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家书 - 傅聪
一九五四年
一九五六年
一九五七年
一九五八年
一九五九年
一九六〇年
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二年
一九六三年
一九六四年
一九六五年
一九六六年
编后记
注释
版权信息
书 名 傅雷家书（平装版）
作 者 傅聪
责任编辑 傅 敏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63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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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傅雷家书》自一九八一年面世以来，至今已三十五年。三十五年间，市面上的名人家书刊行不绝，长销不衰的只有两种：《曾国藩家书》和《傅雷家书》。这本家书系傅雷夫妇与长子傅聪间精神接触和思想交流的实录，由傅雷次子、傅聪胞弟傅敏选编。
本版家书仍沿袭一九八一年初版以来内容厚重的选编风格，以全面展示傅雷家风，再现傅氏兄弟成长的家教背景。傅雷曾自信地告知傅聪：“你别忘了：你从小到现在的家庭背景，不但在中国独一无二，便是在世界上也很少很少。”傅敏先生了解自己的父母兄长，熟悉自己的家庭氛围，所选编《傅雷家书》更能展示傅家门风，再现自己的家教背景，还原其真实，非他人能代替。
家书中的家教家风，显现的底色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底线是“先做人”。关于“做人”，傅雷写道：“我说的‘做人’是广义的：私德、公德都包括在内，主要是对集体负责，对国家、对人民负责。”傅聪这样理解道：“我父亲说的做人绝不是世俗概念的‘做人’，什么要面面俱到啊，什么在社会上要怎么怎么样啊，等等。他说的‘做人’，恰恰相反……是那种意思，是‘回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那样的人，是在最高意义上做一个精神上有所升华的人。”傅敏先生正是遵循父母兄长的意思，既明确“底线”，又铺陈“底色”，编选了这部家书精选本。
这里，傅雷所说的“先做人”之所以为“底线”，实际是傅雷一贯的教育理念，他认为，“教育当以人格教育为主，知识其次。孩子品德高尚，为人正直；学问欠缺一些没有关系。”而傅聪所说的“做人”则是“底线”加“底色”，“在最高意义上做一个精神上有所升华的人”。这里的“底色”则是以“全面的文学艺术的修养为基础”，健全自己的精神世界，不断的求索追求，“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诚如傅聪所言：“《家书》不过是用文字概括了我从小在父亲身边所感受到的一切。”这本家书侧重传达了傅聪的这份感受，并附上二十一封傅聪家信供读者对照阅读。
目前仅家书精选本仍沿用《傅雷家书》书名，以区别其他家书版本，由译林出版社独家出版。
家书代序“读家书，想傅雷”由楼适夷先生撰写，家书中外文译注和英法文信由金圣华先生中译，连同家书中全部傅聪家信的中文简体字版著作财产权，均已由权利人转让我公司，上述内容在二〇一七年不随傅雷著作权进入公版。自二〇一七年始，《傅雷家书》完整著作权由我公司独家享有，仍受著作权法保护，任何人不得侵犯。
凡选编《傅雷家书》者，不得侵犯傅敏先生的汇编著作权；不能单独以“傅雷著”作为《傅雷家书》的作者署名，以替换汇编者署名，从而侵犯傅雷夫妇的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及朱梅馥的署名权。
合肥三原图书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新春
父亲（一九六一年秋）
母亲（一九六一年秋）
父母为庆祝傅聪出生合影（一九三四年）
父母为庆祝傅敏出生合影（一九三七年）
母亲与傅聪（5岁）和傅敏（2岁）
父母与傅聪在书房（一九五六年夏）
母亲与傅聪（一九五三年）
母亲与傅敏（一九五三年）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傅雷夫妇平反昭雪追悼会后，傅聪手抱骨灰盒，傅敏手捧遗像，前往龙华革命公墓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傅雷夫妇骨灰安葬家乡上海浦东，墓碑正面镌刻傅雷家书名言“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墓碑背面镌刻墓主人的生平简介，全文如下：
