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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开炮的，都只是些小杂志。
6月，《高校理论战线》杂志发表了文章《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7月，《真理的追求》杂志发表《重提姓“社”与姓“资”》。
但是到了8月，《求是》杂志也加入进来，发表了《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9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
在这些文章里，有的是理性讨论，有的则颇有火药味：
“所谓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度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
“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在改革的大道上前进时，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
“如果把群众的革命本能，轻率地归之为‘新的思想僵滞’，会不会压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和爱国主义感情呢？”
这让周瑞金他们感到有些冤枉：我们什么时候说过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还是姓“资”了？
按照周瑞金的回忆，当时新华社的《半月谈》是唯一支持“皇甫平”的中央媒体，他们公开提出，对“改革开放”，不能任意提出“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当然，《半月谈》也受到了其他中央媒体的批判。
周瑞金很快感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
当时的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等纷纷报道了“皇甫平”的系列文章引发了中国关于“改革开放”的辩论；台湾的《联合报》直接发文，说是“上海在向北京叫板”。而当时尚未解散的苏联塔斯社干脆派人来问：“这系列文章是不是邓小平在背后授意的？”
重重压力之下，当时中宣部还专门成立了调查组，到上海来调查“皇甫平”系列文章成文的背景。
当时上海有一位老干部，写了一篇非常长的文章，逐字逐句批驳了“皇甫平”的文章。他把文章寄给市委领导，市委领导转给了周瑞金，但没有批示什么意见。对此，周瑞金干脆没有理睬。
但有些事，他却没办法不理睬。当时上海市离退休老干部有一个读报小组，有一天他们开读报会，指定要周瑞金去参加。按照周瑞金的回忆，他去了后，他们的批评是：
“你无非是听了邓小平谈的话，邓小平现在算什么，他现在退休了，是一般党员，难道他说的都正确吗？你都要跟着宣传吗？”
按照周瑞金的回忆，理论界当时有一个在全国很有名气的人写了一篇文章，让《解放日报》驻北京办事处一位记者转给他：“说是如果我把这篇文章刊登在《解放日报》上，可以视作一种自我批评，北京报刊就不会再发表批评文章了。”
周瑞金实在无法认同里面的一些论述，就让驻京办记者告诉作者：“删掉那些话，不然《解放日报》绝不刊登。”
当时，还有一位中央大报的社长，在没有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以私人身份来到解放日报社，进门就问：“皇甫平文章是什么背景？是谁授意写的？”周瑞金的回答是：“没有人授意，是我组织撰写的。我从来没有向谁请示过，也没有送审，就是我做主的。我作为《解放日报》一把手，发表署名评论文章还是有这个权利的。”
不过，周瑞金还是以个人名义，给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市长、分管宣传的市委副书记三位领导写了一封信，着重说明为什么这组“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不送审。在此之前，上海的市委领导一直都没有给周瑞金施加任何压力，只是希望《解放日报》不要撰文反驳，淡化处理。
周瑞金在信中说：“按照历年的惯例，党报的社论、重要的评论员文章应该送审，但并没有规定署名文章、署名评论也要送审，皇甫平评论按惯例是可以不送审的。更重要的是，我担心送审会让你们为难和被动，如果由此产生什么问题的话，我愿意个人承担责任。”
对周瑞金的那封信，书记和市长都圈阅了，但没有表示意见；市委副书记做了批示，但批示没有讲文章该不该写、写得对不对，只批了一句话：“像类似这样的文章今后还是要送审。”
对此，周瑞金做了自我批评，表示愿意承担责任，但另一方面，他心里也更有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