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吴子曰：“夫道者，所以反本复始(1)；义者，所以行事立功(2)；谋者，所以违害就利(3)；要者，所以保业守成(4)。若行不合道，举不合义，而处大居贵，患必及之(5)。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6)。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7)。故成汤讨桀而夏民喜说，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8)；举顺天人，故能然矣(9)。”
【注释】
(1)夫道者，所以反本复始：意谓道是用来返回宇宙万物本源、回归原始人性善端的。道，为先秦时期儒家、道家的重要理论范畴之一，但内涵却各有不同。陈鼓应、白奚在《老子评传》中指出老子所标举的“道”的含义为：“在老子的学说中，‘道’不仅具有宇宙本原的意义，而且还具有规律、原则和方法的意义，不仅是支配物质世界运动变化的普遍规律，而且也是人类社会所必须遵循的基本法则。”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指出作为孔子术语的道“有时指道德，有时指学术，有时指方法”。《吴子》此处的道，应是对儒、道两家“道”论的综合，既有道德思想原则的意思；同时也蕴含了这种思想原则是合乎宇宙运行法则的内涵。反本复始，指返回宇宙万物的本源，回归原始人性的善端。反，同“返”。刘寅曰：“夫道者所以反求根本，而复还其始初，禀受于天之理。道者，事物当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如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人能即所居之位随事反求其根本，而复还其始初，禀受于天之理，则道无不尽矣。”朱墉引方虞升曰：“反本复始，本即人之性，始即天之命。人只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而本始遂失。盖道者是人之所共由者也，原非高远难行之事，皆人性天所自有，亦惟反本来之性真，还太始之赋予，则道在是矣。反本，即所以复始，复始即所以为道，功无二层，理是一串。”又引周鲁观曰：“本始，即理家之性命字也。吴起兵家，何以言本始？盖此篇言图国，故首及之，犹云必先明明德也。‘反’‘复’二字，该在君身上讲，不要说要百姓反其本复其始，况下‘义’‘谋’‘要’三样俱就君言，如何此句独说百姓？下文又云‘行不合道’，则知此句断属君身，至下面‘绥之以道’，方是说治百姓。”
(2)义者，所以行事立功：意谓义是用来实行征伐以建功立业的。义，儒家的重要理论范畴之一，指合乎正义或道德规范。《论语·述而》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行事立功，指实行征伐以建功立业。朱墉引尤尺威曰：“天下不义之事一步也行不得，何况立功乎？惟寸心裁制俱合于事之所宜，则人同此心，动而天下称快，乌有不立功之理？”又引《新宗》曰：“人君行征伐之事，而立耆定之功于天下者，惟能仗义耳。若行不合义则功无由立，而事之所以难行也。”薛国安说：“儒家谈‘义’，从军事的角度看，就是注重区分战争的性质，提倡以吊民伐罪为宗旨的‘义战’。……儒家所推崇的义战具有明显的理想化色彩，在他们心目中，只有尧伐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公、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这些远古战争才称得上义战，而现实战争背后总有这样那样的利益驱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充满着阴谋诡计，是不配一个‘义’字的，孟子就认为‘春秋无义战’。吴起虽然同样视成汤伐桀、周武伐纣的战争为‘举顺天人’的正义战争，字里行间也流露出推崇之意，但他却并不一味徘徊于‘义’与‘不义’之间，也没有抨击所谓不义之战。”又说：“吴子时代，以封建兼并为主题的战争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残酷，‘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孟子·离娄上》），真正‘举顺天人’的正义战争离现实越来越远，几不可见。在这种情况下，吴子并没有被理想主义色彩和伦理道德意义浓厚的‘义’所束缚，过分纠缠于‘义’与‘不义’之间，而是以兵家和法家现实主义的态度为‘义’抹上了一层功利色彩，指出‘义’是用来建立功业的，所谓‘义者，所以行事立功’。从吴起丰富的军事实践来看，无论是率魏军与秦国争夺河西的一系列战争，还是率楚军‘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都难与‘禁暴除乱’挂上钩，而维护和拓展魏国、楚国的国家利益才是这些军事行动的根本目的。综上可见，在吴子思想中，正义战争的内涵并非仅限于‘禁暴救乱’，为国家利益而战也属正义之举。这与《孙子·地形篇》中所主张的将帅指挥作战不能求名避罪，而应将‘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作为决策依据，是有暗合之处的。”