傅雷，字怒安，号怒庵，上海浦东人氏。早年留学法国，归国后投身文学翻译，卓然成家。赤子之心，刚正不阿。“文革”中与夫人朱梅馥双双悲怆离世。
朱梅馥，上海浦东人氏。早年毕业于晏摩氏教会女校。一九三二年与傅雷结为伉俪，相濡以沫三十四载，相夫教子。宽厚仁义，贤良淑德，与傅雷生则相伴，死亦相随。
代序：读家书，想傅雷
楼适夷
《傅雷家书》的出版，是一桩值得欣慰的好事。它告诉我们：一颗纯洁、正直、真诚、高尚的灵魂，尽管有时会遭受到意想不到的磨难、污辱、迫害，陷入到似乎不齿于人群的绝境，而最后真实的光不能永远湮灭，还是要为大家所认识，使它的光焰照彻人间，得到它应该得到的尊敬和爱。
读着这部新书，我想起傅雷父子的一些往事。
一九七九年四月下旬，我从北京专程去沪，参加由上海市文联主办为傅雷和他夫人朱梅馥同志平反昭雪的骨灰安葬仪式。我到达几小时后，他们的儿子，去国二十余年的傅聪，也从遥远的海外，只身归来，到达生身的父母之乡。五十年代中他去国的时候，还带着满脸天真的稚气，是一个刚过二十岁锦绣年华的小青年，现在却已经到老成持重，身心成熟的壮岁了。握手相见，心头无限激动，一下子想起音容宛在，而此生永远不能再见的亡友傅雷和他的夫人，想起傅聪傅敏兄弟童年调皮淘气玩乐的景象。在我眼前的这位长身玉立、气度昂藏的壮汉，使我好像见到了傅雷；而他的雍容静肃、端庄厚憨的姿影，又像见到了他的母亲梅馥。特别使我高兴的，我没有从他的身上看到常常能看到的，从海外来的那种世纪末的长发蓄须、艳装怪服的颓唐的所谓艺术家的俗不可耐的形象；他的态度非常沉着，服装整齐、朴素，好像二十多年海外岁月，和往来周游大半个地球的行旅生涯，并没有使他在身上受到多少感染。从形象的朴实，见到他精神世界的健壮。时移世迁，过去的岁月是一去而不可复返了，人生的正道，是在于不断地前进，而现实的一切，也确实在大踏步地向前迈进。我们回想过去，也正是要为今天和未来的前进，增添一分力量。
想念他万里归来，已再也见不到生命中最亲爱的父母，迎接他的不是双亲惊喜欢乐的笑容，而是萧然的两撮寒灰。在亲友们热烈的包围中，他心头的热浪奔腾，是可以想象的。直到在龙华革命公墓，举行了隆重的仪式之后，匆匆数日，恰巧同乘一班航机转道去京，途中，我才和他有相对叙旧的机会。他简单地谈了二十多年来在海外个人哀乐的经历，和今天重回祖国心头无限的激荡。他问我：“那样的灾祸，以后是不是还会再来呢？”我不敢对他作任何保证，但我认为我们应该有勇气和信心，相信经过了这一场惨烈的教训，人们一定会有力量阻止它的重来。谈到他的父母，大家都不胜伤感，但逝者已矣，只有他们的精神、遗爱和一生劳作所留下来的业绩，则将是永远不朽的。傅雷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文学翻译家，他的成就不只是留下了大量世界文学名著的译本，我知道他还写过不少文艺和社会的评论著作，以及优美的散文作品，数量可能不多，但在思想、理论、艺术上都是卓有特色，生前从未收集成册，今后不应任其散失，要设法收集、整理、编订起来，印行出版，也是一份献给人民的宝贵的财富。谈话中便谈到了他多少年来，给傅聪所写的万里而且往往是万言的家书。傅聪告诉我，那些信现在都好好地保存在海外的寓居里。
我想起那书信，因为在一九五七年的春末，我得到假期去南方旅行，路经上海，依然同解放前一样，留宿在傅雷家里，联床夜话，他给我谈到正在海外学习的儿子傅聪，并找出他寄来的家信给我看，同时也把自己已经写好，还未发出的一封长篇复书，叫我一读。在此不久之前，傅雷刚被邀去过北京，参加了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他是第一次听到毛主席亲口所作的讲话，领会到党在当前形势下宣传工作上的全面的政策精神。显然这使他受到很大的激动，他全心倾注在会议的日程中，做了详尽的长篇记录，写下了自己的心得。他这次给傅聪的那封长信，就是传达了这一次会议的精神。傅雷一向不大习惯参加集体活动和政治生活，但近年来目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实际，切身体会到党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的基本精神，显然已在他思想上引起了重大的变化。
他指着傅聪报告自己艺术活动的来信对我说：“你看，这孩子在艺术修养上确实已经成熟起来了，对这一点我是比较放心的。我担心的是他身居异国，对祖国实况有所隔阂，埋头艺术生活，最容易脱离实际，脱离政治，不要在政治上产生任何失误，受到任何挫折才好。”
