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识分子的特点和反右
毛泽东作为一代“明主”，对文人贤士以礼相邀，厚待有加。建国时，请文化界德高望重的人士加入政协，甚至登上天安门城槌参加开国大典。至于这些老学究们对新政权的建立是否作过值得一提的贡献，是否有一谋一计之功，不谈也罢；他们在旧中国文德界的声望和地位获得新政权的认可和尊重也是正常的。至于他们在新政权的领导下能有多大作为，毛泽东等建国的领袖们未必抱太大希望。原因很简单，他们除了认识几位中央领导人外，没证据显示他们对新政权的本质有深入的认识，他们在古纸堆里稻累的学识也难以应付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他们同样缺少毛泽东那种对中国社会的深刻了解。
以著名的学者梁漱溟教授为例。他曾在延安对毛泽东表示了自己对抗日的悲观符法，与毛泽东抗日必胜的信心成鲜明对照。他固然是位铮铮铁骨的学者，一代大儒，有着对农民的深切同情，他的“九天九地”论体现了对农民命运的愤愤不平，但他对城市工业化的消极思想与社会发展的方向差距太大。他在《乡村建设大意》里强调和追求的“农民自觉”，对教育程度低、一盘散沙的农民来说，根本是书房里的幻想。没有像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家，要组织起中国的农民，并发动他们的群体自觉性，根本是不可能的。他的“乡村组织”建设构想更是有趣，指望靠“商量着办事”，既没有任何的可操作性，也没有理论价值，与现在的民主思想更不沾边。他在1953年的政协会议上和毛泽东的当众争论，固然表现了知识分子的骨气和特立独行；但他在大会上对正得意非常的毛泽东（国民经济快速恢复，各类旧社会毒瘤被铲除，抗美援朝取得胜利）提出公开“挑战”，在方法上则太有问题；即使美国反对党国会议员，也不会以挑战的口吻不分场合地对付美国总统。如果拿他当时的语言放在后来的邓小平和江泽民身上，等待他的很可能是秦城监狱。毛泽东不是个圣人，而是有着常人的喜怒哀乐。学者提个思想或发发牢骚不难，也应该给予这个权力（可惜这种权力并不总是存在的，尤其在寻求全民思想上高度统一的时候。这种权力也不应该在任何场所，任何情况下都给予满足），政治家必须考虑到更多实际的问题。但“文革”结束后，人们将二者决裂的全部责任推给了毛泽东，是不公平的，也是毛后时代极有代表性的处理手法。
遗憾的是，这些老学究中的一些人并没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更不会到田间、工厂去为自己的学识注入新内容；还以为似过去的文臣谋士，靠引经据典就可以治理一个现代国家。进城后不久老学究们就开始为自己的不被重用和待遇太低而牢骚满腹。毛泽东在《七律•和柳亚子先生》诗文中的“牢骚太盛防断肠”，即表露了对类似柳亚子等老学究们的规劝和无奈。而柳亚子对自己有“夺席谈经”才学的自负和不被重用的牢骚，突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
这些老学究们所为并非偶然的，实际上表露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所共有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对毛泽东发动反右、“文革”、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了重要的作用。
知识分子在中国是一个相当特别的群体。中国知识分子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在他们身上聚集了这个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糟粕：一方面，胆小怕事、追名逐利、斤斤计较、自私自利、附庸权贵、投机钻营；另一方面，淡薄名利、胸怀天下、大公无私；高雅与庸俗一体，自不量力与博学广闻同在，眼高手低，目空一切，脱离实际。从群体的角度看中国知识分子，银：括了中国人品行的整个光谱，且表现得比工人农民更强烈、更鲜明。故在中国老百姓眼里有“文化人难打交道”和“读书人知书达理”的矛盾认识。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吴家玮教授曾一针见血地谈到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本身就是时代的问题”。作者曾在新加坡某公司工作，有一次当从报上看到几位日本议员要登钓鱼岛的消息，公司的几位来自山东的工人（中学文化程度）均义愤填膺，纷纷表示“如中国和日本开战，立即回去参军”；公司的一名来自中国、拥有本科学历的工程师则有另一通高论：“回去干什么？中国那么多人，没有你们就没人打仗了吗？”此类精明人在知识分子中并不罕见。他们随着知识的丰富，并没有同步建立起更高的个人素养、道德价值和对社会的责任意识，但原来身上的那份宝贵的纯朴已消失殆尽。