(3)谋者，所以违害就利：意谓谋略是用来避害趋利的。违害就利，意即避害趋利。《孙子兵法·谋攻篇》曰：“上兵伐谋。”朱墉引《翼注》曰：“天下事，有利便有害。惟善谋者明烛万里，研极几微，灼然分明，故不失于违就。”又引《大全》曰：“善谋者，洞理审势，自能远避于害，亲附于利。”
(4)要者，所以保业守成：意谓要领是用来保全国基、守护功业的。要，要领，纲领，此处指统治者必须把握的政治上的关键问题。刘寅曰：“要者，约之以礼也。孔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惟能以礼约之，所以能保业守成也。”朱墉《直解》曰：“要，约也，政事枢要也，持其要领也。保业，保全基业也。守成，遵守成法，不敢废堕也。”又引《大全》曰：“业，先业也。成，成规也。开创之君，事务繁剧，不得不驰精役神以建功业。嗣主则无事于纷更，只持其要领而干理之，斯业可永保而成可坚守。”
(5)“若行不合道”四句：意谓如果行为与道不合，举动与义不符，却握有大权，位居显贵，灾患必将降身。处大，指握有大权。居贵，指位居显贵。及，到，降临。施子美曰：“圣人为治于天下，岂一端而足哉？因其时而施其序矣。道以致治，是为无兵之时；义以制治，是为有兵之时；谋以图治，是为用兵之时；要以保治，是为寝兵之时。方其时之无兵也，必以道绥之。求其初心还其固，有逐末者，使之反本，迷终者，使之复治，所以致治也。及时之有兵也，必以义理之。发之于阳，会之以阴，于以行征伐之事，于以立征伐之功，所以制治也。既有兵矣，胜负未可知，而欲用之也，故有谋以决之，以之违害就利，所以图治也。害既除，利既就，于此而可以寝兵矣，故有要以持之，所以保业守成而以保治也。凡此者，治之有方，用之有序也。昔武王以有道之资，而观兵孟津，欲纣之有悛心，此武王反本复始之道也；不得已而遂有牧野之师，此武王行事立功之义也；谋之太公，所以违害就利也；归马放牛，所以保业守成也。不惟武王尽之，至于列国之诸侯，如楚文王者，亦能知之。止戈为武，亦反本复始之道也；定功之说，亦行事立功之义也。所谓禁暴救乱者，非违害就利之谋乎？所谓保大者，非保业守成之要乎？武有四德，而文王能尽之，其伯诸侯也，宜矣。若夫所行而不合于道，所举而不合于义，以之处大则以大自傲，以之居贵则以贵自骄。曾保守之不思，是自贻患也，故患必及之。此秦始皇之所以不再传而亡也。”刘寅曰：“若所行不合于道，举动不合于义，而处大位，居大贵，不胜其任，患难必及其身矣。”
(6)“圣人绥之以道”四句：意谓圣人用道来安抚百姓，用义来治理百姓，用礼来规范百姓，用仁来爱抚百姓。绥，安，安抚。动，移动，变动，这里是约束、规范的意思。施子美曰：“天下有四德，圣人不能违。圣人施四德，天下不能违。圣人之兵，圣人之德也。德寓于兵，故人见其德，而不见其兵。是以人之所为有不合于道者，吾则绥之以道，使之各安其业，而无悖理之忧；有不由于义者，吾则理之以义，使之去逆效顺，而无失宜之忧；又且动之以礼，使之少长有序，上下有等也；抚之以仁，使之鳏寡得所，孤独得养也。凡此者，天下之所以望治于圣人，而圣人所以为治于天下非一端而足也。故能道以绥之则民安，义以理之则民治，礼以动之则民化，仁以抚之则民利。是四德乌可偏废耶？”朱墉引周鲁观曰：“天下当离乱之后，人心疑畏，魂梦未安，圣人此时决不以兵伤残而震惊之。”吴如嵩等著的《中国军事通史》第三卷《战国军事史》说：“吴起讲的‘四德’，乃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主张和道德、理法规范，有其深刻和丰富的内容。略而言之，‘道’就是推行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路线；‘义’就是实行‘禁暴除乱’（《图国》），顺乎民心的正义战争，‘礼’就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道德标准，在军队建设上就表现为信赏明罚，纪律严明；‘仁’就是‘民知君之爱其命，惜其死’（《图国》），上下同心。用‘四德’‘教百姓而亲万民’（《图国》），便能达到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目的。民众‘皆是（拥护）吾君而非（反对）邻国（《图国》）’，在战场上就会‘士以尽死为荣，退生为辱（《图国》）’。”