我所见的只是这两封信，但他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这不仅我当时为傅雷爱子教子的精神所感动，特别是在此后不久，全国掀起了狂风大浪的“反右派运动”，竟把这位在政治上正在力求上进，在他平素热爱祖国的基础上，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感情正在日益浓厚的傅雷，大笔一挥，错误地划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接着不久，消息传来，在波兰留学的傅聪，又突然自由出走，去了英国。由于对他父子的为人略有所知，这两件事可把我闹得昏头转向，不知人间何世了。
但应该感谢当时的某位领导同志，在傅雷错划为“右派”之后，仍能得到一些关顾，允许他和身在海外并同样身蒙恶名的儿子，保持经常的通讯关系。悠悠岁月，茫茫大海，这些长时期，在遥遥数万里的两地之间，把父子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就是现在这部经过整理、编选、辑集起来的《傅雷家书》。
感谢三联书店的范用同志，当他知道傅雷有这样一批宝贵的遗书之后，便一口承诺，负起出版的任务，并一再加以催促，使它经过傅氏兄弟二人慎重编选之后，终于公开问世了。（我相信他们由于多方面慎重的考虑，这选编是非常严格的，它没有收入琐碎的家人生活琐事和当时的一些政治谈论，我上面提到的那封信，就没有收入在内。）
这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这也是一部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傅雷艺术造诣极为深厚，对无论古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的各个领域，都有极渊博的知识。他青年时代在法国学习的专科是艺术理论，回国以来曾从事过美术考古和美术教学的工作，但时间都非常短促，总是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能相入，无法与人共事，每次都在半途中绝裾而去，不能展其所长，于是最后给自己选择了闭门译述的事业。在他的文学翻译工作中，大家虽都能处处见到他的才智与学养的光彩，但他曾经有志于美学及艺术史论的著述，却终于遗憾地不能实现。在他给傅聪的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在音乐方面的学养与深入的探索。他自己没有从事过音乐实践，但他对于一位音乐家在艺术生活中所遭到的心灵的历程，是体会得多么细致，多么深刻。儿子在数万里之外，正准备一场重要的演奏，爸爸却好似对即将赴考的身边的孩子一般，殷切地注视着他的每一次心脏的律动，设身处地预想他在要走去的道路上会遇到的各种可能的情景，并替他设计应该如何对待。因此，在这儿所透露的，不仅仅是傅雷的对艺术的高深的造诣，而是一颗更崇高的父亲的心，和一位有所成就的艺术家，在走向成材的道路中，所受过的陶冶与教养，在他才智技艺中所积累的成因。
对于傅雷给孩子的施教，我是有许多记忆可以搜索的。四十年代初我在上海初识傅雷并很快成为他家常客的时候，他的两个孩子都还幼小，大孩子傅聪刚及学龄。在四周被日本侵略军包围的上海孤岛，连大气中都弥漫着一种罪恶的毒氛。他不让儿子去上外间的小学，甚至也反对孩子去街头游玩。他把孩子关在家里，而且很早发现在幼小的身心中，有培养成为音乐工作者的素质。便首先在家中由父母亲自担当起教育的责任，并在最基础的文化教育中，环绕着音乐教育这个中心。正如他在对己对人、对工作、对生活的各方面都要求认真、严肃、一丝不苟的精神一样，他对待幼小的孩子也是十分严格的。我很少看到他同孩子嬉戏逗乐，也不见他对孩子的调皮淘气行为表示过欣赏。他亲自编制教材，给孩子制定日课，一一以身作则，亲自督促，严格执行。孩子在父亲的面前，总是小心翼翼，不敢有所任性，只有当父亲出门的时候，才敢大声笑闹，恣情玩乐。他规定孩子应该怎样说话，怎样行动，做什么，吃什么，不能有所逾越。比方每天同桌进餐，他就注意孩子坐得是否端正，手肘靠在桌边的姿势，是否妨碍了同席的人，饭菜咀嚼，是否发出丧失礼貌的咀嚼声。甚至因傅聪不爱吃青菜，专拣肉食，又不听父亲的警告，就罚他只吃白饭，不许吃菜。孩子学习语文，父亲却只准他使用铅笔、蘸水钢笔和毛笔，不许用当时在小学生中已经流行的自来水金笔。我不知道傅雷有这样的禁例，有一次带了傅聪到豫园去玩，给他买了一支较好的儿童金笔，不料一回家被父亲发现没收，说小孩子怎么能用那样的好笔，害得孩子伤心地哭了一场。我事后才知道这场风波，心里觉得非常抱歉，对傅雷那样管束孩子的方法，却是很不以为然的。
