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政权的无情、无能与农民的新苦难
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最感到满意的时代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最初几年，约在1986年前；虽然计划生育罚款对农民的收入造成较大影响，但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必要性毕竟能让广大农民理解，为了多要个孩子，即使艰苦一点也在心理上能够接受。而同时，乡镇企业使得一些地区迅速富裕起来，城乡差别在个别地区迅速缩小。虽然受惠的地区和人口是少数，但傅媒的大力宣传推动，使得农民看到了发家的希望。因此在农民的心态上比较平和。随着苛捐杂税在80年代后期的迅速增加，官员贪污的表面化，学费的急剧提高，尤其是生产资料价格的成倍增长，农民收入（无论相对还是绝对收入）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农民对改革的热情降温，精神和生活上的困苦也随之来临。
没有争取就难有获得，而在对国家资源的争取方面，农民哪是城市的对手！中国的政治家在面对舆论时不会意识到，农民对舆论的影响随着中国传媒业的改革和媒体从业人员的庸俗化，也越来越微弱。
只要想一下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的中央政府，竟然在九十年代初的两年多时间内，没有安排一位专责农业工作的副总理就能明白，在粮食供应问题不再威胁到政府的威望和生存时，农业和农民利益在中国新一代政治家心目中的分蛩，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中国农民收入的问题由来已久，八十年代生产资料价格放开后就已开始显现，但直到今日才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当然，至今还仅仅是“重视”而已，何时能出“重拳”？！
朱熔基任总理后一再表示对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关注和急迫感，并邀请著名经济学家会诊，这虽然晚了点，也多少令笔者欣慰。但提高农民收入问题真的那么难吗？如果中国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能将中同农民看成自己衣食父母、同胞兄弟，您将会发现，解决或至少缓解农民收入问题将易如反掌。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2年七月三日的报道称，“中国可能取消由国家规定的底限粮价，如果落实，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已经蒙受惨重损失的农民，将面对另一波打击。中国政府智囊团提出改革，让私营贸易商自定价格，直接向农民购买榖类。一旦实施，这将给中国9亿农民增添新压力”。中国的粮食采购体系存在不少问题，有改革的必要，但在相关维护农民收入稳定的措施没有作好准备前，这辩策士们就敢提出放开粮价，真是莽撞得可以。而一大陆经济学博士在香港凤凰卫视一论坛节目中更阐述了的如下观点：中国的发展不得不牺牲农民的利益，以集中力量发展城市。
听到这些经济学家们和所谓的“精英阶层”的言论，您不得不承认：爱因斯坦对经济学家开的那个黑色的著名玩笑，在中国真的部分变成了现实。对这徼学者，笔者无意评判他们的道德，但从他们的言论中您不得不藐视他们的专业水平。一个读书人，只要稍微了解一点经济学常识，对一个健康经济体追求的指标有丁点的认识，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哪怕只是听说过，即使纯粹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来考量，也不会提出如此愚蠢的论调。
现在的粮食价格如果算是对农业补贴的话，政府也没有值得炫耀。仅毛泽东时代国家工业化就向农民剥削了巨额的财富，这笔财富在完成工业化发展的原始资本积累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最露骨、最直接的手段之一就是实行三十多年，由陈云发明的“统购统销”政策。
所谓“统购”，就是农民必须把指定的农作物产品卖给政府，而且以政府确定的价格交易。这种方式保证了城市的粮食供应，但农民却面临自身的粮食自给和布票等一堆票证的限制。根据不同学者的研究，从1952年至1986年，通过“剪刀差”向农民暴敛了6000亿至8000亿的财富[6〜1()1。除此之外，在1952至1978年，农业税收共达7264亿元，扣除国家给农业的发展建设等方面资金1730亿元，农业在这期间的净贡献至少在5534亿元一。因此从五十年代初期至八十年代后期政府开始提供粮食价格补贴为止，政府从农业剥削的总财富将不少于15000亿元。如果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当然，让政府和城市偿还农民这笔钱是困难的，那么如果把它看成农民给国家的无限期贷款如何？政府在初期的三十多年没有为此支付利息，以利息加上本金，那么在八十年代末期（以86年为截止年）政府欠了农民多少钱呢？即使按年均6%利率和每年等额贷款计算，这个数据将在6万亿以上（忽略政府导致通货膨胀的庄家角色，虽然债务人让货币贬值稍微可耻了一点）。那么从八十年代末期政府需每年为此支付近3600亿的利息。因此，今天的粮食补贴款将连这笔利息的零头都不够，其余款足以让所有农家子弟免费讃完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教育，同时协助大多数乡村在未来几年内完成普通的油面公路和通讯设施建设。
