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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间进入1950年的时候，一种隐隐的担忧笼罩了美国。
按道理，美国人是不应该有这种担忧的——在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了这个星球上首屈一指的超级强国，这个国家拥有可能自人类有确切统计能力以来，最强大的数据：
GDP（国内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56%，工业产值占全世界的40%，黄金储备占全世界的75%，每年生产全世界64%的钢铁和70%的石油。
但美国人依然觉得很不踏实，这种不踏实如果具体来说，就是“红色恐慌”。
美国的“恐红”，最早能追溯到1917年。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让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随后越来越多的工会组织和各国共产党相继成立，这让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和不适。
二战后美国的一处飞机“坟场”——大量生产出来的飞机和坦克还没投入战争，战争就已经结束了
不过，如果说第一次的“红色恐慌”更多是源于对一种有悖于自己标准的新生事物的不满，以及希望能扼杀它于萌芽状态的焦虑，那么在1946年“冷战”铁幕落下后的第二次“红色恐慌”，似乎就更“实打实”了：
二战虽然打出了一个第一强国美国，但也打出了一个第二强国苏联，尤其在军事力量方面，苏联并不怵美国。而到了1949年，更是发生了两件大事：西方所谓的“自由世界”丢掉了中国，以及苏联成功试爆了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
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南瓜”于1949年8月29日试爆成功，比美国人预计的研发时间大大缩短
这两件事对美国的打击不可谓不大。如果说第一件事多少也有美国自己的选择因素在内的话（放弃支持蒋介石），那么第二件事就让美国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了：苏联人究竟是如何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成功研制出原子弹的？
美国人认为自己找到了答案：1945年，苏联驻加拿大的情报人员伊戈尔·古曾科叛逃，同年，另一位苏联的女情报人员伊丽莎白·柏特丽向联邦调查局自首，两人均供出苏联在美国已经搭建了情报网。
尽管美国人自己也在苏联乃至全世界布置了庞大的谍报网，但他们对自己国家居然也被“渗透”还是感到大吃一惊——尤其是他们得知其中有一些人还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心甘情愿甚至不取报酬地为苏联工作。
克劳斯·福克斯，德国科学家，英国国籍，参与过“曼哈顿计划”，被查出为苏联人提供美国原子弹的情报。罗森堡夫妇也曾因同样的理由被捕，并在1952年被执行死刑（罗森堡夫妇的故事参看《历史的温度2》收录的《直到坐上电椅，这对夫妇依旧表示自己清白……》）
随着在国际上与苏联抗衡的加剧，美国人觉得有必要开始在自己国家内部搞一次彻底的“大扫除”。
1947年3月2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签署了第9835号行政命令，即著名的“忠诚调查令”：凡参加或同情所谓“颠覆组织”的都将作为对国家“不忠诚”的主要根据，作为政府部门职员，可以立即被解雇。
但问题是，如果说“参加”作为一种行为尚有证据界定的话，那么“同情”如何界定？
在这项法令颁布后，大约有2000万美国人接受了调查，范围囊括国家机关、学校、科研机构乃至军队、私人企业等的人员，并出现了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
三岁的女孩也需要签署“忠诚宣誓书”；老师和教授如果不在课堂上抨击苏联和共产主义就有被解雇的危险；参加“美国小姐”角逐的候选人必须要谈一下对卡尔·马克思的看法；连著名的棒球队辛辛那提红人队也被要求改名，因为他们的队名中有“红色”……
1950年前后，美国已经陷入了一种尴尬而又矛盾的氛围当中：
一方面，这种捕风捉影的调查方式似乎有升级的趋势，让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感到愤怒和恐慌；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的“红色恐惧”依旧在不断升温，却缺乏相应的解决手段，这也让他们感到越来越恐惧。
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一个人站到了舞台正中央。
这个人，就是约瑟夫·雷芒德·麦卡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