同时傅聪也正是一个有特异气质的孩子，他对爱好的事物常常会把全神都贯注进去，忘却周围的一切。有一次他独自偷偷出门，在马路边蹓跶，观望熙熙攘攘的市景，快乐得忘了神，走着走着，竟和路边的电线杆子撞了一头，额角上鼓起了一个包，闹了一场小小的笑话。他按照父亲的规定，每天上午下午，几小时几小时的练习弹琴，有时弹得十分困倦，手指酸痛，也不敢松弛一下，只好勉勉强强地弹下去。但有时却弹出了神，心头不知到来了什么灵感，忽然离开琴谱，奏出自己的调子来。在楼上工作的父亲，从琴声中觉察异样，从楼梯上轻轻下来。傅聪见父亲来了，吓得什么似的，连忙又回到琴谱上去。但这一次傅雷并不是来制止的，他叫孩子重复弹奏原来的自度曲，听了一遍，又听一遍，并亲自用空白五线谱，把曲调记录下来。说这是一曲很好的创作，还特地给起了一个题目，叫做《春天》。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一直到那回傅聪首次回国时，还问过他多少年来除了演奏之外，是不是还自己作曲。
傅聪少年时代在国内就闹过一次流浪历险记。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后，傅雷全家从昆明迁回上海，把傅聪单独留在昆明继续学习。但傅聪非常想家，一心回沪继续学习音乐，竟然对父亲所委托的朋友不告而别，没有旅费，临行前由一些同学友人主动帮他开了一个演奏会，募了一些钱。这件事使上海家中和昆明两地闹了一场虚惊。傅雷后来告诉我说：“你看，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把帽子脱下翻过来，大家帮帮忙，这孩子就是这样回上海来了。”
有的人对幼童的教育，主张任其自然而因势利导，像傅雷那样的严格施教，我总觉得是有些“残酷”。但是大器之成，有待雕琢，在傅聪的长大成材的道路上，我看到作为父亲的傅雷所灌注的心血。在身边的幼稚时代是这样，在身处两地，形同隔世的情势下，也还是这样。在这些书信中，我们不是看到傅雷为儿子呕心沥血所留下的斑斑血痕吗？
人的自爱其子，也是一种自然的规律。人的生命总是有局限的，而人的事业却永远无尽，通过亲生的儿女，延续自己的生命，也延续与发展一个人为社会、为祖国、为人类所能尽的力量。因此培育儿女也正是对社会、对祖国、对人类世界所应该尽的一项神圣的义务与责任。我们看傅雷怎样培育他的孩子，也正和傅雷的对待其他一切一般，可看出傅雷是怎样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与心力，在对社会、祖国与人类世界尽自己的责任的。傅聪在异国飘流的生活中，从父亲的这些书信中吸取了多么丰富的精神养料，使他在海外孤儿似的处境里，好像父母仍在他的身边，时时给他指导、鼓励与鞭策，使他有勇气与力量，去战胜各式各样的魔障与阻力，踏上自己正当成长的道路。通过这些书信，不仅仅使傅聪与亲人之间，建立了牢固的纽带，也通过这一条纽带，使傅聪与远离的祖国牢牢地建立了心的结合。不管国内家庭所受到的残酷遭遇，不管他自己所蒙受的恶名，他始终没有背弃他的祖国，他不受祖国敌对者多方的威胁利诱，没有说过或做过有损祖国尊严的言行。甚至在他的艺术巡礼中，也始终一贯，对与祖国采取敌对态度的国家的邀请，一律拒绝接受。直到一九七九年初次回国，到了香港，还有人替他担心可能产生麻烦，劝他暂时不要回来，但他相信祖国，也相信祖国会原谅他青年时代的行动，而给他以信任。这种信赖祖国、热爱祖国的精神，与傅雷在数万里外给他殷切的爱国主义的教育，是不能分开的。
再看看这些书信的背景，傅雷是在怎样的政治处境中写出来的，更不能不使人不去想那一次令人痛心的政治运动，二十多年来给数以万计的祖国优秀儿女所造成的惨运，是多么的惊人，而今天终于普遍得到改正、昭雪，又是一个多么得人心的政治措施。有许多人在那场灾祸中伤残了，但有许多人却由此受到特殊的、像钢铁受到烈火一样的锻炼，而更加显露出他刚毅锐利的英精。在我最熟悉的战友与好友中，有许多人是这样的，在党外的傅雷也是这样，虽然我今天已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但在他们的后代中，以及更广大的在十年浩劫中受过锻炼的坚强奋发的青年中，我看见了他们。
我叙述这些回忆和感想，谨郑重地向广大读者推荐这部好书。
一九八一年七月五日北京东郊
傅聪（78岁）与傅敏（75岁）（二〇一二年）
不是前言的前言：傅聪家信
第一通
亲爱的敏弟：
首先让我对你道歉，隔了这么久才给你写信，我前不久是给你写了信的，可是我没有寄，因为我的心情非常坏，写的信尽出错，自己看了也讨厌。
我十月三十日才回到华沙，在莫斯科最后给拖住为苏中友协成立大会演出了。回来初期因为想到又要开会等等就心烦得要命。我太渴望着要投入到音乐中去了！最近我已正式开始工作，在弹普罗科菲耶夫、萧斯塔科维奇和舒伯特的奏鸣曲，都是新的，兴致很高，成绩很不错，所以我的心情也好多了。
国内的生活和国外的太不同了，假如要能在艺术上真有所成就，那是在国外的条件好得太多了，主要因为生活要丰富得多，人能够有自由幻想的天地，艺术家是不能缺少这一点的，不然就会干枯掉。我是还有许多问题想不通的，我现在也不愿去想，人生一共才几何，需要抓紧做一点真正的工作，才能问心无愧。我实在需要安心下来，要是老这样思想斗争下去，我可受不了，我的艺术更受不了。
