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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0年到1954年，在麦卡锡团队的推动下，美国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共”运动。
政治运动跳出政治圈，首当其冲的是美国引以为傲的科技领域。
“曼哈顿计划”的首席科学家以及总实验室主任奥本海默，因为年轻时曾支持和同情共产主义，身边人中有不少左翼分子，再加上他曾反对氢弹的研发，于是被扣上了一顶“通共”的帽子。在没有任何证据成立的情况下，这位“原子弹之父”被剥夺一切安全特许和权限，被全面禁止与一切美国原子能项目产生接触。（奥本海默的悲剧，请参看后文《奥本海默：“原子弹之父”的成功与悲剧》。）
连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也不能幸免。爱因斯坦因为反战以及对社会主义者的同情，一直被怀疑具有强烈的共产主义倾向，他不仅仅被排除在“曼哈顿计划”之外（是他带头写信请罗斯福研发原子弹的），还被长期监听和监视。1950年，美国移民局一度希望和联邦调查局联手，取消爱因斯坦的美国公民资格。
这股势头很快又蔓延到了娱乐圈，尤其是好莱坞。
查理·卓别林尽管已是好莱坞电影的一个象征，但他在《摩登时代》里对贫穷工人的描绘以及在《大独裁者》中对民族主义的批评，加上《凡杜先生》中对资本主义的讽刺，让他很早就被列入了“黑名单”。对卓别林的打压在麦卡锡时代达到了顶峰，最终迫使他避居瑞士。
当时还有一批好莱坞的编剧、演员和导演因为同情共产主义或和共产主义者有接触而被列入了“黑名单”，他们被不断问询，出席听证会，要求说出认识的共产主义分子。其中有不少人不堪压力吐露名字，但也有一批电影人坚持不吐一字，著名的有“好莱坞十君子”。
达尔顿·特朗勃就是当年“好莱坞十君子”中的一员。他因此被捕入狱两次，没有电影公司敢雇用他，他只能用假名来写剧本投稿，其中有两个剧本都获得了奥斯卡奖：《罗马假日》和《勇敢的人》。
特朗勃曾说过：“这份黑名单总有一天会完蛋，因为它是不正直、不道德、不合法的。”
当然，美国文化界也无法幸免。
特朗勃入狱的照片。2011年，美国编剧工会将《罗马假日》的完整编剧署名权归还给特朗勃
麦卡锡和他的追随者们对国务院设在欧洲的图书馆进行了“摸底排查”，他们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至少有3万种书是共产党人或同情共产党人的作者写的——其中还包括马克·吐温的作品。
美国的许多地方发生了禁书和焚书事件。在1953年圣安东尼奥市开列出的“应焚毁书目”名单中，不仅包括雕塑、酒类、建筑类图书乃至侦探小说，就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未能幸免。不过也有人提出反对，认为只需要在这些“嫌疑书籍”的封面内页打上醒目的红色标记就行，并且一定要附上这位“亲共”作者“被传讯的次数”。
在印第安纳州，一位教科书评审委员会的委员甚至指出：关于“侠盗罗宾汉”的相关作品也需要被禁止，因为这些作品宣传的是共产党喜欢的“劫富济贫”，“这简直玷污了法律和秩序”。
而那些被鼓励出版甚至流行的书籍则出现了让人担忧的趋势，尤其是一些连环画，大量描绘共产党人“被冰锥刺进眼里”，被绳子吊死，被手枪砸死，被活埋，被喂鲨鱼，被吊在汽车保险杠上拖行而死——“就连斯大林都认不出这摊肉”。
更让很多美国人心寒的是，在这场运动里，很多人们熟悉的相处方式都变了，变得相互猜疑、提防，乃至互相举报。
费正清就曾这样回忆当时美国知识分子的胆战心惊：“在每篇文章的开头用一些词或短语来表明反共的立场，变成了一种保证自身安全的习惯。”
而人与人间的相互“举报”更让人心寒。
曾导演过《欲望号街车》等一系列名作的好莱坞著名导演伊利亚·卡赞，在此期间就曾不遗余力地举报了一批他认为和共产主义者“有染”的电影人。1999年，卡赞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在颁奖典礼上，现场很多电影人都拒绝为他起立和鼓掌，认为他当年的所作所为是一生无法抹去的污点。
令人意外的是，麦卡锡的调查还针对了当时的同性恋者，他认为同性恋者是“性反常”，也会危及国家安全，所以当时有相当多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同性恋者被迫承认了自己的性取向，随后就被解雇。这场风暴也被称为“薰衣草恐怖”。
“麦卡锡主义”漫画
1950年3月29日，《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幅由漫画家赫布洛克·布洛克（Herbert Block）画的漫画：四位共和党人强推一头大象（象征共和党），试图让它站到一堆叠得颤颤巍巍的桶上，最上面的那个桶上写着“麦卡锡主义”，而大象的台词是：“你的意思是我要站在那个上面？”
这是“麦卡锡主义”作为一个专有名词第一次正式出现。
这其实也说明了一个问题：“麦卡锡主义”并不单指麦卡锡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推动的一次运动——这场运动其实在麦卡锡登台之前就有了，在麦卡锡登台后达到了最高潮。
《韦氏英语词典》中对“麦卡锡主义”的解释是：“一种20世纪中期的政治态度，以反对那些被认定为具有颠覆性质的因素为目标，使用包括人身攻击在内的各种手段，尤其在未对提出的指控进行证实的情况下，四处散布任意做出的判断和结论。”
然而，“麦卡锡主义”的盛行，麦卡锡本人肯定“居功至伟”。
但问题是，他怎么能做到这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