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队工厂”与“乡镇企业”
人们也许会拿乡镇企业说明改革政策的成功。成功的乡镇企业在广大内陆农村幷不普遍。实际上，在“文革”期间，中国农村大队及公社一级的“社队工厂”已有一定的规模，但农村改革后，这些企业像集体农业机械一样被废弃、鲸吞。像作者家乡所在大队在“文革”期间建起了塑料袋厂和肥皂厂，购置了用于运输和农耕的拖拉机，但现在一家企业也没有。江、浙一带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与这之前所打下的基础密不可分。尤其是毛泽东时代来自上海的知青，在江浙一带乡镇企业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薄一波的回忆文集中可知，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央从来就没想过乡镇企业这回事，中国农民的巨大创造力丰富了改革的思路[5]。当然，中央政府毫不犹豫地将其训入自己的政绩，似乎乡镇企业只有到了改革开放才出现一般。
毛泽东时期的社队企业，为农民带来了最初的工业化概念，也为社队带来了一笔可观的收入，为毛泽东时代农村学校的建设、卫生事业的发展、农业机械的采购提供了资金，也促进了公社所在地的城镇化发展。但当今日的人们谈论“文革”的劣迹时，从来没人去注意发生在中国广大农村的，这一具有革命性的进步。虽然在中国政府的统计资料里难以查到有关的准确数据，但以笔者家乡（在中国触于相对较落后地区）的当时发展状况，笔者可以肯定，农村大队、公社及县级工业在1976年已达到了惊人的规模，使得从来没见过工厂什么样的中国农民，近距离地感受了工业的运作。至于较发达地区的江浙一带的地方工业规模，将更为可观，这为后来这些地区的乡镇企业的大发展，作了多年的技术和人才上的准备。没有当时的社队企业的基础，后来的乡镇企业和一些私人企业的崛起将是不可想象的。例如，浙江著名的私人企业家鲁冠球和他的万向集团，以汽车万向节为主导产品，并销往海内外。但是，鲁冠球的万向节工业的起点在哪里呢？在1969年当地成立的“宁围人民公社农机修理厂”。当时作为打铁匠的鲁冠球和几位农民，以公社投资的4千元资金（在当时这可不是小数目，那时一台25马力中型拖拉机连同拖斗和耕犁的价格不到4000元，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月薪低于50元。到八十年代中，“万元户”还是巨富）成立这个厂，生产拖拉机用的万向节。如果没有这个厂，鲁冠球个人绝对没有能力拿出最初的这笔资金，进入一个全新的行业，当时的他也难以设计出生产万向节的构思，这超越他当时的眼界。再者，在这个工厂里，每个人抱着纯朴的心态工作，没有奖金，大家在为集体做事。如果一开始就让鲁冠球自己搞到大笔钱去办厂，员工是否还会不计酬劳的奉献呢？可以说，这个原始的工厂给了鲁冠球一个机会，让他了解工业的运作和万向节工业的市场特点。如果没有这个厂，今日的万向集团根本就不会出现，也没人知道鲁冠球是谁？
在中国像鲁冠球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因此，当今日的鲁冠球等私人企业家、成功的乡镇企业，和关心中国工业发展的人们在讴歌改革开放的伟大时，最好不要忘记毛泽东时代的基础性和全域性的贡献，对“文革”期间中国的实际发展，应该保持一份尊重和感激。鲁冠球们和今日乡镇企业发达地区，实际上是毛泽东时期公有经济发展的直接受惠者。他们在取得一定成就后有责任回馈社会。当然，对过去历史的强调，丝毫不影响对当代杰出民营企业家个人能力的肯定。
追出顺便谈一下改革开放后进行的一场基层行政区划的改革：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告别了旧有的乡镇和自然村的基层政权体系，确立了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党政体系。固然，这一体系的确立，是毛泽东时代的农村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化的产物。但到了后来，它本身已经没有了成立初期的极“左”色彩，实际上和人民公社化前的乡镇政体已没有太大的区别。而改革开放后，它和现在的乡镇.猫政体系已具有同样的职责和性乱虽挂了个“左”帽子，并不影响改革的进行。但后来基于彻底否定毛泽东时代一切“左”的内容，人民公社党政体系也随之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乡镇党政体系（按五十年代初的乡镇区划，有的称乡，有的叫镇）。这项改革所造成的严重问题被中国学者和政府部门完全忽略。¹⁰
¹⁰真是悲哀，涉及中国农村和农民利益的问题经常被社会学家和政府忽略。真不明白养那帮人干什么。养一群鸡还会下个蛋；可他们如果下“蛋”的话，经常是些“臭蛋”。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有必要二次下乡。让他们通过计算机网络可以了解城市，但无法了解农村基层。
第一个问题是工商业的巨大损失和集体经济的流失。
在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建立了大量的社队企业。两于公社改乡镇在行政区划上发生变化，随之带来产业归属的问题，伴随着人员的流动（因原来的企业领导和技术人员是干部编制），大量企业被关闭。这类企业对于发达地区来说，或被私人承包，或发展壮大，对当地经济造成的不良后果较小；但对于广大内陆地区来说，这类企业则是当地工业化仅有的火种。一旦这些火种熄灭，对当地有限的工业资源几乎是彻底地断送。今天广大内陆地区的就业不振，乡镇企业发展缓慢，与此难脱干系。
第二个严重的问题是基层党政人员总编制的膨胀。
公社改乡镇，基本是恢复解放初期原有的乡镇行政区划，因此，这一改革导致乡镇政权单位增加了一半以上，后来有些太小的乡镇进行了合并，但笔者家乡所在的山东菏泽地区所有县的乡镇数量仍比原来的公社多。这为今日庞大的基层党政编制埋下了伏笔。这是中国农民负担过重和教育经费缺乏的主要负担来源。
第三是资金和土地上的浪费。
在这种分家的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土木建设，耗资巨大（不少乡镇是以大集镇为乡镇公所，但原来这里没有办公室和家馏院，必须全部建新的）；而后来的合幷又导致原来建设的房屋闲置，土地浪费，或不能充分利用。
可见，在毛后时代基于对毛泽东的否定，进行了不少不理智的行为。量是令人痛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