在苏联的演出非常成功，在列宁格勒简直是轰动，特别是普罗科菲耶夫，得到了最高的评价。节目单我要不到多的，一份寄到家里去了，苏联方面答应以后给我补寄，等有了再给你寄吧。
（……）[1]
我现在需要安静，我希望少一点人事的接触，这样好一点，我要安心工作。说老实话，我实在没有心思去解释什么，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妈妈的信附上，谢谢你，我没有什么意见。
也许我的信很奇怪，也许有一股狂妄的味道；可是我自己觉得问心无愧，我不过是希望孤独一点，我要到音乐中去，不然我就不能问心无愧。再谈了，祝你好，不要为我的信不高兴！
聪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五日
第二通
亲爱的爸爸妈妈：
整整两个月没给你们写信了。心里其实常常挂念着，可是提不起笔来。我知道你们的心情也不好，我不愿再给你们添增烦恼。我心里一直没有能完全平静下来，究竟是为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有的时候有一种万事皆空的感觉，沉重得很。最近有一个时期心情又特别坏，工作也不上劲，所以我就写不出信来。这几天安心了些，又开始好好上劲工作了。前天收到妈妈来的两封信，[2]我心里更难过，我也说不出什么话来，我能说什么呢？
回波兰以后开了两次音乐会，一次在克拉可夫，一次在洛兹。克拉可夫弹的韩德尔以及奥涅格的《钢琴协奏曲》；洛兹弹的独奏会，节目是舒伯特和普罗科菲耶夫，寄上节目单。音乐会的成绩都不错，评论都好。最近练巴托克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快练出了，不久可能演出。杰老师对我爱护备至，他有时与我讨论音乐问题，简直不把我当学生，而当做朋友，使我感动极了，新年是在他家里过的。
（……）
至于说到作曲家，我最近最喜欢的第一是巴赫，巴赫太伟大了，他是一片海洋，他也是无边无际的天空，他的力量是大自然的力量，是一个有灵魂的大自然，是一个活的上帝。巴赫使我的心平静。其实巴赫的虔诚没有一点悲观的成分，而是乐观的，充满了朝气，同时却又是那样成熟，那么有智慧。我每天早上起床，一定听一点巴赫的音乐，它好像能使我增加工作、生活的信心。
舒伯特，我仍然迷恋他，他是一个被遗忘了的世界，我最近弹的《a小调钢琴奏鸣曲》，即李赫特在上海弹过的，自己弹了才越来越觉得它的伟大、深刻和朴素。
我也开始认识了萧斯塔科维奇。真是了不起的作曲家，我这儿有他的第一、第五和第十等三个交响曲，小提琴协奏曲和三个四重奏（第三、第四和第五），我最喜欢他的四重奏。他是近代作曲家中仅有的真正的音乐家之一，他写的都是音乐，他不为新奇而新奇，一切都出自内心，而且在他的音乐里，能找到一种深刻的信仰，像在巴赫、贝多芬身上可以找到的那种。他的四重奏极有深度，同时他又有些与莫扎特相通之处，有的时候是那么天真妩媚。
除了音乐，我的精神上的养料就是诗了。还是那个李白，那个热情澎湃的李白，念他的诗，不能不被他的力量震撼；念他的诗，我会想到祖国，想到出生我的祖国。
我的信会使你们高兴吗？我希望是这样。爸爸心烦的时候，是不是听听音乐什么的，还是艺术能使人宽心。不多写了，祝你们高兴起来，身体好。
你们的孩子聪 一九五八年一月八日
同时寄出一包信（爸爸来信），[3]一包节目单。
第三通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又好久没给你们写信了，当然心里常常是在挂念着的。今天收到你们的来信，很高兴，知道大家都平安，心里也就安了。
最近工作颇上劲，上星期在贝德戈什奇演奏了巴赫的《A大调钢琴协奏曲》和舒曼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指挥是捷克人，叫津斯基，到中国去过，大概就是那一位五六年在我的音乐会以后指挥上海乐队的，他不是一个什么独特的指挥，可是个很扎实的音乐家，跟他合作得很好。
巴托克的《第三钢琴协奏曲》也早已练出了，不久大概将演出。萧斯塔科维奇的奏鸣曲也练出了。三月六日在学校里将有一次汇报演出，我将弹巴赫的《萨拉班德和帕蒂德》，这是一个变奏曲；萧斯塔科维奇的《钢琴奏鸣曲》；舒伯特的《a小调钢琴奏鸣曲》；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五钢琴奏鸣曲》。
最近工作成绩都还不错。
我想要练斯特拉文斯基的《随想曲》，真是很妙的作品，可是很难，主要是记忆难。萧斯塔科维奇已经够我受的了。最近我算了一下，在我的保留曲目里已经有二十支协奏曲了。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爱乐团体写信给杰老师，邀请我明年三月去演出，杰老师及学校共同写了一封信给使馆，征求他们同意，一直没有回信。学校及杰老师当然是竭力主张我去的，后来杰老师又写了一封信去使馆，隔了几天，接使馆回音，说国内回复要比利时方面直接写信去音协。我不懂究竟为什么要兜这些圈子，难道文化部不能决定，倒要音协来决定吗？
