的千钧一发时刻。毛泽东那时年轻，思想敏捷，考虑周密。考虑片刻后他对叶剑英说:“你赶紧回去把电报拿给徐向前、陈昌浩看，然后就大发脾气，说军委纵队太不象话了，没有粮食就来跟指挥部要，我们哪来的这么多粮食，叫他们自己去搞吧。然后以此作为借口，把一方面军的部队调离指挥部的驻地。”叶剑英回到指挥部后，向徐向前提出让一方面军的部队自己去搞粮食的建议，徐向前同意了。之后，军委纵队通知一、三军团快速脱离徐向前、陈昌浩领导的前敌总指挥部，开始了单独北上的行程。
后来听说，当陈昌浩发现军委纵队和一、三军团已单独离去时，曾提出要派队伍去追，但徐向前说，没有这个道理，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才避免了一场红军内部自相残杀。如果当时发生了冲突，很有可能会导致红军从此走向衰亡。在红军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是叶剑英、徐向前为中国革命立了一大功。
但当时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当时有个新成立的红军大学，把一些暂时没有分配工作的师、团级干部组织在学校里学习，准备等开辟了新的根据地以后，再分配出去工作。其中有一方面军的干部，也有四方面军的干部，校长是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处长李特。就在这个军校里，一方面军的干部要北上，四方面军的干部要南下，彼此发生了冲突。大家去找毛泽东，毛泽东说:“一方面军的干部愿意北上的跟着我们走，四方面军的干部愿意南下的就南下。”
当时李特很凶，坚持要所有的干部都南下，不南下不行。不少一方面军的同志对李特的举动很气愤，准备必要时就要开枪。毛泽东说:“绝对不能开枪，开枪就坏了，他们要去就让他们去，我们走我们的。”他还对四方面军的同志说:“你们南下是对的，你们南下吧!我们北上也是对的，目地都是为了干革命。谁走的路正确，谁就能得到胜利，这得看将来的事实。我认为我们北上是对的，你们将来也还会跟我们来的。”事情这才算平息了下来。以后还听说，在双方发生争执的过程中，个子高大的李德就站在李特的后面，准备万一不行，就拦腰把李特抱住。
就这样，毛泽东、周恩来等率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北上了。右路军中原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去阿坝同张国涛会合。以后，他们又过了一次草地，回到了天全、芦山一带，但并不是所有红四方面军的同志都掉头南下。如编入我们红一军团的那个团，即张云初的团，就一直跟随着红一方面军北上到了陕北。而在左路军中，原红一方面军的五军团和九军团，包括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等，则被张国涛挟持南下了。实际上，朱德等人当时已被张国涛软禁。就这样，红一、红四方面军分家了。红五、红九军团随红四方面军部队随张国涛再次北上时，被编入西路军，在张国涛的错误指挥下，渡过黄河西进。一九三七年三月，西路军在马步芳的骑兵部队打击下，于甘肃西北部山丹、高堡的沙漠地带全军覆没。这样，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时的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五个军团，最后只剩下红一和红三两个军团约六千余人跟着毛主席到达了陕北。八军团遭遇一九三四年底湘江战役之后，损失严重，在其残部被编入其他军团之后，八军团这一番号被撤销了。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被张国涛挟持南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上述情况是在部队到达哈达铺以后，上级逐步向我们传达的。与此同时，还传达了关于整编部队的决定。
由于当时红一方面军已严重减员，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将红一方面军改编为红军抗日先遣队陕甘支队，继续北上，把革命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放在陕北。陕甘支队的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副司令林彪，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扬尚昆、政治保卫局长罗瑞卿。支队下辖一纵队、三纵队和军委纵队。