更何况，中国的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和农民消费）是一个准内循环系统，农民在生活和生产资料上的开支，最终经过一个很长的消费链流入城市，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对中小城镇的影响尤其巨大。政府支付的这点“利息”将转化为政府的财政收入、综合消费能力的提高和城市居民的就业机会。而政府在大都会的开支或向外国的工业项目贷款，将有更高的比例流入国际市场。
所以，农民根本不需要为那点糊食款补贴道谢，因这是他们应得的回报！而中国政府更没资格将此当作自己的政绩，或视为对农民的关怀和照顾！但是，今天的中国政府官员和城市知识分子，根本忽略对农民的这些巨额亏欠。
当中国加入WTO时，政府潇洒地牺牲了农业的利益而至今不设置任何的补救措施。笔者无意怀疑朱熔基对农民收入问题的“真头疼”，更不敢指望朱总理的个人智慧能解决所有问题，关链是您老人家是否意识到，您身边的那量所谓的“智囊”实在是“窝囊”得可以。
上述分析，并不需要高深的经济学理论，甚至一个仅能识字的农民也能读愤上面的文字。但非常可悲的是，至今没有任何官方经济学者或政府官员公开做出类似的刚述，相反，从经济学家到不少高层官员都在忙着强调粮食价格补贴对中央财政的负担和对农民的关爱，逼得笔者这样一个理工科毕业生不得不在此激扬文字，以多少弥补中国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那严重亏欠的良心！
有时，笔者身为一名工学博士，真希望能对这辩所谓的“经济学家”大吼一声：住嘴，你们这群饭桶！
令广大的农民群众难于容忍的除经济问题，更要命的是基层和各级干部的全方位腐化，使得老实的农民在缺乏任何有组织反抗的情况下，只有默默地忍受强加到他们头上的不公。中国基层党政和民主体系至今没有设置保护农民利益的有效机制。最近几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很受注目的节目《焦点访谈》，揭露了一系列坑农的事件，谁都知道，这不过是冰山之一角而已。
农民已从总体上成为中国的二等公民：在经济上，他们已严重地被边缘化；在接受平等教育的权力上，他们已无力应付高不可攀的学费（笔者不能理解，国家教委在推动教育普及和实现受教育机会平等方面责无旁贷，而中国的教育国情不难把握，可教委过去十多年的作为，分明在把国家带往相反的方向。而笔者对基层教育的认识，没发现教委做过任何有价值的行动来改善农村的教育质量，降低入校门槛）11^从国家体制上，由于官员的曰益腐败，权力寻租的结果使农民的正当权益得不到基本的重视；走向城市的农民工，在安全、薪水和尊严等多方面受到城市的剥削和欺负（如无薪加班加点，对工人的漫骂，缺乏工会保护，农民工拿不到工资等）而很少受到体制的制约，中国取之不尽的劳动力大军，使得私人企业、外资企业（尤其是港台企业）对以农民工为主的员工任意剥削，而不担心劳动力的短缺；而各地为了吸引外商投资，对员工所受的不公平待遇置之不理；在舆论上，他们没有自己的渠道，更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则下而顺便“压倒”他们的呐喊……。
¹¹第二版加注：教育产业化是第二、三代领导集体给中华民族挖的个大坑。在当时导致众多农民家庭孩子学费成为难以应付的开支。希望工程应运而生。所以，我不歌颂希望工程，就是因为这是政府渎职的结果。直到2004年第四代上台，才取消了小学学费。但教育产业化导致农村公立教育衰微，优秀教师被挖进城镇私立学校，使得很多家长不得不把孩子送进昂贵的私人学校读书，继续承受着教育体系的剥削。教育产业化——这是中国这种人口大国最白痴的政策之一。
总之，农民，这个占人口大多数的群体，曾为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给予过无私的奉献，也是历朝历代保家卫国将士的主要来源，新中国的多次民族战争中，农民子弟始终是冲锋陷阵的主力，今天，至少在事实上已成为国家政权的弃儿。
资本家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合法劳动者，让他们加入共产党笔者不会反对，但共产党必须肩负起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责任；这即是共产党的社会基础所在，也是对执政党的道德要求。即使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如果占人口大多数的群体不能很好地得到政府的保护，同样将面临道德和政治利益上的挑战。如果忽略农民利益，那震天动地的“三个代表”中至少一个“代表”就要立即作废。