杰老师为了我，希望我能出去演出，花了不少心血，他一片热心，同时当然也希望自己的学生能有机会为他争一分光，可是恐怕我们的领导很难体会他的这种心情吧！听说，曾有许多国家通过波兰的文化交流组织邀请我去演出，如伦敦、巴黎等。虽然波兰学校方面、音乐界方面都是主张我去演出的，但却无法解决。前几天遇见南斯拉夫全国演出协会的负责人，他说曾好几次向使馆提出邀请我去演出，但根本无回音。我想起在莫斯科曾遇见保加利亚文化部的一位处长，也说曾无数次向中国驻索菲亚大使馆提出邀请我去演出，但从无回音。这些事情都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我想置之不理，似乎并非我国外交上的传统！
阿诺索夫前星期去华沙演出，提到苏联的国家交响乐队今年五月将去华访问，他很希望我能去和他们合作演出。他们去中国的时间一定不短，我若是五月底或六月初赶回国，还来得及。
前几天高教部长杨秀峰来波兰，连着几天我们大家都忙着开会听报告，以后要上政治课了，会恐怕是要更多了。
部长找我单独谈了话，对我颇有指责，说我骄傲，脱离政治，说起我在苏联时曾为了广播发脾气。事实上，是我在那里录音后，讲好了要听一遍，选择一下，最后再决定；约好了几次，电台方面都失信，害得我跑了好几次，我便有些火，在回来的路上，在翻译同志面前表现得很气，结果中国同学就反映到上头去了。当然，这样我是不对的，另一方面，可见做人该如何小心。杨部长谈话时态度诚恳至极，使我不能不感动。后来我提起阿诺索夫的建议来，他倒表示颇为热心，说这是可以的。
其余就没什么可写的了，和声课进展尚快，练习很多，很需要花些时间，另外，我也去上了音乐文献的课，我上的是三年级的课，专讲现代音乐。
再谈了，祝你们健康、愉快。
儿聪上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寄上节目单等。关于国内音乐界也下乡劳动的情形，望来信告知。我无法理解钢琴家去劳动以后怎么办？难道改行？[4]
第四通
此信系傅聪离开波兰前给父母的最后一封信。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已经记不得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给你们写信的，反正很久很久了。我始终没有心情提笔，国内和国外迥然两个世界，要寻找共同的语言并非那么容易。对于我一个学音乐的人，心情的平静是太必要了，否则什么也干不成，所以我宁可暂时和国内那个世界隔得远些，至少争取把最后这几个月好好的利用。
今年六月底使馆找我谈话，说国内意见要我立刻回国（在那以前，一点也没有跟我提过回国的事），我说我没有意见，但希望使馆与波方商量。杰老师很伤心，他和校长给使馆写了信，希望让我至少考了毕业再回去，希望到明年二月。使馆又找我谈，我说我争取十一月以前考毕业，使馆才同意了。
最近就是练琴，我又参加达什尼比的音乐节，节目是萧邦的《平稳的行板和大波洛奈兹》，10支玛祖卡，4支叙事曲。节目很重，全是最近练的，连加奏的曲子都是新练的。现在马上要练贝多芬的奏鸣曲，要干的事多着呢，我想弹勃拉姆斯的钢琴协奏曲考毕业，不知是否来得及。
我就是练琴，忙得很，将来的事想得很少，顾不得那么多了。
我没有什么可写的了，希望你们别为我担心，马家我写过两封信去，并无回信，不知是没收到还是生我的气。
祝你们身体好，心情愉快。
儿聪上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日
第五通
这是傅聪在南美巡回演出期间，于波哥大用七张明信片写就的信。
亲爱的爸爸妈妈：
从维也纳回伦敦，两天后就来南美，匆忙得不得了，尤其是因为签证问题，南美国家办事官僚、糊涂，真是叫我走投无路。我十八日到卡拉卡斯是晚上八点半，我从伦敦—阿姆斯特丹—巴黎—马德里—里斯本—卡拉卡斯，共十四个小时。来接我的当地负责人告诉我，音乐会就是当天九点，可是南美给我的所有的日程都是十九日。二十三日来哥伦比亚先到麦德林开独奏会，然后是波哥大弹斯特拉文斯基的《随想曲》。路途又复杂又不准时，实在是劳累之至，但这两个国家真是美，完全是黄宾虹山水画的味道，人也可爱，女孩子美极了，但说英文的少极了，言语不通真是苦，我买了一本西班牙文—英文字典，苦苦挣扎，也许两个月巡回演出完了以后，也能扯几句洋泾浜西文了。所有的音乐会都是大成功，批评都是一致的赞扬，听众热情极了，卡拉卡斯要我九月里再去，波哥大要我下星期二再开一个独奏会。巴拿马也写信来，说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要我去开音乐会。我在阿根廷第一场音乐会是八月八日，明天晚上去电视台弹莫扎特的《降B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五九五号）。从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四日之间，可能还要挤出时间去巴拿马，现在尚未肯定。去阿根廷大约有七个音乐会，细节不得而知。巴西有四五个，然后去特立尼达，卡拉卡斯，牙买加的金斯敦，大约九月十日左右回伦敦。我从八月四日到八月二十五日都在阿根廷，以后就天天一个地方。