杨斐在《融会儒法兵，通合政经军——〈吴子兵法〉军事思想论析》（载《滨州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一文中说：“在《吴子》中，‘文德’的内涵十分明确，即‘道’‘义’‘礼’‘仁’四德。吴子强调指出，发扬四德则国家兴盛，反之，国家就会衰败。道、义、礼、仁都是儒家学派所强调的基本概念，曾学习儒学的吴子予以扬弃，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赋予了它们新的时代内涵。儒家之‘道’与吴子‘四德’中的‘道’，均是指治国理政的基本规律，但两‘道’之内涵却有根本不同。前者希望恢复奴隶主贵族政治体制，实现政治上‘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的有序局面；后者则希望顺应奴隶主贵族政治向封建专制政治转变的历史大势，推行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路线。仅从军事的角度看，儒家的‘义’强调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支持以吊民伐罪为宗旨的‘义战’；吴子之‘义’与其一脉相承——‘禁暴救乱曰义’……却并不一味徘徊于‘义’与‘不义’之间，而是以现实主义的精神把战争性质区分为五种，并提出了应对不同性质战争的总体方略……。儒家之‘礼’和吴起‘四德’中的‘礼’都是希望通过‘礼’确立不同阶级、阶层的贵贱等级以及各等级相应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从而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不同之处在于，孔子强调礼，是想恢复贵族政治的‘旧礼’，吴子则是要树立新兴封建集权政治的‘新礼’，即维护统治阶级（地主阶级）利益的新的规章制度和道德标准。与此目标相适应，在树立‘新礼’的过程中，吴子不仅注重‘教之以礼’（《吴子·图国》），更注重用法的手段促进‘新礼’的建立，因为法带有强制性，比单纯的说教更具操作性。‘仁’是孔子哲学的核心。‘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可以说一切对待他人的善的品质和行为都是‘爱人’，都可以将其流归于‘仁’。吴子之‘仁’的基本含义大抵也是这样。但吴子谈‘仁’，侧重点似乎在于施仁、行仁带来的良好效应，具有一定的外向性、目的性。如他的吮疽之仁，是为了使士卒战不旋踵；劝谏魏文侯对百姓‘抚之以仁’，是为了使他们‘是吾君而非邻国’。这与孔子首先将‘仁’作为个体内在的伦理道德修养是有微妙差异的。总之，吴子提出的‘道’‘义’‘礼’‘仁’四德继承了儒家的基本精神，却又处处渗透着法家重法治、重功利、重赏罚的思想观念。因此可以说，吴子‘内修文德’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表’，而以法家思想为‘里’的。这既适应了战国列强向封建集权制国家转型的客观需要，又体现了长久以来人们对德治、仁政、王道的向往追求，是适应当时历史背景的。”
(7)“此四德者”三句：徐勇在《〈吴子〉的成书、著录及其军事思想》一文（载《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中说：“在许多方面《吴子》都是对《孙子》的军事思想有所继承的，在某些领域则比《孙子》更为深刻、进步。在运用朴素的辩证法阐述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方面，《孙子》只是比较笼统、抽象地提出了‘道’的概念，‘道’包括哪些内容呢？孙武只是简单地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孙子·计篇》）而《吴子》则具体明确地提出了道、义、礼、仁‘四德’的概念，并且指出‘文德’与‘武备’，两者之间是缺一不可的关系。《吴子》的‘德’较之《孙子》的‘道’，在理论上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李硕之说：“《吴子》‘图国’篇中论及道、义、理、仁等‘四德’时说‘修之则兴，废之则衰’，以及‘战胜易，守胜难’的观点，与《史记》中记载的吴起强调‘在德不在险’的思想是一脉相通的。”
