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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金的底气，更多的是来自其他渠道的反馈。
当时的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就一直在给周瑞金打气：
“有人说我是你们的后台，可惜你们写文章时我并不知道，当不了后台。你们把第五篇文章重新发表，加一个编者按，让广大读者来评判，‘皇甫平’文章哪一段哪一句主张过‘不要问姓社姓资’？”
经济学家吴敬琏在看到第二篇文章的时候就大感兴奋，他后来对周瑞金说：“一看‘皇甫平’就是大有来头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发话了！”
当然，吴敬琏是猜错了，在这件事情上，邓小平始终没有介入过。在7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召开的“当前经济领域若干重要理论问题”座谈会上，吴敬琏和卫兴华、戴园晨、周叔莲、樊纲等经济学家一起，坦诚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吴敬琏的观点是：
“从全局上说，从战略上说，一定要保证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从具体问题来说，不能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对外开放用了一些社会化大生产通用的做法，如果问‘姓社还是姓资’，这些做法都不能用了。如果这样的话，从根本上说来，是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繁荣的，甚至是破坏社会主义繁荣的。”
除了专家的意见，让周瑞金受到鼓舞的，还有普通读者的心声。他回忆：“每逢文章发表，都会有不少读者打电话到报社询问文章作者是谁，并纷纷表示读了这些文章很有启发，有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认清形势，打开思路，坚定信心。
“《解放日报》驻京办事处当时也接到很多电话，有的打听文章背景，问是不是传达了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还有的表示这些文章以加大改革分量为主旋律，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皇甫平”的系列文章，在各省市之间当然也引起了巨大反响。
在互联网还没有在中国出现的年代里，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上海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了解发表背景。
时任《新闻记者》杂志主编的魏永征，是“皇甫平”的坚定支持者，他不仅自己撰文，还拒绝刊登一位老干部写的批判文章。他回忆，当时上海有四位局级干部前往某省办公事，省委书记接见他们时开口便问关于“皇甫平”的文章。没等上海的干部回答，这位省委书记已经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列举“皇甫平”种种观点。
最后，省委书记总结：“都是我的心里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