今天我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在波哥大的一家书店里，买了一套八张唐寅的山水册页，我看一定是真迹，因为实在太好了。据说是以前在中国住了许多年的犹太人卖给他们的，我出了二百美金，我看是大便宜，它是我看到的古画中最精的精品之一。
南美真是令人激动，卡拉卡斯比纽约还要现代化，还要五光十色，可以看得出背后资源丰富，前途不得了，就是人太懒散。卡拉卡斯完全是从一九四八到一九五八十年内建起来的。世界真是大，看不完的新鲜事物，我们的国家假如能把门户开放一点，多吹吹外面的风，也许可以得益不少，智慧是每个民族都有的，为什么我们就这样自大呢？南美虽然大多数的人还是穷得不得了，可是怎么可能十年内建起如此豪华的城市，他们住的地方虽破烂，但出门都是坐汽车，卡拉卡斯汽车之多，连纽约也相形逊色，南美真是一个谜！
再谈了，祝你们好！
儿聪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波哥大的独奏会不可能了，因为找不到场子。巴拿马三十一日晚的音乐会，已肯定。
七月二十九日又及
第六通
此信根据不久前发现的傅聪原信，并参考了父亲寄给萧芳芳母亲的抄件。抄件第一页右上角有父亲批注：“新西兰五月二十日邮戳，上海五月二十七日到。”
亲爱的爸爸妈妈：
真想不到能在香港和你们通电话，你们的声音口气，和以前一点没有分别，我好像见到你们一样。当时我心里的激动、辛酸，是欢喜又是悲伤，真是非言语所能表达。另一方面，人生真是不可捉摸，悲欢离合都是不可预料的。谁知道不久也许我们也会有见面的机会呢？你们也应该看看孙子了，我做了父亲是从来没有过的自傲。
这一次出来感想不少，到东南亚来虽然不是回国，但东方的风俗人情多多少少给我一种家乡感。我的东方人的根真是深，好像越是对西方文化钻得深，越发现蕴藏在我内心里的东方气质。西方的物质文明尽管惊人，上流社会尽管空谈文化，谈得天花乱坠，我宁可在东方的街头听嘈杂的人声，看人们的笑容，感受到一股亲切的人情味，心里就化了，因为东方自有一种和谐，人和人的和谐，人和大自然的和谐。
我在艺术上能够不断进步，不仅在于我自觉的追求，更重要的是我无形中时时刻刻都在化，那是我们东方人特有的才能。尽管我常在艺术的理想天地中神游，尽管我对实际事务常常不大经意，我却从来没有脱离生活，可以说没有一分钟我是虚度了的，没有一分温暖——无论是阳光带来的，还是街上天真无邪的儿童的笑容带来的，不在我心里引起回响。因为这样，我才能每次上台都像有说不尽的话，新鲜的话，从心里奔放出来。
我一天比一天体会到小时候爸爸说的“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我在艺术上的成绩、缺点，和我做人的成绩、缺点是分不开的；也有的是做人的缺点，在艺术上倒是好处，譬如“不失赤子之心”。其实我自己认为尽管用到做人上面难些，常常上当，我也宁可如此。
我在东南亚有我特有的听众，许多都是从来没有听过西方音乐的，可是我可以清清楚楚的感觉到，他们尽管是门外汉，可是他们的感受力和直觉强得很，我敢说我的音乐透入他们的内心比西方一般最世故的听众更加深。我这次最强烈的印象就是这一点。我觉得我有特殊的任务，有几个西方艺术家有这种心心相印（与听众的精神沟通）的体会呢？这并不是我的天才，而是要归功于我的东方的根。西方人的整个人生观是对抗性的，人和自然对抗，人和人对抗，艺术家和听众也对抗。最成功的也只有用一种个性去强迫群众接受他所给的东西。我们的观点完全相反，我们是要化的，因为化了所以能忘我，忘我所以能合一，和音乐合一，和听众合一，音乐、音乐家、听众都合一。换句话说一切都是水平式的，音乐是水平式的，不知从何处流出来，也不知流向何处去，“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在艺术家和听众之间也是水平式的关系[5]。听众好比孙悟空变出来的几千几万个自己的化身。我对莫扎特、舒伯特、柏辽兹、萧邦、德彪西等的特别接近，也是因为这些作曲家都属于水平式型。西方人对深度的看法和他们的基本上垂直的（自上而下的）观点有关，难怪他们总是觉得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是就深度而言已登峰造极。