毛泽东作为开国“明君”和大知识分子，他清楚舂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广开言路、从谏如流开创了大唐盛世。五十年代发生的“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让毛泽东惊醒，他要充分广开言路，为共产党提意见，化解共产党和群众之间积累的矛盾，避免东欧事件在中国重演，所以，他1957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一个内部讲话（该讲话后来被正式以《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央文件颁布），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给共产党官僚主义提意见，帮共产党整风。毛泽东讲话创造了一个畅所欲言的宽松气氛。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始不久，虽然大多数知识分子并不抱什么政治企图，但少部分知识分子的自不量力、目空一切、追逐名利的毛病逐渐显露出来。他们在战争年代胆小怕死，只能躲在学堂里或香港指点江山，清谈国政；“百花齐放”似乎让他们看到了“坐江山”的机会，什么“红旗能打多久？”、“外行领导内行”相继出炉。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非议，对共产党领导的质疑随之出现，甚至出现歌颂赫鲁哓夫及其“秘密报告”的情况。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体制的声音中，不乏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
很显然，上述现象超越了学术争论和向共产党提意见的范畴，直接挑战现政权和政治体制的意味甚浓。如果回忆一下“六·四”前部分知识分子的表演，就能想象反右前一些知识分子自不量力的形象。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出于维护政权的本能而发动反右，是非常自然的反应。当然，反右是中共中央集体讨论决策的，不是毛泽东个人的专断，最后的发展也超出毛泽东的预料。但现在把反右的“屎盆子”扣在毛泽东一个人的头上是不公平的。
反右运动开始后，需要一个指导性文件，毛泽东把他的讲话，结合高层的意见后形成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文件是纲领性的，在政治上是开明的。但具体的执行效果，还要看执行层而的操作和掌握了。邓小平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任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彭真任副组长，来具体领导反右工作。刘少奇当时已经确立为接班人和一线最高领导人地位。反右扩大化的具体责任在谁，您还能都怪毛泽东吗？根据一些回忆文章¹毛泽东当时认为全国右派有四、五千人。而邓小平以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在中央党校讲话中，提出按照10%的比例打右派，而且后来全国各单位就是按照这个比例执行的，一下子打了五十五万右派。在右派平反问题上，毛泽东主张调查事实，有错必纠。但邓小平告诉统战部的部长：右派一律不能平反，有什么问题以后再说，现在不宜平反。（以笔者理解：反右扩大化是邓小平主导，如果刮起平反之风，邓担心自己被追责，所以，无限期拖延下去就是邓最期待的选择。拖到毛死后，他把所有责任推给毛）
¹这部分第二版做了调整补充。由于缺乏官方资料，目前关于反右的文章都是回忆类文章。笔者无法肯定反右扩大化中各位领导的责任，可以肯定的是，邓小平主政后所有关于反右及其扩大化的描述都具选择性，这一点和前述大饥荒情况类似，因反右时期一线领导人刘少奇和反右领导小组正副组长邓小平、彭真不仅是直接责任人，也是政治盟友，他们主导下的舆论不可能公正。因此，可资参考的回忆文章可能有倾向性，但邓主政时的宣传则肯定有倾向性。期待中央解密这段历史档案，才能对有关领导人给出公正评价。邓曾说自己对反右扩大化是有责任的，但具体贵任不详。当时他和刘关于反右的讲话很难找到，这与他们所处的一线位置很不相称。身为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他有执行和反馈之责，有具体执行“度”的控制权力。他又有总书记身份可以直接插手党媒，因此，要说邓小平对反右扩大化负有主要责任，不会与事实偏离太远。
反右扩大化中将不少无故的知识分子错化成右派，将正常向组织提意见者也给予打击，是令人遗憾的。“反右”过程中，一些文人借机打击对手的做法就不值一评了。
令人痛心的是，“反右”并没有制定一个可操作性的标准，导致投机钻营者借机爬升，打喂异己，而耿直的知识分子则受害者众。这也是历次政治运动的可悲之处，直接导致政治运动实效和目标的偏离。
毛泽东逝世之后，一些领导人和学者将毛泽东提出上述“双百方针”和后来的反右联系起来，并将其视为毛泽柬有意采取的“引蛇出洞”手段，来达到整肃异己的目的。毫无疑问，“双百方针”的提出，激励了一些学者的言论胆量，并导致后来的反右，但这种因果关系是否为预先设定的圈套，实在没有任何的可靠证据加以证明；只是后人为否定毛泽东而任意地发挥他们的丰富想像罢了。
从一些回忆文章及越来越多披露的资料可以看出，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的讲话并没有在党内预先讨论，而只是毛泽柬个人提出的观点。他的讲话在党内引起很大抵触，不少人对毛泽东这个讲话是有意见的，毛泽东为此很是苦恼；所以，当后来一些人借机来和共产党分权时，毛泽东受到了来自党内同志的压力，不得不同意反右。
