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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把这篇文章放一放，来看看“意味深长”的1991年。
1991年的国际形势，用“风云变幻”四个字来形容应该不算太夸张。在这一年，克里姆林宫的“苏联”旗帜被缓缓降下，让很多中国人在震惊中无法缓过神来。
在“苏联”变成历史名词之前，东欧也发生了剧变：两德统一，波兰、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相继发生政权更迭，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更是被枪决。
再把目光放到1991年的中国国内。
1991年2月22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第一号统计报告表示，1990年经济形势有严峻的一面，主要问题是“产成品积压增多、经济效益下降，财政困难加剧，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到了年底，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企业实现利润下降67%，亏损总额已高达310亿元。
再把目光缩小一些，放到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
1991年，美国《财富》杂志副总编小理查德·科克伦来到上海，说了自己对这里的印象：“只有一家接待外国人的饭店，只有大约100辆汽车，而且没有一栋摩天大楼。”而另一个刚刚从东京来到上海的美国人的言论似乎更扎心：“看上去日本结束二战已经50年了，可是上海好像是昨天才结束战争。”
在《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写的《变化》一书中，第一部是记录1990年到1991年的那段中国历史，他给这部分取名叫作“谷底”。
而就在这个“谷底”之年，87岁的邓小平来到了上海。
邓小平是来过春节的，但他又不像是来过春节的。一到上海，他就去了很多企业和工厂考察。那一天，邓小平在锦江饭店旋转餐厅——上海那时候为数不多还算拿得出手的地方——对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说：“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
他还回顾了自己当初制定“经济特区”时的考量：“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的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
说完上海，邓小平似乎自己做了总结：“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
……
“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朱镕基听的时候，不断点头。因为就在不久前，朱镕基在向全市干部传达第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的会议上，曾修改了曹操的《短歌行》，提出了八个字：
“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