红一军团改编为一纵队，纵队司令员由林彪兼任，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红二军团改编为三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政委李富春、副司令员刘亚楼、参谋长萧劲光、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军委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政委邓发、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参谋长张经武。纵队下面撤销了师的编制，由纵队直辖团。一纵队下辖一团、二团、四团和五团，我们三团和六团被编散，番号也被撤销。三纵队下辖原属红三军团的十团、十一团、十二团和十三团，整个先遣支队就只有八个团，另加一个军委纵队。团以下的单位一律缩编，营缩编为连，连缩编为排。毛泽东在会上宣布：“所有的干部通通降一级使用，师长当团长、团长当营长、营长当连长。”但允许营长以上的有马骑。原来营长是没有马的，像我这个当团总支书记的，就没有马骑。政治处有匹马，但不是总支书记个人的，是用来驮整个政治处的行李。总支书记位于团营之间，实际上等于营级干部。整编的目的，在于保持部队的战斗力，保持部队的实力，以便在继续北上时更加有力于进行战斗。
决定传达下来以后，黄永胜、林龙发和我一起研究，归纳了几条关于部队整编的理由，然后在当晚召开全团会议，向大家宣布整编的决定，进行了动员。黄、林二人和我在会上讲了话，向大家说明：第一、整编是经常的事，目前部队减员大，人员不充实，连不象连，只比排大一点，每个连多的不过七、八十人，少则三、四十人，整编后，每个连可以有一百多人，能编成三个排，每个班也可以有十多人。这样队伍集中了，战斗力加强了；第二、整编后减少了勤杂人员，精减了机关，减少了非战斗人员，加强了连队，充实了战斗力；第三、部队继续北上后，会遇到马鸿宾、马鸿逵、马步青、马步芳的马家骑兵队伍。马家军能骑善战，是一支骠悍的回族队伍，我们必须作好和马家骑兵作战的充分准备；第四、从历史上看，我们一直在根据情况的变化而不断进行整编，一九三三年以前，我们从游击队改编成独立团，继而又扩编成独立师，以后独立师编入红二十二军，红二十二军又编入了红一军团。队伍扩大了要扩编，队伍缩小了就要缩编。因此整编队伍是常事，不是谁编谁，而是为了集中力量，加强战斗力；第五、各营、连的干部，一定要把队伍带好，三团虽然暂时分散，但今后还会在一道战斗。一团、二团都是我们的兄弟，我们到那里要很好地接受领导，尊重领导，要听指挥，把自己的队伍带好，尽量减少部队减员；第六、分编到其他各连的人，就在连队好好干，将来是有前途的。大家多年在一起是有感情，这是很自然的，但将来还可以聚在一起。例如打起仗来，就又在一起了。不能搞宗派主义、本位主义，也不要在同志之间有亲疏厚薄之分，不要搞这些。就这样，我们向全团指战员讲清了这些问题。
三团的部队被编散了，番号也被取销了，有的营编成了一个连，有的营编成了两个连，并分别被编入了一团和二团。团部的直属队也解散了，卫生队编入一团，供给处编入二团，一些人被调入了连队。我们团的干部也都分散了，黄永胜到纵队部重新分配工作，林龙发调到五团当了政委，我则到纵队政治部重新分配工作。
开完全团动员大会，已经是夜里十二点钟了，但我们谁也不想睡觉。于是，团里的干部，黄永胜、林龙发、徐林、萧元礼和我等几个人，一起来到黄永胜、林龙发住的房子里，说明天就要分散了，各走各的呀！大家都不免有点依依不舍。由于我们在一起爬过雪山，走过草地，共同度过了参加红军以来最艰苦的时刻，彼此之间感情很深。黄永胜说：“分散是自然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嘛！将来我们还是有可能到一起工作的。”接着，他解下腰带，拿出仅有的一块钱，说：“明天买点东西，我们大家吃一顿再走吧！”
第二天，我们用那一块钱买了两只鸡、两斤肉，把团部里的七、八个主要干部，找在一起吃了顿饭，就分手了。当时大家是不喝酒的。这顿饭后，我们休息了一天，第三天早上便高高兴兴地各自分手，到自己新的工作岗位报到去了。在那天晚上开动员大会时，我们几个团干部就已经分别向各个连队告了别，因此走的时候再也没有到各连队去。几个连队就由各自的连长（即原来的营长）带着，分别到一团或二团去了。那时的部队少，住得也都很靠近，走不了几里路就到达了新的驻地。
黄永胜和我到纵队部也不是一起走的。他先走，等他走后，我把政治处的郭成柱、蔡六福事情都交待完了，人也都送走了以后，才一个人背上一个包袱、一条毯子，走了约五里路，八、九点钟就到了纵队政治部。
这次在哈达铺，我们一共只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就将整个部队整编工作完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