中国农民，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中国传统文化造就的独特群体，刚毅中不失一分柔和与忍耐；无比的坚韧和吃苦耐劳。中国这个农业大国的辉煌历史从本质上讲是农民铸造的历史。他们看似愚昧落后的外表下，始终保留一份狭义和大公。当民族面临危急关头，他们也许没机会成为领导者，但始终是救亡图存的最坚定参与者。西方人不可能了解中国，因为他们不可能了解中国的农民。中国的政治人物和城市知识分子同様难以了解农民，因为他们已在城市的浮华和功利世界里丢失了自己宝贵的朴实和侠义精神。外国对中国农民的不了解，使得他们以为在军事上占领城市就可以统治中国，而最终败在主要由农民组成的中国军人的手下；中国精英阶层对农民的不了解，使得他们以为搞好城市就可以搞好中国，而最终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如果政治家在亏待老实巴交的农民时，以为没人会注意到他们的施政缺陷，或不影响他们的历史地位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虽然大多数生活在舒适城市里的学者不太注意农民的利益，但至少还有象笔者这样有点良知，且知农爱农的知识分子的存在，随时准备站出来为农民的苦难命运大鸣不平！
不知中国未来是否还会出现一位令农民感怀的政治领袖，他懂得将农民放在心里。中国社会的媚俗化倾向，将使得中国所谓的“精英阶层”逐渐远离朴实和泥土。这样的知识分子因与社会大众的脱节而必然影响到他们判断和政策咨询的科学性。日益量俗化的公务员队伍，更对底层人民的疾苦视而不见。
对今日的中国领导人是谁，以及有什么“高见”，或划时代意义的伟大思想，农民们已没有多大的兴趣，因他们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敢抱多大的希望。去年底，家乡县委宣传部门到各村庄了解农民学习江泽民“三个代表”情况。笔者不质疑“三个代表”的正确性，但让面对孩子学费问题而愁眉不展的农民学习“三个代表”，真是滑稽得离谱。憨厚的农民胆量越来越大，这让笔者感到欣慰。他们对县委领导的调查回答到：“能让当官的不贪污，别说三个代表，三十个我也能学会”、“支书、主任和会计，他们三个全代表了，就不代表老百姓”……。农民的幽默真令笔者自叹不如。
今曰的底层似民如果在政府部门没有亲朋关系，或认个当官的作干爹或干儿子，在面对委屈时，他们的主要选择就是“忍受”，因政府和司法系统已失去保护弱者和维护正义的功能。下面的这个例子虽然极端，但就其实质来看，具有相当高的代表性：
山西榆次市乌金山镇大略口村农民胡文海，自2001年3月16曰起，将搜集的家乡贪官证据材料，征得村里121名党员、干部、群众签名，开始艰苦告状的过程。从镇、区、市一直到省，循着公安、纪检两条路径，时间长达8个月。但是各级当权者只是大笔一挥，按原路批回给当地镇有关部门。当地权贵是腐败受益者，当然压下，不予理踩。这期间，村党支书欲杀人灭口，胡文海曾遭铁锹袭击头部，险些丧命。于是胡文海忍无可忍，用猎枪、斧头等凶器，对村干部及其家属进行“惨无人道”的“血腥屠杀”。结果胡被判死刑。
虽然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判决是正确的。但该农民与几百年来的英雄侠客有什么本质的分别呢？共产党曾教导笔者那么多关于旧社会某某人杀死恶霸和劣绅，投奔共产党的动人故事。那么，这位山西农民的命运又如何看待呢？他没有投奔共产党的敌对势力，或跑到国外瞎喊，而是从认真搜集材料，征求民意支持，再一级一级上告，受到官府的推诿和贪官的威胁，走投无路，进而被迫行凶；说明他幷不是个南莽之徒，对国家的法制和共产党还曾有过希望。面对国家政权机器的欺负，如果不是彻底的绝望，断然不会做出如此的“壮举”。他很清楚这样做等待他的是什么。
固然，笔者坚决反对一切罔顾国法之行为，但请中南海的那些“英明伟大”的领袖们告诉民众：在胡文海状告无门而又受到报复打击之时，应选择忍受，还是造反？是在沉默中死亡，还是在沉默中奋起？据笔者对中国民族性格的理解，“忍耐”可以说是最鲜明的性格特点，这既为逆境中生存，进而发展壮大提供了突出且优秀的民族素质，但同时使中国社会失去了完善和进步的动力，并导致草根阶层的长期苦难，因最劣质的政治文化也能长期生存而不担心民众的挑战。因此，笔者坚决主张对邪恶进行造反而不是忍耐，应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流性格。即使按照共产党的“光荣革命传统”，也应该支持胡“在沉默中的甯起”。如果中国民众都像胡文海这样的“鲁莽”，中国的贪官们肯定不会如此放肆，类似胡文海的悲剧也许根本不会发生。