知识分子以政治的理由遭受打击，从政治上不论多么可以理解，都是令人遗憾的，这是几千年来间隔上演的悲剧。这里面存在着统治文化进步程度的制约。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离不开中国政治环境的全面民主化、开明化和理性化。没有文化的复兴和为此配套的政治环境的改善，中华民族的新盛世将只能是一个幻想。这有赖于中国政治家的智慧和信心。当然，如果知识分子以理想主义的心态思考，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如果以同样的心态诉诸于政治上的行为，则未免太轻率和冒险了。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总以为自己是真理的化身，不能认识自己的局限，知识分子和政权的对立将长期存在。当我们责备秦始皇坑儒，终结了“百家争鸣”时代的时候，最好不要忘记这些儒生们对“分封制”的鼓吹，和对郡县制的嘲讽。今天回头来看，不得不承认，雄才大略的秦始皇推行的郡县制是对的，他确立了中国万年一统的基业和文化，为中国百姓奠定了安居乐业的政治基础。而那衍儒生们真的是大错特错了。
当毛后时代的知识分子评价毛泽东时，到底有多少是基于个人的得失，又有多少纯粹是从历史和宏观的角度去把握？“千万不能得罪读书人”，这已为千年政治史所反复证实；这除了说明知识的力量，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读书人的狭隘和自私。当中国知识分子评价毛泽东时，他们完全没有考虑一下广大工人和农民的感受，以及他们在毛泽东时代的得失，而只以自身及大城市的受害者作为唯一考察对象，甚至大城市的工业化成就和工人福利政策也被忽略。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余英时教授对于诸如刘邦、朱元彰、毛泽东等人能成为帝王，而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却没有这样的“幸运”感到遗憾和不能理解。其实，如果余教授能认真地内视一下中国读书人的那份文强志弱、心强体弱，就该理解到：在朝代更迭之际，中国读书人如果不拖后腿已经是万幸。像到了民国时期还留着辫子，为男人纳妾和女人裹脚辩护的大学者辜鸿铭先生，他那样的学者在中国任何时代更迭之际都大有其人。中国读书人在历史的关键时期，更多地扮演了解释历史的角色，而不是创造；即使有些思想的开创，也缺乏行动的心力。而刘邦、朱元彰、毛泽东等人，则能果敢地和过去道别，并以坚强的意志和远见推动历史的前进。刘邦攻打匈奴失败，立即嫁去公主，汉匈和亲，为最终的崛起创造了可能，并为确立中国在东方的千年统治地位保留了机会；如果不是刘邦这样一个“小流氓”，而是大学者当皇帝，那么他放得下知识分子的面子而把公主嫁给别人吗？对毛泽东和对手的巨大实力差距，哪个书生能无惧地面对并取胜？如果余教授不幸生活在秦始皇或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很可能也是被“坑”或被“反”的对象，因您看不到朝代开拓者的力量之所在，认识不到知识分子自身之不足。
当然，今天的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已经更加成熟，重新启动由秦始皇终结的“百家争鸣”的时机也许已经来临，政权主要关注于人民生存的时代已经过去，而应更多留意国家全面发展的机会。一个政权只强调生存权，而忽略人权更广泛的内涵，那么，人的价值和动物有何区别？法国启蒙运动的价值在于赋予了人们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思想等普世价值的广泛认知，同时也强化了巴黎成为欧洲文明的中心和世界主要的文化之都。虽然法国自启蒙运动以来历经兴衰，在欧洲政治版图上的地位也历经升降，但巴黎的文化中心地位始终得以维持；直到今天，法国人民仍从中受惠。这本身也说明，精神文明具有比物质文明更强大、更持久的生命力。
中国自身的历史是个更好的例子。几千年来的分合兴衰，并没有阻断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相反，正是中国优秀文化的强大功能和生命力，才使得中华民族从多次的分裂和衰败中成功崛起。所有这些都说明，文化的兴盛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根本性的元气所在；而物质文明的繁荣则有阶段性和暂时性的特点。
当然，文明的进步与专制、文字狱等是相互抵触的。文明足够强大，必然会瓦解专制；而专制的存在，必然阻碍文化的繁荣。当中国人解决了基本的生活需要之后，建立一个缤纷多彩的文化中国，就成了执政党和文化界义不容辞的新任务。而中国知识分子自身修养的提高与否，将根本上决定中国文化复兴的走向和成败。这是“本”之所在，而政治力量的介入也许会有所帮助，但始终是“末”。到中国大学的人文科学系、艺术院校，看一下那儿的一些年轻学人的颓废及物质化的精神面貌以及过去二十年中国学术界弥漫的歪风邪气，似乎表明，中国知识分子离“成熟”和“高尚”还差得远呢。一些学子们甚至连社会的平均道德水平都达不到。中国艺术家和作家的作品和作为公众人物的形象，不把社会带向混乱和颓废已经是万幸。