(8)故成汤讨桀而夏民喜说，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成汤，商朝开国君王。卜辞作“唐”，子姓，名履，又名天乙、太乙，灭夏后又称“武汤”“成汤”“殷汤”。亲自率兵与夏桀战，败之于鸣条（今河南封丘东），推翻了夏朝政权。桀，夏朝末代君王，姒姓，名履癸，又称“夏桀”。帝发之子。为政暴虐，生活荒淫，百姓不堪。在鸣条之战中被商汤击败，出奔南巢（今安徽巢湖东北）而死，夏朝亦随之灭亡。说，同“悦”，喜悦。周武，周朝开国君王。姬姓，名发，周文王太子，故又称“太子发”。以吕尚为师，周公旦为辅，率兵大败商军，一举攻占商都朝歌，推翻了商纣统治。定都于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正式建立了西周王朝。约在灭商后二年病卒，谥武。纣，商朝末代君王，子姓，名受，一作“辛”，称“帝辛”，帝乙之子。史称暴虐无道，诸侯百姓多叛。周武王与之战于牧野（今河南淇县南卫辉北的地区），兵败赴火自焚而死。非，批评，反对。施子美曰：“建中于民，王道荡荡，此汤、武绥之以道也。以义制事，惇信明德，此汤、武理之以义也。以礼制心，重民五教，此汤、武动之以礼也。克宽克仁，大赉四海，此汤、武抚之以仁也。汤、武惟修此四德，故汤伐桀而夏民喜悦，其所以喜悦者，悦其德之备而足以慰天下之心也。武王伐纣而商人不非，其所以不非者，亦以其德之备而足以慰其心也。”按，先秦儒家将商汤、周文王、武王等封为圣人，对他们分别领导的推翻夏桀、殷纣的战争称颂不已。《孟子·公孙丑章句上》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滕文公章句下》曰：“万章问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孟子曰：‘……《太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尽心章句下》曰：“孟子曰：‘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夷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荀子·议兵篇》曰：“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是以尧伐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两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故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极。《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此之谓也。”《吴子》此处对汤、武革命的褒扬，反映了它对儒家思想的汲取。
(9)举顺天人，故能然矣：意谓他们的举动顺应天理和民意，所以才能有这样的结果。施子美曰：“是以不惟人与之，而天亦与之。汤、武而不能举顺天人，何以至此哉？《易》之《革》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刘寅曰：“《易》曰：‘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盖应天顺人者，道、义、礼、仁，修之则兴也。桀纣之亡者，道、义、礼、仁，废之则衰也。愚按，战国之世，论仁义道德者，孟轲也。吴起，兵家者流，亦以仁义道德为言，何哉？盖吴起学于曾子，而曾子受之孔子，非其言之不同也。但曾子纯于仁义道德，而吴起杂以权谋功利，此所以母死不奔丧而见绝曾子，杀妻求将而见谗于鲁君，逃于魏而丧于楚，是起但能言之而不能行之故也。性有四德，而此章首曰道、义、谋、要，中正曰道义，而末又言礼仁者，盖谋即智也，要亦礼也，道散之万事，德会之一心，吴子之言有所本欤？”陈宇说：“吴起从‘成汤讨桀而夏民喜说，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等历史事件的经验教训中，得出了‘举’务必‘顺天人’的结论。这里强调‘举顺天人’，意思就是强调举动必须顺应当时社会大变革的必然趋势，举兵行事要顺天应人，适应社会变革的自然趋势，这样才‘合道’‘合礼’‘合义’。”
【译文】
吴起说：“道，是用来返回宇宙万物本源、回归原始人性善端的；义，是用来实行征伐以建功立业的；谋略，是用来避害趋利的；要领，是用来保全国基、守护功业的。如果行为与道不合，举动与义不符，却握有大权，位居显贵，灾患必将降身。所以圣人用道来安抚百姓，用义来治理百姓，用礼来规范百姓，用仁来爱抚百姓。这四种德行，统治者实施了国家就兴盛，废弃了国家就衰败。所以商汤讨伐夏桀，夏朝民众高兴；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商朝民众不反对。他们的举动顺应天理和民意，所以才能有这样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