胡文海在法庭最后陈述中说到：“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为此，我不断地去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自己从小时侯起的性格就是仗义执言、敢做敢为=村里的那些无权无势的善良村民和我和睦相处，有时，我就成了他们利益的代言人。然而，近年来，历任村干部贪污行贿、欺压百姓，村里的小煤矿（村民冒着生命危险生产）等企业上交的400余万元被他们瓜分。4年来，我多次和村民向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公安、纪检、检察、省、市、区的官老爷们给尽了我们冷漠与白眼……。可是，我们到那里去说理呢？谁又为我们做主呢？我去公安机关报案，那些挣着工资的人民的公务员开着30多万元买的小车耀武扬威，根本顾不上办案，甚至和村干部相互勾结欺压老百姓……。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实际上我每年的收入都有4至5万元，我完全可以不管这些事，但是，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对此置之度外，官逼民反，我不能让这些蛀虫们再欺压人了……。我知道我将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否则我将变成厉鬼也不放过他们……。”旁听席上爆发出一阵掌声。这是勇士在“共产党反动派”统治下的最后战斗。
很痛心，凶手成了侠士，受害者却不值得同情；中国陷入严重的“合法不合理，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情”的尴尬境地，其根源在于中国“基本法”的严重扭曲，和政治环境的严重恶化。
读到这里，读者是否会对毛泽东发动“文革”，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历史背景产生一些联想？如果毛泽东九泉之下有知，面对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他会毫不犹豫地再来一次“文革”或清洗，当然也会毫无疑问地得到人民的“万岁”；然后被清洗的这些特权阶级逮着机会就会骂毛泽东对他们的迫害。
如果笔者是法官，同样会判胡死刑，以维护中国法律的尊严；但当砍下他的头颅时，内心会向他致敬，因在这颗头颅下面支撑着的是一个不屈的脊梁；这根脊梁又何尝不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性格保障！笔者做梦都希望中国农民能有十万个“胡文海”涌现，这是在国家司法体系失灵的情况下，农民自救、自保和自强的一点希望。
毛主席1955年杭州考察时得知吸il虫病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给予高度关注。在他直接关怀下，虽然物资匮乏，但彻底消除了这
一危害12个省，1000万人感染，1亿人受威胁的传染病。1958年6月30日，毛主席得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的消息，“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写下了脍炎人口的《七律二首.送瘤神》。（图）
笔者拭目以待，看中央的领袖门如何处置那些“踢皮球”的官气以及在这场杀戮中漏网的贪腐之徒。腐败的晚清朝廷因“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能连撤一百多名官员；民国初年“杨三姐告状”一案，七十多名相关官员被追究，那么，在自称“代表先进文化和多数人民利益”、“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下的新中国，面对胡文海一案，又将有多少官员被处理呢？
很显然，这群拥有高学历、讲话必“重要”、旗帜必“高举”、领导必“英明”、舞文弄墨、权谋高超、能歌善舞，就是不干事的“白面书生”们，不可能给你带来任何的希望！¹²
¹²第二版加注：改革开放以来，被特权阶级剥削欺压下受冤屈的总人数有多少呢？至少是“文革”、反右扩大化受伤害总人数的十倍。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受迫害固然令人同情，但中国精英阶层有多少为受冤屈的底层人民吶喊？这就是政治道德的差别，也凸显精英阶层的无耻！城市化过程中，牺牲农民利益的例子遍布全国。
权借上述文字为胡文海及受冤屈的亿万农民作点纪念吧！考察中国历史和国民党统治大陆的最后岁月，笔者有信心地认为：当今大陆基层政权的无耻、反动和残暴程度，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要严重。再看看铺天盖地学习各种“伟大理论”的报道，您不得不承认，当今中共政权是集幽默、荒唐、可笑于一体的“政治马戏团”。这真是对文明古国人民智慧的空前戯弄。
不论城市建设得多么富丽堂皇，高速公路多么发达，也不能掩盖这共和国历史上最黑暗、最不道德的一页。而第二、三两代政权将毛泽东时代的绝对政治优势完全断送，可諝创造人类历史上政治道德堕落的新速度。
中国共产党，这个成长于草根阶层的政党，也是让笔者三十年来爱戴、尊重、参于、寄予民族复兴希望的政党，是否正在悄悄地背离本来的轨道，而驶向它曾经打倒和批判的对立面？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曰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图）
面对当今人们对毛泽东的缅怀，他的这首几十年前在政治斗争的环境下写就的诗，却给了最准确的解释。这真是历史的天大反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