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时代计划生育的不可行性
将计划生育与农民放在一起讨论，概因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归根到底是农民问题。即使在五十年代，大多数城市家庭的孩子数量也不超过两个。在讨论经济问题时，没有太多涉及农业，比较毛、邓对农业的贡献不能回避计划生育对农村经济的影响。一、毛泽东时代计划生育的不可行性
毛泽东无视马寅初的《人口论》，不搞计划生育，导致今日沉重的人口负担；即：错批一个马寅初，中国多生几亿人。海内外人士在批评毛泽东的这一错误上，始终保持着惊人的一致。⁸
⁸本章内容在第二版增加了第六和七节。其它部分基本没变。虽然中国今日的三农问题已经与该部分最初写作时的1998年和第一版写作时的2002年有很大不同，但当时的历史状况是观察政府在"三农"和计划生育问题不可忽略的背景要素。实际上，过去十多年城市化过程中农民继续是受剥削的弱势群体。
《人口论》无疑是真理，当年毛泽东曾肯定马寅初的理论，幷支持马在国务会议上1削述他的《人口论》思想。但真理转化为科学的实践并非无条件的。首先是现实的需要及该需要的迫切程度；其次是可行性，即操作的难易程度。如果现实迫切需要，操作有难度但非不可操作，或现实有需要但不迫切，而操作容易。这两种情况下，虽有争议，但真理具备转化为实践的条件。但如果现实需要不迫切，且操作极其困难，再完善的理论也失去了资践动力。毛泽东时代搞计刺生育，即属于后一类情况。
首先，在五，六十年代，没有控制人口的紧迫性。解放初期，人是中国的唯一资源，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人本经济的建设中，人的因素被发挥的淋漓尽致。在广大农村地区的自然经济状态下，养一个孩子的负担并不比养一头小猪重多少。因此，没有立即控制人口增长的迫切需要。
在“文革”期间，村庄墙壁上写着“计划生育，利国利民”的大标语。它除了让我们这些上学的孩子们练习这几个汉字外，幷没有任何的用处。邓小平主政后极力推动计划生育，加大宣传力度，但在农村收效甚微。对广大农民来讲，他们的晚年除了依赖子女外别无选择。如果说城市年迈父母只需子女生活上的照顾，退休金或养老保险能大幅度减轻对子女经济上的依赖，那么农村子女则将承受照顾老人生活和经济上的双重负担。“一胎化”虽有可以理解的无奈，但对农民则是极不公正的。
面对农村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的困难和人口快速增长的严酷现实，各级政府面临了来自上级的巨大压力。自八三年起在中国广大农村掀起了异常疯狂的计划生育风暴，对中国农民的生活和农村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辔。这一影响被社会学家完全忽略。
这场风暴是以高额罚款、拘留等手段，对付超生的农民。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刚尝到甜头，高额的计刺生育罚款又将其全部拿去。就拿作者家乡来说，当时多生一个孩子被罚二、三千元，约相当于当时一个家庭年收入的二到三倍，单一个三百人的小村庄一年的罚款额就高达四、五万元人民币，连续多年保持这一水平。对大多数付不起的家庭，除要求来年补足外，还被牵走羊、猪等家禽，拿走农具等；甚至一度推出个连续罚款十三年，孩子不得上户口的残酷政策（后来被取消）。每到检查计划生育季节，小村庄就陷入一片恐慌。老人们讲“当年国民党还乡团也没这样坏过”。
由于罚款额由基层干部确定，罚款也无收据，而国家政策中也无此项明文规定，所有罚款全部被贪污。如果说价格双轨制开启了城市特权阶层大肆劫掠社会财富大门的话，农村干部的大面积鲸吞农民财富则始于计划生育罚款。毫不夸张地说，农村年轻夫妻如生第二胎，就必须为基层干部家白干三年活。
中国的农民是最易知足，也最通情达理的群体，即使在他们被罚得苦不堪言时，您听他们怎么说：“计训生育不管也不行，看咱村上的田地快被房子占完了，以后没地种还吃什么”。如果邓小平能象毛泽东那样善于做思想工作，幷将罚款用于公益事业，农民的抵触情绪也不会那么强烈。计刺生育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关系的破坏也不会那么巨大。
在毛泽东时代，不要说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种种强制手段被广泛应用，即使在北京郊区发生几起这样的事件，也足以让毛泽东对整个计划生育政策喊停。毛泽东那一代领袖们对农民的感情太深了，亏欠农民的也太多了。他们很清楚，是农民的巨大牺牲铺就了革命成功的道路。当农民终于盼来了解放，成了土地的主人时，却因多生个孩子而被他们为之牺牲的政权牵走牲畜，罚得倾家荡产，甚至四处躲避；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他宁愿选择和人民一起挨饿。
如果当时实行每对夫妇只生两个的话，将面临一个严酷的问题，那就是谁还愿让自己的孩子去当兵。这对处于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的中国来说，是不可能不予考虑的。
尤其是核武器的产生和可能应用，对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来说是不能忽略的。作为一位杰出的战略家，毛泽东不会天真地幻想敌人不会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他在嘲笑原子弹是“纸老虎”的同时，加紧建造自己的“纸老虎”。五七年，在莫斯科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庆典上，毛泽东针对美国的核威胁发出豪言壮语：“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不少人对毛泽东的发言大加贬斥，批评毛泽东对人类生命的漠视。笔者也不认为毛泽东是在开玩笑，更不会肤浅地认为他不珍惜生命，作为中国的元首，他应该认真地考虚过核战争的可能性，幷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幷以老庄思想无惧地面对随时可能来临的核战争。从后来披露的资料显示，1969年苏联对中国的原子攻击已经是箭在弦上，才使得中国不得不“深挖洞，广积粮”，并加速三线建设的速度和规模，我读小学时村庄的墙上还时不时贴上如何防核武器的布告。美国曾五次考虑对中国动用核武器。毛泽东去世后，中共第二代领导人说什么“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战争的形势”等。没有爆发原子战争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幷不能说明当初的准备是错误的，相反，抱着侥幸心理而不做充分的准备才是愚繇和不负责任的。面对原子战争时代，避免亡种灭族的最有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多生孩子。
征兵问题将很快成为中国的一个头疼问题。未来的中国会有打大仗的经济实力，但支撑大规模战争的社会基础将变得异常脆弱。（关于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军队建设，请参考第十章第五节）直到70年代中美关系改善，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也相应得到改善，苏联侵略中国的可能性也同时降低；“计划生育”才重新走上台面。1975年底，毛泽东在审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报告时提到：看来人口非控制不可了。但是，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的身体状况决定了，这时已很难启动一些涉及全局的重大政策，留下了永久性的遗憾。只有留给后来这些只惝得罚款的政治人物去胡乱折腾了。
很显然，在毛泽东时代，人口控制不具备任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在实践上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甚至可以说根本不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