而我们的诗词、绘画，甚至建筑，或者章回小说，哪一样不是水平式呢，总而言之，不是要形似，不是要把眼前的弄得好像显微镜里照着那么清楚，而是要看到远处，看到那无穷无尽的远景[6]，不是死的，局部的，完全的，而是活的，发展的，永远不完全，所以才是真完全。
这些杂乱的感想不知能否表达我心里想说的。有一天能和你们见面，促膝长谈，才能倾诉一个痛快，我心里感悟的东西，岂是我一支笔所能写出来的。
现在给你们报告一点风俗人情：我先在意大利，在佩鲁贾和米兰附近一个小城市布斯托·阿西齐奥开两场音乐会。我在意大利很成功，以后会常去那里开音乐会了。在雅典只有匆匆两天，没有机会去看看名胜古迹，音乐会很成功，听众热烈得不得了，希腊人真可爱，已经是东方的味道了。阿富汗没有去成，在飞机上，上上下下了三天，中间停到苏联塔什干一天，在那里发了一封信，不知为何你们会没有收到。然后在曼谷住了一星期，住在以前在英国的好朋友王安士家里。泰国的政治腐败，简直不可设想，我入境他们又想要敲我竹杠，我不让，他们就刁难，结果弄到一个本地的英国大公司的总经理来签保单才了事。要他以价值一千万英镑以上的全部资本作保，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身价会这样高！听说泰国政府对中国人处处刁难，最坏的是中国人改了名字的变了的泰国人。泰国因为国家富，人口少，所以尽管政府腐败，人民似乎还很安乐，他们是温文尔雅的人，很随和，老堆着笑脸，真是大自然的孩子。那里天气却真热，我在的时候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热得真是什么事也没做已经累死了，音乐会的钢琴却是出人意外的好，我所弹过的最好的钢琴之一，音乐会是一个欧洲的音乐团体主持的，还带一种他们特权的俱乐部的气味。我很生气——起初他们不大相信会有中国人真能弹琴的，后来音乐会大成功，他们要我再开一场，我拒绝了。以后在东南亚开音乐会，要由华侨来办，不然就是这些中间人渔利，而且听众范围也比较狭隘。后来，在马尼拉的经验更证实了这一点。马尼拉的华侨热情得不得了，什么事都是他们做的，钱都是他们出的（虽然他们并没亏本，因为三场都客满），可是中间的经理人骗他们说要给我每场一千美金，实际上只给我每场三百，你们想气不气死人！可是我的伦敦经理人不了解当地的情况，我更无从知道，签了合同，当然只好拿三百了。这些都是经验，以后不上当就好了，以后去马尼拉可和当地华侨直接联系。顺便一提，我遇见林伯母的弟弟，他也是音乐会主办人之一，和林伯母很像的。华侨的热情你们真是不可想象得到。马尼拉的音乐水平不错，菲律宾人很有音乐感。
在新加坡四天，头两天给当地的音乐比赛做评判（钢琴和唱），除了一个十一岁的男孩子，其余都平平，尤其是唱的，简直不堪入耳。后两天是音乐会，所以忙得没有多少时间看朋友，刘抗伯伯和他的表兄弟陈……（记不清了）见了两次，请了两次饭，又来机场送行，和以前一样热心得不得了。
在香港半天就见了萧伯母，她和以前一样，我是看不出多少分别，十七年了，恍如昨日。芳芳长得很高大，很像萧伯伯。萧伯母和她一个朋友乔治沈送我上飞机，因为飞机机器出毛病，陪着我在机场等了一个下午。
我六月四日将在香港一天开两场音乐会，你们大概已经听说了。我在新西兰最后一场是六月二日，所以三日才能走，这样反而好，到了就弹，弹完第二天就走，就不给新闻记者来纠缠了。
新西兰可是大大的出乎意料，我一直想象这样偏僻的地方一定没有什么文化可谈。我发觉不论好、坏两方面，都很像英国，食物跟英国最差的一般坏。可是很多有文化修养的人。在惠灵顿我遇到一位音乐院教授佩奇教授，他和他的夫人（画家）都到中国去过，是个真正的学者，而且阅历很广，他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的了解很深刻。新西兰和澳洲完全不一样，澳洲是个美国和维多利亚式英国的混合种，一股暴发户气味，又因为是个大陆，自然就自高自大，同时又洋洋自得，新西兰像英国，是个岛国，面积不够大，够不上自高自大、自鸣得意，但是与外界隔绝，远离一切，那儿有更多的空闲，更多的空间，人似乎思索得更多。思索才能真正给人文化。
我五日离香港去英前，还可以和你们通话，你们看怎么样？可以让萧伯母转告你们的意思，或者给一封信在她那里。
我一路收的评论，等弄齐了，给你们寄去。再谈了，祝你们安好！
儿聪上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八日
年届八旬的傅聪仍活跃在世界乐坛（二〇一三年）
母亲俯视父亲给孩子写信
父母在寓所小花园（一九五三年）
哥俩在寓所小花园（一九五三年）
傅雷夫妇给孩子们的信
这是第一篇一九五四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